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他的眉毛和手指袭击了我，他是我用幻想砌成的房子。
大学三年级那年对于我来说实在是个多事之秋，我这一生中的重大变革可以说起源于这悲剧性的一年。
在这一年，先是我的母亲患上绝症；然后是，有可能成为我这一生中的“初恋”的经历，被迫宣告流产；再后是，一场大火夺走了我心爱的友人；最后，我成为一场重大事件的无辜的牺牲者……
那一天，我在回家的路上被一颗不知从何而来的莫名其妙的流弹击中，幸好那子弹打在我左腿的小腿肚上，我在医院里只待了两天，就回家去休养了。
我还一直没有来得及描述我的大学生活，我一直极力打算绕开这一令我厌倦的侧面。可以说，长久以来，我对上学始终怀有一股天生的抵触和敌意，对有问必答的考试尤其深恶痛绝(我永远也没有权力面对各种各样的提问而回答说“无可奉告”)。但是，由于将要涉及到一个叫做尹楠的男孩儿的若隐若现的存在，以及他真实地离我而去，所以，我在这里不得不一掠而过提到这个侧面。
那时候，我所在的学院创办了一个叫“皱眉”的诗社。我与尹楠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个诗社的名称，而联系起来的。
当初，学院里有几个青春激荡的男性师生提议创建一个诗社，在筹备期，他们为诗社起草了纲领，并起名为“颠覆”，结果被校方勒令禁止；然后，他们再一次起草了一份相当柔和的纲领，并再一次起名，申报叫做“投机者”，结果纲领被通过，但诗社的名称又被校方枪毙。正在百般艰难和无奈之际，该诗社成员之一的尹楠出现在我视线之中，他是在一天中午的饭厅里引起我的注意的。
这是一张瘦长且白皙的俊秀的脸孔，鼻子挺直，黑眼睛长长的十分开阔，牙齿雪白得如同一道闪电，而且他的穿着非常讲究，身材颀长，有点像美国的那个华裔影星尊龙。
那一天，我端着饭盒丝毫没有犹豫地就向尹楠身边的一个空座位走去，坦白地说，我和他的搭讪完全出于他迷人的外表。
自从我离开t以后，似乎有一种美妙而神秘的什么也被他带走了。可是这会儿眼前这个男孩儿，却又把那美妙的感觉呈现出来，那么清醇。
我对于漂亮的男孩儿，在遇到尹楠之前始终拥有一种顽固的偏见，认为一个男人的深度和成就往往与他的漂亮的程度成反比。在我的少女时代，我只看到一个男人除外，他就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这个既漂亮又深邃并且富于成就的男人，所以令少女时代的我迷恋，只是因为我发现他高大的鼻子、宽展的肩骨以及慈祥可鞠的神态，非常符合我想象中父亲的模样，我迷恋父亲般的拥有足够的思想和能力来“覆盖”我的男人，这几乎是到目前为止我生命中的一个最为致命的残缺。
对尼克松的迷恋可与政治无关。实际上我是一个天生厌倦参与任何与政治相关联活动的人。我讨厌政治的原因，是因为很多时候它与我终生喜爱的“诚实”这个字词相违离。我学生生涯中所有的政治试卷成绩都很糟糕，有一次，大约是在大学二年级时的一次调查试卷中，问道，“你热爱政治吗？”
我答，“除非允许我说谎。”为此，学校领导还找我做了长时间的谈话。政治风云的倏忽即变，让我看不清楚它的真伪，它们在我面前只是一堆暴满而不成形的记忆。好象深渊之上所形成的一股巨浪，你必须等到互相撞击的两股水流最终融化到它的对立面里面之后，等到那涌起的白浪最终自身平息下来了，我们才能够重新找到那“深渊”的地方。政治风云有时候又像爱情一样，也会使人们产生盲目的热情如饥似渴地去追求，而我有权力决定自己的生命从何“开始”，又在哪里“中断”它。
