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短命的春天。

    4月11日《人民日报》刚刚发表《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文章，5月1日《人民日报》又刊登党中央整风指示。就在文章墨迹未干之时，毛泽东在 5月15日就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6月8日毛泽东又起草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文件；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至此，知识分子的苦夏开始了。

    1957年的早春时节，知识分子还沉溺在科学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春浪之中，中国几百万立志振兴中华的知识分子，对毛泽东于3月12日《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当时的讲话，不是后来发表出来的修订稿）欣喜若狂。事态的急转直下出人意料，直到他们蹒跚着踏上条条风雪驿路，才开始琢磨出“阳谋”和“引蛇出洞”字眼中的含义。

    大梦醒来迟。他们在改造生涯中泯没着报效民族的才情，磨损着人生中最宝贵的年华，还要不断地写着喊着：

    “反击右派是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我不该反党，我有罪！”

    有的故作虔诚。

    有的真在悔罪。

    但也有的当场就表示了抗议。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北京日报》一个名叫徐钟师的普通编辑——三部曲理应从他落笔。

    当时，我虽然已经步入文坛，但行政关系还留在的《北京日报》。记得，批斗徐钟师的大会召开时，正是“香山红叶色更浓”的晚秋时节。我坐的地段，是右派专席。有漫画家李滨声，画家王复羊（原名王复祥）、骆拓，郑嘉，小品文家杨凡，记者、编辑梁沙军、李道一、唐锡阳、张穆舒、张沪（我的妻子）、丁紫（徐钟师妻子）、赵筠秋、辛大明……虽然，此时我们已经是被当成老虎打过的死猫了，仍被会场的庄严气氛所威慑。

    徐钟师是年长我一轮的老编辑了，我和他在一个记者组里共过事。他工作兢兢业业，平日沉默寡言，是报社里最不显山不露水的人。但是他也被揪了出来，被当作挖出来的右派分子。

    他走进会场，顿时使我吃了一惊：昨天他低头走路时，浓密的头发还披在额角；此时昂首站在审判席上的他，竟然成了亮晶晶的光葫芦头。老徐不但剃光了头发，还刮净了脸上的胡子。特别吸引我注意的是，他脱去平日皱巴巴的四兜制服，竟然在这样的大会上，穿起中式蜈蚣扣儿的蓝布裤褂。一种“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神色，溢于须眉之间。会场死寂了几秒钟后，沸腾起来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沉默。

    “你是蔑视反右斗争！”

    还是沉默。

    “打垮徐钟师的猖狂反动气烙！”口号在会场轰鸣起来。

    一呼百应，连我们这群人中也发出讨伐之声。

    “先整他的态度！”

    “叫他低头！”

    “这老右派是花岗岩脑袋！”

    我的心怦怦乱跳，情不自禁地朝丁紫望去。她面色苍白如纸，嘴唇连连翕动。情绪沸腾的会场，淹没了她的声音。她焦急、尴尬、茫然不知所措。

    好在因为徐的态度极端恶劣而使会议中途夭折。当愤怒的群众举着拳头高呼“打倒”、 “严惩”之类的口号时，徐钟师竟然连连拱手抱拳，微笑，向群众致谢：“感谢各位关照！感谢各位关照！”没有几天，徐钟师被送劳动教养。案由么，据说是同意大右派储安平的 “党天下”谬论，态度恶劣至极。

    其实，批斗徐钟师时，已至反右后期。但在当时，他是我们中间处理最重的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是，报社刚刚落成不久的四楼礼堂，是以新闻工作者协会集会，声讨刘宾雁的右派罪行——刘宾雁的好友戚学毅，以跳楼表演了“士为知己者死”——为开端（当然他的死还有其他原因）；徐钟师又以嘲弄反右会场，作为报社反右斗争的收场。

