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和孩子都不知道我会从天而降——当帽檐低垂的我走进那阴山背后。终日不见阳光的10平米小屋时，正是个残冬的夜晚。母亲戴着老花镜，正在为孙儿缝补衣裳；儿子伏在一张木桌上做作业。

    我拉开那扇吱吱乱叫的木门，走了进去。母亲愣住了，儿子回头看见是我回来了，高声叫了一声：“爸爸——”母亲赶快捅开蜂窝煤的炉子，让炉火更旺一些。她见我帽子捂得严严实实，一定是认为我很冷很冷。屋里的灯光很暗，一老一小还没看见我是面部带着伤回家来的。

    “快烤烤火，我说这两天我总是左眼跳个不停呢！”母亲一边端详着我，一边绽露出笑容说，“左眼跳来，右眼跳灾。”

    我告诉母亲，我是伤后来探家的。因为我在家中不能永远戴着那顶棉帽，索性把它摘了下来：“妈，您看——”不等这一老一小询问，我就把发生在张家口的事情，一股脑抖落给母亲和孩子听——当然，我尽量说得像小病小灾那般轻松。

    母亲的眼泪立刻流了下来。已经16岁、正在读初中的儿子，身高已经超过我半头，他平视着我说：“奶奶，爸爸连眉毛都烧没了！”

    母亲颤巍巍地站起了身子，我忙把老母亲按坐在床上，尽量装出欢快的样子，安慰这一老一小说：“大夫说了，眉毛还会再长出来的，脸上也不会留任何的疤痕，您可以一百个放心。”我弯曲下身子，让坐在床沿上的母亲看个清楚。并尽量冲淡着小屋内的沉郁气氛， “大难没有倒下，将来必有后福。您说对吧？！”

    母亲用她的手心，抚摸了我的脸好一会儿，才放下了她的手掌——我闯过了这个感伤的关口，就是一个不小的胜利。俗话说“‘母子十指连心”，老母亲能不为此而过度悲戚，我也就松了一口气。母亲在为我深夜做饭的时刻，儿子在我脸上涂抹着我带来的止痛药水，本来这一老一小都该是受我照顾的，而我一个汉子，此时却只能被这一老一小关照，想到这里悲情不禁油然而生。我怎么了？五七年的那些往事，越来越被历史的发展证明，一些直言国是的人的话绝大多数是正确的——怎么历史已然过去了十几年，只不过说了一点点真话的我，依然是这副模样？不！我比过去还不如了，过去我还有梦，而今连梦境也没有了——这不是一具会出气的活尸了吗？！

    回想我养伤的那几天，在我的改造史上虽然十分短暂，但可以说对我的思想，也是一个重要的疗程。那17岁就历经了五花大绑的英木兰，还有攀登40米高大烟筒的生活之勇，我在生活的重压之下，竟没了任何一点突围的勇气——尽管现实是一块铁，但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一书中，不就是描写的在死亡线上，勇敢的面对铁的现实，而自我突围，并获得了生命的故事吗？！当然，每到孩子去了学校的时候，母亲总是用宿命论的观念，叫我安于现状活下来就行了。可是每到夜晚，我与母亲和儿子挤在一张大床上睡觉的时候（当时我家只剩下一张木桌和一张木床了），一个非我和另一个真我，就展开灵魂上的对话：

    “你过去可不是这个样子对待生活的。你为了磨练意志，曾经舍弃坐火车，从二百多里外的茶淀农场，以自行车的轮子，代替火车的轮子，进行过自我磨练。”

    “我累了，我不想再自我折磨了。”非我回答说，“人是在希望中生活的，去了山西我更看不见这种希望了。”

    “希望常常孕生于失望之中。从五七年起，你的生活占有是个富翁——尽管你现在还没有表现这一底层生活的机会，你要去争取这一机缘。”

    非我说道：“我只想随遇而安了，因为这个历史的暗夜太长太长了。”

    “你大概早把雪莱的诗忘光了吧？他在诗里写道：‘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你也学过几天辩证法，古语中说的‘物极必反’，‘文革’走得相当远了，是不是快到了它寿命的边缘？你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当真我把非我问得哑口无言的时刻，我就会从梦境中醒来。在这一刻，我听到母亲的轻微的呼噜声。她说过，只有我睡在这个家里的时候，她才能睡得安心，她才能有鼾声。我从她的鼾声中得到了认证，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她的身边来呢！为了母亲和儿子，我再不能自甘随波逐流，我应该为改变命运而付出努力。

