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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新年，穿新衣，娶新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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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到了，我还不适应把2002年说成去年，感觉什么都还没做。
2002年，北京的马路上出现了“巨无霸”公共汽车，奇长无比，让人乍一看还以为两辆公共汽车追了尾。
2002年，许巍出了新专辑《时空·漫步》，他曾经何等绝望，而今却灿烂如花。上大学的时候，我在每一个无眠的夜晚听他的《两天》，一盘90分钟的tDK磁带正反面被我录满这首歌，有人说我比许巍更绝望。今天，许巍的新专辑出现收录了一首叫的新歌，而我仍旧听着他的《两天》。
2002岁末，《北京青年报》副刊推出“我的2002”征文，有人升了官，有人发了财，有人结了婚，有人买了车，看着别人写的有滋有味的生活，我也别有一番滋味。
2003年，我就该二十三蹿一蹿了，我已经六年没长个了，有校服为证，高二时候的校服我到现在还能穿下，可高一那一年我就换了三身校服，个子比爷爷养的水仙长得都快，我当时还想，这要是到了高三，还不得换个七身八身的，可没想到的是，第三身校服让我一直穿到了毕业，直到现在踢球我还穿它。
二十三，我期待着蹿一蹿。可长大个又有什么用，再怎么长也长不过姚明，也盖不了奥尼尔的帽儿。身体能否长高并不重要，关键是我的思想是否进步了，别让人说成是傻大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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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岁，一个尴尬的年龄，我们不再年轻，却仍不成熟。我们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皮糙肉厚，拒绝因成长而妥协，不把一切放在眼中，常挂嘴边的一句话就是：爱他妈咋地咋地。
我们面对生活、工作、金钱、爱情，渴望改变现实，却力不从心，我们把一切看得很淡，然而忧心忡忡。
没有人关心我们这代人，长辈们忙着发挥自己的余热，在做退休前的垂死挣扎，小辈们生活在蜜罐里，不能自拔。
我依然对生活不知所措，可将此称为蹉跎岁月，它始于大学毕业的第一天，我惶惶不可终日，除了知道饿了吃饭、脱了裤子拉屎（当然也可以不脱），困了睡觉，我很是迷茫，不知道该干点儿啥。
尽管“迷茫”这个词已经被我说滥，但还是迷茫，而且越来越迷茫，迷茫得要命，始终感觉生活在别处。
每个人都有茫然失措的时候，所以我对自己的迷茫并不恐惧，我担心的是，我的茫然太过长久了。
常话说，四十不惑，我的理解是人到了四十岁就不再迷惑，可我还早着呢，还要再惑个十几年。
有人将生活比喻作五子棋，十五年一个子儿，人的一生是五个子，如此算来，我的第一个子已经走完，现在第二个子举在半空中即将落到棋盘上，能被我完全控制的还有三个子，我不知道自己的这盘棋是输是赢，只是感觉前两步棋走得很被动，希望在下面的时间里可以反败为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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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到了，我收到一个陌生女人寄来的贺卡，看了落款那个有点儿眼熟的名字，才隐约想起她是我的初中同学。真难得，我还记得她，更难得的是，还有人记得我。
那时每逢元旦，同学必会互赠贺卡，即使从没说过话的两个同学，也会微笑着递给对方一张写满祝福的卡片。我那时还心揣浪漫，总期望能从女同学送我的贺卡中看出点儿眉目，可我发现写给大家的贺辞千篇一律，同贺卡一样，都像是从月坛公园批发来的。后来我才意识到，情谊深浅在于对方送你的贺卡是5毛还是7毛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有女同学想着给我寄贺卡，我受宠若惊，倒是当初送她的都是5毛钱贺卡。不过我现在真想找她叙叙旧情，可她在贺卡中写到：我的儿子快一周岁了，淘气得很，很像初中时代的你。看来这个同学还是没有改掉说话不计后果的毛病，如果他老公看到贺卡，会怎么想。
她还祝我新年快乐，这我好像办不到，我似乎很久不曾体会何谓快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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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贺卡让我翻箱倒柜找出了十年前的那些贺卡。面前堆积如山的贺卡，大同小异地写着俗不可耐的贺词：祝我学习进步，尽量自己完成作业，改过自新，最好能考上理想中学哪怕职高也好，千万不要辍学。几个狐朋狗友祝我牌技渐长，进更多球，克服泡女生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可见当时我在同学眼中是个怎样的人，由此我也回想起那时候自己都干了什么。
其中一个同学说，祝愿我们友谊天长地久。我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此人长何模样，更回忆不起当初我们的友谊如何深厚，各种原因使得我们分道扬镳，断了联系，杳无音信，互相淡忘，我在这里只想说，过去的日子真的好难忘却又在无意中忘掉了。
那段生活就像一个人的初夜，早晚都要失去，但回忆永远是美丽的。
因为年龄增长的缘故，人时常回忆，而回忆是痛苦的，特别是回忆者的年龄超过三十岁或其饭量日渐减少、亦或其现在的生活并不如当初美好的时候。
就此打住，对十四五岁做个了结。带子别再往回倒了，我现在更想快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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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而言，元旦和往常有什么不一样吗，答案是没有，我似乎不会再有节日——六一是小学生才过的节日，五四属于在校大学生的，三八跟我不沾边儿，父亲节我还差得远，五一是劳动人民的节日，放假三天，我一个待业青年，天天都是假，不在乎这两天，十一举国欢庆，是伟大祖国母亲的生日，圣诞是西方的节日，我除了有点儿封建迷信，还没有信奉耶稣——我想起来了，四月一日是我的节日，许多人都在这天发来短信，祝我节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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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遇无事可做的时候，我就去大街上的公报栏看报，几天后，我领悟到一点：当不知道生活的路该怎么走的时候，跟党走就行了。
