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我们花桥荣记，那块招牌是响当当的。当然，我是指从前桂林水东门外花桥头，我们爷爷开的那家米粉店。黄天荣的米粉，桂林城里，谁人不知？哪个不晓？爷爷是靠卖马肉米粉起家的，两个小钱一碟，一天总要卖百把碟，晚来一点，还吃不着呢。我还记得奶奶用红绒线将那些小铜板一串串穿起来，笑得嘴巴都合不拢，指着我说：妹仔，你日后的嫁妆不必愁了。连桂林城里那些大公馆请客，也常来订我们的米粉。我跟了奶奶去送货，大公馆那些阔太太看见我长得俏，说话知趣，一把把的赏钱塞到我袋子里，管我叫“米粉丫头”。

    我自己开的这家花桥荣记可没有那些风光了。我是做梦也没想到，跑到台北又开起饭馆来。我先生并不是生意人，他在大陆上是行伍出身的，我还做过几年营长太太呢。哪晓得苏北那一仗，把我先生打得下落不明，慌慌张张我们眷属便撤到了台湾。头几年，我还四处打听，后来夜里常常梦见我先生，总是一身血淋淋的，我就知道，他已经先走了。我一个女人家，流落在台北，总得有点打算，七拼八凑，终究在长春路底开起了这家小食店来。老板娘一当，便当了十来年，长春路这一带的住户，我闭起眼睛都叫得出他们的名字来了。

    来我们店里吃饭的，多半是些寅吃卯粮的小公务员——市政府的职员喽、学校里的教书先生喽、区公所的办事员喽——个个的荷包都是干瘪瘪的，点来点去，不过是些家常菜，想多榨他们几滴油水，竟比老牛推磨还要吃力。不过这些年来，也全靠这批穷顾客的帮衬，才把这爿店面撑了起来。

    顾客里，许多却是我们广西同乡，为着要吃点家乡味，才常年来我们这里光顾，尤其是在我们店里包饭的，都是清一色的广西佬。大家聊起来，总难免攀得上三五门子亲戚。这批老光杆子，在我这里包饭，有的一包三年五载，有的竟至七年八年，吃到最后一口饭为止。像那个李老头，从前在柳州做大木材生意，人都叫他“李半城”，说是城里的房子，他占了一半。儿子在台中开杂货铺，把老头子一个人甩在台北，半年汇一张支票来。他在我们店里包了八年饭，砸破了我两打饭碗，因为他的手扯鸡爪风，捧起碗来便打颤。老家伙爱唱《天雷报》，一唱便是一把鼻涕，两行眼泪。那晚他一个人点了一桌子菜，吃得精光，说是他七十大寿，哪晓得第二天便上了吊。我们都跑去看，就在我们巷子口那个小公园里一棵大枯树上，老头子吊在上头，一双破棉鞋落在地上，一顶黑毡帽滚跌在旁边。他欠的饭钱，我向他儿子讨，还遭那个挨刀的狠狠抢白了一顿。

    我们开饭馆，是做生意，又不是开救济院，哪里经得起这批食客七拖八欠的。也算我倒楣，竟让秦癫子在我店里白吃了大半年。他原在市政府做得好好的，跑去调戏人家女职员，给开除了，就这样疯了起来，我看八成是花痴！他说他在广西容县当县长时，还讨过两个小老婆呢。有一次他居然对我们店里的女顾客也毛手毛脚起来，我才把他撵了出去。他走在街上，歪着头，斜着眼，右手伸在空中，乱抓乱捞，满嘴冒着白泡子，吆喝道：“滚开！滚开！县太爷来了。”有一天他跑到菜场里，去摸一个卖菜婆的奶，那个卖菜婆拿起根扁担，罩头一棍，当场打得他额头开了花。去年八月里刮台风，长春路一带淹大水，我们店里的桌椅都漂走了。水退的时候，长春路那条大水沟冒出一窝窝的死鸡死猫来，有的烂得生了蛆，太阳一晒，一条街臭烘烘。卫生局来消毒，打捞的时候，从沟底把秦癫子钩了起来，他裹得一身的污泥，硬邦邦的，像个四脚朝天的大乌龟，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掉到沟里去的。

