泰外库、穆萨卷入了对伊力哈穆的批斗

    在公社队部召集的组长以上社教干部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在尹中信主持下，会上介绍了清水大队和新生活大队开展四清工作的一些情况，清水大队，代表干部问题严重的一种类型，新生活大队则代表干部队伍相当好的一种。同时，尹中信提出了爱国大队七队乱搞小突击的问题，对这种做法提出了批评。尹中信是这样说的：

    “我们的工作有重大的意义，我们的工作干部受到农民的欢迎和信任。这就更加加重了我们的责任，却没有给我们以颐指气使的资本和权力。解放以来，我们在农村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才有了今天的人民公社，才有了今天的渠道、拖拉机、条田和小麦良种，我们来搞四清，是在这一系列工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的。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以为我们没有来以前农村的工作一无是处，一切要我们来了以后重新安排。在这个少数民族地区，我们更不能把自己看成救世主、看成天神，而把广大农民、包括农村的基层干部看成群氓、看成混沌无知、嗷嗷待哺的孩子。更不要以为只要我们能多讲一点政治名词，能宣读几个文件几篇社论，开会的时候能成本大套地说一通就一定比农民，比农村干部高明多少，或者就能对农村的工作一定有多么了不起的作用。不，不一定的。为了做好工作，首先得了解这里的农村，了解农村阶级斗争、生产和各项工作的客观规律。了解本大队、本生产队的实际情况和特点。了解群众的情绪和要求，我们能做的工作，只能是事物的客观过程所要求我们做，而且事物的发展已经提供了解决的可能的。只能是群众已经认识或者经过教育可以认识，可以做得到的。这样，我们的工作就促进了人民公社的发展过程。这就是我们的任务，不应该做得比这个更少，也不可能比这个更多，弄不好，主观主义，自以为是，瞎指挥，就只能起相反的、消极的作用。

    “清水大队和新生活大队的工作，好就好在他们是实事求是的，又是依靠群众的，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有多大问题就解决多大问题。清水大队揭出了一个大贪污集团，这是他们的成绩。新生活大队没有这样的贪污集团，他们着重健全财务制度，改善干群关系，发挥贫下中农的作用，制定农田建设的全面规则，这也很好。而爱国大队七队就搞得不太好。我们的个别同志在那里孤家寡人，脱离群众，用想当然的主观臆断来代替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实际上是颠倒了敌我和是非，这是值得我们大家引为教训的……”

    章洋在来公社参加这个会以前两天，收到了泰外库签名、按手印的对于伊力哈穆的控告，并叫玛依娜尔译成了汉文。于此以前，何顺已经把库图库扎尔对伊力哈穆的揭发谈话记录归纳、整理出来。章洋又亲眼看到了泰外库怒斥米琪儿婉、悲愤痛心的场面。汲取上一次轻举妄动的教训，章洋力求普遍地问了问、听了听社员们对于库图库扎尔和泰外库的反映。对于前一个人，虽然在重用包廷贵的问题上人们略有不满，普遍还是很尊重这个减租反霸以来一直奔奔走走、出头露面的老干部的。至于后一个人，更是众口一词，一致肯定他是个光明正大，勤劳直率的青年。而且，他还有一个好条件，他从来没有当过一天干部，没有管过一件哪怕是记工分之类的事，这才是真正的干干净净、清如山泉的社员。这样一个社员，（而且据了解他曾经是伊力哈穆的好友，）现在写了材料，又对四不清干部的老婆（米琪儿婉）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这实在是一个极其令人鼓舞的发展。这不能不归功于他组织的那次“小突击”。

    这样，回想起来，他组织的那项小突击并没有什么不对。库图库扎尔说得好，尼牙孜被谁打了，这不是问题的实质，他组织的那次会并不是要审理一个小小的殴打案件。在尼牙孜和伊力哈穆的关系上，尼牙孜是受害者而伊力哈穆是加害于人者。尼牙孜的牛的死亡，这不是众所周知的吗？尼牙孜欠了那么多账，这难道不值得同情吗？而且，说实在的，新生活大队提供的关于尼牙孜挨打的情况就一定那么可信吗？章洋不过是不准备花更多的精力纠缠在这样一个具体问题上罢了。

