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杨是一个老病号，五脏六腑差不多就没有一处清爽的地方。最严重的是胃溃疡和哮喘。一到冬天，人整个就蜷缩在一只大棉花桶（他那身棉袄又大又厚，就像个圆桶）里，只露出一张蜡黄干枯的、满是老年斑的脸。离规定年限还差两年多，他就打了退休报告。县里的组织部门考虑到他在“土改”这一帮干部中资格是最老的，建议他退到二线，到县人大或政协安排工作。他坚决推辞了：既有职务就该做事；他一年有半年在住院，担了空名会影响工作的。县里也就同意。他办完退休手续之后，殷道严又上门来，请他去李八碗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当顾问：说来有几十年的交情，又是老庚，去养养病也是好的。老杨很厉害地喘着气，说：“老殷，你的好意我领了。我这个人，你也是晓得的。”殷道严睁圆了眼，说：“就是晓得，我才请你。你看镇上这班脚色，哪个不往李八碗伸手。你到现在，连饭也没有去吃一顿。你是看我不起！”老杨说：“随你怎么想。”就低下头只顾了喘。

    退下来的老杨竟喜欢上了旧体诗，常常去找艾老请教旧体诗的格律章法。后来又有几个退了休的教师参加进来，几个老人商商量量，就办起一个诗社。没有事就凑在一堆咬文嚼字。老杨小时读过几年私塾，古文底子还是有一点的，很快就摸着了门道。加上做了几十年干部，多少有些见识，不至于陷入冬烘先生式的迂腐。诗写出来，比其他几位“专家”倒常少了因律害意的束缚。艾老反复吟唱，常是赞不绝口：“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艾老这话是由衷的，也得到诗社众人的认可。大家就向老杨建议，小丁现在在省城文坛算个人物，何不把诗寄给他，请他推荐到省上的报刊发表。老杨自然是不肯：这样鄙俗的四言八旬，自己拿来消遣也就罢了，拿到省上去现世？

    不过，这建议倒使老杨想起了小丁。

    小丁到省上去了很多年。开始几年，他常有信来，后来就渐渐稀少。但过年总还记得寄张贺卡之类。老杨晓得，他还是敬重自己的。时常在报上看到他出省开会、出国访问的消息，老杨心里很熨帖，但又有些莫名其妙的忧虑：小丁在写了那个成名作之后，再没有看到什么有影响的作品出来。倘真是这么快就江郎才尽，实在有些可惜。想想，便连夜给小丁写了封信，说了许多为他高兴的鼓励的话，又很含蓄地暗示，他该常到乡镇走走；过了许多年，再回头看看先前熟悉的地方，感慨会深一些的。古人说的沧海桑田，大约就是这意思了。

    小丁接到信的日子，正好同省城文化界的几个朋友议论，觉得在城里呆得有些腻了，想寻一处偏僻乡村找一点回归自然的感觉，叫作寻找“精神家园”。在城里做了这么多年日见破落的“精神贵族”，反倒觉得失了家园。传看了老杨的信，几个人雀跃起来，说：正好，去访一访大作家的故居。

    二

    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小镇现在真的被命名为“将军镇”了。虽然没有举行什么形式的命名庆典，但小镇人脸上都很有光。到镇外去，被问起是何方人氏，都高声大气的回答说是“将军镇人”。连李八碗人也是这样。似乎自己便是那镇上的将军，那镇子是因了自己的存在而改了名称的。推究起来，当然首先是那位已故将军给小镇留下的殊荣，恐怕也不能排除小丁的小说造成的影响。地因人名，人因文名，也是向来都有的事实。

    几个同来的省城文化人都说，要按小丁的小说来追寻当年的小镇。

    十几年之后业已名为将军镇的小镇，早已面目全非。镇上先前排列着古旧雕楼的老街早已拆了个精光，代之而起的是用劣质水泥和等外级瓷砖敷就的店铺门面。镇外的小河早已干涸，据说是因为李八碗办的企业抽多了地下水的缘故。那座被地委的冯部长题为飞虹卧波”的极粗蛮的水泥大桥也便因此显得虚张声势。没有河了，沿河两边却修了马路，让卖禽蛋鱼肉、蔬菜小吃、衣帽鞋袜、日用百货的各类摊贩拥塞得水泄不通。从河两边的马路往河道里倾注的各种污水把河道染出一缕缕散发出恶臭的青绿。窄窄的镇街仍像先前那样嘈杂，只是那嘈杂里有了许多现代化的声响。先前的猪圈，改装成了电子游戏机房。沿街隔几步就有一张台球桌。打台球的年轻人没有几个不是蓬头垢面，拖鞋趿袜。台球桌子下面有行子在拉屎，有狗在吃屎。几个省级文化人就叹息：中国人吸收外国文化的胃口真是了不得，再高雅的内容都能用最鄙俗的方式消化掉。

    小丁在街口看到了剃头佬。他显得有几分消沉。他的两只耳朵已经完全聋了，这给他对新闻的接受造成了致命的障碍。他现在唯一能够喋喋不休地告诉别人的，只是关于那间剃头铺的新闻。那间剃头铺子已经由一个外省来的后生承包，改叫了美发厅，装修得花花绿绿，比先前黑漆麻答的样子是好看多了。只是不会剃头。剃头佬先前学徒，剃头的第一刀从哪里开刀，也是有讲究的，不能随便搬过脑袋就剃。而是根据不同人的身份，确定开刀的位置。规矩是“僧前，道后，宿半边”。俗人剃头，都是从“百会”左边剃起。给出家人剃头，第一刀必须开天门。倘给婴儿剃胎发，还要念“瑞起蔼门机，吾师诵福喜；婴孩今削发，宅舍现光华”之类的祝词。现如今哪有这些讲究。那个外省后生带了几个外地妹子来，那些妹子连推剪都不会用，只会用把长剪刀把发脚剪齐，再用牙刷大的毛刷给头发上油。这叫“美发”。“美容”的主要手脚就是按摩。按摩要上楼。“我们先前叫‘掐穴’，人家现在叫‘按摩’。天晓得他们在楼上摸什么。”剃头佬斜了眼睛鼻子，指指窗帘紧闭的“美容美发厅”二楼。他的目的是想让人嫌恶那地方，却反而惹起了好奇的蠢动，等于做了那个美容美发厅的义务宣传员。