尼克松情结是我早年的一个十分幼稚的梦幻，一直到1995年2月他病逝。我看到他病逝的消息的那天，正好在天上向南飞行，我是乘经南方航空公司的飞机前往一个亚热带城市的途中、我在当天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看到了有关他的字幕和像片。当时，我十分郑重地在尼克松像片那饱经沧桑的额头上亲了一下，然后朝飞机舷窗外面的天空凝视了一会儿，仿佛尼克松的灵魂已升上蓝天，就在机身旁边与我在同一个高度上飘浮；仿佛他的灵魂正在向机舱里回视我，接受着我的信息与之挥手告别，我说了声，再见，尼克松。然后就把报纸丢在一边了，连同早年所有的关于他的幻想一起放了下来。
另一位使我产生类似情感的男人，是在很多年之后我已经作为一个成年女子出席艺术活动的时候了。他是一位中国的艺术家。由于他是现实中的人物，所以使我倍感亲切。有一次，在一个晚宴上，天意竟使我坐在了他的身边。但是由于我天生的拘谨和不善言辞，我并没有说什么。如果说我是不喜欢“交谈”，毋宁说我是不太相信“交谈”。交谈是没有结果的。我只是敬了他一杯酒，轻描淡写地说了声，“为了表示对您的敬爱”。这个时候，我已经懂得了生活应该是水一样的随和的自然态度，—种无所谓的境界。而这种无所渭，其实又是最大的自我克制才能达到的境界。
另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个宾馆里，他正在大堂里操持着娴熟的英语与一个外国的摄影家交谈。他一转身忽然就看见了我，他认出了我。并微笑着朝我招手。以他的年龄和显赫的地位，能够如此流畅地用英语交谈，实在令我震惊。我在他的身边站住，很想握住他那从容镇定的手臂，倚靠住他那令我安慰和安全的年龄中。但是，我的思维似乎停滞了，失去了任何反应能力。我的意识渐渐模糊起来，陷入一片混乱而飘浮的身不由己之中，觉得整个富丽堂皇的大厅都浸浴在玫瑰色的情调里。我们分手的时候，我把事先写好的一封信塞在他的手里，怯懦得如同一个没有过什么经历的小女孩儿，我所有的智慧似乎都脱离我的头脑，退缩跌落到我的手指尖上，因为我发现我所有的敏感只还残存在我冰凉的指尖上，而我的大脑里却空空洞洞荡然无存。我把信交给他后，就逃跑一般地离开了他。
遗憾的是，这并不是一封表达我的爱慕之情的信函，我是为了摆脱某种困境而求助他的支持，因为他是我唯一愿意获得援助的手臂。但是，我一走出宾馆的大门，就后悔起来。
我十分担心他会把我当成一个只是仰慕他的名声的势利之徒。其实，以我的近乎傲慢的冷静和偏执，是不大容易为了一个人外界的名声而崇敬一个人的。
后来，他给我回了电话，当我听到他的声音，就像接到了上帝打来的电话。
我知道我自己，我就是想拥有一个我爱恋的父亲般的男人！他拥有与我共通的关于人类普遍事物的思考，我只是他主体上的不同性别的延伸，我在他的性别停止的地方，才开始继续思考。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伦理问题。
其实，作为一个现代人，所有的问题都是问题，所有的问题又都不是问题。文明的意义之一，无非是给我们千奇百怪的人类与事物命名，那不过是一种命名而已。
那一天，我坐在尹楠身边。
这是一个与我以往所喜爱的父亲般的男人完全不同的类型。我们自然而然地闲谈起来，在经过短暂的彼此询问，诸如在哪一个系、几年级之类的问题，他便向我提起诗社的事。
我注意到他说话的声音很轻，优雅自如，显出颇有教养的风度。当他说到诗社的名称两次被否定的时候，他的眉头微微蹙起，神态沉稳，不像现在的男孩子们那样华而不实、使你隔着电话线就知道他在言不由衷。