    那么，为什么尹中信要批评他呢？翻一翻泰外库的“控告”，看一看库图库扎尔的揭发，想一想尼牙孜的申诉，互相都是吻合的，可以互为旁证。再想一想集训期间反复学习的文件，他更感到自己做得很对。

    自己对。谁错呢？尹中信，尹中信太右了，这就是结论。

    熬红了两只眼睛，吸了二十五支纸烟，点了三支蜡，章洋自己动笔写了一份厚厚的材料，内容和题目都很长。题目是：《从四不清干部伊力哈穆的猖狂反扑看我公社社教工作队领导思想的右倾》。

    章洋到公社开会去了，提包里揣着这三份材料。三份材料使他胸有成竹，但他暂时不告诉任何人。对于他这个锋芒毕露、好表现自己的人来说，他费了好大的劲才压制住自己把这几张王牌打出来的冲动。在尹中信讲话的时候，他沉默不语。在按大队分组讨论的时候，他一言不发。这三份材料不仅是王牌，而且要当炸弹用，要在关键的时刻投掷出来。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从县工作团来了一个宽额头、秃顶的负责同志，他参加了全体会议，并且准备讲话。章洋看准了机会，要求发言。

    章洋当着县工作团领导的面，宣读他连夜写就的长篇材料。另外两份材料，包括泰外库写的维语原稿和译稿，他拿起来让大家看了看。“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念了，”他说，“这里有细致的罪行材料。但是尹队长批评我们，说我们颠倒了是非。不，我们没有颠倒，事情是尹队长包庇四不清干部。上级已经多次指出，在四清中，右倾是主要危险。即使是尼牙孜被人打的问题，我看也还不能说就是尼牙孜诬陷伊力哈穆，退一步说，也是各有各的账，首先是伊力哈穆迫害了尼牙孜才引起尼牙孜的报复。让我们对照文件材料来衡量一下尹队长的讲话吧！”

    章洋的发言使与会者吃了一惊。虽然大家不了解七队的一些具体情况，但是，章洋的气势汹汹的样子，他扣到尹中信头上的“右倾”“包庇”的大帽子，还是很有些威慑力。人们的目光不由得集中向尹中信。

    尹中信在自己的长期的革命经历中碰到过不止一个章洋这样的人，他们一知半解，却自以为唯有自己是最革命的。他曾经引导过好几个这样的青年同志去接触实际，去逐步克服那种主观片面、华而不实的毛病。章洋的不同点在于他不接受任何引导，不接受批评，而且越来越咄咄逼人、反扑过来了。

    这是为什么？泰外库的控告是怎么回事？究竟是谁在给他提供炮弹呢？又是什么力量鼓舞着他呢？显然，仅仅从下面，从农民当中找原因是不够的。

    在没有弄清泰外库的事情以前，尹中信不想再在会上与章洋纠缠七队的具体问题。他考虑，总结会议的时候再次强调一下调查研究与依靠群众，而把七队的事情暂时摆起来。

    但是，就连这个比较和稀泥的想法也没能够实现。因为，县工作团的领导说话了，这位领导讲话的调子是对章洋的极大支持。他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论点，大意是说，实事求是，依靠群众，当然是对的。但讲这两条要看时机：现在是运动初期，过分强调实事求是就会束缚群众的手脚，过分强调依靠群众就会发现不了真正的积极分子。他肯定说，“小突击”的做法是经上级肯定了的行之有效的经验，凡是农村干部，都应该加以审查考验，共产党员连死都不怕，还怕小突击哪怕是大突击吗？还怕党的考验吗？

