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秘密是什么？是苦，还是乐？是悲，还是喜？
“怎么没见你去吃晚饭？”李索玲躺在床上，手不离书。
“我不饿。”方芳也躺在床上，两眼望着天花板。
“中午呢？也没见你去食堂。”
“不想吃。”
“怎么？病了？”李索玲放下了书。
她是有病，几乎从来没有生过病。在家父母待若掌上明珠。从小身体好、功课好，一帆风顺考上大学新闻系，对口分到报社又进了人人眼红的记者部，哪一次机遇也没错过。身心愉快，她得什么病？她不知世上的愁。
只是近一年来，她才知愁滋味。天大的愁，没写出篇大通讯。这一次，她磨拳擦掌，准备克服一切采写中的阻力，一举成功。万万没有料到的是，阻力竟来自自己的内心——怕深入那个家，怕看那流血的伤口，怕听那痛苦的呻吟。
“你会后悔的！”当初为什么不听李索玲的话！她有过家庭生活，她有过惨痛的经验，她全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她早就看清了：家庭的神秘是不能去探寻的，家庭的秘密是不能公开的。怪只怪自己，像个任性的小女孩，闯进别人的家，把别人的伤痛当财富，把别人的隐私当收获。
“啊！不要，不要，放弃这个题目！放弃这个采访对象！”
为什么要放弃？为什么不能深入采访？深入进去，揭开这不幸家庭的秘密；捅开这层薄纱掩盖下的家庭的疮疤，无情地解剖那丈夫，那妻子，把他们流泪的心、受苦的灵魂双手捧给读者，她必将赢得读者。她又何尝不是在为社会作一件好事？
然而，这又是多么残酷的采访啊！横得下心吗？下得了手吗？方芳左思右想，吃不下睡不着。
“你有心事。”李索玲不看书了。
“不，没有……”
“你瞒不过我。”
“我没有瞒你。”
“你又找了一次那个姓刘的。”
“嗯。”
李索玲轻轻地叹了一口气，重又拿起书来。方芳一骨碌坐起来，问：
“上次你劝我别去，我问你为什么，你为什么不说？”
“不想说。”
“如果你把我看成朋友，你应该说！”
“正因为我把你看成朋友，我才不说的。”
“为什么？你看，我又问为什么了。”
“这回我可以回答你，因为我不愿意影响你。”
“我还是要问，为什么？因为我愿意受你的影响，因为你的阅历比我多，生活的经验比我多，我愿意！”
李索玲紧缩的脸上露出少有笑意。她说：
“方芳，你跟我不一样。你年轻，你努力，你有前程。就像那些稿子上写的，生活对你像一首诗。我是在生活中吃过亏的人，我的思想，我的情绪，我的看法，通常被认为，是灰色的。尽管我自己不这么看，可我还是注意，别影响你。”
“你应该再结婚。”
“我不会再结婚。”
“是不是因为你的婚姻很不幸？”
“无可奉告。”
“你应该申请调动工作，你有才气，有见解，长期放在校对科，不公平。”
“你错了，我爱校对。在我看来，每天摆在我面前的，不是原稿，不是铅字，不是小样，不是大样，而是……”
“是什么？”
“你想什么就是什么。”
方芳睁大了眼睛，觉得无法理解。她当然不能理解。就连李索玲自己，也是在年复一年的校对生涯中，逐渐进入到这个连她自己也说不清的境界中来的。
当她每天夜晚坐到桌前，校阅那些原稿和小样，展开在她面前的是五光十色的人生，是纷繁复杂的世界。崇高的和卑劣的，美好的和丑恶的，永无休止的纷争，不了了之的结局。甚至在那手稿和改稿的字里行间，她还看到了矫揉造作，强词夺理，丑媳妇装美人。她始而厌恶，继而麻木。她看得太多了，眼镜近视了，世界离远了。她好像站在高处，一览人生。
校对的职业，注定了她不能改造她看到的一切，只能修补她必须修补的小疵，随即把这一切送给明天。有益的，有害的，受欢迎的，不受欢迎的，她都不觉得是灰色的。世界本来就是灰色的。她不觉得校对工作低人一等，反倒认为高人一等。她看到的比人多，她悟到的比人深。她更不觉得长期夜间伏案有什么苦楚。正是这天赐的夜间孤独，可以任她把自己封闭，不需要费力地同人周旋。对工作、对生活她满意，无需多求，这是灰色吗？
当然，她不会同方芳讲这些。尽管如此，这天晚上，她跟方芳说的话，比一年说的还多。
“我饿了。”方芳是该饿了。
“我这里有饼干。”李索玲抽屉里总有吃食。
方芳盘腿坐在小床上，捧着一塑料袋小饼干，边往嘴里丢还边说话。
“我现在拿不定主意，真的，要不要再采访他一次。”
李索玲不答，方芳还说：
“我又找了他一次，谈得挺好的。就是谈到他们夫妻关系，我没敢再问下去。你说，我能再去一次吗？”
“随你。”
“随我？”
“愿意去就去，不愿意去就不去。”
“上次你不是说我要后悔吗？这次为什么不拦着了？”
李索玲只摇了摇头。
女友不表态的表态，使方芳非常高兴。她由衷地叫了出来：
“你太了解我了！”
李索玲望着那双漆黑发亮的眸子，望着那光滑白洁兴奋得微红的脸，无声地叹息道：
“等你去了回来，我告诉你一句话。”
“不，现在说！”
“现在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