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望山跑死马。

    嘛喇庙的朱红色围墙，虽已映入眼帘，但以老驼的“慢四步”来折算，道儿还漫长着哩！

    他停下步，想抽打老驼几下，催它加快速度，绳头举在半空，又抽回手来。洪德章琢磨不出要打它的理由，“文革”后民政厅给他摘掉“特务”铁帽的同时，给他发放了一点救济金，他买了这匹驮脚的骆驼。吃粮靠它，穿衣靠它，就连老伴下葬时的那口红柳打成的薄棺材，也是靠它赚来的。还有那十美元的钞票，没有骆驼，那大鼻子洋人能顺风攘钱吗？！大漠人说：白骆驼是神驹，在洪德章眼里，沙漠里没有神驹，他手里牵着这匹驼峰磨出青皮来的老伙计，就是神驼。

    沙很软。

    路很长。

    洪德章弓起微驼的背，两眼又眯成一条窄缝，就像在毒毒太阳下一只打盹的老猫，显得完全没有了当年捕鼠时的生气。走了一阵，他把牵绳扬手扔在了老驼身上，让老驼信步迈蹄。他从驻前转到驼后，跟着驼步而走，松了手中的绳，浑身似乎更滋润一些。他牵驼牵得手臂麻木，捶捶胳膊便又低下了脑袋。

    走。

    走。

    驼很高大。

    他很矮小。

    如果他不是穿着一件醒目的“蓝的卡”四个兜的制服，戴着一顶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蓝帽子，在黄色的大漠古道上，他就形着路旁一株枯死的沙柳，或宇宙洪荒中的一丘黄沙。他很惧怕枯黄颜色，这不仅仅因为大漠卷起的沙暴，让牵驼人感到头疼；更为重要的是他多外的命运，是从穿上入朝的草黄军装开始的。战俘营中的 “刮骨疗毒”，虽然疼得钻心，心里没结下伤疤；板门店谈判之后，他重进国门，心泉就开始淌血。记得，在出国的列车上，一路鲜花，一路泪雨，列车每到一站，是山摇地动的欢呼；回国时战俘乘坐的闷罐车专列，只听车轮碾轧铁轨发出的隆隆之声，余下的是一片伯人的死寂。尽管车厢里还有人声泪俱下地小声念着这几句诗：

    车过鸭绿江，

    好像飞一样，

    祖国——我回来了，

    我的亲娘！ 但这孤单的声音，已经像是秋蝉的哀鸣，没有蝉群唱合，甚至没有唤起任何一丝回声。战友们横躺竖卧在车厢里，似都在预卜着未来的命运吉凶；因为在朝鲜等待返国的日子，专职的保卫干事已经把纸笔分发到每个人手中，严酷的审查已经开始，温和的目光后边深藏着陌生，关切的语调里包涵着冷淡，刚走出“北门”[注]时那种泪雨纷飞的拥抱，已经不复存在，战俘们焦热的心田上开始落霜降雪……

    洪德章记得他歪歪斜斜地写了四页说明材料，把被俘经过及在战俘营中的抗争，一五一十地都写到纸上。他自觉问心无愧，对得起土地和良心。但是材料交上去一直没有回音，这种沉默使他心冷，因而从坐上门罐车后，他就龟缩在车厢角角上，猫爪挠心般地不得安宁。

    “到哪儿了？”有人低声地问。

    没人回答。

    “估摸着过了四平。”

    “甭算计了，等着换后娘的扫帚疙瘩吧！”不知谁在讥讽那个念诗的人。

    “也许不会吧！”洪德章插嘴说，“那些不认亲娘的都出了‘南门’，咱们都是舍不得中国这块黄土地的。”

    “哼！”回答者略去了语言，只是鼻翼蠕动了一下。

    车厢静下来了。

    车轮不再转了。

    这里是中转站，战友们要在这儿分别奔向东西南北中了。洪德章被叫进一间红砖屋，像审判台一样的木桌后面，坐着一排威风凛凛的军人。

    “你为什么要回国？”

    “我是在这儿生养的。”

    “材料中写得都如实吗？”

    “属实。

    “在战俘营里那么坚强，怎么在战场上就举手投降呢？”

    “炮弹翻起的泥土把我埋在里边，醒过来时已经被俘了。”

