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小高谈得很顺利。因为太顺利了，周忆严倒放心不下，怀疑这个小东西要么是没用心听她谈，要么是她根本没意识到情况有多严重。

    “当前的情况很严重，你懂了没有？”

    “瞧，怎么不懂呢？比平常严重多了。”

    “我们要帮助俞洁克服困难，无论如何把她带回队里去！”

    “那还用说，谁还能扔了她！”

    “你是老同志，要主动团结她。”

    “保证不在我这儿发生问题。”

    “你，你怎么总嘻皮笑脸的？”

    “还非要哭丧个脸呀？我不会。”

    “你记到心里没有？”

    “幸亏你还刚刚当个分队长，就这么唠唠叨叨，将来要当了婆婆，可够那儿媳妇受的！”

    忆严打了她一巴掌，叫她先走出百十米去当个尖兵。联络信号是她装斑鸠叫，忆严用口吹的定音笛回她。她像个脱了线的家雀，三跳西跳不见了。

    忆严的话她当然听懂了，只是她实在体会不到忆严那样的沉重心情。打仗嘛，总是有紧张时候，也有缓和的时候。总那么缓和，当兵的还有什么乐趣！俞洁嘛，当然要回部队去，她还能开小差？帮助她也是用不着说的，昨天还不是我弄来的驴吗！至于要主动团结，她心说：“这个任务可要格外用心才能完成。”

    她从到宣传队的头一天，就对俞洁没有好印象。

    几个月以前，小高从教导队调到文工团来。走到文工团村外，从河边小树林传来一阵叫人掉泪的琴声。她奔琴声走去，想打听一下团部住在哪里？

    小树林边上拉着被包带，挂满了粉红、月白、鹅黄、淡绿，各种颜色的小衣裳，都是洋布的。她心想：“像是地主新媳妇在晾嫁妆？”又往里走了几步，看见在一棵较大的树下，站着位干净漂亮的女同志。上身穿着雪白的紧身背心，绿军裤洗得黄里透绿，横竖的布丝都清清楚楚。长过肩的头发技散在肩膀上，扛着个黄油油的木头葫芦，那叫人想掉眼泪的声音，就是从这儿拉出来的。

    女同志看见小高，尖叫了一声，赶紧放下木头葫芦，从树上拉下半干的军装穿到身上。红着脸，可是笑嘻嘻地说：“你这个小同志，那儿晾着衣裳，还不知道里边有女同志吗？怎么也不咳嗽一声，就闯进来了？”

    小高敬了个礼，撇撇嘴说：“我嗓子不痒，咳嗽个啥？女同志有什么稀罕的？告诉我文工团团部在哪儿吧。”

    女同志说清了团部的住处，小高又问道：“你扛的那是个什么家伙？”

    “这是提琴！”

    “这玩意一拉就叫人怪伤心的吧？”

    “能叫人伤心，也能叫人高兴，看拉什么曲子。”说着，女同志把提琴扛到肩上，拉了个秧歌调，小高听了笑着说：“唉，这个调就叫人高兴了。以后多拉这个调吧！”又敬了个礼，走出了树林。心想，怪不得临来时指导员嘱咐说：“文工团里知识分子多，到了那几处处小心，不能像在交通站那么撒野。这知识分子就是花样儿多，你走近她还要先咳嗽声！

    在团部办完手续，团长把她领到一个夹道口，指着个黑大门说：“你们分队就住在那儿，分队长叫周忆严，你找她报到吧。”

    小高走到大门外张望一下，见一个女同志蹲在墙边守着一堆火煮什么东西，她就大声地咳嗽起来。那女同志回头看了看说：“有话说话，没话滚球，你站在那儿干咳嗽个什么劲？”

    小高走进门，规规矩矩敬个礼说：“我叫高柿儿，从教导队调来的，团长叫我找周忆严同志报到。”说完就摘下帽子来擦汗。

    “个儿不高，嗓门可不矮！我就是周忆严。”周忆严打量着她新剃的小光头说： “听说你是个小丫头呀？”

    “错了管换。”

    “怎么剃个光头？”

    “工作需要，抗战时当交通员，整天在敌人鼻子底下转，装个男孩方便点儿。”

    “鬼子投降一两年了，为什么还没留起来？”