    讲句老实话，不是我卫护我们桂林人，我们桂林那个地方山明水秀，出的人物也到底不同些。容县、武宁，那些角落头跑出来的，一个个龇牙咧嘴。满口夹七夹八的土话，我看总带着些苗子种。哪里拼得上我们桂林人？一站出来，男男女女，谁个不沾着几分山水的灵气？我对那批老光杆子说：你们莫错看了我这个春梦婆，当年在桂林，我还是水东门外有名的美人呢！我替我们爷爷掌柜，桂林行营的军爷们，成群结队，围在我们米粉店门口，像是苍蝇见了血，赶也赶不走，我先生就是那样把我搭上的。也难怪，我们那里，到处青的山，绿的水，人的眼睛也看亮了，皮肤也洗得细白了。几时见过台北这种地方？今年台风，明年地震，任你是个大美人胎子，也经不起这些风雨的折磨哪！

    包饭的客人里头，只有卢先生一个人是我们桂林小同乡，你一看不必问，就知道了。人家知礼识数，是个很规矩的读书人，在长春国校已经当了多年的国文先生了。他刚到我们店来搭饭，我记得也不过是三十五六的光景，一径斯斯文文的，眼也不抬，口也不开，坐下去便门头扒饭，只有我替他端菜添饭的当儿，他才欠身笑着说一句：不该你，老板娘。卢先生是个瘦条个子，高高的，背有点佝，一杆葱的鼻子，青白的脸皮，轮廓都还在那里，原该是副很体面的长相；可是不知怎的，却把一头头发先花白了，笑起来，眼角子两撮深深的皱纹，看着出很老，有点血气不足似的。我常常在街上撞见他，身后领着一大队蹦蹦跳跳的小学生，过街的时候，他便站到十字路口，张开双臂，拦住来往的汽车，一面喊着：小心！小心！让那群小东西跑过街去。不知怎的，看见他那副极有耐心的样子，总使我想起我从前养的那只性情温驯的大公鸡来，那只公鸡竟会带小鸡的，它常常张着双翅，把一群鸡仔孵到翅膀下面去。

    聊起来我才知道，卢先生的爷爷原来是卢兴昌卢老太爷。卢老太爷从前在湖南做过道台，是我们桂林有名的大善人，水东门外那间培道中学就是他办的。卢老奶奶最爱吃我们荣记的原汤米粉，我还跟着我们奶奶到过卢公馆去过呢。

    “卢先生，”我对他说道：“我从前到过你们府上的，好体面的一间公馆！”

    他笑了一笑，半晌，说道：

    “大陆撤退，我们自己军队一把火，都烧光喽。”

    “哦，糟蹋了。”我叹道。我还记得，他们园子里种满了有红是白的芍药花。

    所以说，能怨我偏向人家卢先生吗？人家从前还不是好家好屋的，一样也落了难。人家可是有涵养，安安分分，一句闲话也没得。哪里像其他几个广西苗子？摔碗砸筷，鸡猫鬼叫，一肚子发不完的牢骚，挑我们饭里有砂子，菜里又有苍蝇。我就不由得光火，这个年头，保得住命就是造化，不将将就就的，还要刁嘴呢！我也不管他们眼红，卢先生的菜里，我总要加些料：牛肉是腱子肉，猪肉都是瘦的。一个礼拜我总要亲自下厨一次，做碗冒热米粉：卤牛肝、百叶肚、香菜麻油一浇，洒一把油炸花生米，热腾腾地端出来，我敢说，台北还找不出第二家呢，什么云南过桥米线！这碗米粉，是我送给卢先生打牙祭的，我这么巴结他，其实还不是为了秀华。

    秀华是我先生的侄女儿，男人也是军人，当排长的，在大陆上一样的也没了消息。秀华总也不肯死心，左等右等，在间麻包工厂里替人织麻线，一双手都织出了老茧来，可是她到底是我们桂林姑娘，净净扮扮，端端正正的。我把她抓了来，点破她。

    “乖女，”我说：“你和阿卫有感情，为他守一辈子，你这份心，是好的。可是你看看你婶娘，就是你一个好榜样。难道我和你叔叔还没有感情吗？等到今天，你婶娘等成了这副样子——不是我说句后悔的话，早知如此，十几年前我就另打主意了。就算阿卫还在，你未必见得着他，要是他已经走了呢？你这番苦心，乖女，也只怕白用了。”