    1957年的初夏来得特别早，刚进6月，礼堂就已闷热如蒸锅。斗争刘宾雁那天，正是炎炎夏日，我坐在后排靠窗户的地方，已热汗淋淋。高高个儿大鼻子的刘宾雁，站在批斗席上不断地抹汗。粗粗的男低音和尖利的女高音组成的讨伐声，正在大礼堂里回荡之时，突然坐在我前几排座位上的一个男人，离位站起。当我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时，他猛然登上四楼窗台，像高台的跳水运动员那样，鱼跃而下。麻线胡同一个挎着篮子买菜的老太太，被突然凌空而坠的庞然大物吓得坐倒在路旁。

    会场乱了。楼下乱了。街上乱了。

    会议被这突然事件所惊呆。尽管掌握会场的主席，惊愕过后以精辟的语言指出这是反动分子干扰对刘宾雁进行批判的丑恶表演，说了些“物以类聚”、“兔死狐悲”之类鼓动战斗情绪的话，但大会会场仍然被戚学毅之死蒙上了一层阴影。

    血——我探头往下看时，看见了鲜红的血。

    我头脑里总是盘旋着他迈上窗台，纵身跳向漠漠大气的姿态。

    我垂下头。我捂上脸。

    我不敢走出会场，也不能再探头下望。但耳朵里倾听的不再是那些义愤的讨伐之词，而在用全部神思倾听楼下街道上的嘈杂声音。

    我希望他还活着。我希望他仅仅跌断了双腿。

    但是，我听到有人在楼下呼喊：

    “这个家伙为右派分子殉葬了！”

    （第一部问世后，戚学毅之侄曾从浙江写信给我，对我能披露其叔在五七年之举表示敬意。同时，他言及其叔之死，不仅仅是“士为知己者死”，其更主要的内涵，是对五七年反右——整肃知识分子的抗议。）

    我是个很懦弱的人，又在文学创作上充满自卑。文联开会，多坐在角角上；单位组织去香山旅游，我永远坐汽车的最后排。我觉得同代的青年作家都比我有才气，因而常常是沉默寡言。我喜欢音乐，但不会跳舞。然而1957年的强台风，硬是使我像树叶跌进旋涡，并在这个舞池中旋转起来。 维熙：你何日归京？五十年代第七个春天，将是文艺的璀璨季节。毛主席明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的文学艺术，或许能进入一个繁荣鼎盛的年代……

    信，是文友刘绍棠写来的。记得，当北大荒的信使把这封信交到我手里时，我正在荒地上和北京垦荒队的李淑香聊天。我迷恋北国，尤其喜欢那冰铺雪盖的寒冬，因而在1956年秋和1957年初，两次奔赴银装素裹的千里荒原。第二次奔赴北大荒时，我的小儿子刚刚满月，我亲了亲他毛茸茸的额头，就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到底是绍棠信中喜讯的“蛊惑”，刺激了我南返的意念？还是梦中小儿子的笑靥，勾起了我的乡思？至今已无法梳理清晰。反正，在隆隆的车轮声中，我返回北京来了。离开荒地时，木柈子和草辫子搭起的低矮房檐上，冰锥开始融化，但蓝瓦瓦的晴空上，还看不见天鹅和鸿雁北归的影子。车老板（我已回忆不起他的姓名）摇着大皮鞭子，一辆四挂套的马车送我到了边陲小镇凤翔。

    归来不久，就在北京市委大厅听毛泽东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录音讲话，那是一篇充满了民主精神的讲话（与后来收到“选集”中的讲话文稿，有着相当大的差距），知识分子莫不为之雀跃欢呼。回家后，我向妻子张沪（《北京日报》记者）转达讲话内容，她却给我泼了一瓢冷水：

    “你们搞文学的人最爱感情冲动。”

    “讲话确实是划时代的嘛！”我辩解着。

    “鸣和放似乎还不是目的。”她说。

    “当然。目的是向科学进军，加速新中国的建设速度。”

    “你还是不要那么狂热吧！”

    她是理智型的人。我只当这是她的判断，因而并没在意。但是，她又郑重地提示我： “这是我爸爸叫我转告你的。”

