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一生中，一定有最美好的一天。我的那一天，绝对最美好!
那一天我穿上了一套国防绿的衣服，崭新的，改良的，让老裁缝李结巴收了腰翘的。做这套衣服的时候，我的小心眼里就盘算好了一切，这套衣服绝对要为最重要的一天而穿。所以，当时我就鼓足勇气威胁了李结巴，我说：“如果你不给我收腰翘，今后我对冬瓜绝对不客气!”
冬瓜学名李红英，李结巴的女儿，我的同班同学，班长，学校共青团团委副书记，胸前窝着一对发育过度的大乳房，乳房下面便是大屁股，中间没有腰。冬瓜是公认的好学生，人人都认为她前程似锦。冬瓜将要和我下放到同一个知青点，并且还将与我同住一问宿舍，是我的“一帮一，一对红”。我明白知青干部的意图，无非是要利用我的缺点来突出冬瓜的优点。我恭顺地笑纳了组织的安排。我短暂的人生经验告诉我：历史潮流不可抗拒，所有的知青都要好坏搭配地结成“一帮一，一对红”，以保证落后知青也能够顺利地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假如我拒绝冬瓜，也会有别的假模假式的好学生住进我的宿舍。反正都要顺应历史潮流，反正都要被人帮助，与其接纳未知数，倒不如接纳冬瓜。好在我和冬瓜两个人心里都明白，实际上冬瓜还是怕我三分的，只要我带头无理取闹，她这个班长根本就维持不了班级的纪律，她的政绩就会失去良好的记录。况且打羽毛球的时候，总是我一拍扣死她，她从来也没有一拍扣死过我。体育课跳鞍马，我是全班最轻盈的女生，我像春燕飞过屋檐，激起一片惊叹；而冬瓜，两条短腿还没有打开，只听见哎呀一声，人已坠落红尘。不错，我也有绰号，学生时代谁没有绰号呢?同学们管我叫豆芽菜。因为我们学校坐落在市郊菜农的田野里，所以大多数学生的绰号都与蔬菜有关。可是，更多的时候，同学们叫我豆豆，显然是昵称，而冬瓜，则永远被同学们叫做冬瓜。冬瓜还是比较聪明的，心里还是有数的，期终考试的关键时刻，她会主动将她的数学试卷向我敞开。冬瓜特别善于暗中伺候对她有利的人，具备向上爬的基本素质。说实在的，我并不十分讨厌像冬瓜这样的人。
一切都很微妙，是吧?不要以为我们是单纯的学生。学校其实与社会同样复杂，学生之间的比试和较量，远远不局限于阳光下的成绩和奖状。因此从某种角度说，冬瓜同学的锦绣前程并不能够完全依靠她自己的努力，多半还要依赖于我这种人的成全。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毛丫头豆芽菜胆敢威胁成年人李结巴的原因之所在。
李结巴将我的这套衣服剪裁得非常合体。我一贯僵硬笼统的豆芽菜体态，忽然就被这套衣服修饰得春风杨柳起来。我简直喜不自禁。我果真在这个重大的日子里穿上了我的理想服装!我本能地知道服装是个人心灵的旗帜。这一天我必须高举我的旗帜。必须高举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想高举。我实在太想了!
我一穿上新衣服，妈妈的眼睛就直了。妈妈的眼神，顿时成了没头苍蝇，在爸爸脸上撞来撞去。爸爸则假装没有感觉。女儿大了，做爸爸的不知道为什么就不好意思起来。我可怜的父母，他们不敢正视眼前的事实：他们的女儿居然如此亭亭玉立!
