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父在1955年被减刑之后，作为无期犯人转移到了浙江和江西接壤处的一所监狱。这就给我按时探监的祖母增添了难度。首先是路程上的难度，去和回要花费四五天时间，在她当了学校勤杂工之后，一个月请四五天的假是不可能的。在她第一次到浙江监狱探监时，就很不舍地告诉焉识，以后只能是每三个月来看他一次，每三个月的月初。从此，每一个季度的第一个月，第一天，焉识从来不会空等。等他被看守带到会见室的时候，婉喻总是已经坐在那里，静静地，似乎已经坐了半辈子。她也总是那样安静地一笑，站起身来，半丝旅途的风尘都没有。她的笑也总是带一点羞怯和惊喜，就像她不相信他会来赴约。两个人会不做声地坐一会，之后婉喻会说起孩子们的事情。她总是说孩子们的事情。他们有孩子啊，有那么好的孩子！孩子们身上各有一半她和他。每次见到他，她不能和他皮肉贴皮肉地亲昵，便以谈孩子来提醒她自己也暗示焉识，她与他有肉体交合的证据。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还能怎样亲呢？他和她在他们共同的孩子身上亲得化到了一处，亲得解都解不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共有的秘密只能到如此了：他们的孩子被他俩生命的暗码所控制，那暗码是她和他血统的绝密信号。谈他们的孩子，就好比谈他们最私密的身体部位，他们最私密的那部分生命，那部分谁也掺乎不进来的生命。

    “丹珏考上清华了！”1956年秋天婉喻这样告诉焉识。

    记得那次吗？他们被恩娘逼到太湖边？那个湖边的小客栈？他们被雨关在十平米的客房内，肉体似乎从皮囊的禁锢和灵魂的约束中腾跃出来，在蓝白印花帐子里贪玩忘返？

    “子烨研究生毕业了，因为是年级的尖子，所以可能留在大学里当老师！”1957年春天，婉喻带来这个消息。

    怀子烨那段他们糊里糊涂：她还在给大女儿丹琼哺乳，身上总有一股奶味，也许是那股奶味使他躁动。一夜一夜，他呼吸重了，也长了，在黑暗里嗅着那奶味，然后突然就扑向她。子烨是在那些夜晚中的某一夜降落到她腹内的。

    “子烨谈了个女朋友，老早就谈了，瞒牢我就是了。是他大学里的同学，家里蛮好的，是南下干部。”1957年夏天婉喻见了他就报喜。

    子烨的到来让他父亲挨了一棒子似的。大女儿丹琼之后，他和她说过：可以了，一个女儿很好了。她和他之间，什么都是他在做主，而那些精子却又贱又热情地奔向它们自己的追逐对象，众星捧月地围着那颗卵子。卵子终于傲慢地、无奈地在它们几亿个分子中挑剔，最终懒洋洋地接受了它们中的最殷勤勇猛者。

    “清华要保送丹珏到苏联留学呢！”1957年秋天，婉喻见到他就把小女儿的信铺开来给他看。

    小女儿丹珏总使他柔情似水。他不止一次地想，无论自己爱不爱婉喻，丹珏身上有一半的婉喻。你看她的安静，你看她那突然耀眼的眼神！太湖边上的蓝白花帐子内，婉喻把那样的眼神偷偷输入了小女儿。

    于是，春天、夏天、秋天、冬天，都是以婉喻来探监开始。在她谈孩子们的时候，她的手一样样摊开她带给他的东西。他吃惯的风鸡，腐乳，咸肉，糟鱼……她已经是个小恩娘了，所有恩娘式的食谱，都是恩娘留给她最丰厚的遗产，她都继承下来，做得一点不走味，不走样，让他总是以舌头思乡，以舌头回家，回到他们恩娘还活着的日子里。在没有自由的监号里想曾经的“没自由”，才意识到那“没自由”是多么自由。

    婉喻来探监的时候总是穿戴讲究，脸上扑着薄薄的粉脂。大概还是早年买的可迪牌香粉。她比过去略微胖了一点，身体把旧衣服撑满了。他偶尔问到家里的收支，她总说蛮好。有一次她还娇嗔了一下：“好像你对柴米价钱感兴趣一样！”她说现在日子好过多了，又不是金圆券的时候，有钱大家也要做强盗，整天在外面拼抢着买米买面。蛋炒饭不再像解放前了，解放前那叫饭炒蛋。女人洗头发用两个鸡蛋清也用得起！