除了听见同学又发工资了有些眼红外，其余时间里，我基本能保持平和的心态闲散在家中，我隐约感觉到，有许多美好的事情在前面等着我。
我不愿和人攀比，不排除实力原因，我知道比也比不过，如果我是女的还好，大不了嫁给他，或者不行就先嫁别人，然后抓紧时间生个女儿，把闺女嫁给他，享受作为丈母娘的荣华富贵，但如果生了儿子就不好办了，除非他同性恋又有恋童癖。可我毕竟是个男的，所以只好忍气吞声，要么就找把刀砍了他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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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条路摆在我面前：我适应生活或让生活适应我。但我不是上帝，无法左右生活，能做到的只是乖乖地适应生活、顺应社会，可社会与我誓不两立，我也曾试图与社会很好地磨合，但事与愿违，后来当磨合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又愿与事违，不想和社会亲密接触，被其同化，我决定跟丫彻底决裂。
态度决定一切，一方不同意属于强奸，两相情愿就是通奸——和社会做爱，难以想象，所以还是反抗吧，哪怕被奸。反正不是我玩它就是它玩我。
有人说我们要感谢上帝给予了我们困难去克服，使我们变得强壮。我们为什么要变得强壮，是为了克服更多的困难吗？我们不必对于上帝让我们变得强壮而心存感激，没有它安排的困难，软弱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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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元旦过后，春节接踵而来。没有爱情发生在我身上，却让我想起许多新年里的爱情故事：《大撒把》里的葛优和徐帆，《甲方乙方》里的葛优和刘蓓、《没完没了》里的葛优和吴倩莲，真羡慕葛优，多少年了，我都是一个人过节。
春节将近，爸单位组织去海南旅游过年，可以带家属，他当即给我和妈报了名。我说我不去，你俩自己去吧，跟一帮老头老太太我没话说。他们说那你一个人过年呀，我说啊，怎么了。他们说那倒没什么，我说既然没什么，我的事儿就不用你们管了。
我盘算着自己出去转转，找个远离北京的地方，顺便写点东西。其实在哪里写作并不重要，牛棚里没少出过好文章，问题关键在于是否有双写东西的好手。
我的手就不够好，掰腕子没劲儿，打麻将净抓炮儿牌，写了许多封情书不见回音，倒是指甲长得飞快，三天两头就要剪一回。人家说这是因为我手指上没有斗，簸箕太多的缘故，鸿运欠佳。我说我脚趾头上有斗，人家却说脚趾头上的不是斗，那是鸡眼，得拉了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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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前脚走我后脚就去了北京站。售票窗口排着一条条长队，我在中间转来转去寻思找空儿插个队，可买票的人甭管认识不认识，一个个前胸贴后背，连女同志也挺胸提臀，根本没我夹三儿的机会。
一个票贩子走过来，问我要票吗，我问都有去哪儿的，他说哪儿的都有，就是真票只有去东北的了，我说东北就东北，多少钱。他说也不管我多要，定价乘以1.5，我说有点儿黑，少乘点儿不行吗，他说行，给你开个根号吧，我问是开定价的根号吗，他说当然是开1.5的了，开定价的还让不让他过年了。我继续跟票贩子讨价还价，让他开个三次方，他死活不肯，说你快点，一会儿警察该来了。我说你别罗嗦了，警察已经来了。他一扭头，果然过来俩警察。走一趟吧，王大鹏说。
票贩问去哪儿，王大鹏说带你去我们那儿过年，赶上除夕了，这两天伙食还不错。票贩说不去，吃不了里面的饭，他是回民，怕给大师傅添麻烦。王大鹏说别客气，我们那儿半年见不着肉星儿，你这个事儿小，一两个月就能出来。票贩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不去的好。王大鹏态度急转直下，说别他妈给脸不要了，让你走你就走，废他妈什么话呀，差你一个就够数了，我们还等着回家过年呢，你丫赶紧的，听见了吗！我走，我走，票贩子掏出兜里的一打票说，都是这两天的，没收了怪可惜的。王大鹏说这个不用你操心，一会儿我都送回售票处去，家还得让人回。
就在王大鹏和票贩子纠缠的时候，我跟另一个警察说，同志，要不是我刚才跟他纠缠，你也不会这么快就完成任务，功就不要给我记了，卖我张票得了。警察问我去哪儿，我说我也不知道，让我抽一张算了，抽哪儿是哪儿 ，警察说你不是盲流吧，我说不是不是，我就是想去外地转转，哪儿都行，又掏出身份证给他看。
这时王大鹏说，不用看了，我哥们儿，然后摊开票让我抽，我搓了搓手，结果抽了一张去锦州的票。王大鹏说大过年的，你瞎晃悠什么，还说过两天去你给叔叔阿姨家拜年呢。我说你都这么大了，我爸不会再给你压岁钱了，我又问王大鹏怎么抓票贩子也归你管了，王大鹏说，破坏社会主义正常经济秩序的行为，我们一律严厉打击，要让春运时节返乡的农民兄弟回家过好年，但像你这样年根儿底下去外地的北京人却没几个，不知道你丫怎么想的。我说我疯了。最后王大鹏祝我旅途愉快，我祝他多捉坏人，然后各奔东西。
我一看火车票，九点二十的，赶紧上了车。火车还没启动我就睡着了，我的计划是什么时候醒就什么时候下车，到哪儿算哪儿。
于是，逆着一股南下的冷空气，我北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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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觉醒来，火车刚过密云，不行，太近了，我闭上眼睛接着睡。第二次醒来的时候，火车还在铁轨上飞驰着，我去了趟厕所，打了两个哈欠后，火车减速驶入某站台。我一看表，四个多小时了，估计跑了有五六百里地，就这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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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站台，“C县人民欢迎您”的红布白字在我头顶上空飘扬着，还挺客气。
一群妇女冲上来，问我住店不，有些人问也不问，上来就抢我手里的包，我说嘿嘿嘿，你干嘛。她说车就在那边，上车吧。我问你们那儿条件怎么样，她说她那儿有电视，旁边一个人说她那儿有空调，再旁边的一个人说她那儿能洗澡。在我犹豫去哪家的时候，又一个女的说她那儿啥都有，还能上网，我问多少钱，她说看着给，我一听不错，就跟着她去了啥都有的旅店。
