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是午夜时分，值班诊室的电话响了。我扔下手里翻看着的古典神怪小说，拿起了电话听筒：“您好！我是医务室，有话请讲。”

    对方没有回声。最初，我以为是电话出了故障，但我很快又否定了这一想法。我们这里是国际标定的四星级饭店，电信联络四通八达，通往世界的天涯海角，从没出过电话事故。仔细听听，分明听到了对方轻微的鼻息声，这证明畅通无阻，对方显然有意不作回答。

    “喂，喂，我是医务室……”

    “咔嗒”一声，对方把电话挂断了。

    我很恼火。但不敢发作。直接管理我们后勤部门的总务经理曾不断告诫我们：旅客是至高无上的上帝，任何后勤部门，都要像餐厅和客房的服务人员一样，注意一颦一笑的仪表和举手投足的风度。特别是医生，除了必须具备上述条件之外，还要有崇高的人道精神，视旅客中的患者如父母兄妹。我是先经过仪表谈吐考试，又经过医疗专家们严格的会考答辩，才迈进这座水晶宫般的宾馆的。在医生职业和饭店职业的双重高标准要求下，我只好乖乖地把电话听筒放下，重新翻开了那本小说。

    就在我翻开书本的同时，电话第二次“嘟嘟”作响。我仍以第一次谦恭而轻柔的声音，首先问“您好”，对方依然无声。凭借我的耳力听出，对方似在粗声喘息，只有粗壮的男人，呼吸才会有这样的频率。噢！又是那只爱发情的“公狗”，我顿时按捺不住性子，朝那条“公狗”，喝道：“请你自重一点，不然我可要给你们 ‘代办’打电话了！”言罢，“叭”地一声挂上了电话。

    我之所以亮出炸药包，完全出于洁身自爱。一个多月以前，一个常驻饭店M国商务机构的雇贝，借夜诊之机对我提出非分要求，我把他放在诊桌上的一叠美元，天女散花般地抛向门口，并立刻告知饭店保卫处，召来其商务代办。那条胸脯上长满黄毛的“公狗”，不但连连向我道歉，还差点为此砸了饭碗。那天，他就像要踩蛋的鸽子般地咕噜噜地喘着粗气，没想到事隔几十天，这条“公狗”又发情了。滚他娘的蛋吧！要找就去找那浓装艳抹的暗娼好了！

    我忿感地放下电话，立刻钻进那本小说。不知为什么，我再也静不下心来，小说中那些人变鬼、狐变人的章节，使我感到冷寂和孤单。入冬以后，旅游业进入淡季，值夜班的医生，从两个减成一个。上海人经营的饭店，实在能精打细算，总务经理抽掉一个医生白天去分店巡诊，夜班就只剩下我一个人。难怪全国只有上海发明了半两一张的粮票呢，真是抠门儿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是闹妖吧？我对着书本默默发呆的时候，那电话又鸟儿般地叽咕叽咕叫唤起来。我仍然用云片一般的柔顺语声，先问“您好”，因为我不敢断定打电话的人，是不是那条黄毛公狗。精明的饭店经理，常常对服务人员进行火力侦察，药房的一个司药，就因为错把茶壶当夜壶，经理午夜时分打来侦察电话时，司药正在打盹，迷迷糊糊地忘记了礼貌用语，第二天就被炒了鱿鱼，另找饭辙去了。我是军医复员到地方来的，比地方医院来的同行更懂得纪律，因而“您好”成了我的口头禅。有一次挤公共汽车，一个男士踩了我的脚，由于中枢神经的条件反射，我随口说出“您好” 二字。这本来是无意识的机械反应，却引得那奶油小生下车后一直尾随着我，并递过一张名片，非要请我去喝咖啡。我礼貌地接过名片，婉谢了他的邀请。这是“您好”这个习惯用语给我引来的麻烦。麻烦归麻烦，这“您好”二字还要照用不误。

    此时，我对着电话听筒照例说完“您好”之后，毫不厌烦地报着字号：“这儿是饭店医务室，请您讲话。”

    使我惊愕的是，听筒里依然是剧烈的喘息声。职业的本能，突然让我产生另一种警觉：也许对方是位急性肺炎患者？如果他是个七老八十的旅客。或是肺气肿病急性发作的哑巴，只能喘息而不能讲话，我急匆匆挂上电话，那将是一个医生的失职。

    “喂！喂——”我呼叫着。

    “请您对准话筒讲话！”我加大了音量。

    “假如您无力说话，请您按一下床头的电铃。”我焦急地向对方喊着，“按铃之后，您楼层的服务员。就会到您的房间去的，您可以向他表明意思，让服务员代您向我讲话。”我先用中文说了一个医生该说的话，唯恐患者是位“老外”，我又用英语表达了上述意思。然后，紧握电话听筒，等待着对方的回答。

    我的全部诚挚没有得到如期的回报，对方依然沉默。我想，也许这位患者正在按照我的吩咐，用电铃招呼服务员，便全神贯注地耳夹听筒，用爱心和耐心等待回音。

    对方咳嗽了一声，表示他并没有放下电话，但还是没有作答。我等待着，短短的七八分钟，恍若半个世纪般的漫长，直到我夹着电话听筒的耳朵和脖子都微微酸痛，要放下电话时，对方才有了回声：

    “真对不起，请问你是柳琪小姐吗？”

    轮到我沉默了。沉默之后就是火药爆炸：“这是搞的什么恶作剧？你看看手表，现在是凌晨一点二十分。请你自重一点，别打搅夜班医生的工作。”饭店经理的助手，是个奶油小生。从我到饭店第一天起，他就像影子般地追逐我，我认定这个电话是他打来的，因而反弹回去的无异于一颗导弹。