    老裁缝已经死了。说是给女儿气死的。女儿是独生女，没有考上高中，跟几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同学到广东去打了几年工，赚了钱又学了时装剪裁的技术，回来就接了老子的手业。老裁缝原是为此高兴的，却没有想到女儿从城里搬了一大堆一身上下溜溜光的光屁股女人模特到镇上来，让她们站满了那间本来就很挤的门面，成了镇街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老裁缝当时就背了气，醒转来又浑身筛糠似的乱抖，却说不出话。就去推那些模特。推了几个，自己却没有了气力。就病倒了，再没有起来。但他女儿的时装店（先前叫裁缝铺）倒是兴旺起来。一年交的税，是镇上所有个体户里最多的。

    小丁在黄帽子那里遭了冷遇。他主动上前打招呼，柜台里面的黄帽子却冷冷地说：“我不记得什么小丁老丁，我这里只有生客熟客。你要买什么？不买，就不要在店门口碍事。”满脸是莫名的嫉恨。小丁只好走开，听见他在身后恶狠狠地“啐”了一口。

    一行人在镇街上转了一圈，觉得索然无味。一直奉陪着的老杨说，静穆的地方倒是有一个，就是小丁写过的癞痢山，先前那位将军流放的地方。那里的树都长起来了，成了林，不过如今那里有镇上的公墓区。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兴趣。

    大家说：那有什么，爱和死本是永恒的主题。正要去感受死亡意识。

    癞痢山倒是差强人意。公墓区占了半片山坡。另半片临河的山坡便是有歌舞厅、桑那浴的将军山庄。几个省级文化人说：这倒有意思，生的活跃同死的沉默统一在一座山上，正是人生的两个极至。因为癞痢山其实只是一个大土坡，坡也平缓，从山脚铺了很宽银直的水泥台阶达到山顶。顶上是造型简陋却不失庄重的当地烈士的纪念碑。纪念碑俯视的四面山坡上，便是本镇仙逝者的归宿。因为是新开辟的公墓区，坟墓都是近十几年立起的，每一座都有修得极虔敬的墓碑，一方方都像极是讲究的门楼。水泥、青石、花岗石、大理石都可以一眼看出是不惜工本的上等材料，碑上的字都上了金或描了红。相比之下，倒是那水泥剥落，基石凹陷，字迹模糊的纪念碑显得寒伦冷寂了。这现象并不难理解。小丁自己所在的单位，办公室破烂得像个废弃的寒窑，宿舍却装演得一家比一家豪华。小丁去年到日本访问，见到日本国会灰溜溜的，倒是三菱重工一类私家公司的办公楼更适合称作宫殿。富了和尚穷了庙，看来是一个世界性的流行趋势。

    不过，整个公墓区也并非座座坟墓都那样堂而皇之。在公墓区的山坡上，就有一座坟，没有墓碑，也没有草皮，只是光秃秃的一小堆土。从坡上流下的水把这一小堆土刷得稀稀拉拉，不仔细辨认，很难看出这是一座坟。是一个人小解时偶然发现的。这个人择了一个高些的土堆站上去，刚好就站在了那坟堆上，那泡尿也就刚好撒在了坟头上。

    “这好像是堆坟。”痛快淋漓之余，他似有所觉。

    “不错的。”老杨证实说，“就是小丁写过的那个镇长的坟。年年除了一个老寡妇来烧几张纸，没有人管的，等于野坟。”

    “你说什么？”已经走到前面去了的小丁回头问，“哪个镇长？”

    “就是在你写的小说里跟将军作对的那个。他死的时候家里没有人来收尸，还是县民政局处理的。要不，还真是死无葬身之地。”

    那回在镇上的小河桥头同哈巴癞痢镇长遭遇的情形，又蓦然浮现。那曾经让小丁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恶心，脸上由不得就发烧发烫，就像当众被人抽了一耳光。在省城听说哈巴癞痢死了，他还恨恨的，遗憾不能鞭尸。以后年月久了，关于小镇的记忆日渐淡薄，自然也就淡薄了哈巴癞痢和哈巴癞痢对他的侮辱。现在再次回忆往事，心境也平和多了。

    镇长毕竟是小人物。同样是背时，将军背得堂堂正正，万众景仰。哈巴癞痢却到死都落个不明不白。

    为建新村，他把寡妇一家关起来的当天夜里，他一个人摸到仓库来。自己进了仓库，又随手把门带上。

    仓库里的情形很狼藉。寡妇的儿子，除了老大跟她一样被捆着，吃奶的那个白天已经被民兵抱走，其他几个儿子横竖乱躺在地上，满头满脸乌黑，都沉沉地睡着了。有一个忽然翻动了身子，嘴里咕哝了一声，似乎是喊饿。白天哈巴癞痢让人送来的饭菜仍七零八落地搁在地上，一口没有动过，早已冰冷了。显然是寡妇有过绝食的命令。寡妇的大儿子是醒的，看见哈巴癞痢进来，肩膀动了动，又无力地垂了下去，目光也很黯淡。哈巴癞痢进门的时候，坐在地上的寡妇大约是睁开过眼睛的，但现在她头歪着，仰靠在柱子上，眼睛紧紧地闭着。她明显在极力控制自己。从梁上悬下的那盏桅灯离她的头不远，灯光亮亮地照着她脸。那张脸枯黄而憔淬，像一张干缩的贴上去的纸。但她眼睛的上下眼皮在格外有力地紧张地颤动，里面有一股凝聚的极大的力量在向外奔涌，却不是眼泪。

    哈巴癞痢垂了头。静静地看着，他好像感到了疲倦，感到自己要垮了，突然双膝一软，跪在寡妇面前。

    “婶娘！”他轻轻地喊，“我对你不起。”