    “不是为怕死开脱吧？”

    “不是。”

    “能找到证明人吗？”

    “有一个译电员叫李广廉，他和我一块被埋在土里的。只是这小白脸子耳软心活，在最后选择出‘南门’还是出‘北门’时，这小子走向了‘南门’。在和他分别以前，这狗崽子曾来动员我走他那条路，我咬了他手背一口，给他留下一点记号。这些东西都写在材料里了。”

    “是啊，拿没回来的人当人证，是最聪明的手法。我们不是傻瓜，不能凭你这几页材料，推倒你是在战场上屈膝投降的判断。你还有什么有力的证据吗？”

    洪德章突然吼了一声：“天地良心！”

    那几位军人并不因洪德章的悲愤呼喊，而失去审判官的威仪风度。他们既无怒也无笑，而是神态。冶然地合上卷宗，呼唤下一个战俘的名字。把门的那个军人，同时利索地给他一个信口袋，里边装着路费和路条，路条上写的是限他在三天之内到××自治区民政部门报到。

    男儿有泪不轻弹。洪德章走出那间红砖房时，眼眶溢出了泪水。刚才那一声霹雳，仿佛倾吐了他生命中的全部语言，从这天起，他觉得说话都属多余。当天，他登上了长途汽车向西北进发，两天之后当地民政机关给他开了封介绍信——把他安排在沙石厂。

    这是一个非城非镇的野河滩。由干沙漠不断吞噬水源，宽宽的河床早已枯干，卵石大如人头小如鸽蛋，密麻麻地镶嵌在板结的河道里。这些无业游民的活儿，就是把这些石子从沙子中挖出来，按大小分类运往火车沿线的一个小站。

    河岸上两排简易工棚。一排住男，一排住女。没有灶房，避风的地方支起一个四面无墙的篷顶，篷顶上蒙着一块苫布，下边堆着笼屉和一口头号大铁锅，算作伙房。这儿也没有厕所，好在在这渺无人烟的荒芜河滩两岸，遍地是兀立的遮眼沙丘，躲在哪个角落都可以撒野尿、拉野屎。是不是因为洪德章会骑马，被写在档案里，他不得而知；第二天就分配他到马号喂马。马号倒比人住的工棚要好，木墙，木槽，木顶篷。旁边有一个碎木条拼成的大窝棚，一半堆放着精饲料，另一半就是马扶洪德章的家。由于拉运沙石任务十分繁忙，洪德章刚来到这野地方第三天，就从车把式的嘴里知道了，这儿并非真正的沙石厂，而是由公安和民政兼管的强制劳动大队，来自西北几个城市的男男女女，都有老帐，都有前科——他当过战俘，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个大酱缸里的一条大蛆虫。

    从那个时日起，洪德章开始忌讳黄色。他把穿得补丁落补丁的草黄色军衣军裤，送给了一个用针线补牲口套具的女哑巴。这个女哑巴，年纪比他大上三岁，是国民党的一个排长留在大陆的老婆，由于这件破烂棉衣的机缘，她夜里偷偷溜进独自睡在马棚的洪德章的被窝。洪德章当时还不甘心长期与这号人为伍，掀开被子往外推她。她“喏喏”地吐不出声，只是用食指不断指着她的心，这手势是告诉洪德章她铁了心要跟他。洪德章背过身去撵她走，她绕到面前，先是给洪德章跪下，后又趴在地下装成匹马，来来回回爬着，表示愿意一辈子让洪德章当马骑。洪德章的心哆嗦了，他扶起这哑巴女人，留在窝棚里过了夜。

    在马灯下，洪德章用笔代口，在地上划了三个大字：“你为啥？”

    这又聋又哑的女人，字儿写得比洪德章方整得多：“因为你也是个哑巴。”

    洪德章这才恍然大悟：他到这强劳队来干活许多天了，还没和人说过一句话哩。她是真哑巴，他成了不是哑巴的哑巴；这倒提醒了他，当个只干活不说话的哑巴，省得惹是生非。

    这个哑巴女人心很灵俏，知道洪德章不喜欢草黄色，便把他给她的那套破军装，换了三盒烟卷给男人抽了……

    第二年他和她结了婚。

    只有两张结婚证，一张木板床。

    没有来宾，没有朋友——因为这是“瘸驴配破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