我凝视着他，欣赏着他的俊逸。
尹楠的眉毛是他身体所有的部位中最先打动我的地方。
说来很奇怪，以前我总是通过一个人的脸颊、眼睛、嘴唇、身材等等这种庞大或显眼的部位，来观察一个人。而现在我的落“脚”点却更多地投射到一些细微或者容易被忽略的部位，比如眉毛、鼻子、牙、手和脚。
尹楠的眉毛像一道漆黑而润亮的流线，横展在他光洁的额头底下，那微蹙的样子，不禁使我想到“烦恼的线条”这句话。我对于人体的毛发有着某种特殊的敏感，假若是一个女人，我会首先看到她那一蓬纷乱的头发，女人就像头发一样纷乱，然后我才看到那头发背面的女人的脸孔；而一个男人，他身上的毛发，首先夺走我的目光的是他的眉毛，我是通过他的眉毛看到他的头发、胡须以及他的身体上标志着成年特征的其他部位的毛发的，甚至可以通过它看到他的生命和灵魂。
尹楠的眉毛秀美而绵长，有一股柔软的坚硬，弹性的固执。那一天。他的眉毛就在那一瞬间出卖了他，向我展示了他的身体和内心。
望着他微蹙起来的漂亮的眉头，我不假思索地顺嘴说，“诗社就叫‘皱眉’吧，这个名字与原来的名称意思相当，但软化了其中的暴力色彩。其实一样是摇头否定的意思，而且比‘摇头’更加具有审美意识。”
尹楠默然了一小会儿，然后，用他那摸着饭勺的纤长的、确切地说是瘦骨零丁的右手一挥，兴奋地说，“太好了，太好了。”
接下来，尹楠开始重新打量我，并且郑重地与我握了握手。
尹楠的手，是他身体上第二个吸引我的部位。
他的那只手像一股真实的气流，从我的手心穿过，或者说它是一种独特的声音，也许是血液的声音被秘密地隐藏在指尖上，有一种光滑、流动、怦跳的特质，但并不轻飘。当你触碰到这样的手时，你会首先想到“在指缝间呼吸”，或者“泪水顺着掌纹缓缓流出”这一类手指试图掩饰、遮盖什么情感的特质，一种肌肤与肌肤相摩挲的光滑与沉甸。你不会只觉得那仅仅是手，你同时会觉得它也是一只呼吸着的嘴，在吮吸你的肌肤、你的温度；觉得它是一只倾心于谛听的耳朵，贴附在你的血管壁上，呼应着你体内液体的流动之音；觉得它是一只饥渴而热烈的鼻子，探寻着与之相碰的另一只手所能够传递的无限的柔软或坚硬的体息；觉得它是一种眼神、一种口音、一种咀嚼……
这只手，我似乎早已熟识，在我见到尹楠这个人之前、在他的脸孔闪现在我的视域中的很早以前，我就认识了这只手。
这只手暴露了他。
这时，尹楠诚恳地邀请我加入他们的诗社。
我说，“我从来对任何团伙都没有兴趣，我是个‘个人主义者’。从小到大，我在任何一个集体中都是处于少数人的尴尬地位，因为我总是在大家齐声说‘是’的时候，不由自主极不知趣地说‘不’。我认为—个人能经常勇敢地站出来对这个世界说‘不’，是一种强烈责任心的表现。”
尹楠说，“我们的诗社是专门说‘不’的。”
我说，“糟糕的是，当你们集体同声说‘不’的时候，我预感，我的思路又滑向了‘是’。”
“为什么？你只是想标新立异、与众不同吗？”他问。
“当然不是。”我说。
那一年，我已经开始读克尔凯戈尔的书了，于是，我把克氏的关于少数人与多数人的论述搬了出来。我说，“少数人或者说个人，有时候其实更有力量，因为少数人或个人是真正抱有某种观点的人，而多数人的力量倒往往是一种假象，他们是由一群乌合之众所组成的。当少数人或个人产生某种想法，并且比较有力量时，那观点便被多数人占为己有，于是那观点便成了多数人的观点。但是，由于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和众说纷坛的图解，这观点又成为了胡说八道。继而最先持有这观点的少数人或个人，又与之相脱离。”