    寡妇睁开眼睛狐疑地看着哈巴癞痢。

    哈巴癞痢避开她的眼睛，看着地上，继续说：“我也是没有法子。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我不晓得瞎办不得么！现在上头叫办，你不办，是要法办的。法办了我一个人不要紧，你们到头还是躲不过这一劫的……”

    寡妇往起欠了欠身子，嘴巴嚅了嚅，忽然把一大口带血的痰吐到哈巴癞痢的额头上。

    带着浓血的腥臭的疾慢慢地流下来，流进眼窝，又顺着鼻梁流到嘴唇边上。哈巴癞痢任它流，不擦。

    “有气你只管出吧，只不要作贱自己。死鬼给你留了一群伢崽，这就是宝，不要几年，他们一个个就会像扁担一样站起来了。”

    寡妇重又闭上眼睛，不理睬他，但眼皮子却不再抖动了。“婶娘！”哈巴癞痢又喊，“我是为你好，拆了旧屋你可以住新屋，新屋让队里做，不要你出钱。几个伢崽就算我的兄弟，我月月给你们送口粮。我活着在，你们就死不了。”

    寡妇第二天就带着大儿子上工了。大家都觉得蹊跷。寡妇原是三番五次的真的寻过死的，现在却安静下来了，日子不咸不淡，但很硬扎地拖着。寡妇本来话就不多，哈巴癞痢那天夜里又交待过，他许的愿，她不要在外头说。自古救急不救穷，他就是一身是铁，也打不了几颗钉的。

    哈巴癞痢的话都作了数。新村建好之后，在生产队的新仓库边搭了两间技厦，安置了寡妇一家。哈巴癞痢如期给寡妇一家送了几年米，回回都是夜里他自己背去，一直背到寡妇那个吃奶的儿子都上队放了牛。镇农业大队吃的是定销粮，镇长吃的米，都让粮站用自己的名字记在账上，到他下台的时候，粮站举报了这笔贪污粮。寡妇那时候正有一个儿子要去当兵，怕政审不合格，不敢出头给哈巴癞痢说话，便让大儿子凑了钱，夜里送到哈巴癞痢的家里去，让他去归还粮款。哈巴癞痢不收，说，虱多不痒，债多不愁，了了这回事，我不还是个罪人？一直到哈巴癞痢死了，寡妇熬不过良心，到坟上烧纸钱，才把这些哭诉出来。只是这时候说什么也都晚了。

    省革委主任那天晚上突然离去给小镇留下的谜，也是在哈巴癞痢下台后解开的。

    先是镇邮电所的所长揭发哈巴癞痢，曾经让他给镇广播站播音员——那个上海女知青出一张假电报，让她回上海。当时的小镇邮电所还没有直接的电报业务能力。外地来的电报先打到城里的邮电局，再由那里挂长途到镇上，镇邮电所记录后再送交受报者。但那天城里并没有电报来。播音员上海家里的那个电报，电文是哈巴癞痢在电话里口授的。他当时想问，哈巴癞痢说，你莫管，照记就是，记了，亲自送到播音员手上，不准再对别人说这回事。你要误了事，我法办你。邮电所长说，那时候，这个臭癞痢在镇上一手遮天，我给他吓住了，今天终于可以伸张正义了。

    专案组把这件事单独立了一个案，口授电报的事，哈巴癞痢供认不讳。他并且补充说，播音员祖母生病也是事实，只不过老人家早已瘫痪在床。另外，那辆货车，也是他临时安排的。后来，那个播音员从上海回来，同样是他写信通知的。回来的当天，他就给了她一张上大学的推荐表。推荐表上所要求的全部手续都是在他的监督下闪电式地办完的。正好是上海的一所艺术院校，播音员没有几天就永远的从镇上消失了。

    专案组派人去了上海找那个镇广播站前播音员出旁证，证实了上述的种种。正上大学的前播音员只是一直没有搞明白，那天晚上镇长为什么突然来找她，告诉她家里会有电报来，让她接到电报马上动身，到镇街口的那棵樟树下面去，那里会有一辆货车等她。“千万不要犹豫，”镇长说，“你什么也不要问，走你的就是，以后有机会再告诉你原因。回了上海先住着，什么时候回来，我会给你去信。你要不听我的，出了事那就莫要怨我。”镇长当时的样子又神秘又紧张。播音员虽然有些糊涂，但让她回上海总是件意想不到的好事，她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后来镇长又来信，让她回小镇办理上大学的手续。她就赶紧去了，又快快地回了上海。就是这样。至于镇长那天为什么匆忙让她去，她后来一直也没有问，也没有多想，因为没有必要。她觉得这个乡下人样子难看死了，心肠倒蛮好的。问到她晓不晓得镇长为什么对她那么好，她笑一笑，说：“谁晓得！”脸上分明现出上海人常有的优越，意思很明白的：我这样一个上海女子，能不让男人喜欢么！而且是那样一个外省乡下人！给人的感觉是哈巴癞痢打了她的主意，癞蛤想吃天鹅肉。

    这样倒使哈巴癞痢得了一个解脱。专案组原是想从中问出哈巴癞痢同播音员的私情的。看这种情形，委实也不像。回来再向哈巴癞痢作最后核实，问他为什么对播音员那么关照，他说，你们想是为什么呢？你们怎样想怎样写就是了。结论横直是你们做的。

    哈巴癞痢后来一挂给挂了有六七年。这期间，不管是镇上的还是外面赶到镇上来的受了冤枉的大干部、小干部都落实了政策；以这冤枉和平反作素材写了电影、电视和小说的许多文人出了名，大家便都对号入座把那个该死的“镇长”安到哈巴癞痢头上，因为只有他在背时。他有怨气也是自然的。但他却并不是一个记恨别人的人。那回在桥头跟春风得意的小丁偶然相撞，他那些话，其实并非特地找他麻烦，心里未必有什么恶意的。

