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4)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高晓声 本章:觅(4)

    一九六○年冬天,就在范浩泉和周吉娣结婚的同一年,范焕荣、范焕良兄弟二人双双去世了,时间只隔二十三天,焕荣死在他哥哥焕良的前头。范家村上有一个古老而迷信的传说,先死的人是替后死的人背行李的。所以,等到焕良一死,有人就赞叹地说:“范焕良真是个享福人,死了还有人侍候他。”

    这句话说出了两个人几十年来的不同命运,自从他们的父亲范全根死后,这兄弟俩虽然都在败家当,但哥哥范焕良却败得痛痛快快,是在享受;弟弟范焕荣败得窝窝囊囊,是在遭难。

    范焕良的妻子陈惠莲不大干预丈夫,任他败去,最生气的时候,也不过骂上一句:“看你败到什么时候才歇!”范焕良也只笑笑,不同妻子斗嘴。陈惠莲是个乐天派,相信命。旁人看范焕良太豁边,劝她管管,她却不在乎地说:“拗也没有用,拗不过命的,败就败吧,只要败得太平就算了。小时候听我外婆说,人人都会败家当的,都要败到够了才不败。败够了,就叫做‘十败命’。到了‘十败命’就不再败下去了。如果不到‘十败命’,还只是‘七败命’、‘八败命’、‘九败命’,那是终归要败下去的。这生里败不够,下一生还要继续败,非要败够了才歇。我尽他败,但愿他就在这一生里败够了吧,苦就苦我一个人,别让他败不够,到下一生再去败,再去害苦别人。千争万争,也不要同命争。该败的不败,就会引出别的灾难来。钱财究竟是身外之物,败掉了,只要能够消灾消难,全家活得健康,也就阿弥陀佛了。”她这是多大的气量。所以一家子都是乐呵呵的。她生了两个女娃之后,又生了一个女娃。从此九年没有怀孕,到第十个年头才又得胎,竟生了一个男孩。老来得子,喜出望外,夫妻俩高兴极了。陈惠莲老叨念说老天爷有眼睛,晓得他们没有坏过良心,不该绝嗣,才派观音菩萨送子来。那范焕良对这个孩子,异常的宠爱,比他妻子侍候得还要周到,小心翼翼地,一有空就守着孩子,几乎是一种虔诚的神态。范家村上人开玩笑,说儿子女儿都是讨债鬼,做父母的前生欠了他们的债,这世里就讨债来了。这当然是不能当真的。但是范焕良却老是对什么都还不懂的孩子认真地唠叨说:“爹爹欠你的债了,你是该早些来讨的,为什么这样晚了呢。爹爹还不清了。”从此便节俭起来,把钱尽花在孩子身上。

    因为范焕良变了,又老说欠了孩子的债还不清一类的话,便引起了陈惠莲的疑心。她的心底里,还埋藏着一个秘密。她的公爹活着的时候,曾经告诉她窖藏的地方。要她记住,保住。千万不能让焕良晓得。这些年来,她一直守住了这个只有她一个人知道的秘密。她那豁达乐观的天性,因有了这一点,就更加添了几分。公爹死后不久那段时间,她很受过一阵诱惑,想去挖出来看看,究竟是不是真的?究竟有多少?因为公爹只说一瓮,一瓮有多少呢?瓮头有多大呢?都没有说明白。可是她知道不能够去挖,一挖动,就会引起丈夫的疑心,而且挖出来了,她也就不会再瞒着丈夫,倒会告诉他,任他拿去败。那又何必呢,让它窖在那儿吧,反正逃不掉,挖出来了就逃掉了。由它去吧,多也好,少也好,不用在心里盘算,三两黄金四两福,没福消受会生瘤,慢慢地她就看开了,不大去想它了。年月一长,也就等于忘记了。

    现在,她被触动了,便决心要挖开来看一看。

    有一天,范焕良拿着篮子上街去了,陈惠莲便关了门,按照公爹的指点,在公爹原来做卧室的后房,靠幔墙撬掉几块地板,在第三块地板遮盖下的中段地面挖下去,果然泥土松而不坚,约摸挖下去二尺多点,三尺不到,便是一块湿漉漉的青石板,用铁锨敲敲,空空作响,把石板四周的泥挖空,掀开石板,下面果然是一只大瓮头。可是里面除一瓮清水外,什么也没有。