    真是个倒霉的漫漫冬夜，患者来就诊的没有几个，魔鬼般的电话却接连不断。它撕碎了我的平静，搅乱了我的安宁。挑开窗帘，我漫无目的地向街道眺望，夜安静而深沉，只有立交桥的周围，闪烁着一辆辆汽车南来北往、东去西行的红色尾灯的弧光。

    我的目光久久地追随着那些移动着的闪亮的弧光，第一次感到我所在的饭店像座水不流动的囚笼。我喜欢喧闹奔腾的江河。昔日我们军区疗养院就耸立在森林之畔的浑江江岸。我愿意穿被人称为“绿皮”的军装，愿意戴女兵的大壳帽，一句话，我喜欢绿色。森林是深绿的，江水是淡绿的，女军医穿的是介乎于深绿和淡绿之间的橄榄绿。我曾和女友们发誓，在这儿生活一辈子，只为生命中充满诗意的绿荫。

    命运却像那座立体交叉桥般地曲里拐弯，我做梦也没梦见过我有朝一日会告别浑江，告别森林，到这粉尘弥漫的大城市里来。两年前的某一天，我接到罗圈胡同街道委员会拍来的一封加急电报，说父母双双病危，叫我见电速归。初读电文时，我并不十分惊愕，认为这是父母要我回家探亲的一个借口；因为双亲刚刚迈进五十岁的门坎，我春节回京省亲时，他们所在的工厂，刚刚为他们作过全面体检，二老身上没发现一点毛病。记得爸爸还兴奋地对我说过：“小琪，看样儿，我和你妈可以争取当寿星佬了。我双眼视力至今还是1．5，你妈的视力1．2，居全厂之冠！” 现在电文说父母双双病危，该不会是编造“天方夜谭”的新童话吧？

    几读电文之后，我的额头，淌下冷汗，不容忽视的是：爸妈骗我回去，何必非签署“街道委员会”的名称？何必拍来“加急”电报？我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家中一定出了什么意外事故，这事故没发生在工厂，而是发生在家宅。我哥远在南方的珠海经商，父母住在只有六间平房的独门独院，如发生什么意外灾祸，街道委员会自然责无旁贷，因而这一纸电文绝无虚假！

    列车隆隆南下，在滚滚的车轮声中，我曾有无数个猜想：是煤气罐爆炸？还是电缆线起火？或许是被汽车撞伤了？要不就是古宅欠修，房屋在暴雨中倒塌——从电视中知道，北京今年是个淫雨连绵的夏季。

    万万没料到，待我赶回北京的时候，父母尸体已经火化完毕，双双进了八宝山的老山骨灰堂。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跟哥哥大吵一场，因为他从珠海飞回北京的时间，比我早了两天，火化和骨灰安葬都是他主持的。我抱怨他为什么不等我回来，让我跟双亲见上最后一面？街道干部会同工厂干部，为哥哥作了详细的解释：他们发现我父母时，尸体已经糜烂。街邻嗅到小院溢出恶臭气息，叫门不开，便破门而入。之后，街邻叫来了刑警。街道干部、法医和工厂领导。之所以如此兴师动众。皆因父母死得十分溪跷：二老没死在床上，也没死在厨房，而是死在六○年战备时期院内挖的防空洞里。经过刑事侦缉和法医检验，无谋害和他杀的痕迹，因而判断为二老经过五米深的防空洞洞口时，盖口突然塌陷，致使二老碰撞跌摔而亡。但街邻们对此判断提出异议。其一：在防空洞里发现一把铁锨和一只手电筒皆是新的，没有一点锈斑，可见不是六○年全民挖防空洞时的遗物。其二：如果二老之死是因途经洞口时洞盖突然塌陷所致，死者身躯应该在石上上边，但死亡现场却是那水泥板混着坠落的土块，覆盖在亡者身上。街道干部无法将这些细节统统写在电文纸上，其实他们给我发出“病危”的电报时，我父母早已双双命归阴曹地府。

    谜！

    完全是一个谜！

    一个难以解释清楚的死亡之谜！

    哥哥和我都认为父母之死，背后藏有人所不知的隐情。从那只手电和那把铁锨判断，很可能是在夜间，老两口下到防空洞里去挖、埋什么东西，防空洞突然塌落了。爸是个中型工厂的副厂长，妈是个内幼儿园的园长，一生清贫如洗，有什么宝贝需要埋藏的呢？！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只能算亿万芸芸众生中的两个小小人物，这个“谜”也就没有人去进一步破译，刑警们又去侦破京城不断发生的大案要案了。他们唯一办妥了的事，就是要我复员回到北京，住进这座灰墙斑剥的古宅。

    叽咕叽咕的电话铃，又在呼唤我了。我的魂魄从生死交叉的立交桥下游荡回来，慢慢地走近电话。我估摸着，此时已是清晨四点，那奶油小生即使精力再盛，也只能在经理值班室打盹，绝无继续对我纠缠的雅兴，便毫不犹豫地抓起听筒：

    “您好——”

    “您好——”对方礼貌的回答。

    “您是患者？请告我您住的房间。”

    “我……我……不能叫患者。”对方是位男士。喘着气有些口吃地说：“不，也可以称之为患者吧！我住在1208房间。如果您能来这儿，我等您。”

    我通知了电话总机，再有患者求医，请接1208。然后背起药箱，走到电梯间的门口。我希望有个患者求医，以摆脱我零乱而寂寞的思绪，现在这个时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