    “怕招虱子！”

    “演戏可不像看戏那么容易，到这儿来要准备克服困难！”

    “豁出脑袋干呗！”

    “你的铺在西屋南间，跟俞洁同志住一块。你先去收拾收拾，把身上衣服换下来，一会儿跟我上河边洗澡去。瞧瞧你脏的！”

    小高心想，文工团员要都是像分队长这样，倒还可以干下去。

    西屋南间铺着草铺，果然已放下了一个背包。高柿儿赶忙打开背包，拿出她当交通员时发的一身便衣换上，抱着军装来到了周忆严身旁。周忆严一看，皱了下眉： “你怎么换了这么一身？”

    “我们就是发一身军装一身便衣。”

    “没问你军装便衣，我问怎么也是一身脏的？”

    “谁说，这不挺干净吗？这大襟上是会餐洒上的油，洗不掉了。”

    “你给我看着点火，这锅里是胶，别熬糊了。”

    周忆严转身进了屋，一会儿抱出一身新军装扔给高柿儿：“你给我换上！要邋遢以后再邋遢，到团里头一天，留个好印象！”

    小高就站在院里把衣服换了。袖子长过了手，裤子盖着鞋。忆严要拿针线绷一下，小高一口气说了七八个不用，自己卷巴卷巴十分满意了。

    忆严从火上拿下胶，打开个油布包，捧出一只坏了的提琴，耐心地一块块粘合着。

    小高问：“这也是扛在肩膀上拉的那个琴吧？”

    “对，叫提琴。”

    “怎么人家那个金光铮亮，你这个咋这么寒碜？”

    “人家那是从上海、济南买来的，我这是找庄稼木匠比着做的。”

    “唔，人家那是三八大盖，你这是土造单打一！”

    “不，单打一作战还能用，我这个上台不能用。那声音像是从坛子里发出来的，只能在平时练习用。”

    “啊，你这是木头手榴弹！”

    上午她和忆严去洗了澡、洗了衣服，中午吃饭和全分队的人都见了面。下午别人进行工作，让她自由活动，她就走遍了文工团的各个角落，几乎认识了所有的人。吃过晚饭她跟村里的男孩子们一起玩起攻碉堡来，很快地成了全村孩子的领袖。到晚点名时，忆严一看那身军装又成了泥猴。晚上忆严和俞洁还要学一点提琴，叫她先睡。她点着灯一看，可着草铺上铺了一条鹅黄色的毛巾被。当枕头用的小包袱上也盖上了条雪白的毛巾。再一看自己那条连水带泥的腿，赶紧把毛巾被叠到另一边去，把小包袱上的毛巾也撤了，往草上一躺，合上眼就睡了。

    睡得正香，有人推她，并且轻声地喊：“小高，小高。”

    她一骨碌爬起来，揉着眼间：“有情况？”

    “什么情况，我叫你收拾一下正式睡！”是俞洁的声音。

    “我不是睡得挺好吗？还怎么正式睡？”

    “衣服也不脱？”

    “穿着睡惯了。”

    “怎么把毛巾被也掀了？跟我讲客气？”

    “那东西太干净，太好看……”

    俞洁坚持要铺上毛巾被。小高妥协了，只好也脱了那身脏衣服，拿出条被单来盖上。可是翻来覆去总睡不着。

    俞洁拉着她的手问：“你十几啦？”

    “十四。”

    “爹娘全在吗？”

    “全没了。他们都抗日，一个叫鬼子烧死在俺家里，一个不愿作俘虏自己投了河。”

    俞洁叹口气说：“唉，可怜……”

    小高抽出手，抬起身间：“你说什么？你怎么对我说这种屁话？”

    俞洁被弄得摸不着头脑：“怎么，你生气了？我没有说什么坏话呀！”

    “你说了，你说可怜！革命同志都教育我坚决革命！都说我们家光荣，就村里老地主才指着我后脊梁说可怜呢！”

