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姓湖顾名思义，至少可以有两个意思：一、这儿姓伍的人家特别多；二、旁边应还有一片不小的水泊。第一个含义很快得到了验证，因为我们的卡车经过的一个村子，村名就叫伍姓村——至于那片应该有的水，我们却没看见。拉我们的卡车，一路向北，直到快出了农场的边缘，我们的卡车才停在一处只有几排房子的空场。过了很久很久，我们熟悉了那块土地的土性之后，才知道从我们的监舍向北走，原是一片芦草茂密的水泊的，那儿曾栖息着大雁和许多候乌。全国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大寨不知什么人来这儿看了一回，那块原属于自然的浅浅水泊，便在年把的时间内变成了旱田。候鸟不见了，大雁飞走了——我们到此地不久，还吃过一回雁肉。一只重20斤的死雁，只卖两块钱，那是来寻觅旧巢的孤雁，被农民捕获后卖给我们这些“二劳改”的。这个劳改中队，有百十口人，大多数来自北京。原本是个男儿国，加上我们这些双料货，就成了一个“鸡叫狗吠娃儿哭”的世界。

    劳改队的陈大琪指导员和袁中队长，大概是出于人道主义，很体谅我们这些拉家带口的新户，让我们搬进新窑洞去住（这儿的窑洞也和曲沃一样，外表看上去是平房，进门才知道是拱形的窑洞）；而那些男号——包括正牌的工人和拖拉机手，都住在破旧的窑洞和平房里，这使刚刚到了新址的我们，感到“人挪窝活”的愉悦。

    这儿被称为劳改三中队。进窑不久，就认知了一个定律：凡是有劳改人员的地方，都有右派。我能记下来名字的有：来自公安系统的周月明；在某大学教《西洋史》的吴士俄；地质部的老右魏石山（只记住了其号为石山，因为他善于画猫，印章上刻有石山二字）；还有昔日在铁路系统的劳模李绵章；曾在京剧名伶尚小云剧团反串青衣的演员朱效梅；剩下的一个，则是在五七年反右刚刚开始时，右派大名就上了《人民日报）的王臻——他原是民政部的干部，大鸣大放期间下放在四川考察民政，出于帮助党整风之心，匆匆从四川回到北京。他刚刚坦诚地向党提出整改意见，几天之后就成了“右派向党进攻的急先锋”。在劳改队中，尽管五毒俱全，又在一起生活劳动；但是知识分子与其他“四毒”，仍然若同泾水渭水，色泽完全不同——所以很快，我和张沪就与“同类”中的几个，熟悉到无话不谈的地步。

    最初与我和张沪接触的是魏石山，他不仅长于字画，还会中医。他见张沪体态虚弱，知其在曲沃的遭遇后，出于同情之心。他建议让她提出“保外就医”的申请。

    我和张沪对此都感到突然。当然能够离开劳改地盘，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但是我们各种办法都想过，惟独没有想到过走这一步棋。他说，这里的队干部及其家属，都常常找他看病——他与总场医院也很熟悉，根据张沪的情况，被批准的可能极大。特别是这里的管教干部，对知识分子都挺富有同情心的。他在几个劳改单位改造过，这里的指导员陈大琪，是个很有见地的人。

    经过我和张沪的观察，老魏所谈皆非虚言。因为从我们到这儿的第一天，陈大琪已然显示出他的与众不同。在对我们这些刚刚到达这儿的新号，例行完了点名和分配窑洞之后，他突然对我招了招手，让我跟他走进他的办公室。当时我的猜想是，这支“双劳改”的队伍是我带队来的，他找我不过是询及一下每个成员的情况。可是我意想不到的是，他让我在椅子上坐定后，却扯开了闲篇：

    “你这个姓氏真少见，我生平只见过一回。”

    我沉默地听着，不便随意答话。

    “那还是我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读到语文课本上的辅导材料，有一篇写一个农村女娃卖苇席的故事。作者的姓氏是从，名字叫什么，我已然记不清了；你这个‘从’是不是…… 跟他一个姓？”陈大琪两只眼睛审视着我，“你们还没有来，副档已经先到了这儿，知道你过去是搞文学的，那篇东西是不是你写下的？”

    真是恍如隔世，在十多年的劳改生活中，我早就把我青年时代写的一篇千字文忘光了。经他一提，我倒是当真回忆起来了——它发表在孙犁主办的《文艺周刊》，上，后被纳入高小语文教学的辅助教材之中。想不到事隔多年，在这个黄河之畔的劳改队，被主管我的劳改指导提起。我只好点点头，回答他说：“是，那是我当年写的：您如果不提起它。我都忘了。”

