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岁后，周围的熟人有些开始死亡，去火葬场的次数增多，而我突然地喜欢在身上装钱了，又瞌睡日渐减少，便知道自己是老了。
老了就提醒自己：一定不要贪恋位子，不吃粉凉便腾板凳；一定不要太去抛头露面，能不参加的活动坚决抹下脸去拒绝；一定不要偏执；一定不要嫉妒别人。这些都可以做到，尽量去做到，但控制不了的却是记忆啊，而且记忆越忆越是远，越远越是那么清晰。
这让我有些恍惚：难道人生不是百年，是二百年，一是现实的日子，一是梦境的日子？甚至还不忘消灭，一方面用儿女来复制自己，一方面靠记忆还原自己？
我的记忆更多的回到了少年，我的少年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后期，那时中国正发生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对于文化大革命，已经是很久的时间没人提及了，或许那四十多年，时间在消磨着一切，可影视没完没了地戏说着清代，明代，唐汉秦的故事，“文革”怎么就无人兴趣吗？或许“文革”仍是敏感的话题，不堪回首，难以把握，那里边有政治，涉及到评价，过去就让过去吧？
其实，自从“文革”结束以后，我何尝不也在回避。我是每年十几次地回过我的故乡，在我家的老宅子墙头依稀还有着当年的标语残迹，我有意不去看它。那座废弃了的小学校里，我参加过一次批斗会，还作过记录员，路过了偏不进去。甚至有一年经过一个村子，有人指着三间歪歪斜斜的破房子，说那是当年吊打我父亲的那个造反派的家，我说：他还在吗？回答是：早死了，全家都死了。我说：哦，都死了。就匆匆离去。
而在我们的那个村子里，经历过“文革”的人有多半死了，少半的还在，其中就有一位曾经是一派很大的头儿，他们全都鹤首鸡皮，或仍在田间劳动，或已经拄上了拐杖，默默地从巷道里走过。我去河畔钓鱼的那个中午，看见有人背了柴草过河，这是两个老汉，头发全白了，腿细得像木棍儿，水流冲得他们站不稳，为了防止跌倒，就手拉扯了手，趔趔趄趄，趔趔趄趄地走了过来。那场面很能感人，我还在感慨着，突然才认得他们曾经是有过仇的，因为“文革”中派别不一样，武斗中一个用砖打破过一个的头，一个气不过，夜里拿了刀砍断了另一个家的椿树，那椿树差不多碗口粗了。而那个当过一派很大的头儿的，佝偻着腰坐在他家的院子里独自喝酒，酒当然是自己酿的包谷酒，握酒杯的手指还很有力，但他的面目是那样的敦厚了，脾气也出奇的柔和，我刚一路过院门口，他就叫我的小名，说：你回来啦？你几个月没回来了，来喝一口，啊喝一口嘛！
那天的太阳很暖和，村子里极其安静，我目睹着风在巷道里旋起了一股，竟然像一根绳子在那里游走。当年这里曾经多么惨烈的一场武斗啊，现在，没有了血迹，没有了尸体，没有了一地的大字报的纸屑和棍棒砖头，一切都没有了，往事就如这风，一旋而悠悠远去。
我问我的那些侄孙：你们知道文化大革命吗？侄孙说：不知道。我又问：你们知道你爷的爷的名字吗？侄孙说：不知道。我说：哦，咋啥都不知道。
不知道爷的爷的名字，却依然在为爷的爷传宗接代，而“文革”呢，一切真的就过去了吗？为什么影视上都可以表现着清以前的各个朝代，而不触及“文革”，这是在做不能忘却的忘却吗？我在五十多岁后动不动就眼前浮出少年的经历，记忆汪汪如水，别的人难道不往事涌上心头？那个佝偻了腰的曾经当过一派大头儿的老人在独自喝酒，寂寞的晚年里他应该咀嚼着什么下酒吧。
我想，经历过“文革”的人，不管在其中迫害过人或被人迫害过，只要人还活着，他必会有记忆。
也就在那一次回故乡，我产生了把我记忆写出来的欲望。
之所以有这种欲望，一是记忆如下雨天蓄起来的窖水，四十多年了，泥沙沉底，拨去漂浮的草末树叶，能看到水的清亮。二是我不满意曾经在“文革”后不久读到的那些关于“文革”的作品，它们都写得过于表