    两人平淡家常地只讲孩子们的事。有一次，讲着讲着，一只肥大的虱子胆大包天地从焉识的领口爬出来，爬到喉咙和胸口相接的一带，婉喻随便一伸手，就像替孩子揩掉鼻涕疙疤似的，食指尖将它一揩，一抠，合在拇指上，再一碾，又在桌肚下一抹。动作流畅得没让两人中的任何一个尴尬，也没让嘴里的话断线。于是，不用焉识介绍监狱的环境和卫生，婉喻对什么都有数了。再来探监，她带了两瓶万金油，眼睛看一眼焉识，不好意思地一笑，似乎没有把生白虱这样重要的监狱生活内容考虑到，是她的不周。

    婉喻的探监日子，成了焉识四季交替的临界点。春夏之交，婉喻带来笋豆、糟鱼；夏秋更迭，咸鸭蛋、腌鸭肫、烧酒醉虾；秋去冬来，椒盐猪油渣，油浸蟹黄蟹肉；来年开春，腌了一冬的猪后腿、风鸡风鹅、咸黄鱼都让婉喻装在罐子里，瓶子里，盒子里带来了……焉识拎着这些沉甸甸的食物往监号走，心里总是奇怪，来的一路几百公里，婉喻是如何三头六臂地把东西搬运过来的？那手提肩扛的，拖泥带水的长途征程怎么会没有在她身上留下狼狈的痕迹？在会见室一坐，还是那个洁净透亮的婉喻，一脸的识相，对自己微微的寡趣乏味泰然坦荡，自知是改进不了的，但是没关系，你给她多少关注，她就要多少。

    1957年秋天，婉喻走了之后，监狱干部通知监狱工厂停工，全天打扫卫生。这场卫生一打扫就打扫了七天，监号里粪桶都刮薄了。每当这样疯狂大扫除，犯人们就知道会有重要人物来参观监狱。这次不同，大扫除结束，看守和轻刑犯组织了一个清查队，来到每一个监号，把犯人们的私人食品都搜剿了，当作垃圾处理。婉喻亲手剥出的蟹肉蟹黄，也成了垃圾，被他们从罐子里倒出来，倒入两人合抬的大铁皮垃圾桶。婉喻的十根手指尖都被蟹蜇烂了，皮肤被微咸的汁水腌泡得死白而多皱。每一个蟹爪尖，无论怎样难抠嗤的犄角旮旯，婉喻都不放过，不舍得浪费一丝一毫的蟹肉……焉识的眼睛跟着垃圾桶往监号门口走。抬垃圾桶的是两个轻刑犯，他们已经走到了监号门口，就要拉开铁门出去。焉识一下子蹿起来，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会那样一蹿。他扑在铁皮桶上，伸出的双手从垃圾桶里捞起一大捧蟹油蟹黄，和着烂苹果烂柿子塞进嘴里。

    一个叫张粹生的狱友死死抱住清理“垃圾”的轻刑犯，让他多吃了两口，因为张粹生知道为了剥出这些蟹黄，他妻子会付出多大代价。

    1958年10月1日，婉喻按时来看望他，似乎知道上一次带来的蟹黄蟹肉都做了垃圾，这次更加变本加厉，带了更大的一罐。他下意识就去看她的手指甲，它们都秃秃的，在剥蟹剥劈了之后给锉秃了。

    接下去，他告诉她，一批犯人很快要转监，但是转到哪里不知道。

    “那我到哪里去看你？”婉喻突然伸出两只手，抓住他右手的小臂。

    “总会让你来看我的。”他把胳膊往回抽。他不愿意旁边的看守们看戏。看守们今晚把现在看到的戏告诉他们的老婆，两口子哧哧一笑，粗茶淡饭都好吃了。

    她两只手不肯撒开。

    “到底到哪里去看你？”她手心冰冷。

    “总会有个地方的。”

    焉识一直想把那块白金欧米茄给她带回家，还有派克金笔，西装和大衣……除了韩念痕送给他的蓝宝石领带夹，他应该把一切值钱的东西都交给她带走，也许家里钱紧的时候还能做点贴补。但他几次都打消了念头。一旦他把这些东西交还婉喻，婉喻一定以为他在交代遗物。他看看看守，看守赶紧把脸转向一边，一面反刍刚才看到的戏剧：敌人也有女人爱呢，敌人的两口子也卿卿我我呢。

    “到底是去哪里？”婉喻发抖地问。

    “不会的，不要多想……就是这个监狱太小了，装不下那么多人。”他说，保持一个松弛的微笑。

    她点点头。“反右”之后，她学校里好几个老师消失了。城市的人口被“反右”反下去一部分，总有其他地方会拥挤起来，比如这个监狱。

    他试着把手臂往回抽，给婉喻使了个眼色。这眼色很管用，就像当年回避恩娘那样，她立刻让他抽回了手臂。他这样使眼色让她心颤，因为她把它理解为他碍于看守而不能与她火热，就像当年碍于恩娘；他无法肆无忌惮地火热，他也很苦。得到这样的逻辑，她自认为被压制了的火热更火热，更销魂，她脸颊也烧了起来，垂下了头。几秒钟后，她又抬起头。