    “那文章我一直记得。”他说，“我是农村里长大的娃，爱读写农村的书。”

    我点点头，心里也挺高兴——因为让指导员知道我的过去，并不是什么坏事。

    “从明天起，你出任中队的统计员工作。魏石山是搞宣传的，有不明白的地方问问他就行了。”他说，“你可以走了，有大事可以直接找我。”

    第一天的经历，让我和张沪确认了陈大琪是一个尊重知识的人——有这样的干部在这儿当一把手，老魏提及的离场方案，也许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因为张沪原来就有心脏病史，加上曲沃的折腾，在病史中又加了另外一笔，我俩几经研究，决定将她所有的病历，由老魏呈给中队过目；同时，张沪向上呈递了一份请求回京治病。保外就医的报告。说实话，当时我们只是立足于争取，并没抱有多大的希望——无产阶级专政是铁，对阶级敌人的仁慈，就是对革命的残忍。这是我们牢记于心的，姑且当作投石问路吧！未曾料到的是，不到一个月的光景，张沪保外就医的申请批了下来——她从伍姓湖，提前告别了劳改生活，直到她的问题在1979年彻底平反。

    一间约有12平米的窑洞，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一个单人床，一张办公桌，桌面上堆满了统计报表之类的东西，剩下的就是毛泽东的著作。这里确实像同类们所说，很少其他劳改农场令人心烦的政治学习，只有老魏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出上一期黑板报，摘录一些报纸上的过期消息。他使用过的《山西日报》，我拿来炒冷饭般地过目一下，然后堆在桌子上，以表示自己关心国家大事。从劳改开始，近20年的光景中，我还没有一个人住过一间屋子，因而，当白天人们都去田野劳动，我手拿着一只沾水钢笔，填写着各式各样表格的时候，内心有一种十分恬静的感觉——就好像一只远航的船，在历经了凄风苦雨的航行之后，终于驶进了一个避风的港湾。

    只有到了月底，我这间窑洞才常常满员。全队几十口子，都要到我这儿来买饭票——这里最高的工资不足40元钱，一个月的伙食费用，大肚汉有20元也就够了。我收完了钱，把它转交到伙房，这是我的任务之一。我的惟一劳动项目，就是手拿一个由木工做好了的米尺，去丈量中队的土地面积；那米尺是三角形的，上边有一个转动的木把儿，我一边走着就把面积丈量出来了。此外，我有时还要下到劳动工地，去记录下每个生产组的生产进度，然后造表上交给主管生产的袁队长和中队技术员。仅此而已！

    对我来说，干这点儿事情是填不满我的时间的。因而在收工以后，同类中的王臻和朱效梅，是我窑洞中的常客。特别是到了周末，我负责去中队开设的小卖部买酒，王臻负责掌勺，当酒菜都准备齐全之后，朱效梅便会不请自到。他来自尚小云剧团，不仅能反串青衣，还一专多能地会自拉自唱。我们三个人一边喝酒一边唱起京剧，什么《玉堂春》、《白门楼》、《罗成叫关》、《吕布戏貂婢》……当然，为了防止有人下蛆，我们偶尔也唱《沙家滨）和《红灯记》中的片段，这不是我们想唱的，纯属为了掩人耳目。开始时，我们是小声演唱，因为这些旧戏都是“文革”破“四旧”中早已被打翻在地的东西；但是自从有一次陈指导员走进窑洞时，朱效梅正在地上虎虎生威地唱着杨子荣打虎上山的段子，陈指导员笑了笑，便走出了窑洞。从此以后，我们的调门便越来越高，加上有酒助兴，有时竟然唱到了忘我的程度。