    ……如此这般，会议就这样结束了，尹中信没有再讲话。开惯了每一次都得出明确一致的结论的会议的工作干部们，大都感到茫茫然，惶惶然。

    秃顶宽额的县工作团领导同志要去了章洋的材料。三天以后，这份材料摘要刊登在县工作团发行的《四清通讯》上。

    尹中信被叫到县上参加团部召集的工作队长以上干部会。在这个会上，尹中信被说成“右倾”的典型，受到了批评。

    尹中信的思想越来越沉重了。实事求是和依靠群众，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为什么一强调这两条就成了“右倾”呢？不调查研究，不分清是非敌我，见干部就“突击”一下，这算什么样的“左”呢？这简直是孩子们的游戏，一会儿你演汉奸，一会儿他演国民党特务，大家轮一遍。尹中信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许多的成功和失败教会了他，一定不要被那种咋咋呼呼、张牙舞爪、言过其实、吹牛放炮、强词夺理、矫情做作、语出惊人、天花乱坠、以气壮势、以势压人的一套货色所唬住。实践证明，往往还是那些平易近人、符合常识、符合人们的正常的思维规律的东西更正确一些。解放战争期间，部队进行三整三查，他那时担任一个团的副政委。下边有一个营，营教导员是一位章洋式的人物，连长相都很相近，说话结巴而又性急。几天之后，他汇报说他们营里搞出来了派遣特务若干、逃亡地主若干、隐瞒历史和成分的阶级异己分子若干……比例数字高得吓人。这位性急而结巴的教导员以此为成绩，大大地卖弄了一番，甚至卖弄得使其他几个营觉得自己营里没搞出统字号人物指国民党军统、中统的特务。颇有些脸上无光，低他一头。尹中信却不相信他的汇报，他不相信这种玄而又玄的事情。他带领团政治处的两个干部到那个营作了调查（当时师里有个别领导很欣赏这个营的搞法，已经准备推广那位教导员的经验了），克服了种种阻力，他终于弄清了，那位教导员是用我党所决不允许的“逼供信”的方法来“搞出”那些“成绩”的。再深一步了解，恰恰是那位性急的结巴教导员，历史上有一些遮遮掩掩的事情，唉，越是自己心虚，搞别人就越是急火攻心，偏激得发疯。

    尹中信深知，我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一样包围着我们的党、我们的干部队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投机性、狂热性往往也反映到我们的队伍里。他见识过不算太少的这样的干部，要什么有什么，上级要先进人物，他主管的部门就净是先进人物。上级要阶级斗争的动向，他主管的部门就净是有动向的阶级敌人。上级刚开会推广某个经验，他就总结出学习这个经验的经验来。上级让他调查某项措施的优越性，他立即可以总结出十五至二十条优越性，还有群众的反映、有俚语方言、有顺口溜，证明除了敌人人人拥护这项措施。而当上级决定改变或撤除这项做法的时候，他立即毫不脸红地又可以总结出十至十五条发言证明改变或撤销这项做法的必要性，同样有群众反映、有俚语方言、有趣话和顺口溜。而且遗憾的是，至今仍有人视这样的人为宝贝。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尹中信学会了辨认这些投革命之机的先生们；学会了不让这些招摇过市、嘶声叫卖的“革命家”先生们扰乱自己的思想和工作。但是，这次，他面临的事态要严重得多。一种人们最忌讳、最可怕、最无可挽救的判决，一种好像政治上的麻风病或者血癌一样的“疾病诊断”——右倾，已经降临到了他的头上，而做出这样的诊断的森严的医师，并不是在伊宁市汉人街骑着毛驴逛荡的江湖药贩子，却是有着相当的权威和堂堂的证明执照的正式“大夫”，这使尹中信万分抑郁。

    究竟是谁“右倾”呢？难道这种把农村看得一片漆黑，不分青红皂白乱“突击”的思潮反而是正确的吗？

    一九六四年，正是提倡“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的年代。诚实的尹中信也很想这样实践一下。他“带着问题”读了许多革命导师的著作，找不出一个现成的、得以“立竿见影”的答案，不，答案不在哪一句话或者哪一段文字里，答案只有从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中去找。答案只有从他这个共产党员的良心和勇气中去找。

    在县委招待所，人们看到尹中信常常一连好长时间出神地看着毛主席的画像。

    与此同时，章洋的工作也进入了新阶段。

    首先，他立即搬到了泰外库“家”里去住，留下了萨坎特与何顺仍然住在尼牙孜家。他觉得他很聪明，既表达了对苦大仇深的泰外库揭批伊力哈穆的支持与亲近，又多少与群众反映不好的尼牙孜拉开了一点点距离。他的政治手法是多么细腻、多么艺术啊。