进了旅店二层的一间屋子，我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儿，除了一张床和梳妆台，啥也没有了。我问这是怎么回事儿，不是啥都有吗，她说是啥都有，然后打开窗户，指着马路对面说，那是饭馆，那是洗浴中心，那是录象厅，那是练歌房，那是网吧，那是公共厕所，那是电话亭……
我一想，这样也挺好，我出来前刚洗过澡，又无洁癖，暂时不会有这方面的需要，去楼下上厕所还能捎带手买包烟，没有电视可以多看看书，没有娱乐我可以多写点儿东西，没电话我正不想和外界联系，不错。
我说我给你多少钱呀，她说二十块不嫌多，十块钱不嫌少，我说那就十五吧，她说行。
这就算住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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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没半个小时的书，我便坐不住了，想出去转转。
年根儿了，C县城里热闹非凡，马路两边摆满小摊，烤鱿鱼的，炸臭豆腐的，卖背心裤衩的，卖闪光雷二踢脚的，卖菜卖肉的，还有卖旧书的，薄的一块钱三本，厚点的两块钱三本。我从中挑了几本和《当代》，都是八十年代中期出的，算厚的。摊主说，C县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一批文学青年，他们写了十年的东西，却没发过一篇，于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这批文学青年纷纷论斤卖掉自己的文学杂志和手稿，下了海，变成经商中年。我说既然是按废品卖的，就便宜点，摊主说你要的多的话，三块钱五本。我换算了好半天，原来打了九折。我说行，你有多少我都要了，给摊主乐得屁颠屁颠的。
他一转身，从后面的纸箱里搬出足有五十多本杂志，说，都在这儿呢。我掏出三十块钱说，我身上的钱也都在这儿呢。三十就三十吧，摊主非常高兴地接过钱，好像捡到的一样，我也心潮澎湃地搬走书，三十块钱买了这么多字。
我抱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回了旅店，迫不及待地躺在床上看了起来，那个时候我连句完整话还说不利索呢，倒要看看彼时的中国文学如何。
翻开《当代》，还没看清第一篇小说的题目，就被书中掉出的沙子迷了眼睛。我一揉眼睛，感觉脸上已经蒙了一层灰。
我赶紧坐起身，清理那箱书的卫生，抖落下的灰土足够养盆花的。我又是拍又是吹，可这些书还是不够干净。当我看完一个短篇，手脏得跟多少天没洗了似的，看完一个中篇后，手的颜色跟修车的差不多，后来我又看了一个长篇，看完后手黑得跟刚搬了一车蜂窝煤似的。
精神空虚不是每个人都有的，肠胃空虚却人人有之，看了几页书，我饿得不行，便下楼找地方吃饭。天已经黑了。
我进了马路对面的饭馆，要了一个鱼香肉丝和两碗米饭。进来的时候，看见两个穿白小褂的男子正一边包蒜一边看电视，估计是厨师，瞧他们包蒜笨手笨脚的样子不像会炒什么菜，所以我要了鱼香肉丝，这个菜的好处就在于再二把刀的厨师炒它，味道也不会坏到哪儿去。如果我来盘红烧带鱼，恐怕还要麻烦他们坐火车去北京现买，我等不了，还想着赶紧吃完回去看旧书呢。
不算那只正在啃骨头的猫，饭馆里就我一人吃饭。菜很快就上来了，我尝了一口，凑合，除了有点咸有点辣。我叫服务员来壶茶，赶紧把两碗米饭也上来。
饿着肚子是一回事，吃饱了就是另一码事了。水足饭饱后，我没有直接回旅店，却奔灯火辉煌处而去， C县有声色犬马的生活，白天我看见电线杆、车站牌上贴满淋梅必治的广告，有求才必应，无中不会生有。
别说，小广告这东西确实有碍观瞻，北京整治小广告已颇见成效，在首都呆惯了，一到外地还挺难适应面前的眼花缭乱，而且这儿的广告写得也有点儿恶心，又是包又是脓又是疹又是毒的，居然一针见效，药到病除，忒邪乎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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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城虽小，五毒俱全。一路上净被街边女子拦住问：大兄弟，洗头不？小妹陪你看会儿电影呀？唱歌不唱？high药不？发票要吗？
我进了一家外表还算素净的练歌房，老板见我面生，便拿出价目单给我看，上面写着包房100块钱，随便唱，酒水另收费。我问老板电视能收到北京六吗，老板苦笑着说，只有中央五。中央五就中央五，德甲一样看，我本打算看英超的，曼联对阿森纳，今天是星期六。
我跟老板说，就呆两个小时，三十行不行 。老板说不行，怎么着也得五十，可以送我两瓶啤酒。我看球快开始了，便答应下来。
老板带我进了包房，打开灯，说你先坐，找个小姐吗。我说不了，自己呆会儿就得，老板说那多没意思，给你叫一个吧，我说不用了，真不用了，老板说别客气，我们这里啥样的姑娘都有，看你像个文化人，就给你找个素质高的吧，说完满脸欢笑地推门而去。
我打开电视，播到中央五，黄健翔和一个我忘了叫啥名字的德甲专家正做着赛前评论，球马上开始了。这时进来一个女孩，个挺高（靴子跟挺高），戴着眼镜，我想这就是老板所谓的高素质吧。女孩放下手中的两瓶啤酒，客客气气地跟我说你好，我说你也好，坐下看球吧。
我坐在沙发的左侧，女孩坐右侧，电视在我们的正前方。当左边的拜仁进攻时，我的目光便随着皮球向右移动，不时用余光瞟上女孩几眼。女孩知道我在看她，便扭捏起来，也不知道是装的还是真不好意思。其实我并没有什么企图，就是想知道女孩带的眼镜是真是假，不会是平光镜吧，要不然就是个眼镜框，连片儿都没有。
上半场结束前，我只说了半句话，没有主语，而且是自言自语——射了，射了！女孩诧异地看我一眼，目光自上而下划过我的身体。
中场休息的时候，我问女孩多大了，她说属马的。也不知道是三十七、二十五，还是十三岁，我看都有可能，也没准儿她就随口一说。我又问女孩是哪里人，过年怎么没回家呀。女孩说你不也没回家嘛，没回家自然有没回家的原因。我看不便多问，就给她倒了一杯啤酒，女孩说她不喝酒，我没问她喝什么，我知道她在等着我问，我偏不问，问了就要花钱，所以我只“哦”了一声，心说，不喝拉倒。
下半场开始了，双方互换场地，我和女孩依旧男左女右，阵型不变。拜仁队的攻势太猛烈了，压得凯泽斯劳腾过不了半场，我的目光根本没有向右看的机会，倒是女孩的目光不断向我瞟来，充满了疑问、困惑、厌恶，可能还有乞求，弄得我浑身不自在。此时拜仁已三比零领先，凯泽斯劳腾破门乏术，无力回天，结局已定。
拜仁的攻势一浪高过一浪，女孩的目光索性盯在我脸上。我把遥控器扔给她，说，播吧，愿意看什么就看什么。
女孩拿过遥控器，播了一圈，没有满意的，又问我，你看什么？我看什么都行，要不还看球吧，几比零了，我说。女孩又把电视播到中央五，还是三比零。
不等比赛结束，女孩终于坐不住了，问道，你要看到什么时候？
马上，都八十三分钟了。说完我才想起没必要和她这么客气，你是不是觉得跟我呆着特没意思，我喝了一口啤酒说。
你说呢，跑这儿看球来了！女孩盯着屏幕说。
你觉得什么有意思，非得让人连亲带摸才有意思吗？坐下看会球怎么了，不看你走呀，该多少钱我给你。
女孩推了推眼镜，仰起脑袋说，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什么叫连亲带摸，我让谁亲让谁摸了！