    这可以从他后来说的话里得到证明。

    那之后不久，他就死了。他随拖拉机进城去送菜，中间有段山路。是个下雨天，山路打滑，拖拉机翻到山坡下，把几个坐在拖斗菜堆上的人一起扣在里边。他和生产队的一个副队长把拖斗前边有抓手栏杆的地方让给了几个女社员，两个人坐在旁边的车帮子上。车子一翻，车帮子就横着压在他们身上，那个副队长当时就死了。他送到镇医院还活了几天，死之前他不知为什么特意提到了两个人：一个是那个镇广播站的播音员上海女知青，如今她是电视、电影上能让一般观众觉得脸熟的演员了；另一个就是小丁，如今是杂志报纸上常常出现名字的作家了。一个他拼了命救过；一个他做过垫脚石。好歹这镇上也出了有头有脸的人物了，好像这些都成了他的什么荣耀。这使大家很是为人性的弱点感慨。人终是不甘心寂寞的，像他这样一个人，早已一文不值了，却到死还要把自己同一些名人攀扯上。这些名人其实同他八竿子也搭不到边的。

    那位女明星曾经到镇上来过一回。他们要拍一部电视剧，里边也有一个像法国的的敲钟人那样的角色，内心美好，外表奇丑。他们在上海当地找了好久都没有物色到理想的人。最后女明星忽然想起了她插队地方的镇长，当时他还没有死。一伙人风风火火跑到镇上，一打听，“镇长”在下边监督劳动，懊丧不已，后悔当初没有先打个电话来问问情况，弄得白跑这么一趟。这地方又没有什么可白相的。

    小丁则来得比这位明星还要晚些。这使他心里起了一种怀了悲悯的歉意。他忽然记起了李芙蓉，镇上当年的另一个风云人物。

    老杨说：“她在。”

    李芙蓉是被人从镇上的酱菜厂喊回来的，见到被镇上干部前呼后拥已经有些发福的小丁，一时竟手足无措。像很多年前最早的一次，忽然被人从田里喊回来面对一伙面生的干部记者，半天才哽哽咽咽地说出来：“感谢上级，感谢省里，还记得我。”在她看来，小丁跟记者是一回事，都是“笔杆子”，是宣传人的人，也就是代表了上级意图的人。

    李芙蓉前些年随男人回到李八碗。刚回来的时候，是谢真当镇长。她到李八碗来看过李芙蓉几回。

    谢真离任之后，再没有镇上干部登李芙蓉的门。很多年过去，不要说县里、省里，就是小镇上，也很少有人记得起李芙蓉。镇上的干部换了一拨一拨，偶有人说起镇上的往事，提到李芙蓉，感觉就跟说三国人物差不多。李芙蓉像片新鲜过、发过亮的树叶落回到地上，很快就没有了声息，消失了。

    但李芙蓉自己却始终闲不住。两个女儿早已参加工作，早已出嫁，都在城里住。男人倒是少了先前的火气，成天跟几个灰头土脸的老倌子搭伴，埋在劣质的烟、酒和破烂污黑的纸牌里。好在赌注不大，穷开心而已，不致闹得家破人亡。李芙蓉依旧是精力很旺，一天睡不到几小时便觉得非要起来动手动脚，忙里忙外。但只有两个人的事，不够她忙的。三餐饭、一窝鸡弄弄就熨帖了，就要无聊下来。乡下的屋里土坯墙，却高大空旷，一个人坐在里面心里会发慌，就常怀念上班、开会、听人汇报和找人谈话的日子。那日子并不遥远，就像是昨天的事。过了这么多年，她还总是隐隐觉得那日子明天还要从头开始的。这指望自然渺茫。年复一年，除了两个女儿带外孙、外孙女隔好久回李八碗一趟，再没有什么人需要她。就检讨自己，觉得是自己没有做出对别人有用的事。她的人事编制在县里，因此镇上离退休老干部的活动她不便参加。镇上离退休的老干部也没有什么活动，就是同自己男人一样，抹纸牌、下棋或蹲墙根晒太阳。她留心算了一下，发现李八碗还有几个跟她一样处境的人，便去串联组织起一个“老有所为服务组”，帮助镇上的酱菜厂切萝卜、洗腌菜坛子，做将军萝卜干。酱菜厂提供两顿饭，算是报酬。因为青壮劳力都到广东打工去了，这个效益本来就低的酱菜厂濒临倒闭，脏事、苦事、麻烦事找不到人做。李芙蓉说服的几个，都是跟她一样有闲空，却没有别的兴趣的人。李芙蓉当了这个服务组的组长，自然就忙起来，整天一身老酱菜的酸臭气味。男人倒不觉得（他自己一身烟酒和污垢气味更难闻），两个女儿陪了女婿，携了儿女来探亲，很看不上眼，觉得现世。又不少吃，又不少穿，这样劳碌，不是故意让做儿女的难堪么？李芙蓉听了，眼睛红红的，低下头。他们一走，她又一切还原。

    人的最大喜剧或者说悲剧往往是不能对自己给予准确的角色定位。

    李芙蓉当模范、当镇长、当县委书记以至省委委员的时候，从来没有主动提出给自己亲属办过私事。连她男人转成国家干部，也是县人事部门先提出来的。因此，李芙蓉落魄之后，亲属中间没有几个人为她惋惜。有的甚至发恨说：你也有今日！仿佛自己到了扬眉吐气的出头之日。这样的眼色看多了，李芙蓉自己也很内疚，觉得真是对不住人。最苦的是再没有了补偿的机会。远亲不说了，李芙蓉自己唯一的一个亲老弟，脚上生了痛，长年烂在床上。李芙蓉得势的时候，他想让她带两个外甥进县里工厂，她高低就是不肯。李芙蓉回李八碗之后，几个外甥都老实巴交在家里种菜，连镇办企业也没有进一个。两个大的都有了家室。最小的一个去年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想当兵，却没有说情的。这年冬天，老弟熬病熬到了头，死前对李芙蓉说：“我不怪你，我们李家究竟八字不硬。”李芙蓉哭着，只没有声气。