尹楠惊讶地看我，用他那双清澈但已无法保持静谧的眼睛看着我，两只黑亮的眸子里有一种迷惘的神情，长睫毛忽闪着，像女人似的激动。
然后，他一边若有所思地点着头，一边自言自语地说，“我要把你介绍给我的朋友们。”但隔了一会儿，他又说，“对，我不会把你介绍给他们。”
他的声音十分轻。
我说，“你说什么？”
他说，“没，没什么。”
他这个时候似乎比刚才更俊美了，一种脱俗的内在的清逸与帅气。除了尼克松式的父亲般的男人使我迷恋以外，这时我发现我还十分喜欢尹楠这一种男孩儿。
那一天，与尹楠分手后，我至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沉浸在某种从未有过的对于一个年轻男子的幻想里，由于它的具体和贴近，使得我心里乱七八糟，堆得满满的，思绪纷乱，仿佛我胸口里装着一只鸟笼子，无数只欢快的鸟都挤在里面，叽叽喳喳，四处扑打，我只觉得惊喜、迷惑和不安。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快快见到禾，好像是忽然撞见了一个什么稀奇之宝，想赶快与禾分享。我发现，无论什么事，只要能够与她分担，所有的激动或困惑都会烟消云散。禾在我的心目中永远是一个心照不宣的最亲密的共谋者。前一时期，我还因为没有机会与禾谈论t这个人而心感不安，但是我现在一点也不想再提起那个人，我只想谈论尹楠，只要尹楠这个名字在我的嘴中闪烁，我便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正是昼短夜长的寒冷的一月，下午在学院里心不在焉地挨到了四点钟，我就匆匆忙忙离开了。
我打算先从各个侧面清理一下自己的思路。这种时候，最适宜的地方就是在街上乱走了，迎着凉爽的空气和渐渐垂落的暮色，在谁也不认识我的街上胡乱闹走。我喜欢自己作为一个陌生人在街巷里穿行，为了满足我的陌生或异乡感，我常常假设自己正走在一个远离家乡的城市，最好是一个闭塞的小镇的集市上。人人觉得我是一个陌生人、以及我觉得人人都很陌生，这感觉令我永远惬意。这是从我的幼年就延袭下来的习惯。
我此刻漫不经心又逍遥自在，快到春节了，街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商店里灯火辉煌。
长久以来，城市生活的景观在我心里始终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我一直不认为它属于我，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对于城市生活的感情日益淡漠。不知为什么，我的身体还是那么的年轻，但我的心里却在很多时候像一个老人一样习惯于沉思默想，我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生活的真旨。
可是今天，我的感觉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一点也不觉得生活的冰冷和绝望，而且还不断有一股欢快从我的脚底升涌上来，使我在沉思中猝然惊醒。我再一次假设我脚下的街道不是以往自己熟悉的地方，我想制造一种浓厚的与世隔绝的气氛，使自己的内心活动陷入带有刺激性的体验中。在经历了这么长久的孤单和内心曲折，我居然还活着，还能碰到奇迹的出现，实在是不可思议。所以，这个时候，与尹楠相识的意义，在不自觉中已经被我放大了一百倍。