    秀华终于动了心，掩面痛哭起来。是别人，我也懒得多事了，可是秀华和卢先生都是桂林人，要是两人配成了对，倒是一段极好的姻缘。至于卢先生那边，连他的家当我都打听清楚了。他房东顾太太是我的麻将搭子，那个湖北婆娘，一把刀嘴，世人落在她口里，都别想超生，可是她对卢先生却是百般卫护。她说她从来也没见过这么规矩的男人，省吃省用，除了拉拉弦子，哼几板戏，什么嗜好也没得。天天晚上，总有五六个小学生来补习。补得的钱便拿去养鸡。

    “那些鸡呀，就是卢先生的祖爷爷祖奶奶！”顾太太笑道：“您家还没见过他侍候那些鸡呢，那份耐性！”

    每逢过年，卢先生便提着两大笼芦花鸡到菜市场去卖，一只只鲜红的冠子，光光亮的羽毛——总有五六斤重，我也买过两只，屁股上割下一大碗肥油来。据顾太太估计，这么些年来，做会放息，利上裹利，卢先生的积蓄，起码有四五万，老婆是讨得起的了。

    于是一个大年夜，我便把卢先生和秀华都拘了来，做了一桌子的桂林荣，烫了一壶热热的绍兴酒。我把他们两个，拉了又拉，扯了又扯，合在一起。秀华倒有点意思，尽管抿着嘴巴笑，可是卢先生这么个大男人，反而害起臊来，我纵着他去跟秀华喝双杯，他竟脸红了。

    “卢先生，你看我们秀华这个人怎么样？”第二天我拦住他问道。他扭促了半天也答不上话来。

    “我们秀华直赞你呢！”我瞅着他笑。

    “不要开玩笑了——”他结结巴巴地说。

    “什么开玩笑？”我截断他的话，“你快请请我，我替你做媒去，这杯喜酒我是吃定了——”

    “老板娘，”卢先生突然放下脸来，一板正经地说道：“请你不要胡闹，我在大陆上，早订过婚了的。”

    说完，头一扭，便走了。气得我浑身打颤，半天说不出话来，天下也有这种没造化的男人！他还想吃我做的冒热米粉呢！谁不是三百五一个月的饭钱？一律是肥猪肉！后来好几次他跑来跟我搭讪，我都爱理不理的，直到秀华出了嫁，而且嫁得一个很富厚的生意人，我才慢慢地消了心头那口气。到底算他是我们桂林人，如果是外乡佬！

    一个九月中，秋老虎的大热天，我在店里流了一天的汗，到了下午五六点，实在熬不住了，我把店交给我们大师傅，拿把蒲扇，便走到巷口那个小公园里，去吹口风，透口气。公园里那棵榆树下，有几张石凳子，给人歇凉的。我一眼瞥见，卢先生一个人坐在那里。他穿着件汗衫，拖着双木板鞋，低着头，聚精会神地在拉弦子。我一听，他竟在拉我们桂林戏呢，我不由得便心痒了起来。从前在桂林，我是个大戏迷，小金凤、七岁红他们唱戏，我天天都去看的。

    “卢先生，你也会桂林戏呀！”我走到他跟前说道。

    他赶忙立起来招呼我，一面答道：

    “并不会什么，自己乱拉乱唱的。”

    我在他身旁坐下来，叹了一口气。

    “几时再能听小金凤唱出戏就好了。”

    “我也最爱听她的戏了。”卢先生笑着答道。

    “就是呀，她那出《回窑》把人的心都给唱了出来！”

    我说好说歹求了卢先生半天，他才调起弦子，唱了段《薛平贵回窑》。我没料到，他还会唱旦角呢，挺清润的嗓子，很有几分小金凤的味道：十八年老了王宝钏——听得我不禁有点刺心起来。

    “人家王三姊等了十八年，到底把薛平贵等着了——”卢先生歇了弦子，我嘘了一口气对他说，卢先生笑了一笑，没有做声。

    “卢先生，你的未婚妻是谁家的小姐呀？”我问他。

    “是罗锦善罗家的。”

