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辛庄劳改农场，是个“杂货店”。它除了务农之外，还有许多与农不相干的工种。最让我惊奇的，它有着一个生产漂白粉的化工车间和一个铣工车间。至于制坯烧砖，那是为了建四氯化碳的厂房，面临时成立的。
初到这个地处长治市郊的劳改点，首先见到的是光秃秃的树木，那正是夏日时节，正是花红叶绿的日子；但是因为漂白粉尘的污染，场子周围的各种树木，一律是“尼姑”与“和尚”的脑袋；所剩下的少许几片树叶，也都卷曲着身腰，形色枯黄。这给我们这些初到大辛庄的成员，留下了一个沉郁的印象。
像在矿山一样，我们近十户“双劳改”，住在场外的一个小村里，“大部队”则住进了院内的监舍。我住的那家农户姓常，以务农为生，家庭生活属于温饱型。也许正是因为其生活元忧，与我们反而少了王铁匠一家人那样的情分，这地方虽然靠近长治，但是仍然没有自来水，我们仍要到井边挑水做饭。临离开矿山之前，我们已自备了水桶；一个名陈兴发的福建同类，又在我们告别矿山时，送给我一副竹木扁担。因而我们在生活用具上，也算锅，盆。瓢。碗齐备，没有要求助于老乡的事情。
古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也像晋普山建矿一样，要建立一个化工厂，首先要有厂房——而建厂房，需要的不仅是劳动力，还要有大量的砖瓦。所以我们调到到这儿来的“二劳改”。除了女号及年纪大的男号下大田以外，绝大部分的劳力，都投入了制坯烧砖和配件厂的劳动。为了争时间、抢速度，砖窑也实行日夜三班倒；歇人不歇马，因而与漂白粉车间仅有一墙之隔的砖窑，夜间依然灯火通明。
我的任务是拉坯车。只要切坯机不停地转动，我拉的坯车，也就像走马灯一般来来回回地跑个不停，一辆大平板车上，拉着近百块湿坯一路小跑，不敢有任何松懈——因为切坯机是不等人的，除非它因供土不足而停止了运转，否则每个拉坯车的人，就永远不要想歇脚。刘四为机器起了个名儿，叫它累死活人不偿命的“绞肉机”。我就是这台“绞肉机”中的一块肉，在我气喘吁吁的时候，常常情不自禁地想起埋骨干晋普山的建源君，在曲沃拉土车时的比喻——我们还不如老舍先生笔下的骆驼祥子。是的，样子拉车虽苦，但他是个自由人，愿意拉就拉，不愿意就撂下车把。我们就好比切坯机上的一个部件，只要它不出毛病，你就在高高低低的路上跑吧！反正只要通往坯场的路上，有灯火为你照明，这种像驴儿围着磨盘转的原始劳动，就永远没有终结。
赶上夜班还能图个凉快，要是轮上下午班，那就遭了罪了。太阳像个大火球在头上挂着，身上仅有的一条裤衩，都被汗水洇湿——在这儿又不能像在茶淀农场那样赤裸全身，索性来个光腚大战；因而到了坯棚里的那几秒钟，是拉坯人擦汗的时间。好容易盼到天上雷鸣电闪，大雨倾盆而落，那也有你的活儿干，拉车的“骆驼样子”们放下坯车，到坯棚里去倒坯上架——目的是为了让湿坯早些风干，以便进窑烧砖。
至于在12个窑孔的大轮窑里干烧砖出砖的活儿，就更苦不堪言了，我有幸没有被分配到窑内劳动，可是有那么一天，负责大窑出砖的张汉文（即在曲沃为张沪打棺材的那个木工）病了，我临时被派去顶他的班，可算是尝到了个中滋味。窑内烧成的砖，自身还带着灭火后的余热；加上大窑中的高温，钻进大窑，就如同钻进了烤箱，这儿倒是见不到太阳，但烧窑的炉火就在身边；那种高强度的热浪，能把土坯烧成砖，当然也就能把人烧成灰烬。因而在大窑内出砖，真犹如孙悟空进了火焰山一般——是并不存在的神话，可是大轮窑的烧烤蒸煮，却是劳改队的真实。出窑工把砖拉出窑来，是用一辆专用的木架车，出窑人要站在烧好了的砖堆之前，一块块把它们装进木架子车——那车可以容纳200块砖，出窑人要装上个把小时，才能把砖车装满。而一个班内你必须把砖全部拉出窑洞，因为下一个班就要装进新坯——也可能我是第一次干出窑的活儿之故，顶替张汉文的那个班时，我差一点儿晕倒在灼热的大窑之内。