    陈惠莲呆住了,心头逐渐升起一种自轻自贱的感惰。她走到厨房里去,日水洗手、擦脸,然后对着小镜子把头发梳顺了,整了整衣裳,再回到后房。在地板上跪下去,恭恭敬敬朝瓮头磕了三个头。她从老辈嘴里听说过多次,窖藏的金银,要有福的人才能得到。’无福的人,即使挖到了,那金银也会变成一汪水,让你落个一场空。现在事实摆在眼前,公爹没有说错,窖藏是在这儿。毫无疑问它应该是一瓮银元,但因为她陈惠莲福薄,才化成了一瓮清水。那么,她原不该来挖这个窖藏的,她一定得罪了财神爷。财神爷会责怪她的非分之想,她自然得赔礼道歉。她一面磕头,就一面默默祝告说:“财神爷,你不要生气,我对不起你,我现在就照原来的样子,替你盖好,用泥埋好;以后再也不来惊动你。我只求你不要走。我要修,一要为后代积德,修子修孙,让子孙有福气得到它。”于是她极其惶恐,极其卑谦,极其虔诚地盖瓮埋土,恢复了原样。

    从此以后,她没有告诉过任何一个人,只要一想到这件事,她就自卑,认为自己根基浅薄。她的精神上有了这负担,再不像从前那样的轻松了。

    “要积德。”她一直想着这句话。

    如此经过了十四个年头,范焕良死了。他生了一种病,一上来就躺倒,乡下医生看过几次,吃不准是不是癌,叫他到城里医院里去检查。他似乎比医生更有把握些,晓得自己寿数已尽,要归天了。后来弟弟范焕荣一死,便更觉得做哥哥的一定会走路。所以也不去检查,也不再吃药,躺着等死,果然不久就如愿以偿。

    总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范焕良虽然也可算做老死,但并没有像他的多数同辈人那样,生前就置备了寿材。家里人眼看他不行了,要请木匠回来,在房子上卸些木材下来替他做棺材,他坚决不赞成。他把大家召集来,除了老婆、儿子、女儿、女婿之外。还召来了侄儿范浩泉(因为浩林不在家,才不曾召到)。他喘着气,一字一顿地交代说:“我死下来,只要用张芦扉卷卷就行了。不要困棺材,我不配困棺材,金棺材、银棺材。都巳经被我困脱了。”

    说完,停了半晌,眼睛转过去寻人,寻到了浩泉,点点头,说:“你好,会办事情,你替我劝他们听我的话。”

    浩泉万万没有想到伯伯临死会表扬他。因为伯伯平常是不大理他的。现在伯伯所以说他好,正是出了一件大家议论纷纷骂他背皮的事。原来解放初期,浩林参加工作以后,看到父亲身体不好,曾经替他做了一口寿材,那时候木材便宜,不花多少钱,兄弟还没有分开过日子,所以虽然是浩林掏的腰包,仍算是公共的。这本来没有帐可以算,做儿女的谁也不会想在父母的棺材上沾什么光,可是偏偏出了事情,在范焕荣行将就木之前,浩泉就向哥哥提议另外做一口薄皮棺材给父亲困,因为现在的木料金贵了;而且盗棺的现象也严重,越是棺材好,埋下去以后就越是有被盗的危险。与其被别人偷走,倒不如留下来自己拆了派别的用场,还免得父亲死了都不安稳,被人把尸体倒出来。浩林不肯,说:“这原是说好替爹爹置备的,怎么再换呢?”

    “不换,你就是睁着眼睛让别人偷去罗!”

    “我想我对地方上[注]都说得过去,不见得有人会做出这种损我的事。”

    “哼!”范浩泉轻蔑地发了一声,好像嫌哥哥太幼稚了,一副不屑的口气说, “十个指头都不一样长,你当个个都像你啦?”

    范浩林还是不同意,说:“我也不管究竟会不会偷走,也管不了这许多。我们做儿女的,尽尽自己的心意就是了。”

    话说僵了,李玉媛就从隔壁房里走出来,摆起做母亲的架子,大声大气地说: “你们不要吵,由我来做主。你爹爹一生败家当,我们一家人都吃煞他的苦头,有一口薄皮棺材给他困,很对得起他了。还要怎么呢,总要替后代想一想呀,他还能再把好东西带走吗?一口寿村现在值多少钱?顶小户人家一半家当呢。留下来,不给他了,何况还有偷呢!”浩林说:“娘,爹总是爹,说不过去的……”李玉媛抢过去说:“是爹,不错。既然是爹,他就该替儿子想想,他配吗?要是他配,那么我呢,我将来你们打算让我困什么棺材?给你爹困,不如给我困。我困着,也对得住你爹的。”接着,她又和缓了口气说:“说它做啥呢,我也不是想留着自己困,我不过是替你们打算就是了。要是我真死了,我还同你们争什么呢?用柴草编一只窝,葬了算了。我一样也不要带走,全留给你们。”

    就这样,李玉媛作了主。拆了一重夹墙板,钉了口薄皮棺材,安置了范焕荣。

    范焕荣窝窝囊囊地活着,也窝窝囊囊地死去。其实他已病得很久了,但是他一声不吭,无穷无尽地沉默,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怎么样。后来躺着爬不起来,李玉媛还骂他“懒,贪图快活。一个人活到要人侍候,为什么还活着呢!难道害老婆、害儿女还没有害够吗?老天爷,你睁睁眼,为什么有用的人倒死去,没用的人倒活着,不能替换一下吗!”