    “哦，原来是他们家的姑娘——”我告诉卢先生听，从前在桂林，我常到罗家缀玉轩去买他们的织锦缎，那时他们家的生意做得很轰烈的。卢先生默默地听着，也没有答话，半晌，他才若有所思地低声说道：

    “我和她从小一起长大的，她是我培道的同学。”卢先生笑了一下，眼角子浮起两撮皱纹来，说着他低下头去，又调起弦子，随便地拉了起来。太阳偏下去了，天色暗得昏红，起了一阵风，吹在身上，温湿温湿的，吹得卢先生那一头花白的头发也颤动起来。我倚在石凳靠背上，闭起眼睛，听着卢先生那渐渐呀呀带着点悲酸的弦音，朦朦胧胧，竟睡了过去。忽儿我看见小金凤和七岁红在台上扮着《回窑》，忽儿那薛平贵又变成了我先生，骑着马跑了过来。

    “老板娘——”

    我睁开眼，却看见卢先生已经收了弦子立起身来，原来早已满天星斗了。

    有一阵子，卢先生突然显得喜气洋洋，青白的脸上都泛起一层红光来。顾太太告诉我，卢先生竟在布置房间了，还添了一床大红丝面的被窝。

    “是不是有喜讯了，卢先生？”有一天我看见他一个人坐着，抿笑抿笑的，我便问他道。卢先生脸上一红，往怀里掏了半天，掏出了一封信来，信封又粗又黄，却是折得端端正正的。

    “是她的信——”卢先生咽了一下口水，低声说道，他的喉咙都硬住了。

    他告诉我，他在香港的表哥终于和他的未婚妻联络上，她本人已经到了广州。

    “要十根条子，正好五万五千块，早一点我也凑不出来——”卢先生结结巴巴地对我说。说了半天我才解过来他在讲香港偷渡的黄牛，带一个人入境要十根金条。卢先生一面说着，两手却紧紧地捏住那封信不肯放，好像在揪住他的命根子似的。

    卢先生等了一个月，我看他简直等得魂不守舍了。跟他说话，他也恍恍惚惚的，有时一个人坐在那里，倏地低下头去，自己发笑。有一天，他来吃饭，坐下扒了一口，立起身便往外走，我发觉他脸色灰败，两眼通红。我赶忙追出去拦住他。

    “怎么啦，卢先生？”

    他停了下来，嘴巴一张一张，咿咿呜呜，半天也进不出一句话来。

    “他不是人！”突然他带着哭声地喊了出来，然后比手划脚，愈讲愈急，嘴里含着一枚橄榄似的，讲了一大堆不清不楚的话：他表哥把他的钱吞掉了，他托人去问，他表哥竟说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我攒了十五年——”他歇了半晌，嘿嘿冷笑了一声，喃喃自语地说道。他的头一点一点，一头花白的头发乱蓬蓬，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卢先生养的那些芦花鸡来，每年过年，他总站在菜市里，手里捧着一只鲜红冠子黑白点子的大公鸡，他把那些鸡一只只喂得那么肥。

    大概有半年光景，卢先生一直茶饭无思，他本来就是个安静人，现在一句话也没得了。我看他一张脸瘦得还有巴掌大，便又恢复了我送给他打牙祭的那碗冒热米粉，哪晓得他连我的米粉也没胃口了，一碗总要剩下半碗来。有一个时期，一连两个礼拜，他都没来我们店里吃饭，我以为他生病，正要去看他，却在菜场里碰见了他的房东顾太太。那个湖北婆娘一看见我，一把揪住我的膀子，一行走，一行咯咯地笑，啐两声，骂一句：

    “这些男人家！”

    “又有什么新闻了，我的顾大奶奶？”我让她揪得膀子直发疼，这个包打听，谁家媳妇偷汉子，她都好像守在人家床底下似的。

    “这是怎么说？”她又狠狠地啐了一口，“卢先生那么一个人，也这么胡搞起来。您家再也猜不着，他跟什么人姘上了？阿春！那个洗衣婆。”