    俞洁赶紧认错，说这个词确实用得不当，可也真没有坏意思。小高虽然平静下来，可不愿再和她谈下去，把脸扭向一边。

    高柿儿很少和别人谈她的家庭情况、倒不是谈起来伤心，一谈起来人们多半说些又尊敬又赞扬的话，叫她挺不自在。她想，老人家的光荣，自己拿来贴什么金呀！

    她家是个中农，哥哥比她大十五六岁，老早就在县城师范念书，而且在那里秘密参加了共产党。毕业后回到村里教小学，就说服她爹爹在自己家成立了交通站，爹爹当了交通员。那时正是抗战的对峙阶段，来往的人员，都是头天半夜来她家住下，第二天夜里悄悄由她父亲领走。文件由外边送来，再从这里转出，带路、送信由老头干，做饭、烧茶就落在了妈妈和嫂子身上。过路的同志说些感激的话之外，总要谈点抗战的大势、革命的道理，听长了，熏惯了，连老太太带儿媳妇全都有了政治觉悟，先后正式参加了工作。高柿儿虽小，耳熏目染，对交通员的一套工作全都记熟了。她喂着一条狗，叫老黄，一来了客人，她就带着老黄坐在门口放哨。碰上情况紧，她爹为了迷惑敌人，送信时也常把她和老黄一道带着，装作走亲戚的模样。她已是个小帮手了，哥哥和爹爹就一本正经地对她进行政治教育和保密教育，高柿儿一一都记在心里。

    1941年冬天，她哥哥调到军队工作，嫂子上党校学习，日本鬼子突然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爹妈要坚持岗位，就把柿儿送到十几里外她姑家去躲鬼子。柿儿在姑家住了十六七天，呆不住了，吵着闹着要回家。她姑父说：“现在扫荡还没完，不能回，实在要回，也等我先去探探情况，问问你爹的意思再送你回去。”她姑父除去种地还编筐，当下正是年底，怕编不完误了生意。要再过一两天赶完了活，才能上她家去。柿儿是任性惯了的，哪有这个耐心，不等晚饭做熟，从篮里拿了个高粱饼子，一边吃着一边就走了。

    天黑以后她才走到自己村头。还没进村，就闻到一股焦糊气。村里一片死静，窗上不见灯火，门前不见行人，等走到自己家墙外，她吓得心口乱跳，两腿瘫软。哪里还有家呀？横在她眼前的是一片冒着烟气的焦土。月光下，黑乎乎的残墙围着一堆烧焦的梁木檩条，塌下来的房顶斜盖在原来是炕沿和锅灶的地方；没有了门窗和屋顶的房子，像黑色骷髅似的歪歪斜斜地站着；锥形的房山，指向银蓝色的夜空。

    高柿儿的思维神经麻木了，眼睛睁得老大，半张着嘴喘粗气，在瓦砾堆里磕磕绊绊地转来转去，既不说话，也不流泪，只顾两手东翻西找。她自己也不知要找什么，只是无目的地辨认着一件件看熟了、摸惯了，如今已燃烧、压砸得变形了的器物，后来就颓然坐在原本是锅台的一块泥坯上，痴呆呆地像一段小木桩。

    不知道是哪个街坊发现了她，转眼间就围上来几个乡亲。人们拉她回自己家去住，劝她放声哭，陪着她流泪，可她似乎什么也看不清楚、听不明白，只有一个意念，就是顽固地要在这个地方就这样坐着。谁劝她也不走，谁拉她起来，她挣脱开还到原地按原姿式坐下去。

    有一个长辈说：“这是急惊疯迷住心窍了，别打扰她，让她慢慢缓醒过来就能好。扰动了还怕作下病。”

    有人给她身上披了件破褂子，有人给她手里塞上块熟地瓜，大家叹着气、擦着泪走开了。

    她就动也不动地一直坐到月亮高过树顶，三星半晌午。她刚刚感觉出自己冷得牙在打战，远处传来一只狗压抑着发出的呜呜声，仿佛有一团灰白的影子在什么地方问了过去。

    “老黄？”她下意识地说了句，就轻声喊了起来“黄！”随着这声叫喊，那团灰色从黑地里箭似地朝她扑了进来。那狗呜咽着，摇着尾巴，把两个前爪搭在她肩上，把头拱到她胸前，“呜呜，呜呜”嗅她、舔她，像有说不完的话。她一把搂住它，哇哇大哭起来：“老黄、老黄，就剩下咱们俩了吗？咱的家呢？爹呢？娘呢？”