这时，我看见路边有个老妇人席地而坐，目光呆滞地在乞讨。她的怀中抱着一个头颅奇大的男孩儿，那个男儿正在吮吸她萎缩的乳房，他没有手，断掉的残头像两个打磨得锃亮的小拳头闪闪发光。我身上立刻穿过一股寒气，美妙的想象忽然中断。
我迅速掉转目光，从兜里掏出一元钱丢在老妇人脚边。就离开了。
回到家里，我先去母亲的房间看了看。
我一进她的屋门，就听到了她嘶嘶啦啦的呼吸声，像我们日常烧开水时，不纯净的液化煤气被点燃后所发出的声音。
接下来。我很吃惊地发现，母亲房间的窗子四敞大开，冷空气正长驱直入，屋里冷得与外边毫无二致。她穿着厚厚的棉衣，倚在暖气上。面对敞开的窗子，用力地在呼吸，很深地在呼吸。
我说，“妈妈，这么冷的天，您怎么开这么大的窗子？”
我一边说着，一边把窗户关上。
母亲说，这些天总感觉不舒服，好像屋子里氧气不足，透不过气来。
我凝视了一会儿她的脸孔，果然她的脸色不太好，苍白里透着一股青光，眼圈黯淡，十分疲倦的样子，目光中流露出恍惚迷茫的神情。
我建议她躺下来，多休息多睡觉。
母亲说，躺着不如坐着，坐着不如站着，不知怎么回事，这屋里好像特别憋闷，总是喘不过气来。
她说话的时候，我在脑子里迅速回顾了近来她的种种“异常”。
她几次跟我说起，不知犯了什么毛病，夜间睡眠时，经常憋醒，必须直起身子端坐一阵，呼吸才能平缓，而且还伴随着哮鸣音，总是睡不好觉。近来尤其严重，常常半宿半宿地把头部上身垫得很高半卧而躺，否则就会发憋，无法安睡。
白天也总是疲乏无力，经常莫名其妙地忽一下出一身汗。母亲发愁地说，更年期怎么总也“更”不完呢？
接下来，我的想象力便把我引向了伯格曼电影《呼喊与细语》和里的女主人公身上，她们总是仰卧在床榻之上，头颅向后挺仰，破锣一般的肺部发出风箱似的巨大的呼噜呼噜声。她们高举起来的瘦骨嶙峋的双手，在窒息的空气中拼命抓取着什么，仿佛她们体内空虚而残损的器官马上就要枯竭，马上就要被黑暗的颜色和窒息填满吞没……她们永远都处于一个封闭的“牢笼”里，视自己的孤独和个性为神圣，她们聚拢在一起却都在为自己的孤独哀鸣，既不互相倾听，也意识不到她们正在互相窒息。每一个人都盯住对方的眼睛，却否认对方的存在……
这些镜头如同降临的暮色把我完全地笼罩了，我一下子慌乱起来，惊恐从我的脚尖猛地窜到我的头顶，我被自己吓了一大跳。
但是，我保持住镇定，双手插在裤兜里，故意轻松地说，“明天我陪您去医院看看吧，我觉得您可能是病了。”
母亲说，“等等再说吧，可能是更年期的毛病，一忽一阵的，就像前一时期闹出汗、发热的毛病似的。”
但是，凭直觉，我觉得母亲这次是病了。
自从母亲住进这套房子，我就莫名其妙地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总觉得哪儿不对。我们刚刚搬进这座大楼时，我听说，这座大楼的动工建造日选择得不好，冲犯了中国旧时民间传说中的“太岁”。太岁是民间一种颇为特殊的信仰，它与天体崇拜有关，但又不代表任何星体，也不象征某种天象，有人说太岁就是岁星(即木星)，是主宰一岁之尊神。它左行于地，在地下与天上的岁星做相对运动。如果在太岁头上动土，就会挖到一种会动的肉，即太岁的化身。日后，住进来的人若精神荣盛，命运兴旺还不至于怎么样，若身体不佳，命象衰微，就会遭到丧亡的灾祸。我早就听说过“胆敢在太岁的头上动土”的说法，但我一直认定这是一种虚妄之说，认定“太岁”是个非实体的想象物，是人们根据需要而想象出来的，无非是民间的风水先生的玄言，是为现代科学所嗤之以鼻的。
所以，我从来也没有往心里去。
这会儿，我看到母亲的样子，仿佛忽然被什么无形的东西触碰了一下。