    “我的娘！”我不由得喊了起来。

    那个女人，人还没见，一双奶子先便擂到你脸上来了，也不过二十零点，一张屁股老早发得圆鼓隆咚。搓起衣裳来，肉弹弹的一身。两只冬瓜奶，七上八下，鼓槌一般，见了男人，又歪嘴，又斜眼。我顶记得，那次在菜场里，一个卖菜的小伙子，不知怎么犯着了她，她一双大奶先欺到人家身上，擂得那个小伙子直往后打了几个踉跄，噼噼叭叭，几泡口水，吐得人家一头一脸，破起嗓门便骂：干你老母鸡歪！那副泼辣劲，那一种浪样儿。

    “阿春替卢先生送衣服，一来便钻进他房里，我就知道，这个台湾婆不妥得很。有一天下午，我走过卢先生窗户底，听见又是哼又是叫，还当出了什么事呢。我垫起脚往窗帘缝里一瞧，呸——”顾太太赶忙朝地下死劲吐了一泡口水，“光天化日，两个人在房里也那么赤精条条的，那个死婆娘骑在卢先生身上，蓬头散发活像头母狮子！撞见这种东西，老板娘，您家说说，晦气不晦气？”

    “难怪，你最近打牌老和十三么，原来瞧见宝贝了。”我不由得好笑，这个湖北九头鸟，专爱探人阴私。

    “嚼蛆！”

    “卢先生倒好，”我叹了一口气说：“找了一个洗衣婆来服侍他，日后他的衣裳被单倒是不愁没有人洗了。”

    “天下的事就怪在这里了，”顾太太拍了一个响巴掌，“她服侍卢先生？卢先生才把她捧在手上当活宝贝似的呢。人家现在衣服也不洗了，指甲擦得红通通的，大模大样坐在那里听收音机的歌仔戏，卢先生反而累得像头老牛马，买了个火炉来，天天在房中炒菜弄饭给她吃。最气人的是，卢先生连床单也自己洗，他哪里洗得干净？晾在天井里，红一块，黄一块，看着不知道多恶心。”

    第二天，我便在街上碰见了卢先生和阿春，两个人迎面走来。阿春走在前头，扬起头，耸起她那个大胸脯，穿得一身花红柳绿的，脸上鲜红的两团胭脂。果然，连脚指甲都涂上了蔻丹，一双木屐，劈劈啪啪踏得混响，很标劲，很嚣张。卢先生却提着个菜篮子跟在她身后，他走近来的时候，我猛一看，吓了一大跳。我原以为他戴着顶黑帽子呢，哪晓得他竟把一头花白的头发染得漆黑，染得又不好，硬邦邦地张着；脸上大概还涂了雪花膏，那么粉白粉白的，他那一双眼睛却坑了下去，眼塘子发乌，一张惨白的脸上就剩下两个大黑洞。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从前在桂林看戏，一个叫白玉堂的老戏子来，五十大几了，还唱扇子生。有一次我看他的“宝玉哭灵”，坐在前排，他一唱哭头，那张敷满了白粉的老脸上，皱纹陡地统统现了出来，一张嘴，便露出了一口焦黑的烟屎牙，看得我心里直难过，把个贾宝玉竟唱成了那副模样。卢先生和我擦肩而过，把头一扭，装着不认识，跟在那个台湾婆的屁股后头便走了。

    卢先生和阿春的事情，我们长春路的人都传反了，我是说卢先生遭阿春打伤了那桩公案。阿春在卢先生房里偷人，偷那个擦皮鞋的马仔，卢先生跑回去捉奸，马仔一脚把他踢倒地上，逃跑了，卢先生爬起来，打了阿春两个耳光子。

    “就是那样阁下了大祸！”顾太太那天告诉我，“天下也有那样凶狠的女人您家见过吗？三脚两跳她便骑到了卢先生身上，连撕带扯，一口过去，把卢先生的耳朵咬掉了大半个。要不是我跑到街上叫救命，卢先生一定死在那个婆娘的手里！”

    顾太太一直喊倒楣，家里出了那种丑事。她说依她的性子，当天就要把卢先生撵出去，可是卢先生实在给打狠了，躺在床上动都动不得。卢先生伤好以后，又回到了我们店里包饭了。他身上耗剩了一把骨头，脖子上的几条青疤还没有褪；左边耳朵的耳垂不见了，上面贴着一块白胶布，他那一头染过的头发还没洗干净，两边太阳穴新冒出的发脚子仍旧是花白的，头顶上却罩着一个黑盖子，看着不知道有多滑稽，我们店里那些包饭的广西佬，一个个都挤眉眨眼瞅着他笑。