我的身处文化大革命之中的父母，就连“亭亭玉立”这个词语都是不敢想的，因为显然这是一个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词语。既然连一个词语都不敢去想，他们的女儿怎么能够真的生得亭亭玉立呢!我的妈妈，从前也是亭亭玉立来着，文化大革命初期就被红卫兵在大街上剪破了裤管。红卫兵管这种细瘦的裤管叫做考板裤，“考板”是英语cowboy(牛仔)的译音。按照红卫兵顺藤摸瓜的农民思维方式，考板裤代表的当然就是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我妈妈当街就吓了一大跳，立刻在灵魂深处爆发了革命，为自己的裤子羞愧难当。她除了当街就积极配合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之外，还把家里所有细瘦的裤子全部清理出来，统统撕毁，扎成了洗地的拖把。我的爸爸热烈支持妻子的革命行动，把有考板倾向的裤子变成拖把，便是由他亲手实施的。
我的父母双亲，他们对毛主席无比崇拜，对共产党无限地感恩和无比畏惧，为生活在世界上最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自豪得无以复加。他们像猫一样日夜警惕，生怕美国帝国主义者和苏联修正主义者对我们国家进行和平演变。那些细瘦的裤子，是他们长年节衣缩食买来的，据说我妈妈曾经酷爱华衣美服。但是，为了击退国外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阴谋，他们不仅毫不怜惜地摧毁了那些昂贵的裤子，还主动防微杜渐，自己革自己的命，将旗袍、高跟皮鞋、西服和领带，也都抛掷出来，在批判大会的广场上，与成堆的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一起烧毁。妈妈的披肩烫发，也主动剪成了齐耳短发，并且将她的发缝永远留在左边，以表达自己的左派立场和对右派的绝不苟同。我可怜的父母，从此只穿肥大的工装蓝衣服，裤子后面打着对称的屁股形状的圆补丁，积极要求进步，夹着尾巴做人，放屁都细声细气，见了工农兵一律点头哈腰；单位里的大小批判会，每日晚上的政治学习，风靡全国的忠字舞，他们必定按时参加，甚至不惜把我们兄妹三人长年地反锁在家里，使我们三个没有懂事的孩子在狭小的空间里争夺地盘，大打出手，勾心斗角，煮豆燃萁。他们把家里的绝大多数书籍都处理掉了，只剩下几本孤零零的车床技术什么的。我一读小说，他们就发抖。他们烧毁了我的《迎春花》，说是黄色小说。他们还收缴了我的《唐诗三百首》，说是封建残余。妈妈给我的衣服，统统宽大无比，把我打扮得像一个先天愚型患儿。我晚上出门，一定要事先向他们提出理由以及报告时间和地点。如果是与男同学交往，则必须在妈妈的陪同之下，或者让弟弟贴身跟踪。豆芽菜真是受够了!
我可怜的父母，又不是什么大人物，却煞有介事地过着紧张的日常生活。多年以来，他们每天清晨醒来都脸色蜡黄，战战兢兢，忧心忡忡，害怕他们的子女在一夜之间，突然由无产阶级的红色接班人变成了资产阶级的跟屁虫。我觉得他们太夸张了。我向毛主席保证，我承认他们对我有养育之恩，我应该孝敬他们；可是，他们没有理由把我们的家庭生活弄得如此刻板、严肃和紧张。我们家的生活实在令人生厌，真是讨厌透顶!
豆芽菜的忍耐是有限的，豆芽菜几乎一天都呆不下去了!高中毕业的那一天，豆芽菜第一个贴出了请战书，请求毛主席和共产党尽快地把她下放到农村那个广阔天地里去。豆芽菜不惜糟践自己说：“我的世界观充满了腐朽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我这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知识青年，只有立刻奔赴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才能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终身!”同时，豆芽菜还心怀叵测地狠批了孔子“父母在，不远游”的封建思想，巴望及早离开她的家庭。
学校对于是豆芽菜而不是冬瓜第一个贴出请战书感到非常惊讶，甚至对豆芽菜产生了一点好感。冬瓜很委屈，本来她是第一的。冬瓜的毛笔、墨汁和红纸都准备好了，只待散会之后就动手挥洒豪言壮语。她没有料到，豆芽菜的请战书，早在前几天就写好了。对不起，冬瓜，不是豆芽菜一定要抢夺你的风头，她不是那种假模假式一定要争当先进的人，只是因为豆芽菜后院起火了，她实在是呆不下去了。
我的父母，发现他们的同事们都在纷纷地想方设法钻政策的空子，找各种借口把子女留在身边，就近参加工作，他们居然也开始蠢蠢欲动，天真地想让我患上先天性心脏病，然后争取分配在妈妈的单位上班。我的天啊，留在父母身边，这不等于判了豆芽菜的无期徒刑吗?我想我父母的蠢蠢欲动，大约是他们这辈子唯一的一次对毛主席的号召阳奉阴违，他们这么做的时候，鬼鬼祟祟藏头露尾的，一定把自己吓坏了。可是我敢肯定，我被吓坏的程度远远地超过了他们。
我对父母的密谋断然拒绝，说：“不!”