    这对我说来深感突然。岳丈张宗麟是1927年的老党员，在白色恐怖中丢了党的关系。他是陶行知的得意门生之一，为了振兴幼儿教育事业，大学毕业后舍弃了有优厚待遇的工作，主动去当了幼儿园的男“阿姨”。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的创举。30年代中国第一次编辑《鲁迅文集》时他任经理，他挚爱中华民族，并献身于中华民族。30年代，蓝衣社的特务对他下达了追捕令，他逃亡革命圣地延安，重新入党，任北方大学文教学院院长。这样一位老布尔什维克，难道对毛主席的讲话持有异议？

    “爸爸经历过1942年的整风。”她说。

    “1942年整风和1957年鸣放有什么关系？”

    “爸爸没说清楚，反正你谨言慎行就是了。”她重复了刚才对我的告诫。

    我很惶惑。当时我是个心中无邪的纯洁青年，像许多50年代的年轻人那样，把毛泽东当成偶像崇敬。新中国刚刚成立后不久的一个国庆节，我戴着校徽，和同学们一起，凌晨3 点就到指定地点——南长街集合，等待通过天安门时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在那一瞬间到来的时刻，我高呼着“万岁”、“万万岁”，激动得泪水横流，直到游行队伍已过了三座门（当时尚未拆除），我还在深情地回首翘望。

    在我印象中，岳丈张宗麟是一个十分有独特见解的人。比如：在我和张沪的结合上，他就赢得了我的敬重。我是个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而她却是在1946年——16岁就参加了上海地下党的共产党员。她爸爸奔赴延安，她妈妈在上海地下党工作，她弟弟从上海被送往新四军，也参加了共产党。我是白丁，不，我是黑丁——因为我和她的出身在50年代不能同日而语。但是张宗麟积极支持了我和她的结合，这对但是的世俗观念，是一束强烈逆光。在 1955年11月12日的结婚仪式上，他说：“小从诚实内向，是事业型的青年；阿沪重理性思维，独立意识很浓重。希望你们结婚后互相帮助，有所作为。”老人通篇祝词没有套话，没有说教，这使我对老人更为敬重。这云一位前辈长者，怎么会对我提出这般的告诫呢？！

    一团难以解释的疑云，在我心中徘徊。

    绍棠来我家喝酒，我向他袒露心声。他说，年龄和勇气成反比，宗麟同志由于年事已高，或许是到了多虑的岁数。

    我说：“不会有什么别的吧？”

    绍棠善饮，几杯热酒下肚之后，天之骄子的神态脱颖而出：“别的还有什么？我们都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青年作家，还能对党怀有二心？该说就说，该写就写。比如，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该提出修正意见。”

    尽管对这番话我感到吃惊，但我理解绍棠。他13岁开始发表作品，被誉为神童作家，他也常常以此而欣然自怡。有一次，在他送给我的书上，写下这样一段话：“十岁的神童，二十岁的才子，三十岁的庸人，四十岁的老而不死。”他以此自诩，还勉励我为之奋进。他说出这番话来，不是挺符合他性格逻辑的吗？

    我很内愧，因为我没有绍棠的锐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我来说是“图腾”，我从没有怀疑过它的科学性、正确性、纲领性。但是绍棠提出它是抗日战争时期指导文艺创作的纲领性文件，现在是到了重新审视它，在“普及与提高”中，强调“提高”的时候了。

    我很喜欢听他的高谈阔论，还欣赏他的博学，尤其喜欢他早期作品中洋溢出纸面的才气 ——尽管我年长他三岁。记得后来在团中央礼堂批判刘绍棠、从维熙、邓友梅右派言行时，天津代表张学新曾说：从维熙是刘绍棠的影子。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不过，我对他想对《讲话》鸣放一下的意念，并没有表态。他激发我鸣放意向，倒是另一课题。当时文坛正热衷于讨论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创作信条，我疑惑的支撑点是：本来我们就生活在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中，用现实主义的名称就挺恰当，为什么在“现实主义”前面还要冠以“社会主义”的帽子呢？这会使作品政治大于形象，是导致公式化、概念化的总体外因。因而，当《北京文艺》的编辑来我家里，让我对文艺问题鸣放时，我提笔写了一篇十分肤浅的论文《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几点质疑》，以讨论这个创作方法是否科学为轴心，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文章发表在该刊的4月号上。