因而，我一见那40米高的大轮窑的烟筒，就立刻想起那次从窑内出砖——若同在老君炉里炼丹的记忆。在砖窑我大约干了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因为化工厂上马在即，急需机械配件，场内挑选一些有文化的人，到一所大庙改成的配件厂当机工。我被挑中了，于是，刚刚熟悉了拉坯车技术的我，又被调往配件厂铣工车间当铣工。记得当时有一个姓孙的老右，他是上海人，来自于理工学校；还有一个名叫张大中的老右，他来自北京郊区丰台，原来是个教师。他俩都是精通车床业务的人，因而是我的师傅，我是他俩的徒工。我从小代数课几乎没有及过格，还有过考零分的记录，让我站在一台立铣铣床前面干需要计算的活儿，实属小才大用——是把木棍当椽子用的拔苗助长之举。
记得，队长找我谈话时，我如实地对他述说了我的苦衷。他说：“你的手过去能写文章，怎么就干不了这个活儿呢！”
我诚恳地请求说：“那是两路功，从工作出发，您还是让我拉坯车吧。”
他有点儿不高兴了：“这既是工作需要，也是对你的照顾。砖窑的活儿，你不觉得累吗？”
“累惯了，也无所谓了。我说的都是大实话，我确实掌握不了铣床的性能，特别是立铣铣床，它要求有数学头脑。”
他立刻像是发现了我的什么破绽似的，板起脸来训斥我道：“你既然不懂，怎么知道它需要计算！我看你改造了这么多年，还没有改掉你反动知识分子的清高。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想不到我的这片真诚，在他眼里得到的却是反证，这让我有苦难言。在有些劳改干部中，确实有一种逆反的推理模式：以假为真，以真为假。你越是说自己不行，他越觉得你行 ——你越是说自己行，他越觉得你不行。我再要申辩下去，是自讨没趣。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了一名不称职的铣工的。非常遗憾，开立铣铣床制造机械配件的日子，我出过好多好多的次品。记得，最为严重的一次，在一个夜班的8个小时之内，我一连折断了两把铣刀。好在管理我的两个右派师傅，还能知道我的苦衷，不然扣上个有意破坏生产的帽子，是非常容易的事。在曲沃演出的是“豆箕相煎”；在这儿演出的却是相濡以沫——知识分子中间的老右，像天上的云影，有的甘当白云苍狗，有的千方百计在阶级斗争的疲劳轰炸中，追求闲云般的自我安闲。在我的认知里，与我同组的张和孙，就属于后者的类型。与他们渐渐熟悉以后，我才知道来到这儿的同类很多。其中革命资历最老的名叫朱希，是来自新闻出版界的右派，还有来自于老上海交通大学的谭其飞，来自化工系统的工程师罗金生，来自儿童医院的Ｘ光专家吕守栋，以及来自北京院校和毕业于北京院校的曹大士、王继昆，来自机关的干部、教师、职工何成伟、王仲仁——其中还有一个与我只有一面之缘，但是却永生无法忘却的老右姜葆琛。我们在茶淀老残队旁边的大芦苇塘相识，他曾带我去见了老残队中处于弥留之际的美学家吕荧。
他们都属“强劳”分子，比劳动教养分子的罪名轻一些，但是“文革”不管你是什么 “分子”，在林彪的一号战备令发布之前，他们先到了天堂河农场，后去了茶淀农场；待 “一号令”颁布之后，他们与我们一样，前前后后都来了大辛庄农场。由于我一直在大轮窑劳动，而大轮窑在大墙的外边，所以没有遇到众多的老右；而今我走到知识分子密集的配件厂，才知道“大转移”中，山西成了“垃圾箱”，形形色色的“不安定分子”，都倾倒到山西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