    到这一年秋季征兵工作开始的日子，她起了个大早，赶到县城去，要为外甥活动一个当兵的指标。毕竟有过影响，毕竟做过县里的领导，毕竟并没有过去很多年，她相信自己不会一点没有面子。

    县城已经大为改观。先前的老城在河西。现在河东辟出了大片的开发区，实际是个场面铺得极大的基建工地，到处挖得坑坑洼洼，堆得高高低低。因为是拆资或贷款搞的开发，许多工程资金不能按期到位（有的永远也到不了位），刚建一点就停下来，死气沉沉的一片狼藉。县委、县政府的新楼倒是早早立起来了，在那一大片狼藉中显得很惹眼。李芙蓉下了长途汽车，一抬头就看见了兀立在风尘中的那两幢楼。

    新楼的工地还没有清场。看场的是先前县委的门房，也早退了休，让人雇了来看场。他居然认出了李芙蓉，很感慨了一番之后做贼似的悄悄告诉她，县委一帮领导今天都躲到老县委的空屋里去开会了，研究的就是征兵指标的分配。要找他们赶快些，已经快中午了，要散会了。

    县委大院大部分已经搬空，只单身宿舍楼的阳台上还晾着些零散的衣服。院子里空空荡荡的，乱草很快就旺盛了，鸟雀在里面蹦跳。李芙蓉走到门廊跟前正踌躇着，从已经破损的玻璃门里拥出一群人来，嘻嘻哈哈地喧哗着，很开心。抢眼看去像一群军人一样难以分辨，个个身上都统一过号令似的穿着西装，张张面孔都显得年轻，圆润，生气勃勃。他们一路谈笑风生，走过李芙蓉身边的时候一点也没有对她在意。县委搬迁的这些日子，每天都少不了有捡破烂的老太婆来。看看人将走尽，李芙蓉急了，失声喊：“我是李芙蓉。”那些人起先没有注意，她又喊：“我找你们有事，我是李芙蓉！”

    那些人中有一个大约是熟悉一些本地掌故的，回过头，看了看她，问：“你是李芙蓉？”

    “我是，我是李芙蓉。”李芙蓉赶紧回答。

    “她是李芙蓉。”那个人终于确认后回头招呼前面的一人，“先前当过我们县委书记。”

    那群人一齐驻了足，回头上下打量起李芙蓉来，眼神都怪怪的，像是看一具突然出土的古诵。看过了，觉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便又都散去，各自去钻各自的汽车。

    清一色的小轿车，看不到一辆李芙蓉当年同几个县委领导共用的吉普车。为头的两辆闪闪发光，屁股上标着洋码字，其他的也都有个半新旧。车队“咝咝”响着（不像吉普车那样吓人地乱轰），很安静有序地迤逦驶出县委大院。

    李芙蓉一个人留在县委老办公楼的门廊，浑身发瘫直想躺下去。那门廊高大宽阔，两根很粗的水泥柱子撑着一个三角形的拱顶。柱子上先前分别写着“四个伟大”；拱顶三角形的块面上，先前画着蓝色的海浪，托着一轮红日和四射的金光，现在都只剩了些依稀的痕迹。

    长途汽车站在河东。李芙蓉不知怎样的捱到朝阳桥上，实在移不动脚了，便伏在桥栏上歇。刚才因为慌慌张张地找人，过桥时没有留心，现在可以好好看一下这多年不见的桥了。这桥曾经紧紧地跟她的名字连在一起。

    秋深了。河水很枯瘦。春天的洪水把河面拓得很宽，桥的跨度因此就大，桥也就高。站在桥的中间向河面看下去，几只木船就像随水漂流的落叶，远远的，悬悬的，让人的脑壳一阵一阵发紧，眼睛一阵一阵发黑。李芙蓉想起很多年前向省革委主任请求建这座桥的情形，又想起当时许多人提议叫“芙蓉桥”、“怀恩桥”，她不同意。其实真的那样叫了，如今这些快快活活坐了小轿车过去过来的人又有哪个会记得什么。后来倒是有一种说法传得广泛：当初省革委主任所以给了李芙蓉一座桥，是因为李芙蓉给省革委主任做了一夜马。省革委主任向来胃口好，不分老少美丑。李芙蓉又有前科。事情说得有眉有眼不由人不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李芙蓉想起一辈一辈人传了无数年的老话。

    “是李镇长么？”

    身后一个人突然惊动了她，把她吓醒。

    李芙蓉眨了好久的眼睛，想不起对方是哪个。那个人却是牢牢记得她的。很多年前造屋，为了屋檐水的事打官司，这个人因为成分高，按李芙蓉的判决，他造的屋就只能比另一家矮一头，接受那一家的屋檐水。

    李芙蓉心下“格登”一响，早年的事一旦提起话头，她桩桩又都记得格外清楚。

    “我对你不住……”李芙蓉讷讷说。

    “我不怪你。那年头，也是没有法子的事。”那个人宽解地说。他后来把镇上那幢屋檐比邻家矮一头的屋卖了，到县城来做小生意，赚了钱，在县城造了新屋开店铺，把一家人都搬来了。他现在老了，是儿子在管店铺。他请李芙蓉到家里去。李芙蓉说，不了不了。他迟疑着不走。他觉得李芙蓉脸色很难看，担心李芙蓉会出什么事。

    李芙蓉很艰难地笑一笑说：“没有什么事的，什么事也没有，你放心。”

    李芙蓉也确实在想，我为什么要寻短呢。还有许多人记得我。我还可以做许多事情的。

    “你们说，是这样么？”李芙蓉间小丁他们。

    小丁深沉地看着她，不知怎样回答。当年的李芙蓉是怎样的风采，虽精瘦，但火爆。如今走路说话，给人最突出的感觉是：干枯。手像拆断了多年的枯树枝，头发像稀疏的枯草，眼睛像桔井，再大的冲动也激发不出一星泪光。

