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渐渐地失去了他的声音。他的体力也在逐渐消失。

    他每天下班回家，走进门总要喘气，并且要在藤椅上象死人似地坐了好一阵才能够走动、讲话。

    “宣，你就请几天假罢，再这样你又要病倒了，”母亲怜惜地劝道。她也知道他的病逐渐在加重。但是她有什么办法救他呢？张伯情没有用，医院也没有用。而且他们母子两个就只有空空的两双手啊。

    “不要紧，我还可以支持下去，”他装出淡漠的声音答道，他的心却好象让一大把针戳了一下似的。他清清楚楚地记得在公司里一面看校样一面咳嗽、看多了就要喘气的情形。他还记得吃饭时同事们厌恶的眼光。他还可以支持多久呢？他不敢想，他又不能叫自己不想。可是他不愿意别人对他提起这件事情。

    母亲默默地望着他。她悲痛地想：你为什么要这样固执啊？“不过你总该小心保养身体，”她忍不住又说了一句。她看见他微微地摇头，脸上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表情。她忽然想起来：是我害了他，累了他。她想哭，却极力忍住。“不，是那个女人害他的，”她反抗地想，她竖起眉毛来。

    窗下马路上传来哭声和鞭炮声。一个女人哭得很伤心。

    “哪个在哭？”他忽然用惊惧的声调问道。

    “对面裁缝店里死了人，害霍乱，昨天还是好好的，才一天的工夫就死了，”母亲解释道。

    “这样倒也痛快，何必哭，”他想了想，自语道。

    “你这两天在外面要当心啊，我知道你不会吃生冷，不过你身体差，总以小心为是，”母亲关切地嘱咐。

    “我知道，”他顺口答道。可是他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件事：人死了是不是还有灵魂存在，是不是还认识生前的亲人？

    对这个疑问谁能够给他一个确定的答复呢？他知道这是一个永远得不到回答的问题。以前有人拿这个问题问过他，他还晒笑过那个人。现在他自己有了同样的疑问了！母亲，树生，还有小宣，是不是他们必须全跟他永别？

    他不觉又把眼光射在母亲的脸上。多么慈祥的脸。他柔声唤道：“妈。”

    “嗯？”母亲也掉过眼光来看他。她看见他不说话便问道：“什么事？”

    “我看看你，”他亲热地说。他勉强笑了笑。接着他又说：“小宣后天要回家了，这两个星期里面不晓得他是不是又瘦了？”

    “他的体质跟你差不多。他的脸色也不大好看。补药又太贵，不然买点给他吃也好，”母亲说。她注意地看他。她忽然把脸掉开，立刻有两颗眼泪挂在她的眼角。

    小宣的回来给这个寂寞的人家添了些温暖，至少也多了一个人讲话。做祖母的关心地询问孙儿半个月中的生活情况，功课、饮食等等全问到了。小宣答得简单，这是一个不喜欢开口的孩子。不过祖母的问话必须得到回答，连寡言的人也得讲一些话。

    “你爹这两天常常挂念你，他很想见你。等一阵他回来看见你一定很高兴，”祖母对孙儿说。

    “是，”小宣答得这么短，也没有笑。“这孩子怎么变得更老成了！”祖母奇怪地想。她便关心地问：

    “你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

    “没有，”小宣仍旧短短地回答，后来皱着眉头添了一句：“功课总是赶不上。”

    “赶不上，也不必着急，慢慢来，横顺你年纪轻得很，”她温和地安慰道。

    “不过先生逼得很紧，我害怕不及格留级，对不起家里，”小宣诉苦般地说。

    “你这样小，还管什么留级不留级！你身体要紧啊，不要又弄到你父亲那个样子，”祖母痛惜地说。

    他，做父亲的他推开门进来了。口里喘着气，脸色灰白，象一张涂满尘垢的糊窗的皮纸。他一直走到书桌前，跌倒似地坐在藤椅上，藤椅摇动几下，它的一只脚已经向外偏斜了。他不说话，紧紧地闭着眼睛，动也不动一下。