    自从章洋住进来，泰外库就觉得没有了自己呆的地方。如果是夏天，泰外库很可能就风餐露宿，再不回他的那间住了一个与他绝无共同语言的章洋的小房子了。可现在又是冬天。他在供销社门市部呆上一会儿，天一晚，人家就要关门了。到旁人家串门去吧，从和米琪儿婉嚷嚷完了，他似乎与整个家乡、亲人、村庄包括牛犊与羊羔掰了，他硬是觉得自己抬不起头来，他毫无兴致。回到自己的房子吧，喧宾夺主的章洋正在那里写材料，要不就扫地、烧火、煮开水。泰外库只好缩在靠门的一角，坐在锅台的一边或唯一的一个小板凳上，生活起居上，他完全听章洋的摆布。

    章洋确实是很热情，很愿意使自己和这个深受伊力哈穆迫害的、苦大仇深的孤儿建立起亲兄弟般的关系，如果他坚持和这个孤儿同吃、同住，甚至盖同一条被子睡觉，那确实是他的一个资本，是可以夸耀的，是可以引起领导的重视的。但是泰外库没有给以同等的回报，他根本不说话，章洋也不懂维吾尔语，加上泰外库是个单身汉，如果让玛依娜尔总是守在这里充当译员似乎诸多不便。干脆，一切章洋自己动手，连伙食基本上也是章洋执炊，泰外库和他一起吃。泰外库劈柴、买菜买肉、挑水，章洋烧火做饭。章洋这个人对于泰外库虽然是陌生的，他的行为和语言也是泰外库所难于理解的。但总的来说，还是给了泰外库一个城里来的干部的印象。章洋多次向他进行“教育”，鼓励他进一步破除顾虑揭发坏人坏事，泰外库机械地点头称是。

    另一方面，章洋接连组织了对伊力哈穆的批斗。在公社的四清干部会议之后，特别是在县里的《四清通讯》上刊登了章洋的“看右倾”的文章之后，章洋感到自己完全占了上风，他逼迫别修尔对他的批斗、处理伊力哈穆的计划不再坚持反对。“我就不相信整不倒一个伊力哈穆”，他的这个“信心”，渐渐变成了决心，又从决心变作了他的做事的核心，最后变成了已成事实。

    吸取上次“小突击”的教训，章洋做了许多工作。他不但找一些人个别谈了话，而且放宽尺度，召集了党、团员会议和贫下中农会议，又召集了一切对伊力哈穆不满的斗争骨干会议。最后一个会议的参加者不但有尼牙孜和库瓦汗，也包括包廷贵和郝玉兰，他更破格邀请了曾任生产队长的穆萨。他想起了列宁的名言：不要拒绝十五分钟的盟友。他还叫人通知了麦素木，但是麦素木称病没有来。

    然后，才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在这个会上，章洋传达了县工作团负责人的“指示”，却把尹队长的讲话全部封锁起来，然后，他逐字逐句地宣读了《四清通讯》上的他的那一篇大作。

    淳朴善良的农民们啊，他们相信党，拥护政府，对党的文件从来说一不二。他们以为，像《四清通讯》这样的上级发下来的铅印成文的东西，就是党的意图、党的声音。对于党，对于大家都承认的解救他们脱离了苦海，给千家万户带来了无限的光明和幸福的伟大的党，难道还有什么信不过的么？如果有怀疑，他们宁愿怀疑自己。他们听着章洋的传达和宣读，他们的头昏了、眼花了，愁云笼罩在他们的脸上、心上，他们惶恐地、紧张地垂下了头。

    艾拜杜拉沉默了，打击改变了他的朝气勃勃的面容。“文件”里谈到了“新式恶霸”伊力哈穆，竟然抢夺了一个孤儿、一个苦大仇深的雇农的妻子与赶车鞭子，给了自己的弟弟。这种令人发指的污辱使艾拜杜拉好像挨了一鞭，打得他浑身冒火。同时，他又像被浸泡在冰水里，连血管都在冰结。

    阿卜都热合曼蜷缩了，他的身材好像更加矮小。“文件”里提到伊力哈穆破坏四清，竟把工作干部安排在一个“二队长”，一个叛国分子的亲属家里。这显然是指他的哈丽妲，在揭他的最痛最痛的疮疤。疮疤揭下来了，鲜血在流滴……

    庄子上的人也被通知参加这个会。廖尼卡也来了，听了“文件”，他好像挨了一颗子弹。“文件”上说，伊力哈穆曾经指使一个有重大犯罪嫌疑，曾被公安部门逮捕（按：是拘留，但如今，硬说是逮捕以加强文章的修辞效果）的修正主义分子，用一只死乌鸦来威胁一个敢于给队长提意见的贫农。上界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在廖尼卡守着水磨转的短短一个月里，队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晕眩了。