    “我会找得到的。随便你到哪里。”她的眼睛又是一道流光，柔媚艳情，让他几乎可以推翻她一向安分的心性。他几乎认为，她即便心是安分的，身子也是野的，比他还野。比他总在向往的自由还要自由。

    1958年的10月9日，整个监狱突然紧急动员，干部们通知犯人们要在三个小时之内做好上路准备。去哪里？不知道。所有的东西都带吗？带得了的都带上。结果很多东西被认为是带不了的，比如张粹生的拖鞋、睡衣，比如陆焉识的书籍。书籍只允许他带两三本，其他的都扔下，由监狱当局转交给家属。焉识决定带那套民国初年出版的。那套书上浸透了父亲藏书的气味，那就是他闻惯了的陆家的气味。

    三小时的准备变成了九个多小时。犯人们对于完全未知的转监死磨硬泡，尽最大努力磨洋工，一个团的警备部队荷枪实弹押送，也无法使犯人们动作快起来。到了傍晚，雨来了，从监狱到火车站的路仅有十来公里，犯人们却走了近三个小时。一列闷罐车停在离站台一公里的仓库区，押送人员手里提着马灯领队上车。所有的警备士兵三步一哨沿铁路站开。

    焉识爬上火车，一股热烘烘的骡马体嗅扑在脸上。这是拉骡马过来的列车。他转过身来，想寻找同监号的张粹生，突然觉得自己瞥见了什么。与其是他瞥见，莫如说是直觉的雷达扫描到一个熟悉身影。隔着四五道铁轨，隔着铁丝网，黄黄的路灯下立着个穿农家蓑衣的身影。细雨从天上落下一层纱，让他认为发生了幻视。婉喻不会那么疯的，赶到绝对秘密的启程地来。他惊坏了，立刻忘了寻找张粹生，侧身挤到一个小窗口。

    他拉开小窗口的铁窗盖，那个身影似乎算好他会朝小窗方向移动，便也跟着移动了几步。现在他看清了，是婉喻。他在窗口站了一会，又逆着一团乱的人群划拉着，再次来到门口。他马上意识到自己想做的事很蠢：他想跳下车。跳下车做什么？去跟婉喻跳脚发火，说她野得没边了，命也不要了？还是跳下车鱼死网破地迎着她跑过去？

    他是被一个看守当胸一掌推回来的。看守大张着嘴在对他喊叫什么，嘴张得那么大，把他的眼睛鼻子都挤小了，挤到额头上去了。他随便看守去吼他骂他，心里在想另外一回事：婉喻是怎么知道犯人们转监的出发时间和地点的？……难道她上次探监之后就没有走？一直潜伏在监狱附近？那么她潜伏了八天！她到底在哪里潜伏的？他想起她缩回紧拉他小臂的手，眼睛中流光一闪：“我会找得到的。随便你到哪里。”

    焉识的面前，两扇铁门拉拢，铁门闩沉重地插上。铁门闩有婴儿的胳膊粗。那是锁大牲口的门闩。

    火车在半夜才开动。他恍恍惚惚地抓着一根铁杆子站在车厢里，站了多久也忘了。等他站不动了，四下看看，想找个地方坐下，已经没有地方了。犯人们全躺下睡着了，大多数人的枕头就是离开监狱前发的五个罗宋面包。他连脚都拔不出来，因为一张脸紧贴他的脚面睡得死沉死沉。一盏马灯晃荡在车厢中央，不久前它的光亮下面是发呆无聊的牲口面孔，现在它一视同仁地照耀着上百张人面，焉识搞不懂为什么一当囚犯就有了一张不干不净、不堂不正的面孔。再过一会儿，牲口气味淡了，人的气味浓上来。陆焉识发现，相比聚集成众的人，牲口并不难闻。

    火车开了半夜一天才第一次发水。发水的时候车门打开一条缝，犯人们从那条缝里把自己的茶缸或水壶由押车的干警传递下去，装了水再传递回来。焉识挤到门口，从人缝和门缝向外看，看到的是远处近处的深秋稻田，一洼洼的泥水，每一片小小的水面上都映着一片非雨非晴的灰白天空。他一惊，缩回身体。他想看什么？想再次看到那个眼熟的身影？他巴望她一直陪他陪下去？他什么时候巴望过她的陪伴？

