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有一个小型的宴会。三十多位诗人、编辑和记者，在二楼的大包厢里挤满了三桌。花家舍的掌门人张有德没有出席宴会。但他派来了能说会道的助手。她的美貌，由于嘴角的一颗不大不小的痦子，而打了一点折扣。代表接待方致欢迎辞的，是花家舍新区管委会的主任，也姓张。他一开始就介绍了自己的专业背景：大学学的是英文，硕士阶段读的是比较文学。因此，他在致辞中，夹杂着一些诸如actually，anyway这样的英文单词，还是说得过去的，并不让人反感。但他却刻意隐瞒了自己作为张有德堂弟的事实。他的致辞简短而得体，即便是客套和废话，也使用了考究的排比句式，仿佛大有深意存焉。

    端午被吉士强拉到主桌就坐。而他本人，则谦恭地藏身于包房内的一个角落里。只有在敬酒的时候，才会在各桌之间来回穿梭。

    端午的左手，坐着诗人康琳。他是端午在上海读书时的校友。因取了一个女人的名字，当年他在上海时最大的烦恼，就是很多男性崇拜者锲而不舍地给他写情书。最近十多年来，端午还是第一次跟他见面。他娶了一位法国籍的妻子，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住过一年。他告诉端午，在布市的一年中，他从未停止过向每一位阿根廷人打听博尔赫斯的故居。所有的人都语焉不详。这让他既伤感，又愤懑。可就在他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返回巴黎的途中，旅行社替他开车的司机才悲哀地告诉他，其实他所住的那家旅馆，就在“那个瞎子”的隔壁。

    坐在端午右边的是诗人纪钊，也算是老朋友了。可端午一直找不到机会与他说话。此刻，他正在与邻座的一位池姓美女诗人，谈论着不久前的“阿格拉之旅”。他是如何夜宿“西克里鬼城”；从孟加拉湾长途奔袭而来的斯里兰卡虎蚊，是如何让他发起了高烧；一天夜里，一只孔雀如何通过敞开的窗户，迈着优雅的步子走到他床前，并试图与他交谈；与他同行的另一位中国诗人，又是如何被泰姬陵的美所惊得涕泪交流……

    如今，诗人们在不大的地球上飞来飞去，似乎热衷于通过谈论一些犄角旮旯里的事来耸人听闻。这是一种新的时尚。也许只有人迹罕至的异域风情，才能激发他们高贵的想象力吧。那些刚刚迈出国门的人，傻乎乎地动辄谈论美国和欧洲，差不多已经成了一件丢脸的事。

    徐吉士显得一脸疲惫，可还是举着酒杯，陪着痦子美女，挨个敬酒。同时，他也在物色饭后一起去酒吧聊天的人选。当他来到端午身边的时候，把嘴附在他的耳穴边，低声嘱咐了几句。人声嘈杂，端午几乎没听清楚他说什么。当然，也不需要听清楚。

    饭后，他们再次前往湖对岸的酒吧街。

    同行的四位端午都有些陌生。由于大堂的柜台不能提供足够的雨伞，端午只得与吉士合撑一顶。两人谈起昨晚的事，吉士仍在不停地抱怨。昨晚他带走的那个胖胖的“伪空姐”，其实也不怎么样。嘴唇上满是坚硬的暴皮，弄得他很不舒服。

    湖中的长堤上亮起了灯。迷蒙的灯光在细雨中显得落寞。吉士说，他本来也叫了康琳，可他推脱说，他现在的心情已不适合任何形式的享乐。语调中颇有厌世之感。端午想起了家玉，只是不知道她所呆的地方，现在是不是也同样下着雨。

    他们绕过七孔桥边空无一人的停车场，穿过几条光影浮薄的街巷，来到了一个爬满绿藤的正方形建筑门前。据吉士说，这是花家舍最有情调的酒吧。门外有一个供客人喝啤酒的钢架凉棚，因为下雨，没有一个人。白色的桌椅叠在了一起。

    这是一座静吧。人不多。侍者刻意压低了嗓门与他们说话。椭圆形吧台边的高脚凳上，坐着几对喁喁私语的男女。吧台对面，是一个巨大的水车，它并不转动，可潺潺的流水依然拂动着水池里的几朵塑料睡莲。他们由一条铁架楼梯上到二楼，在被黑色的漆屏隔开的一条长桌前，落了座。

    吉士给每个人都点了一盎司威士忌，算是起个兴。随后，他又向朋友们推荐了这里的比利时啤酒。端午注意到，离他们不远的一个角落里，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坐在阴影中。她的脖子上搭着一条浅蓝色纱巾，精致的侧脸被桌上的小台灯照亮了，似乎面有愁容。笔记本电脑开着。敲击键盘的声音和屋外飒飒的雨声难以区分。

    乍一看，这人还真有点像绿珠。

    晚宴的时候，绿珠给他发来两条短信，他还没有顾得上回。现在，她已经从上海回到了鹤浦。端午想给她直接打个电话，可手机的荧屏闪了一下，提醒他电已耗尽。

    坐在端午对面的两个人，正在小声地谈论着什么。其中的一位，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教授，带着浓重的河南口音。另一位是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研究员，从事诗歌评论仅仅是他的业余爱好。他的年龄看上去略大一些。尽管端午暂时还不清楚他们在谈什么，可他知道两人的意见并不一致。