    连豪爽泼辣的再娜甫也被扼住了喉管。“材料”说，“猖狂”的伊力哈穆，指使一个干部家属，“猖狂”地辱骂一个“贫农家属”。素来不吸烟的热依穆在会场上接二连三地卷起了莫合烟，烟吸得他嘴唇麻木，眼泪花花……

    材料牵扯了许多社员。伊明江也蔫了，因为“文件”提到了伊力哈穆及其“狗腿子”扣留了尼牙孜的牛。更不要说乌尔汗了，她像一只惊惶的兔子，“材料”里提到伊力哈穆对一个“反革命盗贼的老婆”、一个“投敌未遂”的女人百般包庇，关怀备至，甚至“材料”的词句还包含一些使她做为一个女人无法听下去的暗示。

    宣读完毕，根据章洋的部署，打先锋的应该是泰外库。泰外库眼睛塌下去了，二目无光，面孔瘦削，胡须老长，动作僵硬，连脖子都像受风“落枕”。从大骂米琪儿婉的那一天起，他一直像一个接受了催眠的梦游者，他拿着章洋修改过的他的“控告”稿，结结巴巴地念道：

    ……我揭发，我控诉，伊力哈穆和米琪儿婉，他们欺骗了我，他们不是好人！

    他们是新式的恶霸，他们破坏了我的家庭，夺走了我的妻子，又夺走了我的鞭子……

    他们挑动我与包廷贵打架，破坏民族团结。

    他们迫害尼扎洪。

    他们打击穆萨，他们排挤大队的库图库扎尔大队长。

    他们……

    念到具体揭发的地方，他的声音越来越沙哑，他的口齿越来越含糊，他的“控诉”变成了蚊子哼哼，忽然，他一句话也没说，不念了，走了。

    章洋说，由于伊力哈穆的欺骗与迫害，泰外库同志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以致未能把讲稿读完。他指定了萨坎特，把泰外库没念完的讲稿念了下去。

    这次会议的最后，选举出席全公社贫下中农代表会议的代表，章洋提名泰外库，全体通过了。伊力哈穆也举起手表示赞成，但是，章洋说：“你没有资格举手。”

    没有办法。只好如此。你只能这样。你要学习。你要做事。你要上工。你要站着听大家坐着批判你。你要承担污辱。你要受着。你要对自己说：契达（忍耐）！你要对自己说：迈哩（也就这样子啦）！

    第二天，全天停止生产继续开会。

    头一个发言的是尼牙孜。有两个流里流气的青年，一九六四年因为夏收时不合质量曾被伊力哈穆批评，并且在记工分时没有给他们头等工分，他们为此也发了言，但他们不大会在会上说话，说起话来东一句西一句，说着说着忽然就坐下了。包廷贵和郝玉兰也发了言，他们着重讲了一九六二年的死猪事件，指责伊力哈穆企图制造事端，为苏修效劳。他们的发言是帽子扣得最大，原则拔得最高的，使与会者听了大都觉得心怦怦然。

    听着这些发言，有一个人坐立不安，抓耳搔腮，心里痒痒得不行。他就是穆萨。别人发言，他着急，总觉得别人不会说话，口齿不清，叙述混乱，说不到点子上，语言也苍白无力，同时，他代为设想，这一段话如果由他穆萨来说，将会如何痛快淋漓，精彩绝伦，语惊四座。他的老婆马玉琴看出他那种跃跃欲试、不甘寂寞的样子，中午休会期间警告他：

    “孩子他大，咱们可再别裹进去瞎搅和，刚过了几天安稳日子。这里头到底是怎么些子事，谁知道？咱们可不能昧良心。您也别以为怎么乱轰一下又能上去当干部，算了吧，上去得越高跌下得越重，咱们的儿子、丫头还小，还都没出过麻疹呢，咱们要敬胡大，守清真的规矩，小心翼翼地过日子……”