你的工作不就是让人亲让人摸嘛，装什么纯呀，怕说别当小姐呀……我的话还没说完，女孩哭了。我就受不了女人哭哭啼啼，赶忙从兜里掏出一团皱巴巴的手纸说，别哭了，我这就走。女孩接过纸，擦了擦脸说，看你的吧，一会儿还有意甲呢，尤文图斯对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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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知怎的，我还真留了下来，老板说时间到了，我说再加两个小时，老板说那可就100块钱了，我说行，你再免费上几瓶啤酒。老板说没问题。
我问女孩，你喝什么。就啤酒吧，女孩自己倒了一杯。我问她干这行多久了，女孩说时间不长，才几天。我心里暗自发笑，到哪儿都是这么一套。女孩继续说，真的，我没骗你。我心想，谁这么说完了都不说假的，我骗你呢。女孩又说，我和男朋友前几天刚分手。又是俗套子，要么就父母下岗，弟弟大病，家里等钱用。为什么呀，我问。女孩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在酒店工作，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工作就是帮客人找小姐，我跟他说了好几次，换个工作吧，他偏不换，说再干两年挣够了钱就和我结婚，我说那你就干吧，注意点儿，他倒好，不仅给客人找，自己也找，染了病不说，还差点传染给我，要不是我坚持原则早完了，我一气之下，就跟他分了手，辞掉工作，也干了这一行，今天是我第三天上班，你是我的第一个客人。她这么一说好像我跟她怎么着了似的。我问你以前什么工作。老师，我是师范院校毕业的，分配回来教初中语文。看来她的眼镜是真的。我问你喜欢文学吗。她说还行，平时看个小说、散文什么的。我问她对两个工作的巨大差异有何感想，女孩说差不多，当老师要在学校接见学生家长，现在我在这里也没少见到学生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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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完酒，意甲没看完我就走了，我问女孩该给多少钱，她说不用了，赶明儿出书了别忘送她一本。我都不知道怎么就跟她说了我写小说的事儿，还互留了电话。我怎么又高了，不应该呀，才五瓶啤酒。
回了旅店，拉开被子就睡着了
第一夜平安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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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很早我就醒了，倚在床头看完《当代》上的一个中篇，起来已是中午，收拾了一下，然后下楼吃饭。
吃了碗面条，我开始在街上转悠，看见报摊，买了份报纸，然后就进了报摊对面的酒吧看报。
C城酒吧比之北京的，显而易见的便宜，一大瓶“雪花”才8块钱，我要了一瓶。酒吧里就我一个人在看报纸，老板去了澡堂子，说快过年了，要干净干净，让我慢慢喝，他一会儿就回来，然后就出去了，也不怕我跑单或者顺走他点儿东西。我总觉得屋里有什么动静，低头一看，吓一跳，怪不得老板这么放心，原来一条大狼狗正在桌底下徘徊。它溜达它的，我看我的报。
喝完一瓶啤酒，还想喝，老板还没回来，我就自己去吧台拿了一瓶，那条狗始终跟着我，见我拿完啤酒回到座位，没有走的意思，便也没叫唤。我启开啤酒，心想，这么大一瓶啤酒，在北京没有30块钱下不来，在这我能喝四个。我终于体验到人们常说的，国外挣钱国内花的好处，北京挣钱外地花一样。
老板回来了，比出去前白净许多，连毛孔都大了，一看就是刚蒸完桑拿。结了酒钱，老板只收我十五，这更让我感觉占了巨大的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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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狭窄的街道上走着，感觉脚被什么东西搁了一下，抬起来一看，地上一摊棕黄色异物，不知道是谁拉的一泡屎，还是被人丢下的一块烤白薯，幸好天气炎冷，这东西被冻得梆梆硬，踩了也没事儿，不沾脚。
路两旁尽是网吧，QQ的“嘟嘟”声从屋里传出，我走进去，找了个犄角儿坐下。
登上QQ，看见刘子的头像正闪闪发光，想到他身在大洋彼岸，居然还能见到他，不免感觉有些不真实，于是发了一条信息：真的是你，刘子？
“废话！”没错，是丫，他一张嘴我就知道。
“没想到能在网上看见你。”
“我靠，好像美国不能上网似的。”
“你嘛呢，那边正半夜吧？”
“刚过完性生活，现在喝口水休息一下。”
“自己给自己过得吧，虽然自慰没什么坏处，可也没什么好处，能少则少。”
“你身边有耳机和麦克吗？”刘子想和我语音聊天。
“没有，我在网吧，有也不好意思用，你不要脸我还要呢！”我知道他要聊生理卫生的话题。
“你真无聊，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这么长时间了。”
“扯淡，你是想听用汉语说的流氓话，在那边你们都说FUCK 吧。”我敲了一个英文单词。
“别乱打英文，我身边坐着外国姑娘呢，她看见了你打的FUCK，责怪我怎么交你这样的朋友，你想说下流话就打汉语，她看不懂。”
“行呀你，这么快就找到下家了。这小妞是你马子？”
“NO，是我房东的闺女。”
“你FUCK她了吗？”
“你怎么又说英文，用汉语！”
“回答我的问题！”
“没有，但被她FUCK了，就在我搬进来的第二天下午。”
“这回知道外国车和国产车的区别了？”
“构件都一样，就是手感不同，毛茸茸的。对不住了，她在床上叫我呢。”
“好吧，祝你们生活和谐！”
“会的，一定会的！”
别了刘子，我打算上网看看全国人民是如何准备过新年的。以往在北京的网吧，只需打一个“S”，浏览器便可根据记忆功能显示出新浪和搜狐的网址，这次却没有，我打了一个“S”后，居然显示出十几条以“sex”开头的网址。看来地方不同，关注动态各异。既然联上了，那就看看吧，于是点开一层层链接，但除了看到大腿乳房和屁股，没有更少儿不宜的了。也许有人要问，你还想看什么。其实我什么都不想看，这个过程中的心理期待才是有趣的，我已经感受了，我现在很满足。
看了几张外国女人的曲线美，我突然想起，应该趁年前写个新年遐想，可电脑里居然没有ORD，连写字板也没装，只能用记事本，写了三五百字后，网吧突然停电，记事本又没有自动存盘功能，完了，白忙乎半天，还是回去用笔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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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娘正准备饭菜，见我回来了，就让我晚上跟他们一起吃，我说这合适吗，她说有啥不合适，不就添双筷子嘛，人多还热闹呢，我说那好，我去买点酒。老板娘说都买好了，你帮着择菜吧。