象，又多形成了程式。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我应该有使命，或许也正是宿命，经历过的人多半已死去和将要死去，活着的人要么不写作，要么能写的又多怨愤，而我呢，我那时十三岁，初中刚刚学到数学的一元一次方程就辍学回村了。我没有与人辩论过，因为口笨，但我也刷过大字报，刷大字报时我提糨糊桶。我在学校是属于联指，回乡后我们村以贾姓为主，又是属于联指，我再不能亮我的观点，直到后来父亲被批斗，从此越发不敢乱说乱动。但我毕竟年纪还小，谁也不在乎我，虽然也是受害者，却更是旁观者。
我的旁观，毕竟，是故乡的小山村的“文革”，它或许无法反映全部的“文革”，但我可以自信，我观察到了“文革”怎样在一个乡间的小村子里发生的，如果“文革”之火不是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点起，那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却怎样使火一点就燃？
我的观察，来自于我自以为的很深的生活中，构成了我的记忆。这是一个人的记忆，也是一个国家的记忆吧。
其实，“文革”对于国家对于时代是一个大的事件，对于文学，却是一团混沌的令人迷惘又迷醉的东西，它有声有色地充塞在天地之间，当年我站在一旁看着，听不懂也看不透，摸不着头脑，四十多年了，以文学的角度，我还在一旁看着，企图走近和走进，似乎越更无力把握，如看月在山上，登上山了，月亮却离山还远。我只能依量而为，力所能及的从我的生活中去体验去写作，看能否与之接近一点。
烧制瓷器的那个古炉村子，是偏僻的，那里的山水清明，树木种类繁多，野兽活跃，六畜兴旺，而人虽然勤劳又擅长于技工，却极度的贫穷，正因为太贫穷了，他们落后，简陋，委琐，荒诞，残忍。历来被运动着，也有了运动的惯性。人人病病恹恹，使强用恨，惊惊恐恐，争吵不休。在公社的体制下，像鸟护巢一样守着老婆娃娃热炕头，却老婆不贤，儿女不孝。他们相互依赖，又相互攻讦，像铁匠铺子都卖刀子，从不想刀子也会伤人。他们一方面极其的自私，一方面不惜生命。面对着他们，不能不爱他们，爱着他们又不能不恨他们，有什么办法呢，你就在其中，可怜的族类啊，爱恨交集。
是他们，也是我们，皆芸芸众生，像河里的泥沙顺流移走，像土地上的庄稼，一茬一茬轮回。没有上游的泥沙翻滚，怎么能有下游静水深流，五谷要结，是庄稼就得经受冬冷夏热啊。如城市的一些老太太常常被骗子以秘鲁假钞换取了人民币，是老太太没有知识又贪图占便宜所致，古炉村的人们在“文革”中有他们的小仇小恨，有他们的小利小益，有他们的小幻小想，各人在水里扑腾，却会使水波动，而波动大了，浪头就起，如同过浮桥，谁也并不故意要摆，可人人都在惊慌地走，桥就摆起来，摆得厉害了肯定要翻覆。
我读过一位智者的书，他这样写着：内心投射出来的形象是神，这偶像就会给人力量，因此人心是空虚的又是恐惧的。如果一件事的因已经开始，它不可避免地制造出一个果，被特定的文化或文明局限及牵制的整个过程，这可以称之为命运。
古炉村人就有了“文革”的命运，他们和我们就有了“文革”的命运，中国人就有了“文革”的命运。
“文革”结束了，不管怎样，也不管作什么评价，正如任何一个人类历史的巨大灾难无不是以历史的进步而补偿的一样，没有“文革”就没有中国人思想上的裂变，没有“文革”就不可能有以后的整个社会转型的改革。而问题是，曾经的一段时期，似乎大家都是“文革”的批判者，好像谁也没了责任。是呀，责任是谁呢，寻不到能千刀万剐的责任人，只留下了一个恶的代名词：文革。但我常常想：在中国，以后还会不会再出现类似“文革”那样的事呢？说这样的话别人会以为矫情了吧，可这是真的，如我受过了5·12地震波及的恐惧后，至今午休时不时就觉得床动，立即惊醒，心跳不已。