    “那还用说吗？他娘，你放心，”穆萨捋着胡子，和颜悦色，真像个模范丈夫，对自己的这个年轻的回族媳妇，确实也是满心欢喜，“我不是傻子，我不是小孩子，想煽动我，做梦！现在的事当我看不清？库图库扎尔和麦素木勾结起来，拿咱们这个组长当猴耍呢！我才不给他们说话呢。我有老婆，有儿子，也有女子，还有院子，园子，桃子，杏子，苹果子……我还要什么？明年，我打算把咱们那几棵苹果树全给它砍了，品种不好，再说伊犁苹果又多卖不了几个钱。明年，和兵团园艺场联络联络，我要弄它二三十株桃树苗来，咱们用不了的，给你娘家的亲戚……”

    下午，去会场的时候，当有的社员问穆萨“您怎么不发言呀？”的时候，穆萨轻蔑地一笑：“我才不管这些闲事儿呢。我早就看穿了。今天你批判我，明天我批判你……反正不能让你闲着，尤其是冬天。上级那是真关心咱们啊，老是给咱们解闷儿。就是这么一回事。我要是想管这些个，前年我何必辞去队长？当个干部值几分钱？抡砍土镘最……”穆萨的话没有说完，因为章组长叫住了他。

    章洋把他叫到会场隔壁的办公室，章组长说：“穆萨呀，据了解你是个很有威望的人呢。”一句话穆萨的眼睛就瞪起来了，“我们希望你积极参加斗争，当个积极分子呢，上次开会是我坚持通知了你，我对你充满了期待。”穆萨的胡须开始上翘了，“大家都盼着您讲一讲呢，”穆萨开始挽袖子了，只因为是冬天的棉衣，才没有能挽到胳臂肘以上。“你是不是有什么思想顾虑呀？背包袱呀？你的问题我们已经了解了嘛……”

    穆萨站了起来，抬起一条腿踩到板凳上：“我没有顾虑，我没有包袱。只要组长一句话，我穆萨就能冲上去……”他的牙齿开始龇出来了，他大幅度挥动着手臂。

    在下午的会议开始后，穆萨第一个发了言，他揭露，就在最近，在小突击以前，伊力哈穆曾经找他摸底，打探情况，而且向他发泄了对组长的不满，败坏工作干部同志的威信……

    呜地一阵风，吹开了他的禁锢的心灵和欲望，本事、威风、冒险、利益，一只只的小鸟在他头上飞翔。乐天知命、随遇而安、俯身赔笑的庸人穆萨，又开始向大吹大擂、野心勃勃、胡作非为的冒险家穆萨转变。越是发言，他就越是高兴，他越尝到了甜头。树立自己的办法莫过于骂别人，在这种场合骂伊力哈穆，真是又安全、又便当、又露脸、又得利。一条云雾之中的登高大路，一条不大牢靠、却很诱人，前些时候被封闭了的大路，还有骏马奔腾的幻影同时展现在了他的面前。他侃侃而谈，抑扬顿挫，神采飞扬，与一小时以前的穆萨判若两人。马玉琴面如土色，悄悄地擦眼泪，她知道，从这个下午开始，穆萨又不会再听她的话了，又一场灾难降临到了她们的家庭上空了。

    伊力哈穆静静地、仔细地听着章洋报仇雪恨的号令和宣读，听着一个又一个的发言。他被剥夺了申辩的权利，只许听，不许张口。

    他愤怒。世人们都知道强盗的横霸和杀人犯的凶残。还有一种同样横霸，同样凶残的事情，那就是平白无故地陷人于罪，捕风捉影、似是而非、罗织罪状、置人于死地。有这么一些鸟人以此为乐，只要有陷人于罪的机会就宁可放弃自身的头脑包括良心。而且还有阿卜都热合曼、艾拜杜拉、雪林姑丽、再娜甫、廖尼卡和乌尔汗都连带受到了那种恶毒的、肮脏的和轻率的言语的损伤。而尼牙孜、包廷贵之流正在张牙舞爪。他们虽然没有劫掠人们的财产和生命，但是，他们企图掠夺人们的灵魂，掠夺人们的荣誉、尊严、友谊、信任和良心。他们也是强盗，也是杀人犯。