我给老板娘打起下手，她又是炒菜又是炖鸡，还给我说了说她家里和C城的事儿。
老板娘有三个儿子，最小的一个跟我一边大，属猴，其余两个一个属马，一个属羊。看来她老公那几年精力旺盛，弄得女老板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
我问老板娘为什么不再生一个，打麻将正好凑一桌。老板娘说生完老三后计划生育就传播到这里，她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便被单位工会的女主席弄去医院，打了一针麻药就睡着了，等醒来时被告之：放心吧，这回保证你怀不上孩子了。
老板娘勃然大怒，拍床而起，说，凭什么剥夺我生孩子的权利，我咒你们家十八辈母鸡下不出蛋。老板娘原本想生个十二生肖的。
那时老板娘已经预备了十二间新房给儿子娶媳妇用，现在也派不上用场，都改了旅店，她也从单位辞职，当起老板娘。
老板娘的老公是个生意人，在C城小有名气，什么都倒腾，钢筋水泥、砖头瓦块、通信产品、汽车配件、透视麻将……每日早出晚归，不辞劳苦，更多时候不归。家里的十二间房便是他鼓捣建材时的存货盖起来的。
他们的三个孩子，都是初中毕业，学历不高，我对他们能否找个像样的工作心存疑虑，但他们都从事着C城最赚钱的工作，卖手机、开网吧、干出租，显然，我的顾虑是多余的，这里不比北京，人才不扎堆儿。
C城的青年人大多同他们一样，读书不多，却生活得有滋有味。每个走在街上的小伙身边都跟着个花容月貌的姑娘，C城小，小到每个漂亮姑娘和帅小伙都彼此认识并谈过恋爱的程度，所以大街上能经常看到挎着男友胳膊的女孩同马路对面搂着女友肩膀的男孩打招呼。在C城，二十岁还没谈过恋爱的人几乎没有。
他们管谈恋爱叫搞对象，这样一叫便少了花前月下的浪漫。他们不把对方称作男友、女友、老公、媳妇，只叫对象儿，将尾音儿化，喊出来清脆、悦耳，好像两人携手经历了多少坎坷似的，而实际好了还没两天。
C城的年轻人不保守，两个人好了便住在一起，尽管岁数加一块还不到三十五六。父母虽反对，但他们往往在白天，父母都去上班的时候，才旷半天课或请几个小时的假在一起住会儿的，晚上还是各回各家。C城女孩爱得彻底、投入，只和谈得来的，年龄相仿的男人在一起，没有人去傍四五十岁的大款，这和C城无大款也有一定关系，许多女孩的对象儿都在家呆着，整日闲逛，正经事儿没有，乱七八糟的都会，或当个临时工，挣点儿饭钱，但女孩们一如既往地爱着他们，不会因为经济的原因提出分手，这一点和北京女孩截然不同，所以，造就了C城的小伙们“不求上进”、“满足现状”的生活态度。
孩子们要求不高，父母也不劳累，这便是生活在C城的好处。人们不疲于奔命，生活节奏缓慢，随遇而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就在这个城市中渐渐老去。
C城人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地生活着，也是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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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吃饭穿衣、居家过日子，C城人没有更多需求。此处房价低得惊人，县城中心最繁华地段像《大腕》里描述那样设施的房价，还没有北京通县的房价高，就这样，房子还是卖不出去，因为承建公司是当地的建筑队，没盖过六层以上的房子，这次突然搞了个大的，十五层，不知道是地基挖浅了，还是土质疏松的原因，风一大房子就摇晃，至今未售出一套。这幢楼鹤立鸡群般摇摇摆摆地挺立在城中央，吓跑了底下摆摊的商贩。市委就此问题和建筑队开了无数次会议，也没商讨出拆好还是不拆好，有两种声音，一是完全保留，把它像比萨斜塔一样保护起来，供游人参观。二是拦腰斩断，将十五层分成三份，每五层为一幢楼。经研究，后者的难度大于拆了重盖，行不通。
物质消费水平之低导致了市民们心态平和，大街上走路都比北京人慢很多。汽车在C城更是多余的，从南头到北头，骑车十五分钟就够了，所以多数当地人以步代车，去哪儿都走着，反正没啥要紧事儿，无非就是赶着回家看电视。
城里跑着的四趟公共汽车和二百辆出租汽车足够满足市民的用车需要，买了车也就是个摆设，不去外地的话，一年能跑二千公里就是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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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娘说，一会儿吃饭的时候，她儿子可能把对象儿领回来。正说着，大儿子回来了，身旁跟着一个可以打七十五分的女孩，她不带丝毫扭捏地叫了老板娘一声：伯母。
老二和老三也陆续回来，晚饭已经准备就绪，老板娘发令开饭，不等她家男人了，越是过节他越忙。
一家人和我围坐一桌，谈笑风生。老板娘问老二，什么时候你能把媳妇领回来，看你哥。老二说，我才不找本地的，没劲，要找就找个首都的。老板娘让我给老二介绍一个，我满口答应，等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后，一定给老二找个晶莹剔透的。老二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办，他已经在网上聊了一个，人家都从北京过来了，现在就在C城。老二是开网吧的，利用工作之便，四处留情。我说行呀你，我跟北京二十多年了，还光棍一条。老二说那是你笨，北京女孩挺容易上手的，远没想象中的困难。我心说，也就是让你赶上一个别的。
吃完饭，像往年一样，坐电视机前看中央电视台，里面还是赵忠祥和倪萍，他俩依旧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小点儿的电视，根本看不出皱纹。中国没人了怎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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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老板娘家打麻将缺人就叫上我凑一手，说来奇怪，最近两天我的手气出奇壮，再难落听的牌也能和，赢了不少钱，却不好意思往兜里装，只好又故意输回去，上听的牌拆了打，别人点炮我装没看见，越玩越没劲。
偶尔写点儿东西，少得可怜，从北京带来的钢笔至今还没打过水，剩我一个人的时候就看会儿书，别看它们旧，却挺好看，可惜太多了，没办法扛回北京，只能就地正法，多看一本是一本。当初买的时候太激动了，忘了还要回北京。
这几天C城的鞭炮声就没停过，特别是初五这天早晨，噼里啪啦的炮声震人发匮。只听见老板娘喊三儿子：放炮去吧，饺子这就出锅了。
又是一通噼里啪啦。
我已经几宿没合眼了，每次刚要睡着，都被二踢脚炸醒。听多了二踢脚“呯——嘭”的两声，就习惯了这种节奏，昨天半夜，只听见“呯”，没听见“嘭”，我就等呀等，不敢睡，怕快睡着的时候被“嘭”吓一机灵，那多难受，可一直等到了天亮，也没听见“嘭”，操，早知道是个蔫炮，我就踏踏实实地睡了。