我在母亲的房子里走来走去，试图找到是哪儿不对劲。然后，我犹犹豫豫地说，“妈妈，我觉得您这房子的位置不好。”
母亲说，“别乱想了。”
我脑子里继续琢磨着，嘴上却不再说。
我拉母亲在床边坐下，她这时似乎已经缓过来，呼吸显得平缓，脸色也不那么发青了。她一边用手摸着床栏、褥垫，一边很感慨地说，“好不容易从以前的日子里熬出来了，这么好的房子，这么好的床，就我们俩人，再也不用受谁的气了。
可是……唉……”她说话的神情仿佛是将要永远失去这一切似的。
我心里一下子莫名其妙地难受起来。
为了分散她对于自己呼吸困难的专注，我和她说起了在饭厅里遇到的那个叫尹楠的男孩儿。
母亲是个读了一辈子书的有知识的女性，的确也经历了种种苦难。但是，她的性格中始终磨不掉那股天真与浪漫的气息，她的心思像个小女孩儿那么容易分散。这会儿，当她第一次从我的嘴中听到有关一个帅气的男孩子的消息时，她的注意力立刻就被完全转移了。她一边询问我尹楠的情况，一边呆呆地沉浸在幻想的前景中。
我没有对母亲说出我对她的身体情况的预感，因为我已经意识到了她可能和我的预感一样的不妙。我脑袋里空空的，中午在学院饭厅里的事情已杳无踪影。我站立在房子中央一动不动，注视着乳白色的吊灯在洁净的墙壁上投下的阴影。
然后，我便从母亲的房间出来。我的脚鬼使神差地直朝禾寡妇的房间走去。
禾正在一边吸烟一边翻着书，房间里烟雾腾腾。
她的冰箱坏了。一进屋我就听到巨大的嗡嗡声。这声音和缭绕的雾气，使得她的家里像是一部科幻影片的室内场景，一个缩小的宇宙之谜。
我走进她的房间，站立在门厅一动不动，这一天发生的所有的事都像在梦里一样一件连着一件从我的眼前掠过，我脑子里满满的，却呆呆的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怎么了？”禾问。
我不出声。我的脑袋里装得太满，以至于觉得她房间里的嗡嗡声干扰着我的听觉和神经，似乎它还要渗透到我的脑袋里边去。我用力拒绝着那声音，说，“你的冰箱坏了。”
“我知道。”禾坚持问我，“你怎么了？”
我重复地说，“你的冰箱坏了。”
“我知道了。难道你是专程来告诉我冰箱问题的吗？”
我又不出声了。
我试图排开那嗡嗡声，把心里的东西如同倒“垃圾”似的倾倒出来。然而，那声音却奇怪地像烟雾一样缭绕在我的耳边，占领着我的思维，甚至爬满我全身的皮肤，硬要再钻入我的脑子里边去，我感到一阵头晕，僵立在那儿，一时觉得孤立无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时，禾熄灭了烟，就过来搂住我。
我终于扶在了她的肩上。
禾柔声地说，“我们一起吃晚饭吧，慢慢再说。”
我熟悉这肩膀，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已经迷恋这肩膀的芬芳了。这一双柔软又坚定的肩，仿佛一直就是我自己身体的主人，支撑着我长大成人。我紧紧环住她的脖颈，生怕我的胳臂由于内心的感动而变成一双飘扬的翅膀，使我离她而去，脱离她的怀抱。
“我非常……”我说，“需要你。”
“我知道，知道。”
隔了一会儿，我又说，“但是，我今天不能和你一起吃晚饭，我妈妈病了，我得去照顾她。”
“那，你就先去吧。”禾在我的背上轻轻拍了拍，“你记住，无论出了什么事，我都会和你一起分担，不用着急，好吗？”
我感到心里踏实了许多。
我们又拥抱了一会儿，然后，我就离开了她的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