    我在上中学时，发表文章的稿费，大都花在了看叶盛兰的小生戏上，因而也会唱两嗓子小生，所以我与朱效梅常常一起唱上一段，由王臻在旁操琴，两人一直唱到口干舌燥为止。窑洞虽然隔音，但是窗子和门是不隔音的，因而住在我旁边的刘四、耿秀敏——以及宣传员老魏，有时也来助兴——此时的窑洞，就变成了一个周末俱乐部。据说，有的同类曾对此表示过异议，向中队反映过“几个右派在恢复‘四旧’，应该制止”云云，但是陈指导员，对此未置可否。因而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进入劳改队之后，最为开心和快乐的时光。是有意逃避当时的政治？还是借酒浇愁？也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吧！反正在那一段日子里，我获得了“避风港”内的愉快和轻松。要知道，此时已是1976年的暮春时节，中国政坛正在晴转多云，刚刚出来主持国务院工作没有多久的邓小平，又陷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围剿之中，蛛网般的政治使人无法捉摸，干脆来个一醉方休。对我个人来说，当年对我刺激特别大的，是在这年的1月8日周恩来的病逝。这位政治老人走了，使中国政坛上少了一个 “平衡”危机的中介机制；由于少了这个重要人物，多病的毛泽东便难以听到另一种声音。毛泽东于该年2月提出的“走资派还在走”，把矛头直接指向了邓小平，就是周恩来离世之后的第一个大动作。毛泽东曾经重用过小平同志，在“文革”中把他打倒；1975年再次启用了他，主要是周恩来运作的结果，可是不过一年左右的光景，毛再一次把邓打翻在地，这使我的思绪像是走进中的八卦死阵。我无论如何苦思冥想，也找不到中国政局能走出八卦阵的生门。在这种情状下，作为一个最底层的贱民，不如闭上眼睛，自我找乐——周末的京剧表演，其渊源就在于此。

    大概是在当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去麦收现场检查麦收亩数，刚刚走到吐出淡紫色花蕾的苜蓿地边时，忽然发现地里蹲着指导员陈大琪。他见我走了过来，便朝我喊道：“地太干了，你记住明天安排人放水浇地。”

    我答应回去写在黑板上，以防忘记。同时告诉他，我是去麦地看收割进度的。

    他说：“你先过来一下。”

    我走了过去。和他站在地边的一棵大杨树下。

    “这一段，你感到咋样？”他询问我说。

    这句话问得我无法回答，因为我不知道他问的是指哪一方面。

    “常看报纸吗？”

    “从宣传室那儿拿到的，我都看了。”

    “你有甚感受？”

    我低头沉默了好一会儿，作出了违心的回答：“形势大好，批邓又把“文革”精神，重新提出来了，我得好好学习。”我虽然知道陈大琪是个尊重知识的干部，但他毕竟是管理我们的劳改干部，在政治问题上我不能嘴上没有一把锁。

    “这是你的真实看法？‘文革’把……”他扭头看看四周，回过头来对我说，“‘文革’时期只有劳改单位还在规规矩矩生产；都去抓革命了，国民经济的问题，你这个知识分子考虑过没有？”

    老实说，陈大琪指导员的话，着实地把我吓了一跳。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所想的，也是每一个有爱国良知的百姓——包括知识分子在内，无不忧虑的问题。在这漫荒野地，他突然道出了他的心声，使我更加难以作出回应了。但是不回答又是泯灭良心之举，我心里七上八下了半天，只好含糊其辞他说：“是啊，有的国家的宇宙飞船，都从月球上带回泥土来了，我们这里还在斗来斗去的呢！”

    是不是陈大琪也觉察出了什么不妥，因为我们的身份毕竟是专政与被专政的关系。当我回答了这句内藏政治的话以后，他就抛开了这种并不对口的谈话，而转向了劳改队中的话题，他说：“有人反映你们几个人，常在窑洞里唱甚的京剧。其实我早应该找你谈谈——”

    我忙打断了他的话，主动自我检查说：“最近麦收挺忙，我们已经停止了这种活动。唱旧戏是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我们今后不再演唱就是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们偶尔唱唱也没甚问题。”陈大琪坦诚他说，“咱不认为那就是为四旧招魂，旧京剧是中国的古老文化遗产。我是想对你说说你的个人问题。”

    我的头嗡地一声大了起来，很显然中队是对我有了不好的看法；不然的话，陈大琪怎么会说出“个人问题”来呢？！我的心狂跳了起来，等待着他对我的批评。

    “你知道我为甚让你当脱产的统计员吗？”

    我思考了一阵，没能回答出来。

    “你不同于别的右派的是，你是有写作才能的人。说穿了吧，我爱看书，便更看重能写书的人。让你当统计员，是想多给你一点个人的时间，改造这么多年了，啥业务都得有个恢复过程。可是我看你没有爱惜时间，娱乐归娱乐，你总不能舍正事而干闲事，你说我的话对不？”