豆芽菜宁死也绝对不愿意假装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豆芽菜志向远大虚张声势地对父母大声疾呼：“鸟不高飞，怎知蓝天之阔?人不远行，怎知世界之大?作为一个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我坚决要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知识青年下农村很有必要，那绝对就是很有必要的。你们想想，如果广大家长都设法把子女留在城市，贪图享受，我们祖国的未来真是不堪设想啊。”
我可怜的父母，听了我的话，点头如捣蒜，简直无地自容。他们的私心杂念刚一闪念，就被大义凛然的革命小将斗争掉了。可是他们的女儿豆芽菜刚满十七岁，体质瘦弱，青春萌动，年少无知，独自踏上社会，岂不是风暴雨狂的汪洋大海上的一只小木船?女儿稚嫩的双肩，怎能担得起百斤重的粪桶，她正在发育的身体，哪里能够得到相应的营养?我无地自容的妈妈想着女儿的将来，不禁泪流满面。
豆芽菜怎么劝慰他们才好呢?我可怜的父母，一心投入文化大革命，居然一点都没有觉察到自己的女儿已经在这场浩大而漫长的大革命中长大成人了。她虽然瘦弱得像一根豆芽菜，但绝对不是一个善茬子，她不让别人吃亏和受苦就算不错了。要知道，豆芽菜可是一个有阅历的人。小学三年级，夜晚睡觉还偶尔尿床，豆芽菜就开始造反了。她曾经跟随着红卫兵哥哥姐姐们，冲到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们的家里，趾高气扬地抄家。她
曾经端上长矛，把守大街的路口，随便拦住行人，神气活现地命令人家背诵毛主席语录。她还把教室里面的桌椅垒成碉堡，从碉堡里面向老师扔扫把，胜利地将老师赶出了教室。到了初中，豆芽菜已经成为班级里叛逆主流小头目，她调皮捣蛋，往得宠的学生书包里放死老鼠。高中时期，豆芽菜已经知道了考板裤起源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牛仔是劳动人民，牛仔们喜欢穿的裤子，是无产阶级的裤子!是革命的裤子，是劳动的裤子!假如豆芽菜是她的妈妈，那她倒要看看，谁敢当街剪破她无产阶级的裤管!据此，豆芽菜便瞧不起她愚昧无知孤陋寡闻的父母了，并且决定坚决热爱考板裤。从此，豆芽菜便望穿秋水地期待着有权利决定自己穿什么裤子的那一天。对于持续了多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豆芽菜和她的一大帮好友早就疲乏和腻味了。大家没完没了地读《红旗》杂志，没完没了地读《人民日报》社论，没完没了地写批判文章和大字报，批林批孔批周公，与那些从来没有见过面的敌人和几千年之前的老人作斗争。这种与假想敌的斗争实在空泛乏味，学生生活因此就变得很无聊了。高中的英语课曾经给豆芽菜带来过新鲜感，她曾经觉得自己喜欢英语，可是整整三年的高中时问，英语老师最热衷的就是让全班学生起立，齐声大喊：“Long life Co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当然，豆芽菜和她的狐朋狗友们都很愿意毛主席万寿无疆，只是这么上英语课实在是枯燥难当。但是谁都不敢给英语老师提意见，即便是豆芽菜也不敢，因为谁提了意见谁就有现行反革命的嫌疑，豆芽菜一伙早就学会了表面的逆来顺受，暗中的倒行逆施。豆芽菜纠集一伙同学，逃课出去，打羽毛球，逛大街，骑自行车，偷吃农民菜地里的红薯，拉帮结派，惹是生非，与男同学疯逗追跑，否则，让她怎么打发那一天一天的日子，消耗她过盛的青春精力呢?