天已大亮，我正准备放松心情，睡个安稳觉，没承想，刚一闭眼，又“呯——嘭”地响了起来，妈的，成心！
C城四面环山，盆地地势，一点儿声音就能响彻山涧，更何况百炮齐鸣，余音缭绕，窗外又烟火四起，真假难辨，给我一种哪里又打起来的感觉。
后来我把耳朵塞上袜子，脑袋钻进被窝，但还是前后受敌，左右挨炸，鞭炮声依然震耳欲聋，吵得我坐卧不安，怎么他妈这么闹腾！以前人们就是这样对付麻雀的，拿着锅碗瓢盆爬上自家房顶，叮叮当当一通乱敲，吓得麻雀在天上飞来飞去，不敢落脚，结果都累死了，飞着飞着就往下掉。我也快了，都五天没睡觉了。“呯——嘭”仍在继续，愈演愈烈。
算了，我还是起来吃饺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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饺子是羊肉馅的，除了葱姜，再没蔬菜，老板娘管这种馅叫“一个肉丸”的，她说，因为今年是羊年，就吃羊肉丸的。我暗中庆幸：好再没赶上鼠年。
刚吃了俩饺子，嚼得满嘴流油，正剥蒜的时候，门开了，老二带回家一个女孩，说，妈，这就是我说的首都网友。
我咬了一口蒜，一看，这女孩长得怎么这么像雷蕾呀，除了是一头短发！嗯？不对！
再定睛一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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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就是雷蕾。当我和她面面相觑的时候，不约而同地一惊，不等我开口，她便夺门而出，我立即放下手里的半瓣蒜，不等再吃口饺子，干嚼着一嘴蒜就追了出去。老板娘的疑问——这是怎么回事儿，三儿子的不解——我哪儿知道，都被远远地留在身后。
跑过街道，雷蕾突然停下来，转过身盯着我。我追上前。
“怎么会在这儿看见你？”雷蕾说。
“难道依然仅仅是巧合吗”我说。
“为什么是这种结果！”
“这也是我的疑问，为什么你这么随便就跟网友回了家，而且不远千里！”
“那你跑这里来干什么！”
“我……”我一时说不上话来，不知激动还是激愤。
我和雷蕾站在距离北京600里的C城满地烟花爆竹纸屑的路边，站在初五的晨光中，大眼（她）瞪小眼（我），思潮起伏，默不作声。
终于，我们在一阵鞭炮声中，抱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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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久，雷蕾挣脱开我的拥抱，哭了起来。
我说你别哭了，眼泪都流嘴里了，她说废话，眼泪有往脑门儿上流的吗。我说怎么没有，你倒立着哭看看，眼泪准保往脑门上流，你如果躺着哭，眼泪就往耳朵里流，你趴我肩膀上哭的话，眼泪还能往后背流呢，只不过是我的后背。
你讨厌！雷蕾更放声地哭了起来。
我的后背果然湿透了，冰凉冰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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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雷蕾告诉我，她到这里是来实习的。郊游回来的那天下午，学校安排实习，有北京的设计院，也有外地的建筑队，学生自愿选择。雷蕾为了躲避我一段日子，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外地。
雷蕾说她实习的地方就在那个盖歪了的十五层楼的工地，老师带着他们绞尽脑汁，想怎么才能将这座即将竣工但无法入住的商品楼的损失降至最低限度，群策群力，千方百计后，没有可实施的办法，眼看着就过年了，老师下定决心，想不出辙就不离开C城半步，看着归家心切的学生说，你们回家过年吧，不愿意走的就留下来。雷蕾就属于那个不愿意走的，在北京过年无非就那些事儿，吃饭、串门、拜年、压岁钱……已经倒背如流，所以宁愿过一个了无牵挂的年。于是她告诉父母，她在C城挺好的，爸爸妈妈不要太牵挂，这里有时候挺冷的，但是她没啥舍不得，就又买了一件毛背心穿上了，虽然这个春节不能回去，但是她很想家。父母说，照顾好自己，完了事儿赶紧回来。
我问雷蕾手机为什么注销。她说，正好该交钱了，她没交，反正到了外地还要漫游，索性买了一张当地的卡。
雷蕾说，这不，大年三十上午，老师接到他老婆的电话，让他必须回去，否则后果自负，于是老师买了当天的车票回京了，剩下我一个人，流落他乡，无依无靠，只好上网消磨时间，碰到一个当地的网友，聊了几天，约好就在这家网吧见面，结果见了面发现，就是网吧的老板，他说就不收我钱了。
我说，约你见面你就见呀，他要是坏人呢，你在这儿人生地不熟，还跟他回家。我就是想吃口热饺子，谁让他以带我回家吃饺子为诱饵呢，我没经住，雷蕾可怜兮兮地说。
走！我说。
干什么去？
吃饺子去，一个肉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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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雷蕾找到一家“天天过年”饺子馆，要了一斤饺子，雷蕾说吃不了，我说你以为就你一个人吃呀，刚才追你追得我肚子都抽了筋，蕾蕾说，你那是吃多了撑的。
饺子上来后，雷蕾只顾埋头苦干，也没理我，弄得我只好没话找话。我问那个研究生也没有联系你吗。雷蕾说，别提他行不，我都把他忘得差不多了，我心里总记着他，对你有什么好处，自讨苦吃。我说，我是对自己特别自信才这么说的，他哪儿能跟我比呀，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上的人。雷蕾说，这儿的饺子皮真厚，可是没你脸皮厚，像你这么厚的，少见。脸皮厚好，冬暖夏凉，我说。
我问雷蕾为什么剪了短发，她说为了开始一段新生活。我说，我说过你留短发不好看。雷蕾说，可我自己认为好看，我干嘛要听你的。我说，女为悦己者容。雷蕾说，那是别人，我才不管这些，我想怎样就怎样。
我又说，原来你都大四了，学建筑的。雷蕾说，你以为呢，对人家一点儿都不关心。我说我原来那么问你，你都不说，还让我以为碰上刘胡兰了呢。雷蕾说，我那是考验你，没想到你一点儿诚意没有，碰到困难就退缩，真让人失望。我说好，吃完饺子就回北京，那里有我们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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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过饺子，我问雷蕾在这里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她说就是对那座十五层楼放心不下，万一哪天倒了砸着人怎么办，我说你操心也没用，该倒还要倒，那些头头脑脑说了才算，他们是人民的父母官，不会看着自己的孩子快挨砸了还无动于衷，雷蕾说那她就踏实了。