    范焕荣照样沉默着,尽骂不开口。

    范浩林很忙,但每次回家,不见父亲,总要问一声:“爹呢?”知道他病了,每次都来看他,问他觉得怎么样,范焕荣总用他那失音(过去吸毒饮酒的后遗症)的喉咙懂懂地发出极低的尖音说:“好啦!”

    他说得很明白,但意思其实很模糊。是身体“好啦”呢?还是快要进入天国了呢?

    有过几次,他曾经叫住浩林,想说什么,但终于又没有说,只是把头点点。又摇摇。好像这世界上,无非就这么两个动作,可以包罗万象。

    后来病重了,李玉媛毕竟同他有夫妻之情,也伴了他几天;悲悲切切的,心里确实有点难过。只不知是替丈夫难过,还是替自己难过。两种感情交织在一起,原是分不清楚的。

    范焕荣始终没有同李玉媛说什么,难受的时候,哼哼唧唧几声,就算了。并不主动要什么。一直到最后,李玉媛眼看他不好了,凄惋地叫着他的名字,问他还有什么话说,连问了几声,范焕荣才含含糊糊地用最低最慢的声音,说了一声“好— —啦!”戛然而止,打了句号。

    于是李玉媛明白了,她的丈夫,到临死都没有谅解她。她很伤心,真真大哭了一场。哭声里夹杂着她的诉说,很难听清,意思似乎是:夫妻一场,为了什么哪?

    后来大伯焕良临终,说了那样慷慨的话,为了下一代,不愿困棺材,也可算得悲壮了。他一生挥霍败落,到头来竟有这等、觉悟,简直同她李玉媛想到一块儿去了。由此可见,她一贯来的思想实在是没有错。人生在世,为儿为女。只可惜范焕荣枉为焕良的弟弟,总也不曾觉悟到这一点。

    李玉媛想着这些,在大伯范焕良的灵堂里,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

    到此为止,范焕良兄弟一代的事情,似乎应该收场了。剩下妯娌两个,年纪已大,不再有所作为。谁又知道,只为范焕良死前说了那几句高水平的话,竟又惹起下一代许多风波。

    范焕良的丧事办过以后,在范浩泉家里,很快就出现一种不安而紧迫的气氛。似乎有过多的沉闷,过多的思考,过多的焦虑,过多的低声促促之谈。这些一开始发生在浩泉和吉娣夫妇之间。李玉媛很快就被卷进去了,并且进入漩涡中心,不由自主。

    自从范浩泉同周吉娣结婚以后,李玉媛在家庭的地位正在急速下降,原先她已经从当家人的位置上退下来,但还不失为儿子的参谋,但周吉娣来后,她主要的职务只能是保姆了。看家、洗衣服、扫地、烧饭、洗碗盏……如此而已,她人老力衰,即此也很累了。偏偏这周吉娣,虽然出身农家,倒也极爱清洁。衣服换得很勤,李玉媛吃力气喘地替她洗了,她还要查查洗得干净不干净。年轻人的眼睛尖,毛病当然一挑就挑出来。于是就笑话李玉媛,说人都快老死了,连洗衣服也没有学会。当时的社会风气,确实已经起了变化。像周吉娣这样的青年妇女,都明白一个人在家庭中的地位,要靠能赚多少工分。所以,原来的封建婆媳关系,往往就成了新型的婆媳关系。如周吉娣和李玉媛便是。到了这个地步,在旁人看来,李玉媛也够可怜的了,但是她并不这样想,她有她的精神支柱。说到话头上,她还硬梆梆表白说:

    “从此不碍了。儿子、媳妇都能干,正好一对,再也不用我担心。”

    她还是太乐观。担心的事儿并没有完,它就找她来了。

    找她的那天黄昏,晚饭吃得迟了一点,已经不得不开电灯了,而且吃得极沉闷,范浩泉几乎目不斜视,一直定定地看着手里那只碗。好像那碗里不是薄粥,倒是些极具吸引力却又难以猜透的谜语,把人弄得苦思冥想,忘掉一切。吃过晚饭,李玉媛洗锅、洗碗、抹桌完毕,坐下来歇息。儿子便叫吉娣去把大门闩了,大家静坐片刻,吉娣的眼风朝浩泉扫过去,一刷一刷的,浩泉才慢吞吞地开口说:“娘,你可曾听见焕良伯伯说的那些话?”