    我的脸顿时烧红了一片，无论如何我也没有想到他会说出这些话来。是的，我从来没有想到陈大琪让我当统计员，是这么一番用意——他很器重我，我是感悟到的，那昔日的一篇千字小文，是他爱护我的机缘；但是我当真没有意识到他的用心良苦至深，竟然考虑到了我的将来。我十分激动，在这种激动之下，我毫无遮拦地把我与山西作协的联系情况，一股脑地都告诉了他。之所以如此，我确信陈大琪，是一个能交真心的劳改干部——他与我昔日劳改生活中相遇于营门铁矿的指导员曹茂林（见第一部），相知于团河农场的董维森（见《走向混沌）第二部）同属对社会有深刻洞察力。并真心爱护知识分子的干部。他们在严肃的外表下，都深藏着一颗社会良心。陈大琪所不同于前两个人的是，他形象上并不存在公安人员的外表（很少见他有穿警服的时候。我们初来时，还是残冬时节，我发现他常常把手揣进棉袄袖口；但是那两只棉袄袖子不够长，因而总是有半截手腕裸露在外边），可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能斗量，陈大琪心里揣着的，是一颗金子般的心——于是我便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了令我敬佩的他。

    “你怎么不早一点儿让我知道这些？”

    “因为这还是纸上谈兵的事，成功的系数很小很小。”

    “这是好事。为了这事，你更应该有几年的准备。”他说，“以后少唱京剧啥的，无论是老戏和样板戏，都帮不上你的忙。统计室有笔有纸，常画画写写的，熟悉一下你的本行业务。”

    “谢谢陈指导员。”

    “你放心，只要上边有令，中队绝不拦你。”

    当天晚上，我去给中队呈送报表的时候，特意把我与省作协段杏绵等同志的通信，带给了陈大琪。他看完通信之后，咧开他那厚厚的嘴唇，笑眯眯地对我说道：“还算我有眼力，当时我觉得像你这样的人，将来国家还用得着。人家的信写得很诚恳，只要是省局松松口，你还是有希望走的——为这，你也要早做准备。咱也不知为了个甚，见到有用之才，窝在这伍姓湖里，就心里不是滋味。对张沪回北京治病的问题，也是我同意了的。对你也是一样，上边有话我就放人！”

    他把段杏绵大姐的信交还给我，问我这儿有什么书，他想看看。我想了想只有雨果和果戈里的两本书了。他问我有没有中国的什么小说之类的，特别是我写的书。我告诉他，我的三本著作，都因为张沪的曲沃事件，留在曲沃了。他对外国的小说，没有多少兴趣，我便没有任何一本书给他看了。

    当夜，我失眠了。使我怦然心动的是，在伍姓湖我又遇到了一个像董维森那样的知音。从表面上看，他是对我一个人的爱护；深掘开来，他是对整个落难的知识分子群体，流露出的内心同情。再用宏观的视野去分析他，他貌似一个不谙时政的农民，但是他的内心却深谙政治——只是因为他头上顶着国徽，无法公开表示他对时政的看法罢了！在这个失眠之夜、我深刻地反省了自己，我之所以独居一个窑洞，而没有想到利用时间，还是基于对时政的失望和对自我缺乏信心。当邓小平复出时，我曾在内心为之振奋——尽管在五七年反右时，他是中央反右领导人之一，但是历经“文革”的磨难，我想邓总会对几十万知识分子在五七年的中箭落马而有所反思。哲学家尼采说得好：只有下过地狱的人，才最知道如何去建造天堂。邓“文革”中被打翻在地，我虽然没有把他视若彭大将军；但他的魄力与铁腕，在中国政坛上似乎是无人可以与之匹敌的。可是好景不长，毛不过才用了他一年光景，便又把邓小平再次打倒——国家没有希望，个人的希望又在哪儿？！

    辗转反侧，夜不成眠之际，我忽然想起姜葆琛君对我的赠言，他说天快亮了，就是在于物极必反。我目前的生活与学习条件，是过去任何时候所没有的，我的生命还要浪费到哪个时辰？绍棠来信中，也曾提及到要储备一些作品，我每天用早已升了天的吕布、罗成、苏三解忧，就能真正无忧无虑了吗？！在这一夜，我下定了决心，要练练笔了——不管是在劳改农场呆下去，还是调离这块土地，我都有必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包括我早已死去了的文学生命！

    国家还处于“死门”紧闭的状态，在这个难以忘却的夜晚，我在失眠中寻找着自己的 “生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