有人说过很精彩的话，说因为你与你的家人和亲朋在这个世上只有一次碰面的机会，所以得珍惜，因为人与人同在这个地球，所以得珍惜。可现实中这种珍惜并不是那么就做到了，贫穷使人容易凶残，不平等容易使人仇恨，不要以为自己如何对待了别人，别人就会如何也对待自己。永远不要相信真正，没有真正，没有真正的友谊，没有真正的爱情，只有善与丑，只有时间，只有在时间里转换美丑。这如同土地，它可以长出各种草木，草木生出红白黄蓝紫黑青的花，这些颜色原本都在土里。我们放不下心的是在我们身上，除了仁义理智信外，同时也有着魔鬼，而魔鬼强悍，最易于放纵，只有物质之丰富，教育之普及，法制之健全，制度之完备，宗教之提升，才是人类自我控制的办法。
在书中，有那么一个善人，他在喋喋不休地说病，古炉村里的病人太多了，他需要来说，他说着与村人不一样的话，这些话或许不像个乡下人说的，但我还是让他说。这个善人是有原型的，先是我们村里的一个老者，后来我在一个寺庙里看到了桌子上摆放了许多佛教方面的书，这些书是信男信女编印的，非正式出版，可以免费，谁喜欢谁可以拿走，我就拿走了一本《王凤仪言行录》。王凤仪是清同治人，书中介绍了他的一生和他一生给人说病的事迹。我读了数遍，觉得非常好，就让他同村中的老者合二为一做了善人。善人是宗教的，哲学的，他又不是宗教家和哲学家，他的学识和生存环境只能算是乡间智者，在人性爆发了恶的年代，他注定要失败的，但他毕竟疗救了一些村人，在进行着他力所能及的恢复、修补，维持着人伦道德，企图着社会的和谐和安稳。
陕西这地方土厚，惯来出奇人异事，十多年来时常传出哪儿出了个什么什么神来。我曾经在西安城南的山里拜访过众多的隐在洞穴和茅棚里修行的人，曾经见过一位并没有上过大学却钻研了十多年高等数学的农民，曾经读过一本自称是创立了新的宇宙哲学的手写书，还有一本针对时下世界格局的新的兵书草稿，曾经与那些堪舆大师、预测高手以及一场大病后突然有了功力能消灾灭祸的人交谈过。最有兴趣的去结识那些民间艺人，比如刻皮影的，捏花馍的，搞木雕泥塑的，做血社火芯子的，无师而绘画的，铰花花的。铰花花就是剪纸。我见过了这些人，这些人并不是传说中的不得了，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有神性的人，要么天人合一，要么意志坚强，定力超常。当我在书中写到狗尿苔的婆，原本我是要写我母亲的灵秀和善良，写到一半，得知陕北又发现一个能铰花花的老太太周苹英，她目不识丁，剪出的作品却有一种圣的境界。因为路远，我还未去寻访，竟意外地得到了一本她的剪纸图册，其中还有郭庆丰的一篇介评她的文章，文章写得真好，帮助我从周苹英的剪纸中看懂了许多灵魂的图像。于是，狗尿苔婆的身上同时也就有了周苹英的影子。
整个的写作过程中，《王凤仪言行录》和周苹英的剪纸图册以及郭庆丰的介评周苹英的文章，是我读过而参考借鉴最多的作品，所以特意在此向他们致礼。
除此之外，古炉村里的人人事事，几乎全部是我的记忆。狗尿苔，那个可怜可爱的孩子，虽然不完全依附于某一个原型的身上，但在写作的时候，常有一种幻觉，是他就在我的书房，或者钻到这儿藏到那儿，或者痴呆呆地坐在桌前看我，偶尔还叫着我的名字。我定睛后，当然书房里什么人都没有，却糊涂了：狗尿苔会不会就是我呢？我喜欢着这个人物，他实在是太丑陋，太精怪，太委屈，他前无来处，后无落脚，如星外之客，当他被抱养在了古炉村，因人境逼仄，所以导致想像无涯，与动物植物交流，构成了童话一般的世界。狗尿苔和他的童话乐园，这正是古炉村山光水色的美丽中的美丽。
在写作的中期，我收购了一尊明代的铜佛，是童子佛，赤身裸体，有繁密的发髻，有垂肩的大耳，两条特长的胳膊，一手举过头顶指天，一手垂下过膝指地，意思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这尊佛就供在书桌上，他注视着我的写作，在我的意念里，他也将神明赋给了我的狗尿苔，我也恍惚里认定狗尿苔其实是一位天使。