    有时闷罐车在不知名的地方停下来后，火车头就开走了。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停下，停多久。焉识便会做孩子的白日梦：列车无期的停顿给婉喻赢得了时间；婉喻可以追上来了。于是停车时间越长，他越兴奋，也越紧张，心在和婉喻一块追赶似的。一旦火车头挂上来，再次拉着闷罐车慢慢开拔，他的心会往下一沉：婉喻又被甩掉了。婉喻是无法追踪这列行迹秘密的火车的，这点他很清楚，但他相信婉喻是有这种妄想的；她的妄想美好而大胆，一直追随装载着他的这列火车。

    就在那一刻，他意识到他爱婉喻。婉喻自己认识到的那一点寡趣乏味，不碍事啊，无伤大雅，他爱了她这个整体，就什么都是好的了。正因为她的寻常和安静，以及那点寡趣和乏味，她偶然的那些小水妖般的风情流盼才珍奇，才宛若神鬼附体。她其实是摸不着底的。他不知道她究竟可以疯成什么样，野成什么样，也许她自己也不知道。

    闷罐车开了三天，焉识靠着车壁，闭着眼睛，睡睡，醒醒。途中已经有人死了；病死的，渴死的，或是死于抑郁悲哀的，所以腾出了一点空间。到了第四天，列车在一个小站上停下。这是甘肃地界了，风冰冷坚硬，每节车皮派两个犯人去车站的机井打水。刚打了两桶水，水就抽不上来了。接下去的路程，全列车的犯人要靠这两桶水活命。焉识是被指派的两个打水人之一。等他拎着空桶，跟在担着两桶水的犯人后面回到站台上的时候，每一节车的门口都挤满茶缸、饭盒、水壶。一个干警叫喊：谁也不准闹，不准乱！每人都会有一口水，轮流来……列车首部和尾部的犯人看见中间几节列车的犯人先得到了水，便大声抗议起来。尾部的一群犯人竟然跳到站台上，向所剩不多的水百米冲刺。列车首部的人看见尾部的人行动在先，便也跳下车来，扑向水桶。十几只哨子同时吹出急促的短音，伴随着劈叉了的嗓音的叫喊：所有犯人们立刻回到车里去，不然就当逃跑论处！人们都丧失了听觉，干渴是一切后果中最坏的后果，任何下场都比活活渴死要好。干警和士兵们进入了备战，眨眼间就封锁了小车站。列车上的紧急电话也摇通了，距离此地三公里的工兵团正在集合，很快就会赶来增援。

    焉识仗着高个头，一眼看出去，站台都黑了，一大片着黑衣的脊梁起伏拱动。真是一个可怕的集体，假如能齐心一致，那些全副武装的解差们是不可能挡住他们的。

    工兵团的士兵们乘着卡车到达，黑了的站台开始转黄。哪里都是黄军帽，黄军装，黄河决堤一样淹没了黑色。免不了发生皮肉和金属的冲撞，枪托砸在肉上、骨头上的闷响，正面人物对着反面人物的呵斥叫骂，反面人物朝着正面人物的惨叫求饶……焉识也挨了莫名其妙的两枪托。这个时候，什么都讲不清了，想不想造反，先给两下子再说。其实就是为一口水，扑灭一下喉咙里的焦渴，没有一个人的企图超出生物的最初级需求。

    一场平叛结束了。年轻的解放军士兵个个是打了胜仗的样子。着黑衣的躯体大部分都瘸了歪了，被扔上列车。人群彻底散开后，显出地上躺着的五六个人，其中四个已经死了，不是抢水就是混战的牺牲。死者之一是张粹生。

    焉识此时听到身后有人说话。“张先生在车上一直找你。昨天还问我看见你没有。”说话的人叫刘国栋，一脸大胡子。

    焉识后悔极了。上车的时候他跟张粹生被人挤散，之后他的脑筋一直被婉喻占据，没顾上去找张粹生。他记得张粹生跟他说过的最后一段话。那是他们转监的中午，他拿出婉喻带来的油浸蟹黄请张粹生吃。张粹生说：“我爹爹最喜欢吃王宝和的螃蟹宴。”他爹爹是上海的一个不小的资本家。“伊就是太想不开，一辈子赚那么多钱，也舍不得放开吃一次螃蟹宴，都是吃请。你的家主婆对你真好。”

    他们闷罐车走了五天，才到达目的地。干警和士兵吆喝犯人们下车时，大家都互相打听到了的这个地方是哪里。有人不知从哪里得知了消息，边小声传开：“西宁城外。”

    “你来过此地吗？”有人问。

    被问的人茫然地摇摇头。

    当天中午，运输部队派来了几百辆“嘎斯”大卡车，把犯人们装上去。走了一阵，路就没了，车轮下出现了枯得发白的草。往后看，往前看，“嘎斯”们在草里忽上忽下，如同在草海行船。犯人们恐惧地互相看看：他们被弄到这自古无路的地方到底会干什么？

    横来的风带着细小的雪花，落在草的大漠里无声无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