    另外两个诗人远远地坐在长桌的另一端，虽说不是刻意的，却与另外四个人隔开了相当的距离。他们似乎正在讨论一位朋友的诗作。一个留着络腮胡子，脸显得有点脏；另一个则面庞白净，脑后梳着一个时髦的马尾辫。

    “你有没有注意到墙角里的那个女孩？”吉士一动不动地盯着她，斜着眼睛对端午道。

    “小声点。”端午赶紧提醒他。

    “这么好看的女孩子，如今已经难得一见。”吉士道，“你难道没发现，如今的女孩，一个比一个难看了吗？”

    “又是陈词滥调。坦率地说，我倒没觉得。”端午轻声道。

    “这个女孩让我想起了韦庄的一句诗。”

    “不会是‘绿窗人似花’吧？”端午想了想，笑道。

    “此时心转迷。”

    他嘿嘿地笑着，声音有点淫秽。端午正想说什么，忽见对面的那位教授，猛然激动起来，突兀地冒出了一连串极其深奥的句子：

    “网球鞋的鞋带究竟是从上面系，还是从下面系，本身并不能构成一个问题。或者说，并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询问。Asking。阿尔邦奇的回答，让他的妻子陷入到了语言的泥淖之中。我们需要考虑的是，这个非同一般的询问，在何种意义上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对日常语汇的分叉或偏离。也就是说，实指功能与修辞功能是如何地不成比例。是语法的修辞化呢？还是修辞的语法化？OK？”

    教授极力试图控制自己的音量，可楼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客人还是纷纷转过身来打量他。端午把教授刚才的那番话琢磨了好几遍，最终也没搞懂他在说什么。他不知道“阿尔邦奇”是谁，为什么要系网球鞋，更别提他的妻子了。不过，这也从一个侧面提醒他，大学里的所谓学问，已经发展到了何等精深的程度。

    坐在长桌另一端的两位年轻诗人，也谈兴正浓，状态颇显亲密。教授的那番话不过使他们的交谈中断了半分钟而已。随后，两人又开始交头接耳。他们频频提到潘金莲、西门庆或武松。起先，端午还以为他们是在讨论。可后来，络腮胡子又两次提到了西门庆的女婿陈敬济，端午又觉得，他们正在谈论的，似乎是。

    其实，两者都不是。

    因为，端午听见那个脑袋后面扎着马尾辫的诗人，忽然就念出下面这段诗来：

    带去一个消息。凡是延缓了他的脚步的人

    都在他的脑海里得到了不好的下场

    他跑得那么快。像一只很轻的箭杆

    马尾辫的记忆力十分惊人。他能够随口背诵诗人的原作，让端午颇为嫉妒。他有意加入两人的谈话，便端着啤酒杯，朝那边挪了挪，与两个人都碰了杯。两个年轻人也还友善，他们亲切地称他为“端午老师”。络腮胡子更是自谦地表示，他们都是“读着端午老师的诗长大的”。这样的恭维，虽说有点太过陈腐老旧，可端午听了，也没有理由不高兴。

    端午问他们正在聊什么，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笑了笑。马尾辫道：“嗨，瞎侃呗。”

    他们之间已经热络的谈话一旦恢复，似乎也不在乎把“端午老师”抛在一边。端午坐在那里根本插不上话，立刻离开又显得很不礼貌，只得尴尬地转过身来，再次把目光投向桌子的另一端。

    两位学者之间的谈话，已经从高深莫测的修辞学，转向一般社会评论。两个人都对中国社会的现状和未来感到忧心忡忡。其间，徐吉士不无谄媚地插话说：“杞忧，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身上最优秀的品质。”听上去，有点不知所云。

    教授喜欢掉书袋。学院的严格训练，使得任何荒谬的见解都披上了合理的外衣，却没有对他言谈的逻辑性给予切实的帮助。他的话在不同的概念和事实之间跳来跳去。他刚刚提到王安石变法，却一下子就跳到了天津条约的签订。随后，由《万国公法》的翻译问题，通过“顺便说一句”这个恰当的黏合剂，自然地过渡到了对法、美于1946年签订的某个协议的阐释上。

    “顺便说一句，正是这个协定的签署，导致了日后的‘新浪潮’运动的出现……”

    研究员刚要反驳，教授机敏地阻止了他的蠢动：“我的话还没说完！”

    随后是GItt；哥本哈根协定；阿多诺临终前的那本《残生省思》，英文是tions of the damaged life。接下来，是所谓的西西里化和去文化化；葛兰西；鲍德里亚和冯桂芬；AURA究竟应翻译成“氛围”还是“辉光”。教授的结论是：

    中国社会未来最大的危险性恰恰来自于买办资本，以及正在悄然成型的买办阶层。他们与帝国主义主子沆瀣一气，迫使中国的腐败官员，为了一点残菜盛羹，加紧榨取国内百姓的血汗……