    祖母向孙儿丢了一个眼色，叫这个孩子不要惊扰刚刚回家来的父亲。她带着恐惧的表情望着他。

    过了一会儿，他忽然睁开眼叫了一声：“妈，”声音差不多全哑了。他转动眼珠去找寻她。

    她走过去，温柔地问他：“宣，什么事？”

    他伸起一只颤抖的手去拉她的手。他的手抓到了她的便紧紧捏住不放。“小宣呢？”他拖长声音说，又用眼光去找寻他的儿子。小宣本来站在他的右边，不过稍稍向后一点，可是他的眼光一直在他的前面移来移去，没有能把小宣找到。

    “你快过来！快来，你爹叫你！”她还以为他已经到了垂危的地步，他在向家人告别，她的声音抖得厉害，她的心抖得更厉害，她用了类似惨叫的声音对小宣说。小宣立刻走到父亲的膝前去。

    他用另一只手抓住儿子的手。他注意地看了这个孩子一眼。“你好罢？”他说，他似乎想笑，但是并没有笑，却把眼睛闭上了。两只手仍然紧紧捏住他母亲和他儿子的手。

    他母亲流着眼泪，孩子望着他发愣，他们都以为惨痛的事故就要发生了。“完了，”他母亲这样想，眼前开始发黑。唯一的希望是手始终不冷。

    “宣，”他的母亲忍不住悲声唤他。他的儿子也跟着悲声叫“爹”。

    他睁开眼，勉强笑了笑，他的身子动了。“不要怕，我还不会死，”他说。

    他的母亲吐了一口气，紧张的心略微松弛。她忍住泪低声问：“你心里难过？”

    他摇摇头，说：“没有什么。”

    小宣一直不转睛地望着他。母亲柔声说：“那么你睡下罢。我去给你请医生。”

    他松开两只手，摇动一下身子。他用力说：“不要去。妈，我不是病。”

    “宣，你不要固执，你怎么能说不是病？”母亲说，“有病不必怕，只要早点医治。”

    他又摇头说：“我不害怕。”他伸手在怀里摸索了一会儿，掏出一张弄皱了的信笺来，也不说明这是什么，就递到母亲的手里去。

    母亲摊开信笺，低声读出下面的话：

    文宣先生：

    同人皆系靠薪金生活之小职员，平日营养不良，工作过度，身体虚弱，疾病丛生。对先生一类肺病患者，素表同情，未敢歧视。但先生肺病已到第三期，理应告假疗养；纵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按时上班，也当洁身自爱，不与人同桌进食，同杯用茶，以免传病菌，贻害他人。兹为顾全同人福利起见，请先生退出伙食团，回家用膳。并请即日实行。否则同人当以非常手段对付，勿谓言之不预也。（后面还有六个人的签名和日期）

    “他们当面交给你的？”母亲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

    “叫工友送来的；小潘起的稿，同桌七个人就只钟老没有签名，”他答道。停了一下他又说：“话自然也有道理，不过措辞不应该这样，有话可以好说，我也是一个人啊……”他吐不出声音来了，就索性闭了口。

    “真岂有此理！连信也写不通的人，居然这样神气！大家同事一两年，难道连一点感情也没有！”母亲气得脸通红，过了半天才颤巍巍地讲出这几句话来，她几下就把信撕得粉碎。

    “我说爹不必理他们，看他们怎样对付你！”小宣也居然变了脸色，气愤地说。

    “大家都是同事，为什么你不能在公司吃饭？要说害肺病就那么容易传染，怎么这里的人又未见死绝？哪个心虚，才害怕！”母亲的怒气不能平下去，她继续骂着。

    他摇摇头，很吃力地吐出一句哑声的话：“其实这还是怪我生了不治的病。”他母亲和他儿子都带着惊疑的表情望着他。过了片刻，他又说：“不能怪他们。他们也怕生这种病。真的，他们染到了这种病又怎么办？……”