    他痛心。他看着泰外库，像看着一个中了毒的、或者发作了癫痫症的少年。他感到的与其说是气恼，不如说是焦急和怜悯。那一天，米琪儿婉把一炉馕全部打坏了的那一天，米琪儿婉的样子像是刚刚挨了大头棒，被打得发生了脑震荡。人们可以经受敌人的屠杀、酷刑，可以受住坏人的诬蔑、攻击，可以受得了外人的挑剔、苛责；但是，人们往往难于忍受自己的亲人和好友的哪怕是一点点的不理解。米琪儿婉好像得了重病，伊力哈穆也同样地难过和震惊，同时，伊力哈穆预感到了一个大阴谋。

    他思索。这个阴谋究竟是针对谁的？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谁是操纵这一切的人？他回想起一九六二年春天他回乡以来所发生的一切，他知道一场短兵相接的厮杀已经在所不免，他甚至有点高兴了，因为兴风作浪的鱼儿快要浮出水面了。

    他惊奇。为什么这一切配合得那么好？特别是章洋同志为什么配合得这样好？章洋与他无仇无冤。章洋不像是坏人。他用尽了一切力量，采取了一切办法来争取章洋的了解，并给章洋的工作以最诚心的帮助。但是，他没有达到目的。章洋一步一步越来越和他对立，越来越成为尼牙孜和包廷贵，库图库扎尔和麦素木的代理人和工具。他甚至要说，章洋做的事情有利于境外的敌对力量。可是，为什么县里工作团的领导正儿八经地印出了那样的“文件”呢？他没办法想下去了。

    他耻笑。当尼牙孜发言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了这位泡克的“诊断证明”，他费了好大的劲控制住自己不要笑起场来。尼牙孜的来历是很可疑的。他在南疆究竟干过些什么？外调材料始终没有确切的结果，因为他自报的经历很可能就是完全伪造的。但也有可能，他最主要的问题并不在于历史与家庭出身上。无论如何，从感情上说，这是个站在社会主义的敌对方面的人。穆萨的表演也使他啼笑皆非，头几天他还欣喜地看到穆萨的进步呢！出尔反尔，毫无人格，多么可笑，可怜，又可悲。他一转头，无意中看到了马玉琴的羞得通红的面颊和挂在眼角的泪水。

    他也感到温暖和熨帖。尽管章洋宣布不准他和旁人任意交谈，串通一气，也不准旁人去向他通风报信，尽管一个小小章洋就剥夺了他的人身权利，尽管会场上压力重重，没有人和他握手问好，他还是看到了许多社员的亲切的、同情的目光，他看到许多忧愁地低垂着的头，他看到了马玉琴的眼泪。尤其使他感动的，是波拉提江，这个孩子在会议快要开始的时候，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突然塞给他一块烤南瓜。是他的妈妈乌尔汗叫他送来的吗？是聪明懂事的孩子自己送来的吗？同样地暖人心肺。

    他一直站着。因为，不准他坐下。他老老实实地站着。清白无辜，满腔热血，一颗诚心。“毛主席，您知道吗？”他在心底问。

    “他老人家是知道的。”他回答自己。“他老人家是不知道的，正因为毛主席不知道，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又想。想过来想过去，他还稍微能够契达——忍耐下去。

    小说人语：

    那个年月，这一章竟然痛快淋漓地、沉痛已极地痛批了后来称之为极“左”的无端迫害、阶级斗争扩大化！

    极“左”者往往，第一是自己心虚，第二是意在投机，第三是脱离生活脱离常识，第四是潜雄辩癖，他们每天自己与自己在腹中进行潜辩论，每天都获得雄辩金牌，同时每天都感觉到少辩论一句话自身就会崩溃与颜面扫地！最后他们是偏执狂，拉着一副半人半狼的面孔，居然自封、自信、自命为“一直正确”的革命的小领导！

    是的，粗暴常常能战胜文雅，凶恶常常能战胜善良，死皮赖脸常常能战胜谦谦君子，装腔作势常常能战胜平易近人，然而至少还有文学，还有人心，还有恩怨情仇的记忆故事，还有“听评书掉泪、替古人担忧”的普通受众。

    苏共二十大后，文学作品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所谓极“左”的那些做法，“毒化”了生活。呜呼，让我们默哀，让我们纪念与回想那曾经被不同程度地毒化了的、仍然不失健朗的异趣的生活。

    穆萨是多么可笑，多么可爱，他有点游戏人生、游戏阶级斗争的潇洒与闹哄劲儿。他做到了维吾尔的谚语：出生以后，除了死亡，都是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