我和雷蕾去学校给她安排的宿舍取东西，然后拿上行礼到了老板娘家，我悄声说，你在外面等着，我进去取了东西就走，然后跟个特务似的溜进二层我的房间。
正收拾东西的时候，老板娘进来了，问我早上的一幕是怎么回事儿，我说，雷蕾是我女朋友，知道我离家出走到了C城，就来找我，正巧遇到老二这么个好人，怕她找不着，还把她领到我面前。老板娘说，那老二怎么说是他新谈的女朋友。我说，他那是为了让您高兴，对了，他人呢？老板娘说，嗨，又回网吧上班了，说明天再领回一个来，这孩子！
结了房钱，与老板娘依依惜别后，我和雷蕾手挽手，去了C城车站。
火车启动了。
C城，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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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有股独特的味道，在北京呆久了的人，都深有体会，特别是刚从外地回来，闻到这味儿能让我热泪盈眶，幸好是冬天，眼泪冻住了，没流下来。我管这种味道，叫北京味儿。
回到家，见屋内还和我走的时候一样，桌上的半个面包已经硬成了一块砖头，盖房绝对不成问题。
我给爸妈打了一个电话，他们在电话里抑制不住旅游的喜悦，老两口觉得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了，玩上了瘾，就打算多转转，反正退休了，时间对他们来说，富富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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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我家没人，雷蕾就来找我，有时候晚上干脆不走，和我挤单人床，每晚我都闲不着，白天也落不着休息。
忙完事儿后，睡觉的时候雷蕾非要和我鼻尖相触，保持零距离。我说我不习惯。她说几天就能让我习惯。我说这样睡不着，我吸入的全是你喷出的二氧化碳，气上不来。她就说，你怎么不是一株植物呀，连光合作用都不会。
雷蕾让我对她说我爱你，我说不说，她说那你就是不爱我，我说不是，她说那你为什么不说，我说我不好意思，她说你还会不好意思，我说有些话不一定非说出来，她说那你就是爱我了，我从鼻子里发出一声：嗯。雷蕾说，好，明天我带你去公证处，我问干嘛，她说去做公正，让你成为我的私有财产。我说好啊，如果六十年后你没了而我还活着，我就是你的遗产。雷蕾说，我不在了你活着能有什么乐趣，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回头咱俩一起走。我说你想干什么。雷蕾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雷蕾问我谈过女朋友吗。我说当然。她就问，谁甩的谁。我说是女的甩的我。雷蕾说，你怎么这么窝囊。我说天生如此。雷蕾说，也难怪，你有什么资本甩别人，能有女朋友已经够奢侈了。我说你说什么。她说没什么。我说别以为我没听见。她说听见了你还问。
雷蕾整天就知道看电视和睡觉，我说你也不看看书，或者出去找找工作，都大四了，还这么混。雷蕾说，要是有看电视和睡觉的工作就好了。我说，这也是我梦寐以求的，可惜这样的公司还没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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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雷蕾呆饿了就出去随便找个地方吃饭，无论在哪儿，她都点金针菇，甭管凉拌，还是火锅。
看她吃得津津有味，我就问：“你想过将来干什么吗？”
“没有，你说我能干什么？”雷蕾反问，“你对我有什么认识？”
“你饭量可以。”我说。
“我不吃了！”雷蕾撂下筷子，甩手不吃了，但还是把嘴里正嚼着的金针菇咽下去。
“看来你现在饭量也不行了，这可是你唯一的优点呀。”
“我就给你这么个印象？！”
“能吃不是缺点。”我说，“我帮你分析一下未来吧。”
“你说。”
“你是学建筑的，除了考研、出国，只有一种选择，就是去工地。工地上的职业很多，如果靠体力劳动，虽然你能吃，但是没劲儿，所以，当民工这条路是行不通的。”
“太好了，求之不得。”
“其次，走脑力劳动的路线，去当设计师，但是你刚毕业，撑死了设计个牛棚猪圈，摩天大楼轮不到你，你也就是给那些老专家沏茶倒水的份儿，可你一定不愿意干，所以，前途叵测呀！”我语重心长。
“那我学你不行吗，你想过干点儿什么吗，待业都一个月了吧。”
说到这里，我便不再说话，只有低头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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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妈来了电话，说转得差不多了，明天回家。我挂了电话，雷蕾说，那明天我走了，正好过两天有一门补考，该看书了。
第二天，我跟雷蕾回了学校，陪她在教室看了一会儿书，她说看不进去，我说谁都一样，那也得硬着头皮看。雷蕾说要能看进一点儿，当初也不至于不过。我说你会什么写什么，哪怕驴唇不对马嘴，至少不会倒扣分，实在不行就抄几个公式，然后生搬硬套，还给雷蕾举例说明，我初中考物理的时候，有一道计算液体压强的题，我把公式忘了，只记得老师在课堂上告诉我们，背这个公式有窍门，原公式是P＝ρgh，你们记住压强等于“肉鸡爱吃”就行了，于是我牢记在心，并将此话写在考卷上，后来卷子发下来，我看老师回了一句话：我也爱吃。还给了我一分，因为这证明我上课认真听讲了。
我说，还有一次，政治考试，简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在，我便在答案上写下：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处不在，正如歌中所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建设高潮……并因此得到该题一半的分数。
雷蕾说，让你这么一说，考试挺容易的，那我不看书了，回去听歌算了。
我说，万万使不得，如果你赶上的老师是乐盲，岂不还要重考。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作弊呀！”
“我才不！”
33
雷蕾坐在教室手里捧着课本，看了半个小时居然没有翻页，我问：“想什么呢，这么半天了，还盯着这页看。”
“没想什么。”雷蕾看我一眼，然后把书翻过一页。
一分钟后，雷蕾又把书翻回到刚才那页。
我问：“怎么了？看不进去？”
她说：“肚子疼。”
我问：“吃坏肚子了？”
“不是。”
“那为什么？”
雷蕾没有回答，我看出她的表情，又问：“痛经？”
雷蕾点点头。
我说：“要不去医院开点儿止痛片？”
雷蕾说：“吃止痛片对身体不好。”