整整四年了，四年浸淫在记忆里。但我明白我要完成的并不是回忆录，也不是写自传的工作。它是小说。小说有小说的基本写作规律。我依然采取了写实的方法，建设着那个自古以来就烧瓷的村子，尽力使这个村子有声有色，有气味，有温度，开目即见，触手可摸。以我狭隘的认识吧，长篇小说就是写生活，写生活的经验，如果写出让读者读时不觉得它是小说了，而相信真有那么一个村子，有一群人在那个村子里过着封闭的庸俗的柴米油盐和悲欢离合的日子，发生着就是那个村子发生的故事，等他们有这种认同了，甚至还觉得这样的村子和村子里的人太朴素和简单，太平常了，这样也称之为小说，那他们自己也可以写了，这，就是我最满意的成功。我在年轻的时候是写诗的，受过李贺影响，李贺是常骑着毛驴想他的诗句，突然有一个句子了就写下来装进囊袋里。我也就苦思冥想寻诗句，但往往写成了让编辑去审，编辑却说我是把充满诗意的每一句写成了没有诗意的一首诗。自后我放弃了写诗，改写小说，那时所写的小说追求怎样写得有哲理，有观念，怎样标新立异，现在看起来，激情充满，刻意作势，太过矫情。在读古代大作家的诗文，比如李白吧，那首“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简直是大白话么，太简单了么，但让自己去写，打死就是写不出来。最容易的其实是最难的，最朴素的其实是最豪华的。什么叫写活了逼真了才能活，逼真就得写实，写实就是写日常，写伦理。脚蹬地才能跃起，任何现代主义的艺术都是建立在扎实的写实功力之上的。
写实并不是就事说事，为写实而写实，那是一摊泥塌在地上，是鸡仅仅能飞到院墙。在那本书里，我主张过以实写虚，以最真实朴素的句子去建造作品浑然多义而完整的意境，如建造房子一样，坚实的基，牢固的柱子和墙，而房子里全部是空虚，让阳光照进，空气流通。
回想起来，我的写作得益最大的是美术理论，在二十年前，西方那些现代主义各流派的美术理论让我大开眼界。而中国的书，我除了兴趣戏曲美学外，热衷在国画里寻找我小说的技法。西方现代派美术的思维和观念，中国传统美术的哲学和技术，如果结合了，如面能揉得到，那是让人兴奋而乐此不疲的。比如，怎样大面积地团块渲染，看似塞满，其实有层次脉络，渲染中既有西方的色彩，又隐着中国的线条，既有淋淋真气使得温暖，又显一派苍茫沉厚。比如，看似写实，其实写意，看似没秩序，没工整，胡摊乱堆，整体上却清明透澈。比如，怎样“破笔散锋”。比如，怎样使世情环境苦涩与悲凉，怎样使人物郁勃黝黯，孤寂无奈。
苦恼的是越是这样的思索，越是去试验，越是感到了自己的功力不济，四年里，原本可以很快写下去，常常就写不下去，泄气，发火，对着镜子恨自己，说：不写了！可不写更难受。世上上瘾东西太多了，吸鸦片上瘾，喝酒上瘾，吃饭是最大上瘾，写作也上瘾。还得写下去，那就平静下来，尽其能力去写吧。在功夫不济的情况下，我能做到的就是反复叮咛自己：慢些，慢些，把握住节奏，要笔顺着我，不要我被笔牵着，要故事为人物生发，不要人物跟着故事跑了。
四年里，出了多少事情，受了多少难场，当我写完全书最后一个字时，我说天呀，我终于写完了，写得怎样那是另一回事，但我总算写完了。
我感激着家里的大小活儿从不让我干，对于妻子女儿，我是那样地不尽责，我对她们说：啊把我当个大领导看待吧，大领导谁是能顾了家的呢？我感激着我的字画，字画收入使我没有了经济的压力，从而不再在写作中考虑市场，能让我安静地写，写我想写的东西。我感激着我的身体，它除了坏掉了四颗牙，别的部位并没有出麻达。我感激着那三百多支签名笔，它们的血是黑水，流尽了，静静地死去在那个大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