    小丁觉得自己不忍卒看，很动情地说：“你老多保重，我以后再来看你。”就礼貌地抽出被李芙蓉忘情地紧握住的手。李芙蓉把他的手抓得很重、很紧，仿佛那是突然出现的一线希望。

    小丁走出很远，又回头。李芙蓉仍旧失神地站在那里。她的两只手仍旧保留着刚才握他时的姿势，只是两个合抱的掌心里已经空无一物。她身后是一只用锈铁丝扎了脚的竹凉床。再后面是她的老屋。那老屋仿佛是她的形象的放大：门窗都干裂了，土坯墙被风化的地方已经剥落；受潮的地方满是青苔；一只墙角被牛、猪、狗蹭得塌了角，倾斜了，靠一堆松松垮垮的柴草挤着。屋顶上盖的茅草已经腐烂而灰白了，有的地方偶尔伸出一两茎高挑脆弱的嫩草，都早早夭折了。惨淡的夕阳不明不白地映照着那一切，看上去像一张积压多年已经模糊昏黄的照片。只有那张残破的凉床上，李芙蓉敬给小丁的一碗茶，还在冒着一缕青气。

    小丁转了身，再也不敢回头。

    三

    小丁这回到镇上来，想见而没有见到的一个让人注目的人是殷道严。

    殷道严不久前由省里的农业部门组织出国考察去了。来了电话说是已经结束考察回到北京，再有几天就回来了。

    这次出国考察，经费都是由参加人员所在的单位负担。一个泥脚杆子出国，而且还是“考察”，这在李八碗是旷古未有的。经费上可以自主，又是这样一件史无前例的荣誉，上上下下也就格外振奋。县、镇、村三级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欢送队伍。去的头天，摆了几十桌庆贺酒席、第二天一早出发，李八碗和将军镇十几里路上，爆竹震耳，鼓乐喧天。先行到达省城的人，事先用红包给机场的管制人员打好了招呼，车队一直开进停机坪。然后，人下来，在飞机舷梯下面站成一个夹道，殷道严昂首挺胸穿过夹道跟欢迎的人一一握手。一边，由郑风指挥的农民铜管乐队在太阳底下吹得满头满脸油汗横流。到了登机口那儿，殷道严又回过身来，向下面的人挥手。

    所有这整个程序，是由老董设计并且导演彩排过的。但殷道严到底上了年纪，怎么也学不精到，他挥手挥得很难看，像是赶鸭轰鸡的架式。

    他们是在其他乘客已经登机后才进行这仪式的。先上飞机的乘客又好笑又好气，就提意见，说这又不是乡下人的专机。空姐也就不得不收敛起职业性的笑容和温柔，严肃地“请”殷道严尽快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头一次出国的殷道严临行前的夜晚一直没有睡好，心里总有种生离死别的感觉。早上起来怔怔地在院子里站了好久。

    院子很大。整个院子的格局包括全部建筑，都仍是出自他的设计：一前一后两幢三层楼，仍是五大三粗，雄浑古朴像座城堡。两幢楼之间用露天楼梯连接。同样的为求牢靠，建得像火车站的天桥。天桥上面原来只用石棉瓦盖了天棚，因为挡不住斜风雨，还是做了墙，结果使天桥成了工厂的运料管道。楼房之外，还有很大的空地。很多人出主意，劝他，像外国人一样敷成草坪，可以采购那种进口的丝茸草，或者照中国传统园林的风格，种上竹子，堆个假山等等。

    对前一种意见，殷道严马上就断然否定，说：

    “操。”

    这“操”是有来由的。一年前，殷道严参观过北方那个“中国第一村”。那里村头们的房子就是一律的外国式建筑，院子里就一律铺的是这种“鸡巴毛草”。殷道严当时就私下前咕，很不以为然。参观完了小结的时候，殷道严不肯发言，问了半天，他说：千个师傅千个法，做得好我都佩服，不过不见得就要事事依样画葫芦。我们早先就是吃了一刀切”的亏。回来他对李八碗的人讲这次参观的观感时说：那样搞跟外国资产阶级有什么两样？不保持中国劳动人民本色，迟早要死卵（完蛋）的。

    他从不知什么地方翻出了早已废弃的犁，到别的乡去借了一头牛来，把自己院子的空地耕了个底朝天，种上了好几个品种的瓜果菜蔬。儿子们群起反对：菜地一上粪，太阳一晒，屎臭尿骚。

    “怕臭你们莫来，我又不请你们。不要忘记你们一个一个都是屎尿里爬大的。到如今，城不城，乡不乡，土不土，洋不洋，不像个鸟样。”

    殷道严骂。依旧很利落优美地挥舞着粪瓢子。

    好在院子外面，一边是马路，一边是将军山庄的树林，没有外人来干预。院子的围墙又高又厚。在北京开会时，殷道严特地留意了紫金城的围墙，心里默下了尺寸。

    殷道严喜欢这个院子。这之前，他盖了好几回屋，按顺序，分别留给了儿子。到这一回，他才是真正给自己造了养老的。

    他是真老了。一盆火烧得再旺，也总有熄的时候。他的日子也快到头了。年轻时候他喜欢寻相好。那时候虽说是大队的天王老子，也多少要动些心思，打点些小恩小惠。如今将军山庄做桑拿按摩的细妹子水葱一样，个个都等于是他园里的菜，他想掐就掐。他却力不从心。弄得那些没有顾忌的细妹子在背后笑他是“送信的”，才到门口就完事了。他有些伤感。上了车往省城的机场去的路上，他把手机贴在腮帮子上，不停地跟家里人打电话，问老太婆喂猪了没有，喂鸡了没有；问几个孙子过早了没有，拉屎了没有，拉了，是干是稀，是多是少，是长是短……”问得一边开车的司机哈哈笑起来，差一点撞人。

    殷道严结束考察回到北京给家里人打头一个电话，一开口就大叫大喊：“这回是受足洋罪了。”