    有一天，我在长春国校附近的公共汽车站那边，撞见卢先生。他正领着一群刚放学的小学生，在街上走着，那群小学生叽叽喳喳，打打闹闹的，卢先生走在前面，突然他站住回过头去，大喊一声：

    “不许闹！”

    他的脸紫涨，脖子粗红，额上的青筋都叠暴起来，好像气得什么似的。那些小学生都吓了一跳，停了下来，可是其中有一个小毛丫头却骨碌骨碌地笑了起来。卢先生跨到她跟前，指到她脸上喝道：

    “你敢笑？你敢笑我？”

    那个小毛丫头甩动着一双小辫子，摇摇摆摆笑得更厉害了。卢先生啪的一巴掌便打到了那个小毛丫头的脸上，把她打得跌坐到地上去，“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卢先生又叫又跳，指着坐在地上的那个小毛丫头，骂道：

    “你这个小鬼，你也敢来欺负老子？我打你，我就是要打你！”

    说着他又伸手去揪那个小毛丫头的辫子。那些小学生吓得哭的哭，叫的叫。路上的行人都围了过去，有的哄着那些小孩子，有两个长春国校的男老师却把卢先生架着拖走了。卢先生一边走，两只手臂犹自在空中乱舞，满嘴冒着白泡子，喊道：

    “我要打死她！我要打死她！”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卢先生，第二天，他便死了。顾太大进到他房间时，还以为他伏在书桌上睡觉，他的头靠在书桌上，手里捏着一管毛笔，头边堆着一叠学生的作文簿。顾太太说验尸官验了半天，也找不出毛病来，便在死因栏上填了“心脏麻痹”。

    顾太太嘱咐我，以后有生人来找房子，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卢先生是死在她家里的。她请了和尚道士到她家去念经超度，我也去买了钱纸蜡烛来，在我们店门口烧化了一番。卢先生在我们店里进进出出，总也有五六年了。李老头子、秦癫子，我也为他们烧了不少钱纸呢。

    我把卢先生的账拿来一算，还欠我两百五十块。我到派出所去拿了许可证，便到顾太太那儿，去拿点卢先生的东西来做抵押。我们做小生意的，哪里赔得起这些闲钱。顾太太满面笑容过来招呼我，她一定以为我去找她打牌呢。等她探明了我的来意，却冷笑了一声说道：

    “还有你的份？他欠我的房钱，我向谁讨？”

    她把房门钥匙往我手里一塞，便径自往厨房里去了。我走到卢先生房中，里面果然是空空的。书桌上堆着几本旧书，一个笔筒里插着一把破毛笔。那个湖北婆不知私下昧下了多少东西！我打开衣柜，里面挂着几件白衬衫，领子都翻毛了，柜子角落头却塞着几条发了黄的女人的三角裤。我四处打量了一下却发现卢先生那把弦子还挂在墙壁上，落满了灰尘。弦子旁边，悬着几幅照片，我走近一瞧，中间那幅最大的，可不是我们桂林水东门外的花桥吗？我赶忙爬上去，把那幅照片拿了下来，走到窗户边，用衣角把玻璃框擦了一下，借着亮光，觑起眼睛，仔细地瞧了一番。果然是我们花桥，桥底下是漓江，桥头那两根石头龙柱还在那里，柱子旁边站着两个后生，一男一女，男孩子是卢先生，女孩子一定是那位罗家姑娘了。卢先生还穿着一身学生装，清清秀秀，干干净净的，戴着一顶学生鸭嘴帽。我再一看那位罗家姑娘，就不由得暗暗喝起彩来。果然是我们桂林小姐！那一身的水秀，一双灵透灵透的凤眼，看着实在叫人疼怜。两个人，肩靠肩，紧紧地依着，笑眯眯的，两个人都不过是十八九岁的模样。

    卢先生房里，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搜不出，我便把那幅照片带走了，我要挂在我们店里，日后有广西同乡来，我好指给他们看，从前我爷爷开的那间花桥荣记，就在漓江边，花桥桥头，那个路口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