为了孝敬我的父母，我的中学时代好辛苦啊!我得在表面上顺从和迎合他们，我得严密地隐瞒我所有的不良行为，即便我想要留住自己秀美的长发，也必须千方百计地迂回前进，得花言巧语地蒙哄父母，说留长发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必要。为此，我就必须积极参加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并且长期忍受跑龙套的屈辱。在芭蕾舞剧《白毛女》中，学校领导让我戴上瓜皮帽，穿上黑色灯笼裤，我就得扮演地主黄世仁的狗腿子，在舞台
上小丑似的蹦跳几下，退场；喜儿的爹被黄世仁打死了，学校领导又让我穿上贫穷村姑的服装，梳根独辫子，跑到台上，埋没在一大群乡亲中间，假装抽泣几下，然后，还是退场。
有一次，喜儿的未婚夫大春在后台羞涩地告诉我，说他其实特别想要我扮演喜儿。
豆芽菜粗鲁地对他说：“滚你妈的蛋!”
可怜的大春哥，难堪得眼泪夺眶而出。我深感抱歉但是我依然觉得他活该。我相信除了我之外，所有的女生都拒绝不了大春哥，我相信所有情窦初开的女生在遇到男生讨好的时候都容易受本能的支配，只有我，敢对大春哥说“滚你妈的蛋”。这无辜的男孩子只不过是想找一个借口表达他对我的喜欢，可是他没有想到我的心情是多么复杂和辛酸!可怜豆芽菜与他们混在一起，甘当配角，只是为了留住自己的一把长发啊!他能够理解
么?他不能够理解。所以豆芽菜只好对幼稚的男孩子说“滚你妈的蛋”!
这样的女儿，妈妈实在不用担忧，可是我无法劝慰妈妈。我的父母一直以为他们的女儿纯洁得比白雪还要无瑕，他们的女儿从来都不与男生说话，从来都不看男生一眼，绝对地浑金璞玉；如果他们知道我一句话就把大春哥骂哭了，我肯定他们震惊和痛苦得至少是失眠和头痛。
我可怜的父母，他们哪里知道，他们高中毕业的女儿已经是一个非常狡黠的女孩了。她积极要求下放农村的举动，使用的是一箭双雕之计。豆芽菜一旦下放，既摆脱了她的父母，又可以在农村那个广阔天地尽享自由，至少穿考板裤是可以随心所欲的。虽说豆芽菜刚满十七岁，可是她对于革命运动高潮与低潮的把握和预感，都是有相当经验的。就在去年，福建省的莆田，冒出了一个告“御状”的小学教师李庆霖。这可真是一个让豆芽菜之流大开眼界的人物!李庆霖老师居然胆敢给毛主席写信，说他的知青儿子在农村吃不饱穿不暖，一年到头风里来雨里去地种地，裤子破了都没有钱买新的，生病了也没有钱请医生，头发长了都没有钱理发。豁出去了的李老师，还冒天下之大不韪地揭发了知青招工回城中后门成风的问题，说知青下放其实是货真价实的镀金过程。当时豆芽菜一伙胆战心惊地议论：天下还真有把脑袋别在裤腰上的人啊!李庆霖可能根本就不打算要脑袋了吧?谁料想，天意难测，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不仅给这个大胆耿直的小学教师写了回信，还赠送了他三百元人民币!据说一时问，许多知青都去找干部们要钱，他们见了干部就背诵毛主席的信，说“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1973年4月25日”。于是，无论多么吝啬的干部，都要给知青掏一点钱了。于是。豆芽菜明白，波澜壮阔的知青运动已经进入末期，问题很多，毛主席在考虑结束这个运动了。曾经非常严肃的知青运动，实际上已经变得十分好玩和滑稽。
在毛主席给李庆霖寄钱之后，豆芽菜的寒暑假期，都要跑到附近农村的知青队去玩耍。豆芽菜发现，知青与贫下中农的关系已然颠倒过来，只要知青不胡闹到放火焚烧贫下中农的房子，贫下中农就感激不尽了。像冬瓜那样的先进分子有没有?那也还是有的。毛主席说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可喜的是，大的氛围已成定局，绝大多数知青都比较松散，出于镀金的需要，敷衍地劳动着，为的只是在两年之后的招工或者招生回城中，顺利地拿到个人鉴定。