    母亲打断了他的话：“你这个人真没有办法。自己到了这个地步，还去管他们做什么？要是我，我就叫他们都染到这个病。要苦，大家一齐苦。不让有一个人幸灾乐祸。”

    “这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他苦笑地说。他的沙哑声使人想到他的喉咙开始在溃烂了。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自语道，“我吃杯茶。”

    母亲连忙扶着他，一面吩咐小宣：“你去给你爹倒杯茶来。”

    小宣答应着，很快地就把杯子端了来，里面还在冒热气。他接过杯子看了一眼，愁苦地说了两个字：“开水”，然后拿起来就喝。他把杯子交还给小宣，一面小心嘱咐：“小宣，你记住好好用开水把这个杯子洗干净。”他费了大力才把这句话对小宣讲清楚。

    “用不着那样洗。我不怕传染。难道我们自己家里人还要写信逼你吗？”母亲痛苦地悲声说。

    他看看母亲，又看看小宣，然后说：“不过小宣究竟很年轻啊。”接着他又加一句：“我们汪家就只有他一个男丁……”他慢慢地朝着床走去。“我躺一会儿，”他到了床前，低声自语道；于是他跌下似地倒在床上了。

    第二天他照常上班。他那件平价布的长衫前后有几块灰白色印迹。他又流汗、又喘气地上了楼，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来，打开抽屉，拿出了昨天未看完的校样。

    他还不曾开始工作，就觉得精神支持不住。汗不停地出。脑子空空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只得咬紧牙关，定下心来，强迫着自己开始办公。

    面前摊开的是一本歌功颂德的大着的校作。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校对着。作者大言不惭地说中国近年来怎样在进步，在改革，怎样从半殖民地的地位进到成为四强之一的现代国家；人民的生活又怎样在改善，人民的权利又怎样在提高；国民政府又如何顺念到民间的疾苦，人民又如何感激而踊跃地服役，纳税，完粮……“谎话！谎话！”他不断地在心里说，但是他不得不小心地看下去，改正错的字，拔去一些“钉子”。

    这个工作已经是他的体力所不能负担的了。但是他必须咬紧牙关支持着，慢慢地做下去。他随时都有倒在地上的可能。可是他始终用左手托着腮在工作。他常常咳嗽。不过他已经用不着担心他的咳声会惊扰同事们了。他已经咳不出声音来了。自然他会咳出痰来，痰里也带点血。他把痰吐在废纸上，揉成一团，全丢在字纸篓中去。有一次他不小心溅了一点血在校样上，他用一片废纸拭去血迹，他轻轻地揩了一下，不敢用力，害怕弄破纸质不好的校样。他拿开废纸，在那段歌颂人民生活如何改善的字句中间还留着他的血的颜色。“为了你这些谎话，我的血快要流尽了！”他愤怒地想，他几乎要撕碎那张校样，但是他不敢。他凝视着淡淡的血迹，叹了一口气。他终于把这张校样看完翻过去了。

    忽然楼下人声嘈杂，好象发生了什么意外事情。有人跑下楼去。接着楼上起了小小的骚动，人们大声在谈论一件事。他却退缩在自己的座位上，眼光定在校样上，整个脑子里响着蟋蟀的叫声。他连动也没有动一下。忽然他听见“钟老”两个字，人们不止一次地讲着“钟老”。他吃惊地抬头看。主任带着严肃的表情在同科长讲话。

    “钟老什么事？”他想道，他要站起来，但是他鼓不起勇气。他仍旧坐着不动，象生根在椅子上一样。

    接着主任和科长也下楼去了。他用探询的眼光送他们下楼。不久科长一个人走上来。楼下的闹声早已消失了。

    “走了。一定是霍乱。幸好借到汽车送去，有二三十里路啊，”他听见科长对人说。

    “有人陪去罢？”