    她搂着狗，一边叨念着，一边掏出剩下的半个饼子，掰着喂进它嘴里。

    “老黄啊，这些天你藏到哪儿了？瞧把你饿的，肚子都瘪了！”

    她伸手抚摸它的肚子，触到一件光滑坚硬的东西，打了个寒战，立即清醒、警觉起来了。那是个小竹筒，用丝绳拴在黄狗腰上的。去年扫荡时，鬼子来得突然，爹爹把一份文件就塞进竹筒里，拴在老黄身上，把老黄打出门去，逃过了鬼子兵的检查。这竹筒怎么又拴在老黄身上了？

    她伸手到竹筒去探摸。果然有一小卷发硬的东西塞在里边。这一定是爹爹没来得及送出去的！她毫不犹豫，站起来，唤着老黄就往下个交通站所在的村庄走去。路过村西头，地主吴善人正骑着大骡子，由扛活的跟着从城里回来，看见高柿儿，叹了口气，对扛活的说：“抗日抗日，那日本是容易抗的？闪下个小丫头孤苦伶仃，可怜！”

    “放屁！”柿儿一腔子怒火，轰的一声爆发了出来。“给鬼子汉奸出钱粮，舔屁股才可怜！”

    吴善人吃了一惊，看看柿儿，摇着头走了。柿儿冲着他后脊梁狠狠啐了口唾沫。

    她一口气走了二十里，到了运河边上另一个交通站墙外，扔进一块砖头，学了几声猫叫，门吱的一声就开了。这站上的负责人是个三十多岁的妇女，柿儿叫她婶子，早和柿儿熟透了的。可今天一见，把眼睁得老大，像是不认识柿儿了。她摩挲着两手站在一边发愣，眼泪却顺着腮边往下滚。柿儿进了院子，等她拴上门，连忙从老黄身上解下竹筒来交给她。她从竹筒中掏出一封被血粘在一起的信件，马上把柿儿抱到了怀里。

    在这里，柿儿才知道上级已经找她好几天了。因为叛徒出卖，日本鬼子扫荡的第一天就包围了她家。那时她父亲已经带着文件离开了。只她妈妈一个人在家，日本鬼子叫她交代丈夫的去向，交代家中的抗日活动。她不回答，鬼子兵把她双手倒绑吊在梁上，房上浇了汽油，点起火来。

    她爹已经跑出了合围圈，可是叛徒领着鬼子骑兵追上来了。他负伤之后匆忙把文件塞进竹筒，拴好在老黄身上，自己跳进了还没冻硬实的运河汉子里。

    组织上知道了两个老同志光荣殉国的消息，鬼子刚撤走，找到他们的遗体埋葬了。要把柿儿送到烈士子弟学校去，可是不知柿儿在什么地方。

    现在柿儿自己找来了，婶子要带她上根据地学校。可是柿儿说：“打鬼子报仇要紧，上哪门子学？你跟上边说说，叫我也当交通员吧，带上我的老黄一块。我爹以前这么答应过的！”

    不久在组织部门的登记册上，原先写着她爹爹名字的地方，贴了一块白纸，郑重写上：“姓名，高柿儿；性别，女；年龄，八岁半；职务，交通员。”何婶子家的户口册上也加了名字：“养子，四儿；性别，男。”婶子的丈夫，在别人没见她之前就给她剃光了头发。从此人们就看到一个小男孩，满身野气，无论冬夏地往返在运河两岸官道上，身后跟着一条狗。

    日本投降后，高柿儿已是有了四年军龄的排级干部。组织上送高柿儿进学校，可她在那里上课打盹，下课跟些男孩一起调皮捣蛋。学校跟她原单位商量，又把她送了回去，编在军区机关的教导队里。教导队是些受训的干部，除去出操、听课，大部分时间是自学文件。一到自学时间，她就混到一群小号兵、小通信员群里去摸鱼、掏雀、撵兔子。领导上和同班的大姐们正不知拿她怎么办好，文工团来挑小演员，一下选中了她，简直是八厢情愿，教导队高高兴兴把她打发了出来。

    到文工团头一天，就碰上这么个娇小姐，就听见她说屁话，高柿儿一肚子不高兴，以后就越看俞洁越不顺眼，成了她的反对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