豆芽菜羡慕地观察到，知青们说一口由他们自己创造了许多切口的黑话，游荡在月色下，吹口琴弹吉他，几乎人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秘密日记本；许多男女知青在闹恋爱和同居，他们的枕头底下压着发黄的小说，是茅盾的《动摇》一类的书，翻到哪一页都会让豆芽菜脸红心跳。这就够了!这就是豆芽菜所向往的自由生活!虽说农活还是免不了要干的，缺盐少油没有蔬菜的情况也是普遍存在的，但是豆芽菜不怕!成千上万的知青能够熬过来，豆芽菜就能够熬过来!再说实在缺吃少穿了，还可以效法李庆霖，给毛主席他老人家写信。何况也只是需要熬上两年时间，国家政策已经明确规定，知青下放两年之后便可以择优回城。将来，豆芽菜倒是要不慌不忙地择良木而栖的，豆芽菜要充分利用人生的各种机会，选择自己感觉最好的城市，还有感觉最好的职业。
我想自由自在；我想飞翔；我想疯狂地奔跑；我想放声大笑；我想尽情痛哭；我想彻夜不眠地玩耍；我想在无人的田野上敞开喉咙唱歌；我想穿考板裤；我想留一头瀑布般的长发；我想成为绿林好汉，率领一帮知青好友呼啸而来呼啸而去；我想人人都喜欢我；我想吸引最著名最引人注目最有成就的男知青；我想最终战胜冬瓜，将来她又胖又丑一事无成，而我苗条美丽，功成名就，我们偶然相见在某种场合，都感慨万千，抱头唏嘘，从而成为了真正的好朋友。
可是，我怎么劝慰我的妈妈呢?我什么话都说不出口，我能够说出口的话，必定吓死她。我和我的父母没有共同的语言，从心灵到嘴巴，一路都是锁。我的父母永远都不可能真正地了解他们的女儿。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父母与他们的宝贝女儿注定了要此生相隔。
今天，是我下放的日子!是我获得解放的日子!是我要隆重庆祝的日子!我的妈妈柔肠寸断，女儿豆芽菜也只好装得柔肠寸断。
一大早，豆芽菜就穿上春风杨柳的服装，亭亭玉立地在镜子面前梳理长发。她把两条辫发盘了起来，发髻油亮而硕大，镶嵌在雪白的后颈脖上，比舞台上的芭蕾髻更加丰满动人。更有甚者，豆芽菜还将一枚妃红的月牙形有机玻璃发卡别在了鬓角。这种有机玻璃发卡是最新潮和最时髦的饰品，刚刚开始在上海流行，一般人根本就得不到这么漂亮的发卡。
妈妈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了，她忧郁地说：“取下来吧!”
豆芽菜已经决心从今天开始她只属于她自己，于是问：“为什么?”
豆芽菜装得懵懂无辜，老实巴交，做出一张表情呆板的蜡脸。豆芽菜就拿准了她的妈妈不敢说出原因。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十七岁的女儿将要离开父母去远行。妈妈既不忍心强迫和责备女儿，又害怕充当了伊甸园里的蛇。他们生怕说出“不要太漂亮”这句话，生怕由自己提醒了女儿沉睡的憨浑。我可怜的父母，他们被女儿漂亮的衣服，漂亮的身段，漂亮的发髻和漂亮的发卡弄得心慌意乱，坐立不安。他们以为这是女儿挡不住
的天生丽质，不明白这是女儿刻意的打扮。我的父母，他们只得道貌岸然地对女儿说：“今天又不是上台演出，今天是下农村啊，誓师大会上，肯定要来许多领导和带队干部，要给他们一个艰苦朴素的好印象啊!”
豆芽菜依然是蜡脸，继续懵懂无辜，说：“我们有好几千人呢，谁看我?”
我的父母，他们面面相觑，相视无语；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临到出门，妈妈终于还是忍不住，说：“把发卡取下来吧!”
豆芽菜还是说：“为什么?”
妈妈支支吾吾道：“恐怕别的学生都不会戴这种发卡吧，这样会显得你脱离群众。”
妈妈以为她的女儿是谁?干部?领导?全市的知青标兵关山?他们这样的人物当然都不能够戴标新立异的发卡，而豆芽菜本身就是普通群众，不存在脱离群众的问题。今天是豆芽菜有生以来最重大的节日，豆芽菜必须隆重庆祝，豆芽菜绝对不会取下发卡，豆芽菜更加不会换上别的衣服改变她非凡的发型。今天豆芽菜要脱胎换骨，一扫先天愚型的邋遢形象，给所有人留下深刻印象。豆芽菜已经忍受了十七年了，今天一定要用自己的姿态，走上她独立生活的自由之路!