    “小潘去，他原车回来。等会儿再派个工友去看看他，”科长说。

    “小潘！”他惊奇地想道。“他现在怎么又不怕传染呢？他单单欺负我。”他觉得胸部一阵剧痛。

    开午饭的时候，他没有下去。主任最后下楼，看见他端坐不动，便问道：“你不下去吃饭？”

    “我不想吃，”他带窘相地答道。

    “你不舒服吗？”

    “不，”他连忙站起来摇头说。“他不知道，”他感激地想。

    “你打过预防针没有？”

    “没有，”他摇头答道。

    “你要打才成。钟老已经送进医院去了，一定是霍乱症，”主任关心地嘱咐道。

    “是，谢谢你，”他答道。

    “你嗓子哑了好几天了，还没有看医生吗？”

    “看过，一直在吃药，不过始终不见好，”他埋着头回答。

    “你要当心啊，”主任皱皱眉头说。“你身体不好，告一两天假也不要紧。”

    “是，”他应道。他抬不起头来。

    主任下楼去了。他一个人留在楼上。他忽然想：“主任是不是在暗示要我辞职？”他心里很不好过。本来已经病弱的身体似乎又遭受到一个意外的打击，他快要倒下去爬不起来了。他两手托腮，一个人对着校样纳闷。

    “不会的，他对我好象还客气，”他忽然自语道。这个念头减少了他的痛苦和疑虑，他的心稍微舒畅一点。

    小潘一直没有消息。下班前一个钟头的光景那个年轻人突然回来了。他先在楼下讲话，后来又上楼来，到主任的房里去了。

    “去的时候汽车在路上抛锚，差不多耽搁了两个多钟头，”小潘先说。

    “钟老的病怎样？不要紧罢？”主任关心地问。

    “那个医院是临时改设的。糟透了。一共只有两个医生，四个护士，二十张病床。现在收了三十几个病人。有的就摆在过道上，地板上，连打盐水针也来不及，大小便满地都是，奇臭不堪。病人还是陆续在送来。全城就只有这么一个时疫医院，而且汽车开不到门口，还要用滑竿抬上去。钟老送到医院，医生来看了病，的确是霍乱。又等了一点多钟，才有人来给他打盐水针。医生护士们实在忙不过来，他们也累得很。看情形非派个工友去照料不可……”小潘兴奋地一口气说了这许多话。

    “医生怎么说？既然是霍乱，打了盐水针，总不会有生命危险了，”主任说。

    “医生没有说什么，他只是摇头叹气。他好象在说，他不过是个寻常的医生，现在把全城人的性命交给他们两个人照料，他们担不起这个责任，”小潘说。

    “好，这样罢，这里明天放一天假，好好打扫一番，也消消毒，免得再传染人，”主任想了想又说。

    同事们继续谈论著钟老的事。只有汪文宣一个人把头埋在校样上，不敢插一句嘴。但是钟老的和善而略带滑稽的面颜一直浮现在他的脑际。他有一种如在梦中的感觉。他这一天没有看见钟老，他签到时钟老还不曾来。大概钟老是带病上班的，所以这一天会迟到，而且突然发了病。钟老的病会不会有危险呢？不会的罢，钟老昨天还是那么健康，那么结实，跟他一天天在瘦下去的情形完全不同。那么为什么小潘又说得这样可怕呢？他想着。钟老是他在公司里的唯一的友人，钟老又没有在那封信上签名，他不能不想念钟老。

    下了班回到家里，他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只叹了两口气，说了两三句同情的话，以后就不再提起钟老的名字了。可是他一晚上都没有睡好。有几只蚊子和苍蝇来搅扰他。老鼠们把他的屋子当作竞走场。窗下街中，人们吵嘴、哭诉、讲笑话、骂街一直闹到夜半。他不断地看见钟老的笑脸、发光的秃顶和发红的鼻子。他一直想着钟老的事。钟老会死？不会死？科学能不能救活那个老人？霍乱对他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他十一二岁的时候就见到“麻脚瘟”的“威力”了。