    是命运安排？还是天意的撮合？刘绍棠也在该刊4月号发表了《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一个质疑，一个变相否定，真是珠联壁合。白纸黑字印在了刊物上，是抹不掉抠不去的。其实，我写这篇文章时既没和绍棠打过招呼，他也没有告诉过我。当时，正处在鸣放期间，每天报纸上的鸣放新闻以及各种小道消息已使人目不暇接。其间，惟一的一次电话联系，是我受《北京日报》文艺组之托，约绍棠写一篇鸣放的短文。因而，这两篇文章刊在同期，纯属一种巧合。直到反右的锣鼓敲响之后，在《北京文艺》刊出的批判我俩文章的编前话中，我才管窥到这是编者有意导演的戏剧。编前话大意如下：我们是有意让这两株毒草出土的，只有让毒草出土，才易于辨别，继而锄之云云。对于批判我的端木蕻良同志，我并不十分介意；对于“引蛇出洞”的阴谋，我非常恼火。稿子是你们来人约的，原来是为了张网捕雀。

    网。谁能想到诱捕金丝雀的网呢？即使是中国最最聪慧的知识分子，也意识不到鸣放就是捕雀的诱饵。费孝通、周谷城、储安平……一批阅历和年龄大我们几轮的知识分子，都在鸣放，我们这些吃新中国乳浆长成的“小萝卜头”，能有什么醒觉呢？记得，当时中宣部办公地点在沙滩红楼（五四运动发源地），有一天周扬同志在中宣部召集在京的青年作家开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王愿坚、陆柱国、西虹、刘绍棠，邓友梅、高延昌、赵坚、邵燕祥、李希凡、蓝翎等约二十位青年作家。议题很快转到了文学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问题上。我这个平时默默寡言并有着说话口讷毛病的人，不知是五四运动中那些先驱的亡灵在我身上注入了热情，还是会上的鸣放气氛感染了我，我从后排的椅子上斗胆地站了起来，居然向周扬同志提出了意见。我说：文学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问题，作者当然有责任，而我们的指导理论，似乎责任更大。周扬同志您一会儿倡导学英雄人物，一会儿又倡导写矛盾冲突，就是没有涉及作品反映生活真实问题。接着，我为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唱了赞歌。

    会场愕然。原因有二：一、会上有的作家意见尽管尖锐，但还没有直呼周扬同志之名；二、这些话如果出自于刘绍棠之口，也许没有人感到奇怪，而出自于我这个坐在后排椅子上的从维熙之口，则使人感到惊奇。就连我自己也好像不相信刚才这段话，是我自己讲的。我沉默地擦着头皮上的汗珠时，坐在我身旁的好友蓝翎，向我耳语说：“蔫人出豹子！”是褒？是贬？我脸红心跳，甚至后悔刚才的莽撞之举。

    我自视才情低下，其他文友都是大树，而我只不过是树冠阴影下的一株小草。那天，小草居然也发出了低吟，而且是语惊四邻，这实在是个谜。我一无哗众取宠之心，二无摇撼文坛主帅之意，只是深感文学作品公式化、概念化蔓延（包括我自己的某些作品），便放了一声闷炮。据心理学家们剖析：人生活在世界上，都有一次或数次的生命曝光期。以此来推断，那可能算我一次生命的曝光了。随着这声闷炮，我在创作上也寻觅着生机。1956年我给《新港》（今天的《天津文学》）写了一篇小说，题为《阳春三月》，被编辑部退稿。退稿信中委婉地提示我这篇创作，出现了不健康的苗头。其实，我这篇东西是从郊区一个农业社因无限制地扩大公共积累，导致农民手中拮据，官僚主义萌生，农民被迫到区委闹事的真实材料写成的。是我第一次挣脱了理论约束，进行的小说创作尝试。也许它不如我50年代初期荷花淀派的作品清新、透明；但50年代中期，蓝天下已有沙尘，我把它写进作品，目的还是为了蓝天碧透，并无顺风扯沙之意。适逢《长春》（今天的《作家》）编辑部黄三川同志来我家组稿，我便将稿交给他，将题目《阳春三月》改为《并不愉快的故事》，发表在该刊1957年7月号的头条位置上。