    使他受罪的其实是他自己脚上的鞋子。他是打赤脚长大的，经年累月光着一双脚板子，地上晒得滚烫也好，结着冰雪也好，都一样。最早是因为穷，后来就成了习惯。一双脚板又黑又硬，竟比牛皮鞋扎实。再后来当了干部，当了劳模，常要出入一些庄严场合，不好老是光着脚板子，但又受不了鞋子的拘束，就穿了踏板子：把两片木板子，削成脚板的形状，靠头前钉了半环胶皮，就使他文明了许多。但还是有些地方连踏板子也禁止人内，他还是难免尴尬。公社化的时候，他成了全地区的劳模。开发奖会那天，工作人员因为他趿着踏板子，死活不让他进会场。后来台上等得急了，派人下来找，把工作人员克了一通。地委书记在大会上宣布，至少在全区范围内，殷道严可以穿着踏板子进出任何他需要进出的场合。这给予了他穿踏板子的特权。

    随着物质文明的极大进步，木头的踏板子也终于不能为社会见容，只好不得不去买了一双塑料泡沫拖鞋，总算是有了一点现代气息。至此，也是他保守赤脚传统的最后一道防线。任谁也无法突破了。

    这便成了他的一个显著特色。

    电视台老董的儿子拍他的专题片，先是一个自然景物的长镜头，然后是他的“奔驰”车迎面驶来，刹住，然后是一个大特写：闪闪发亮的车门从里面推开（殷道严坐车喜欢坐前面，跟司机并排，并且他从不让司机给他开门），渐开的车门底下伸出一只脚，裤腿挽到小腿以上，又黑又粗，脚板上趿着一双已经老化变形的塑料拖鞋。然后就是他穿着这双拖鞋进行的各种活动：察看农田和村办企业，接待包括外国人在内的来访者，召开干部会，慰问敬老院……他的趿拖鞋的赤脚不时在这些镜头中间显现出来。片子结尾的画面是一条宽阔的大路，大路的尽头是一轮巨大的红日，殷道严裤腿挽得高高的，赤脚趿着拖鞋，向画面深处的红日走去，又一个逆光特写：那双在宽阔的大路上坚实地拍打着的拖鞋渐渐融入灿烂夺目的阳光。

    这专题片后来在全国的评比中得了奖。

    殷道严的赤脚趿拖鞋终至成为一种风范，一种象征，许多记者、作家以此大作文章，大歌大颂“踏板子精神”，又使这许多的记者和作家也大大地出了名。

    可惜的是这踏板子却走不出国门。这回考察团去的是英国，参加的人大部分来自乡村基层，又是头一次出国。事先特别宣布了外事纪律，对衣着也有具体明确的规定，说是服饰有民族风格是可以的，但拖鞋跋袜、光脚板子绝对不行。说话的是个带金丝眼镜的小白脸，一身上下好像刚刚从熨斗底下熨出来的。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特别地看着殷道严。又特别加重语气说：英国是个特讲究绅士风度的国家（说“绅士风度”的时候他先说的是洋文，然后又自己给自己翻译），我们是代表国家出去的，要讲国格，也就是国家的面子。

    殷道严原来一直正襟危坐在沙发上，一双趿着拖鞋的脚也很规矩老实地并排摆平在地毯上，一动不动。换个场合，他早就把赤脚从拖鞋里抽出活动脚丫子了。小白脸说不能光脚的时候，他本来很窘，恨不得地毯上有个洞让他把脚埋进去（沙发是靠墙围成一圈的，中间没有别的摆设，他那双穿拖鞋的赤脚早已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小白脸说到“绅士风度”，说到“国格”的时候，他不由恼恨起来。小白脸明明是在说他那双穿拖鞋的赤脚会丢中国人的脸。“倒他娘的，大不了不去就是！什么鸡巴东西（这‘东西’不知是指小白脸还是指英国），资产阶级穷讲究。农民就是打赤脚的。毛泽东也是作田出身，从来没有去过那个鸡巴国，不照样当了几十年主席？”这些话殷道严当然都是在心里说的，没有说出声来，只是脸色很可怕地由涨红转青灰，牙巴骨一跳一跳。他真想站起来一跺脚回老家了事。但到底还是忍住了。心字头上一把刀，有些事是非忍不可的。跑回去，怎么交待？

    踏板子又一次受到挑战。这一回再没有哪个能给他特权，殷道严头一回隐隐约约地感到了世道变迁的悲哀。

    他后来由一个工作人员陪同，到附近的商店去买了一双皮鞋。那工作人员还有几分通人情，理解他保持了一辈子劳动人员本色，穿皮鞋会很不习惯，便特地帮他挑了一双软底的。

    就是这双软底皮鞋在外国也把他害得死去活来。每天回宾馆头一件事就是解放那双脚。每天出门，便愁眉苦脸，心惊肉跳，似乎是上酷刑室。实在忍不住了，便一到觉得没有人注意时，就赶紧用两只脚尖相帮着，把皮鞋后跟上的帮子坐下去，趿拖鞋似的趿着，使脚板子略略得到一点放松。他就这样悄悄地、做贼似的趿着这双软底皮鞋，去瞻仰过金碧辉煌的白金汉宫，在典雅的泰晤士广场和泰晤士河边迟迟疑疑地漫步。考察团并没有几个真心考察的人，都是来开洋晕，看西洋景的。他则连这样的兴致也没有，心思大多放在那双脚上。脚被束缚着，他想要解除这束缚就像打算做一件见不得人的事，跟一个惴惴不安的预谋越狱的犯人差不多。因为老是提防着别人发现他趿着鞋跟，他的神气就总有几分鬼鬼祟祟，像个非法入境者似的。到了英国，他感到一种压迫。那压迫使他说不出“什么鸡巴东西”那样的话，也使他开始怀疑踏板子，光脚杆子是不是就真的那么体面光荣。他见到的英国农民（如果也可以叫“农民”的话）一个个上下笔挺，就是小白脸说的那种“绅士”吧。在他们面前，他老是浑身不自在，总觉得身上的衣服不干净，有股不好的气味。总觉得自己有些像个叫化子，一点架子也搭不起来。