于是，狡黠的豆芽菜这样回答她的妈妈：“是呀，妈妈。同学们肯定没有这样的发卡。就是他们没有我才戴的呀。我要用这枚红色的发卡，向各位领导和带队干部，表达我在广阔天地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决心。”
突然，妈妈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不行!你得给我把发卡取下来!把衣服换掉!把头发剪短!赶快!赶快!赶快!”
妈妈的声音都劈了，我和爸爸都吓了一大跳。如果是往常，我肯定完蛋，我最害怕妈妈歇斯底里大发作。
妈妈一发作，我就感到末日来临。可是今天，我撑住了自己。我咬紧牙关，逼迫眼眶中的泪水倒流回去。今天是我的日子!今天谁也不敢阻止我向农村那个广阔天地飞翔!开会的时间就要到了，我必须马上离开而且永远离开父母，到大礼堂去，我要在那里与我的几千名兄弟姐妹汇合，我们要开会，举起小拳头高呼口号，然后神气活现地登上大卡车，笛笛!再见吧妈妈!她的女儿必须立刻动身了!
豆芽菜傲然地挺胸伫立，动作夸张地看了看桌子上的座钟，然后背起了自己的背包和军绿色挎包，就要独自迈步出门。
爸爸赶紧拍拍妈妈的肩；说：“算了，算了，来不及了!”
妈妈掏出手绢，捂着嘴巴呜呜哭了起来。我可怜的父母，今天他们真是愁死了。
这一天果然是豆芽菜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她不仅要远离她厌恶的一切，而且还生平第一次战胜了她的妈妈。我想从此以后，妈妈就别再指望奴役女儿豆芽菜了。
豆芽菜意气风发地迈步出门，头都懒得回一下。我可怜的父母，还是只好跟随在女儿的身后。他们的女儿今天再不顺眼，他们也必须送她。这还不仅仅是出于对女儿的疼爱，更有他们头脑里的世界观决定和支配着他们的行为方式。因为去年的三月，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悄悄地步行来到他小女儿读书的北京一六六中学，参加了家长会，发言说：“……我们革命家长，要听毛主席的话。……小莉是我最小的女儿，身边就这一个了，我还是支持她走毛主席指引的上山下乡的道路。”我的父母，把华副总理的这段发言背诵得滚瓜烂熟。我们国家的副总理都作出了表率，送他女儿上山下乡，我的父母敢不送我?他们是革命家长，势必就要亲自送我下乡，否则，他们岂不是把自己推到了反革命的那一边?这就是他们一贯的思维逻辑。我可怜的父母，就连去大礼堂的方式也要与华副总理保持一致：步行。据报载，华副总理步行了半个小时，我的父母却要步行四十五分钟。人家华副总理在完事之后，有警卫和小车接走，我不知道我的父母将怎么回家。
我爸爸用自行车推着我的小箱子和行军背包。妈妈用网兜拎着我的洗脸盆和牙具。出门之后，他们及时地调整了表情。在众多父母送子下放的大路上，我的父母可不想被别人误认为他们对知青下放运动不满和具有儿女情长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我的父母，在阳光下，土黄色的脸被镀上了一层釉光，酷似腌菜坛子。他们的表情，看上去既肃穆又高兴。
大礼堂到了。大礼堂披红挂彩，锣鼓喧天。广场上一排排整齐的大卡车也是披红挂彩喜气洋洋的样子，它们在耐心地等待着豆芽菜，誓师大会一结束，它们就变成了豆芽菜的翅膀。我的父母和所有的父母都留在广场上，与忙碌的工作人员拥挤在一起，登记交运孩子们的行囊。搪瓷脸盆在碰撞，不当心的热水瓶在爆炸，我的心在欢跳。我起锚了。我离开了父母和他们的时代，缓缓登上大礼堂的台阶，沿路吸引着同学们的目光，简直