    问题在于，端午并不知道教授是如何从前面那些繁复而杂乱的铺陈中，推导出这一结论的。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教授还引用了一句甘地的名言。可惜，他那具有浓郁河南地方特色的英文有点含混不清。

    另外，端午的注意力，再次被两位年轻诗人的谈论吸引住了。

    粗糙的乳头，淋湿她的双腿，但甚至

    连她最隐秘的开口处也因为有风在吹拂

    诗中的那个“她”，指的也许就是潘金莲。端午紧张地朝那个坐在角落里的女孩看了一眼，所幸，她的耳朵里已经嵌入了白色的耳塞。白皙的手指在键盘上轻轻地敲击着，为了驱散越来越浓的烟味，她开了窗。她的头发微微翕动，因为窗口有轻风在吹拂。

    吉士在烦躁地看表。他走到那个马尾辫青年的身边，手搭在他肩上，与他耳语一番。马尾辫仰起脸来，笑了笑，说：“那不着急！”

    研究员显然不同意教授的观点。

    “社会已经失控了。”他没头没脑地说了这么一句。从桌上的玻璃盅中抓出几粒花生米，放在手里搓了搓，吹掉了浮皮，放在嘴里咀嚼着，接着又道，“这种失控，当然不是说，权力对社会运转失去了有效的管制或约束。我的意思是，这种失控，恰恰是悄然发生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内心。他们——也许我应该说我们——我们已不再相信任何确定无疑的东西，不再认同任何价值。仿佛正在这个社会上发生的一切，都与我们无关。每一个人都不能连续思考五分钟以上，都看不到五百米之外的世界。社会机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坏死。

    “左派批判资本主义，攻击美国；而自由主义者则把矛头指向体制和权力。在这样一种从未有过的两种思想的激烈交锋中，双方都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资本、权力，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不论是中石油，还是世界银行，生来就彼此抱有好感。它们之间有一种，怎么说呢？天然的亲和力。甚至都用不着互相试探，一来二去，早就如胶似漆了。在国内，你如果在48元的价位上购买了中石油的股票，只能怪自己的祖宗没有积德。几年下来，股价已经跌到了可怜的12块钱。可中石油在美国仅仅融资29亿美元，给予境外投资者四年的分红累计，竟然超过了119亿美元。很多人还抱有天真地询问，中国什么时候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我要说的是，这种改革，并非没有开始。依照我的观察，它已经在内部悄悄地完成了。它已经是铜墙铁壁。事实上，任何人都已经奈何它不得。

    “而保护这一壁垒的，不是防弹钢板，甚至也不仅仅是既得利益者的合谋和沆瀣一气，而是让人心惊胆战的风险成本。为了避免难以承受的风险，维持现状就成了最好的选择。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维持现状。而维持现状的后果，同时又在堆积和酝酿更高层级的风险，如此循环下去而已。就是这样。难道不是吗？只有在将来的某一个时刻，当这个社会被迫进行重建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些年，我们付出的代价到底有多大。这个代价还不仅仅是环境和资源，也许还有整整几代人。当然，GDP还不错。据说马上就要超过日本了，是吗？”

    教授笑了笑，插话道：

    “不是马上，而是已经。有时候，我们很世故，有时候似乎又幼稚得可笑。一头狮子，如果说自己长得有多肥，炫耀炫耀，那倒也不妨事的；如果是羊或猪一类的动物，整天吹嘘自己长得有多胖，前景反而有点不太妙。”

    随后他又补充说，“这句话是鲁迅先生说的。”

    研究员没有再接着说下去。他的思路似乎也被正在朗诵的诗歌片断打乱了。

    发髻披散开一个垂到腰间的漩涡

    晴空里到处释放的静电的花

    研究员把目光转向端午，问道：“诗人有何高见？你怎么看？”

    “我是个乡下人。没什么可说的。”端午笑道，“电视、聚会、报告厅、互联网、收音机以及所有的人，都在一刻不停地说话，却并不在乎别人怎么说。结论是早就预备好了的。每个人都从自身的处境说话。悲剧恰恰在于，这些废话并非全无道理。正因为声音到处泛滥，所以，你的话还没出口，就已经成了令人作呕的故作姿态或者陈词滥调……”

    “我同意。”研究员道，“这个社会，实际上正处在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无言状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无言状态的表现形式，并不是沉默，反而恰恰是说话。”

    端午觉得研究员多少有点误解了自己的意思，正想声辩几句，就看见吉士已经哈欠连天地站了起来，从椅背上取下夹克。

    他们已经打算离开了。

    端午没有与他们一起去夜总会。

    吉士暗示他，他们将要去的那个地方，有点特别，和昨晚大不一样。女孩们都穿着红卫兵的服装。他许诺说，在灵魂出窍的疯狂中，还有浓郁的怀旧情调。不过，吉士见端午主意已定，也没有怎么去勉强他。倒是教授轻佻地冲他眨了眨眼睛，说了一句老套的俏皮话：

    “形固可如枯槁，心岂能为死灰乎？”

    他们就在酒吧门外的濛濛细雨中分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