    这个夜晚他时睡时醒，老是觉得有一个可怕的重量压在他的胸膛上。他不断地小声呻吟。他梦到钟老死去，甚至全公司的人都死去。他小声哭叫。他的声音只有他自己听得见，所以没有惊醒母亲。

    第二天早晨他起身后只觉得头晕，四肢无力。他母亲关心地问他：“宣，你眼睛怎么这样红？昨晚睡得怎样？”

    “不好，不晓得醒过多少回，”他答道。

    “那么你今天不要出街罢，既然放一天假，你也落得休息一天，”她说。

    “我想去看看钟老是不是好了一点，”他沉吟地说。

    “你去医院？”母亲惊问道。

    “我到公司去，公司里会有消息的，”他解释道。

    “今天放假，怎么还会有消息？”母亲不以为然地说。

    他看了母亲一眼，也不再说话了。这一天他一直在家里睡觉，他完全照母亲的意思办。可是他心里老是在想钟老的事情。凶呢？吉呢？他几乎要祷告了。留下“他”罢。用科学的力量救活“他”罢！他整天呼吁着。整夜希望着。

    他的心一上一下，始终没有安宁。好容易捱到另一天天明，捱到上班时间。他到了公司，一切如旧，只有钟老的座位空着。上楼就坐后，他摊开前天未看完的校样继续校对下去。不久工友送来一张吴科长的字条，要他为这本他正在校对的“名著”写一篇广告辞。

    这张字条等于命令，他不能不服从。他想了想，抽出一张信纸，拿起笔，打算试写一两百字。可是写了一句，他就不知道应该写些什么。字句混杂在一起成了一个整块搁在他的脑子里，他不能够把它们一一分开。他的思路停滞了。他拿着笔，不住地在砚台上蘸墨汁，许久写不出一个字。他的额上满是汗珠，整个脸象火烧似的发烫。没有办法，他拿开信笺，又继续看校样。

    忽然他听到一声吴科长的咳嗽。他吃了一惊。吴科长是随意咳出来的，他却以为是对他不满的表示。他连忙振作精神，又把那张信纸拿过来，放在面前。“没有关系，随便敷衍几句罢，”他想道，就糊里糊涂地写了一百五六十个字。他自己念一遍。“谎话，完全说谎！”他骂自己。可是他却拿起广告辞，走到吴科长的办公桌前，恭敬地把它递到科长的手里。

    “不大妥当，恭维的话太少，”吴科长皱皱眉摇摇头说，“象这样的名著非郑重介绍不可。不然某先生看见会不高兴。”

    某先生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候补中委和政界的忙人，难道连书店的广告辞也会注意吗？他不大相信吴科长的话，就顺口说了一句：

    “某先生不见得会注意罢。”

    “你哪里知道？他们做大官的对什么事情都注意。某先生是文化界出身的，他非常关心文化，著作的兴趣也不亚于从政，他又是我们公司的常务董事，”吴科长板起脸说。

    “是，是，”他埋下头答道。

    “你拿回去重写过，”吴科长说，把广告辞交还给他。

    他唯唯地应着，正要转身走开，又听见吴科长吩咐道：

    “还有你校对那本书，要特别小心，不能有一个错字，某先生对于书上的错字平日也很注意。”

    他厌恶地应了一声，连头也不抬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他怨愤地对自己说：“好罢，我来大捧一场。”他又拿起笔，费力地在脑子里找寻了些最高的赞颂词句，胡乱地写到纸上去。“你看，我也会撒谎的，”他痛苦地自语道。好在这些无声的语言不怕被别人听见。

    他忽然听见小潘的脚步声。小潘气急色败地跑上楼来，进了主任的小房间，喘息地大声说：“方主任，张海云刚刚打电话来说，钟老一早就死了。他连打几个电话，都打不通。”

    他眼前一阵黑，耳朵里全是铃子声。他连忙用双手捧住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