所向披靡。今天是多么美好啊!晴朗的天空整个都是我的，它温柔地环抱着我，色泽是那么明丽娇嫩，就像刚刚煮熟刚刚剥壳的鸡蛋，我幸福得连大气都不敢出，生怕自己的呼吸碰碎了这美丽的世界。
我进了大礼堂，一眼就看见了主席台上的关山，我当即就决定一径往前走。我超过了我们学校的方队。我的狐朋狗友们以为我迷失了方向，大声叫唤道：“豆豆!豆豆!”豆芽菜不理睬她们。豆芽菜索性装做迷失了方向的样子，一直走到主席台前。
关山就在台上，豆芽菜竟然只与他咫尺相隔了!在豆芽菜的现实生活里，关山是最闪光的也是唯一的真实的英雄。关山是来迎接我们新知青的老知青代表，他是市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是全国著名的知青标兵，是红星公社党委副书记，他的照片和事迹经常刊登在全国的大报上，他的照片是我们城市照相馆橱窗里永久的炫耀。
关山的母校是市二中，与我同一所中学，关山是我们学校莫大的骄傲，也是我们历届学生莫大的骄傲。关山瘦骨铮铮，典型的保尔·柯察金一类的革命者形象。他肯定不认识豆芽菜，可豆芽菜早就认识他了。豆芽菜与她的狐朋狗友还给关山取了一个绰号：排骨。豆芽菜暗中称呼他为“阿骨”。
被大伙传颂的老三届精英人物阿骨，端坐在主席台上，俯视着新知青，剑眉紧锁，目光深沉，若有所思，大约正在为全人类的命运操心。他的个子比豆芽菜想象的要矮小，但是面容比照片上的要老成。阿骨有密集的青色胡茬，青春痘已经结疤，酱色的疤斑写在他坚强的颧骨上，酷似句号，清晰地表示着他少年阶段的完成与
人生的成熟。而应届毕业的许多男生，青春痘鲜红肿胀，惨不忍睹，只有阿骨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就是在这一瞬间，我明白了自己为什么要径直地走到主席台前面来，我明白了阿骨从此便从传奇里面走进了我的生活。
我向毛主席保证，阿骨一定会从成千上万的新知青当中注意到我的。我早就预感到今天是我生命中非同寻常的日子。今天必须发生新的情况，好让我苦闷的内心荡漾起生活的激情。崭新的生活总得要有崭新的希望崭新的情节和崭新的挑战啊!原来阿骨就是那崭新的希望崭新的情节和崭新的挑战，因为他是那么深不可测，高不可攀，头顶环绕着一层层金色的光圈。
冬瓜奋力拨开人群，从后面挤了上来。她一边排挤他人一边高声叫唤：“豆豆!豆豆!豆豆!”开会的电铃刚刚响过，兴奋的新知青们正在勉强地肃静，冬瓜急切的呼唤使我成为众人目光的焦点。豆芽菜，可真是一个狡黠的女孩啊!她居然一点都不急于归队，而是充分利用着她的同学冬瓜。豆芽菜在众目睽睽之下大胆地爬上了第一排的椅子，作出循声寻找冬瓜的样子，展示了她与众不同的奇装异服和超凡脱俗的青春光彩。豆芽菜像
白毛女迎着曙光走出山洞那样，作出引颈遥望状，乌黑的眼睛闪闪发亮，明媚的脸蛋霞光璀璨。她的衣服有腰翘，裤子有考板风味，发型独特华贵，一枚耀眼的妃红色发卡强烈地刺激着人们灰蒙蒙的眼睛。豆芽菜知道就在这么一刻，她攫取了周围所有的注意力，千万道讶异的目光照亮了她的特立独行的身姿。于是豆芽菜抓住这关键的时刻，把脸转向了主席台，直接面对关山。豆芽菜的目光与阿骨的目光正好相接，阿骨的目光不再是方才那深沉的目光，而是波澜骤起，电闪雷鸣，一股新鲜的炽热的暖流涌出了豆豆的心窝。这时候，冬瓜抓住了豆芽菜的裤管，她气喘吁吁地说：“豆豆，我在这里!我们班在那里!”
“哦。”豆芽菜假装恍然大悟。
豆芽菜向黑压压的到会者们回眸一笑。豆芽菜绝对地震惊了她的同胞，那拥挤在大礼堂的几千名灰头土脑的高中毕业生们发出了潮涌一般的惊叹声。
今天这个日子，可不是要说有多么美好就有多么美好吗?
这一天豆芽菜将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