    可能是这种发自于内心的声音，摇撼了当时的非我，我在那几天除了去医院看病换药之外，全部的时间，都用在了走访昔日的朋友上。燕祥家我去过，厚明家我去过，绍棠家我当然更是跑了几趟。但是非常不巧，3个人中间，我只见到刘厚明（记得燕祥当时在搞个什么剧本，人未在京；好友绍棠，那几天正在老家通县。绍棠爱人曾彩美，想叫绍棠回来与我一聚，因我归程在即，没有应下彩美之意。她说，绍棠已经给我往大辛庄农场发出了信件。我之所以能够破帽遮颜在北京城内穿行，大概是得益于真我的苏醒——因而我把这次回京，看成我生命中一次不凡的思绪变化历程。

    重新回到大辛庄农场，张沪除去询及我的烧伤经过，当然也非常关心家中的情况。之后，她拿出了两封信给我，一封是绍棠的来信，他在信中写道：

    维熙：

    你有了想重新进入文化圈子的念头，是个重大的变化。我觉得不管你

    能不能进入长治文坛，己然在思想上是个升腾。因为它证明，你的文名，

    你的创作能力，在主导你恢复自信。只要政策幅度再宽一些，长治想要你，

    恐怕还求之不得呢！

    我寄希望于未来。中国的发展与繁荣，要靠现今四五十岁的人才；北

    京文苑的百花盛开，也要靠咱们这些“二度梅”的开放。浩然一个人，太

    寂寞了。万紫千红才是春。近日我写了一首诗，摘以下四句给你：

    恶竹根除去

    雨后发春笋

    请君拭目待

    新苑花似锦

    你的处境已大大改变，小众即将自立，更无后顾之忧。一定要趁年富

    力强，写作和储蓄一些作品。今日无用，将来未必无用。书到用时方恨少！

    ……跟你这封信同时来到的，是我二弟自武汉寄来的贺年信。前些日子，

    武汉流行着我的小说，李冰和吉学霈向我二弟打听我的情况，深表惋惜之

    情。我也惋惜李冰和吉学霈，他们不是也没有新作问世吗！我妹夫与周立

    波住在一个居民楼，每天都看见他，气息奄奄，朝不虑夕矣！跟他相比，

    我们有年纪的优势。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

    ……

    我昔日与绍棠有约，他给我写信是不留名的，但是他那笔十分漂亮的钢笔字，给我带来很大的安慰。因为我在北京没能与他见面，这真称得上是见字如面了。另一封信是山西省作家协会段杏绵大姐来的，由于这封信已然丢失，无法在这里引其原文，但信中的大意，因其与我的文学生命关系甚大，所以我至今还记得。她在信中的大意如下：她说她接到我的信十分惊喜，她不知道我已在山西多年。关于我能否离开劳改农场，去文化单位工作，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过，她已与有关同志商量，看看能不能想些办法——但是无论如何，组织部门也要看看你的档案的，不知山西劳改局是否存有我的材料。她让接到信后，把我被劳改的“原罪”，简单扼要地写一份寄给她。信尾只属了她一个人的名字，马烽同志并未属名。

    我与张沪仔细地研究了杏绵大姐的来信，得出的结论是：道是无情却有情。表面看上去，杏绵谈了一些困难，但是在字里行间，闪烁着人间难觅的真情。马烽同志没有属名，是情理当中的事情，不久前在报纸上似乎看见他曾随江青去过大寨，政治上是属于炉火纯青的类型——但我们也分析到，杏绵这封回信，绝对是经过马烽同志过目的——除非他当时不在杏绵身边。

    两封来信，都给我带来了希望。绍棠给了我力量，杏绵的信则让我看见了一丝曙光。是的！从1957年到1975年，时间已然流逝了17个年头，要是以日为单位计算，17个365天乘在一起，我已经劳动改造了6215天——人的一生有多少个6215天？而在这庞大的数字里，我修理地球中的感受自然不少，但是丧失了我多少可贵的写作时间？似乎我的文学梦醒于这两封来信之后，这是张家口的一场大火烧出来的觉醒，是在北京养伤期间自我拷问后的心灵独白！我要写！我要写！我是生活占有的富翁，尽管我当时穷得买不起稿纸。

    从大辛庄的供销社里，我买了最为便宜的窗纸，开始了在上面勾勾画画。那些类似远古象形文字的符号，只有我自己清楚它的含义是些什么——那是我17年中悟性最深的东西。当时化工车间，已建筑起外形，时间不允许我写出成型的作品。但是我庆幸，我死去多年的梦，于一朝苏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