“那怎么办，给你倒点开水喝？”
“没用，你给我揉揉肚子吧。”雷蕾靠住我的肩膀。
我用胳膊揽住雷蕾的腰肢，手按在她的小腹上，轻轻地揉了起来。
雷蕾因为喝了许多茶水，随着我手掌的运动，有“咕噜”的水声从雷蕾的肚子传出。
揉了一会儿后，雷蕾按住我的手说：“别揉了。”
我说：“为什么，不疼了？”
“还疼。”
“那为什么不揉了？”
雷蕾趴在我的耳边说：“我想放屁。”
我悄声说道：“你能保证放出的屁既没有声音又没有臭味吗？”
雷蕾说：“有点儿困难，你没听过臭屁不响，响屁不臭的道理吗？”
我说：“那你就出去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再放，多响多臭都没关系。”
雷蕾说：“你陪我去”
“我不去”
“为什么？”
“不是我不想去，我怕去了影响你的发挥，我做这种事情从来都是偷偷摸摸，当着人做不出来。”
雷蕾拽住我的衣服说：“你跟我去，我不怕。”
出了教室，来到楼顶，我点上一根烟，指着不远处的墙角对雷蕾说：“就那儿吧，我不过去了。”
雷蕾说：“我不想放了。”
“为什么？”
“没有感觉了。”
“要不然我再给你揉揉肚子，酝酿一下情绪？”
“不用了。”
“那干嘛来了。”
“我就是想和你出来呆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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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完烟，我和雷蕾拥抱了片刻，没有接吻，因为她不喜欢我嘴里的烟味，然后又回到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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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蕾果真按我说的做了，抄了一张密密麻麻的宝典，带去考场。
考试下午四点开始，不到一个小时候，雷蕾满心欢喜地回来，说都抄上了，离开考场的时候，纸条还被旁边一个束手无策的男生要去。
雷蕾说，过了这门，再把毕业设计搞定，就算大功告成。我说那去庆祝一下吧，雷蕾说，当然了，等晚上的。
到了六点，我和雷蕾正要出去，来了一个电话，她说：“是你……找我什么事……对……啊……那怎么办……好吧。”然后挂了电话，愁眉不展地对我说：“那个研究生给我打的，出事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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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雷蕾把纸条给了旁边男生后，他抄完又给了另一个男生，而这个男生笨手笨脚地刚打开纸条，就被监考老师擒获，他不打自招，说纸条不是自己的，别人给的，于是老师逆流而上，寻到根儿上。
这个老师就是那个研究生的导师，他回到实验室把抓了一个女生作弊的事情说给在场人听，研究生随口问了一句哪个系的，导师说是建筑系的，研究生就特意问叫什么名字，导师说叫雷蕾，都大四了，估计学位没了，一张纸条，三个学位，明天我通报教学处。研究生听完赶紧跑出实验室给雷蕾打电话，验证了导师的话。
研究生让雷蕾在宿舍等他消息，他先去说服导师不要上报教学处，争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听完，我忿忿说：“那两个男生真不够男人，吃水忘了掘井人。”
雷蕾说：“你不是好舞文弄墨吗，帮我写三百字检查，主动承认错误总比被动挨打好。”
我找到纸笔，想了想，说：“少写点儿行吗。”
雷蕾说：“你要是三个字能表述清楚也行。”
于是我拿起笔，写了一份三个字的检查，言简意赅：我错了！
雷蕾看了抓起来就给撕了，说：“我让你帮我办点儿事怎么这么难，当初可是你让我作弊的！”
“可是我没让你作弊被抓。”我申辩。
“被抓的又不是我。”
“可你不该到处施舍。”
“都是同学，我能见死不救吗？”
正说着，电话响了，研究生说：“你下来吧，在学校咖啡屋。”
撂下电话，雷蕾说：“我去见他，你回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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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电话雷蕾，她手机关机，去宿舍找，门锁着。
她又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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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再继续寻找雷蕾，预感她还会出现。
接下来的冬天，我蛰伏在家，读书写字看电影。
无论什么书，拿起来就看，我知道比我聪明的人有很多；无论哪国的片子，只要是盗版，就买来看，我相信盗版商的眼光。
我有各个电影节上获奖的纪录片，每每看完都会心情沉重，因为它们拍得太残酷了。而纪录片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只记录了一部分生活，所以，生活的残酷比之更甚。真正的生活比这更残酷。
除了纪录片，我还有一些书、一些唱片和一些电影，我有将它们占为己有的癖好，谈不上收藏，只是看着它们陈列在自家的书柜中就高兴。如果问我为什么收集它们，我也不知道，反正喜欢就买了，而且多数不再重复阅读、聆听或观看，只是看着它们，我便想到了曾经的自己。它们组成了我的成长岁月。
再说说我的那些唱片，其中打口带居多，因为国内唱片可听的寥寥无几，而国外引进版唱片又价格昂贵，加之我刚上大学的时候，还没有MP3，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打口带，经常旷半天课，穿越半个北京市，跑到海淀图书城翻腾喜欢的磁带。那时的海图非常脏乱差，如今已治理得井然有序，当初那些卖打口带的哥们儿现在都人模狗样地成了各行业精英，我好几次从各类经理人杂志上看到他们的照片和专访，并配以文字说明：XXX公司总经理某某某。他们的转型，也许是因为后来出了MP3，什么样的音乐都能从网上下载，打口带没了销路，不过这种转型也太成功了。记得其中一家音像店店主在这条街称王称霸，没他铲不平的事儿，工商税务不在话下，磁带没收了，他打个电话，对方就乖乖地送来，一个劲儿地赔不是，还坚决请他吃饭，说把弟妹也带上吧。店主的女朋友酷似李嘉欣，不知为何，这种长相的女人总要被这种男人泡，《古惑仔》中李嘉欣就被郑依健泡。
那些打口唱片在进入中国的时候无不被海关打下深深印记，我们就是听着它们长大的，看着它们，感觉自己的青春也被打了口。唱片打口的位置不一，就像打在我们这代人心灵上的口，每个人的都不一样。
直至今日，我仍然喜欢听打口盘，我属于打口的一代，而今天的孩子们是数码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