    终于在回国的中国民航班机上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来之后，他长长的吁了口气，好像获了大赦。行李还没有放好，他先不先就甩脱了两只皮鞋，把一双赤脚板子在地毯上来来回回地磨蹭。一个很细心的空姐马上发现了，殷勤地告诉他，机座上是备有拖鞋的。他一面答应“好的，好的”，却不用。回到国内的宾馆，他把鞋袜狠狠地撂进卫生间，狠狠地打了赤脚在地上走来走去，报了仇似的。

    “等回了李八碗，老子要天天打赤脚。农人就是农人，走遍天下也还要回来作我的田。作我的田，走我的路，打我的赤脚，天王老子也管不着。”他狠狠地说。

    他说这些话，以“农人”自居，心里当然是晓得自己并不是“农人”，并不须作田的。考察期间，他还买了许多外国糕点，装满了两个大蛇皮袋子，前胸一个，背后一个地驮着，打算回来办不成药厂，就办糕点食品厂。他一点没有想到，他回去作农人的那些话，有可能成为事实。

    那次李八碗人拦路“索赔”，“专员”夫人在县、镇干部的保护下好不容易从人群中脱身，很没有趣味地当时就打道回府。回到省城，她履行向李八碗人作的承诺，先是去几个相关的宗教事务和文化、旅游部门跑动，为李八碗争取到一笔修复傩神庙的政府拨款。至于办华夏制药厂的事，则永远地搁置起来了。也就意味着李八碗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从此寿终正寝。先前还抱了希望观望着的贷款单位慌了，纷纷向李八碗猛扑而来。李八碗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宣告破产，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都被没收抵债。并且陆续作价拍卖。

    已经退出总公司的殷元中出面，组织李八碗人集资入股，以待价位压到最低的时候，买下江南制药厂的厂房和设备。然后将此作为股份，同一家泰国公司合资，办一家大型饲料厂。那家泰国公司是一家经营畜禽产品的跨国集团公司，老板是华裔，在中国的许多省份合资建了一些现代化饲料基地，也早打了李八碗所在的这个农业省份的主意。

    给李八碗牵线的，竟是殷元中多年前在庐山上偶然邂逅的那个海外女人。李八碗刚办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的时候，就听老董说打算恢复同年轻时那个苏联女专家的联系，好把李八碗的生意做到俄国去，殷元中受了启发，也就私下里动了脑筋，翻出那个香港女人千叮咛万嘱咐留给他的地址。去了几封信，竟联系上了。那女人已经有过不知多少新伴，不过她还记得殷元中的力气和情分，说，只要有事，用得着她的地方，她一定尽力帮忙，比如殷元中离开大陆到海外谋事之类。先前叫得最响的老董反而没有戏。殷元中没有动过去海外的念头，他留了这张牌到要用的时候再打。大家叫他“骚牯”，但他并不只是“骚”。

    那家公司同李八碗的合资，便是那个香港女人动员自己的挂名男人促成的。

    殷道严出国之前，形势已经有些不妙了。县里和镇上碍于面子，尽力劝说了那些要来封账的单位，让殷道严最后尽兴快活了一回。殷道严从国外回到北京，给家里打头一个电话，茂生就哭诉了李八碗这场天翻地覆的劫难。

    李八碗将要江山易主，殷道严恨了半天，还是给殷元中挂了电话。他在电话里咬牙切齿：

    “侄子，你敢搞垮李八碗的集体经济，我就敢要你的命！”

    殷元中轻轻地笑说：“叔，你在李八碗当皇上的日子怕是到头了。”

    四

    几个省级文化人当天就吵吵着要回去，这一趟将军镇之行让他们觉得很失望。这很可以理解。他们不像小丁，跟这地方有许多牵藤襻叶的瓜葛。小丁原也没有准备长住，但也没有打算当天就走。许多故旧之人他都还没有见到。有的是人家不在当地，比如殷元中，他到广州跟那家公司的代表签协议去了。李八碗许多人都在焦心地等他回来。都说脸瘦身壮的男人是有福之人，刀削脸的壮汉殷元中如今是李八碗人最大的指望了；还有老董，搬回了市里，陪老婆儿子，李八碗没有他什么事了；有的是小丁的时间不够了，没法去拜访，比如郑风，还有洪一鸣。

    艾老倒是随老杨一起，从早上开始一直陪着小丁一行。老杨哮喘得厉害，多数时候都是艾老在讲解。他自然也是最适合讲解的人。省里一干人要走，他们自不好挽留。只把小丁扯住，走在一群人后面。老杨一边喘着、咳着，一边说：“小丁，你该再来，住些日子。不是为我。说不定下次来，你就看不见我了。日子总是在变，永不会只有一团漆黑，也永不会只有一片光明。不是人指望什么，什么就一定成了事实。但指望总有的，永不必绝望。总要有人做些事，让日子总是变好……”艾老不断眨着细小的眼睛，鸡啄米似的连连点头：“我们是做不成什么事了，就靠你们后生。自古为文，凡成大器的总有些底气，不然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小丁看着两个实心诚意的老人，很感动，说：“是的。”再说不出什么。

    临离镇之前，小丁还是特地拐到傩神庙那里，去看了一下瞎拐。

    瞎拐住在一间简易工棚里，给正在再次修复的傩神庙看场。他把小丁上上下下摸了个够，快活得不晓得怎样才好，忽然说：“我还是给你唱歌子吧。”

    从来不唱《拆白歌》，

    风吹石磙飞过河，

    大树梢上鱼打子，

    急水滩头鸟作窠，

    黄牛下了水牛婆，

    ……

    瞎拐一面唱，一面笑起来，一脸的折皱霎时都变得极为柔和、生动，里面熠熠地放出光来。

    小丁想起瞎拐走路的时候怎样在地上划着有力的逗号和句号。他的人生历程，就是这种逗号和句号的交替——多少次看来结束了，却又从头开始了。

    这又何尝不是将军镇，乃至这个世界的历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