    此时，我已在为自己编织罗网而不自知。之所以如此，实因自己揭露麻木的官僚主义的目的，正是为了消灭这种恶迹。此时，大鸣大放的空气正浓，许多知识分子以满腔热血，坦诚地向党迸谏。漫画家李滨声画了一幅漫画，题为《没嘴的人》，他用怪诞的夸张手法，画了一幅身穿四兜中山服的干部肖像：堂堂五官中缺了“一官”——他没有嘴。很显然，这是对我们社会生活中缺乏民主提出了尖锐的嘲讽；也可以解释成某些官僚主义者最欣赏、最器重这样的干部。另一位漫画家廖冰兄，则发表了一篇诗配画，对文艺创作中的指导理论提出了异议。此画，我已淡忘了，但画家那道打油诗的片断，我至今记忆犹新。诗曰：

    技巧必须如此，

    题材不可这般，

    最好人如机器，

    没头没脑简单……

    这些漫画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共鸣。本来，此时不仅是完善中国民主建设的大好时机，也是中国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的起点。因为在1956、1957两年中，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宗噗的、耿龙祥的《明镜台》……一批揭露时弊和纯情的文学作品相继问世。假如我们能从资产阶级民主宪政中，汲取一些有益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东西，1957 年后将是中国经济和文化比翼腾飞的时刻。中国摆脱半封闭的贫穷落后的时刻表，将因此而大大提前。否！原来发动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只是一种手段，“不是阴谋而是阳谋”，原来是 “大鱼正在撞网，便于聚而歼之”。一个盛夏的夜晚，当我妻子把那一文件内容（北戴河会议）告知我时，我简直是瞠目结舌。

    “这可能吗？我不相信？”

    “什么叫‘阳谋’？‘阳谋’和‘阴谋’有什么区别？”

    “与其如此，何必当初号召鸣放？”

    “主席不是说‘言者无罪’吗？怎么又成了撞网的大鱼？”

    她沉默不语。她回答不出我的质询。

    最后，她一边奶着怀里的孩子，一边不能自圆其说地解释说：“这些词儿，可能是指那些资产阶级政客而言，不是指广大知识分子鸣放说的。”

    记得那天夜里小儿子还发了高烧。我和妻子身心疲惫地抱着他去医院打针，归来时已过子夜。我失眠了——这是1957年第一个失眠的夜晚。天拂晓时，我才迷迷糊糊地睡去，梦见了普希金《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的场景。不过，那大海是黑墨色的，钻进那小口大肚缸中的金鱼，不止一条，而是一群……早晨，我把梦境讲给她听，她说：“反正不是什么好兆头。”

    不久，我这个梦境应验了。《这是为什么？》和《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的社论，见诸各个报刊。一鸟入林，百鸟压音，黄鹂、百灵、杜鹃、翠鸟的啼春之声顿时消失，“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个专用称呼，进入了中国历史。昨天的广播员，还在盛赞鸣放的鸳歌燕舞；今天，则转口说它充满毒汁，语调中流露出肃杀之气。街道上一度播放着的印度电影插曲《拉兹之歌》突然哑了；金嗓子周璇唱的，也从广播中销声匿迹。仿佛在这盛夏时节的短短几天，历史的火车头来了个急转弯，一下子从车厢里甩下来几十万对事业充满创造活力的知识分子。

    反右斗争的号角吹响了，知识分子的劫难降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