    “听见啦。”李玉媛伶伶俐俐地说,“大伯伯不像你爹爹,他就想得透,连棺材都不要。”

    “哼。”范浩泉冷冷一笑,顿了顿说,“娘,那关我们什么事,他省下来,又不会给我。”

    “那……”李玉媛想不起还有什么了,“他还说了什么话呢?”

    “他不是说金棺材,银棺材都困脱了吗?”儿子提示说。

    “啊。”母亲记起来了,“是听说他有这句话。”

    李玉媛毕竟老了,迟钝了,极难消化传递给她的信息。所以儿子不得不再提示: “他说这话是啥意思?”

    “啥意思呢,”李玉媛平平淡淡地说,“他是天良发现,说的老实话,都给他败光了。”

    “对了,”范浩泉说,“娘,你再味味[注]他的话。”

    “还有啥呢?”

    “啥呢,啥呢,你就缠不清爽了。”占据了婆婆地位的媳妇早已不耐烦,一开口就狠斤斤地说:“别的不晓得,棺材你总看见过的。你说,打一口金棺材,要多少金子?打一口银棺材,要多少银子?”

    “谁晓得呢!”

    “大伯伯就晓得!”

    “他晓得吗?他又没打过,他怎么晓得呢?”

    “他不晓得,怎么会说那句话呢?”

    “他牛皮,吹吹的。”

    “死都快死了,还要吹什么!”

    “他要不吹,哪儿来打一口棺材的金子、银子?”

    “就是哪!”儿子觉得母亲终于有点明白了,“大伯伯有打一口棺材的金子、银子,为啥我们没有呀?”

    “哎——”李玉媛这才真的明白儿子媳妇的用意了,她哎了一声就呆住了,那嘴巴就抿不拢来。

    大家聚精会神,认真得话都不想讲。经过了好长一个停顿以后,范浩泉才自言自语地问:“究竟是多少呢?”

    李玉媛像被鞭子猛抽了一记,哇的一声叫出来,一拍手就号哭道:“我不知道哇,他们一直瞒住我,我怎么……”

    范浩泉威严并低声喝住道:“不要号!”

    李玉媛马上就静住了。

    范浩泉冷酷地说:“我原就不相信,怎么只有五百块呢?”

    周吉娣附和说:“莫说范家村,就是我们村上,都晓得你们上代的有银子。名气那么大,何止一点点!”

    李玉媛没法开口了。她不禁撇过头去,朝着厨房里的那只大水缸发怔。她记得很清楚,大儿子浩林过了满月,有一天上午,她在灶边做菜,公爹范全根走了进来,慢慢地踱了一圈,看周围没有旁人,便凑到她身旁,指指大水缸低声告诉她,缸底下泥土里埋着一个黄泥罐,里面装的银元,是给孩子的。

    李玉媛虽然不笨,但很少知识。她始终不曾弄懂“给孩子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注]。但有一点她非常清楚,孩子是她生的,“给孩子的”这笔钱,也就等于是给她的。至于为什么要给孩子?她也领会错了,只当是公爹对儿子失望了,才把钱直接传给第三代。当然,她也完全清楚,公爹把这笔钱给孩子的时候,就只有一个浩林,明明是给浩林的。但是后来有了浩泉同样是她的孩子,同样是公爹的孙子,所以应该同样有分享这笔钱的权利。结果则完全颠倒了,她出于对幼子的怜悯和偏爱,竟瞒过了浩林,把它全部给了浩泉。当年分开过日子以后,很快就移缸挖土,挖出一个小黄泥罐,里面有十卷油纸包的银元,每卷五十块,一块不多,一块不少。他们大概是有福之人,因此银元并没有化成一罐清水。范浩泉有了这么多,自然眼睛大了,结婚那天晚上,周吉娣不知就里,居然班门弄斧,拿三块银元当宝贝,叮叮敲着作耍,还问浩泉见过没见过,便留下了一个大笑话。

    范浩泉一个人私底下独占了祖宗的好处,站在旁边冷眼看着哥哥浩林辛辛苦苦、忙忙碌碌地为一家人的生活奔走,还觉得自己吃了亏,总认为哥哥欠着他的债,一有机会就要求哥哥帮忙给他好处。倘不能得逞,还有个慈爱的母亲供他使唤,为他保镖。这位老弟的心胸,真可算做得精致了。而范浩林的孝悌之心,也实在感人,能够帮忙的地方,他总是无微不至地关怀的。

    范浩泉实在是太舒服了。可是,想不到大伯伯的那句话,严重地破坏了他的安宁。原先认为自己是沾了光的,一下子发现自己受蒙蔽,被欺瞒,上了大当,吃了大亏。那一股股委屈、愤恨、妒忌、贪婪之情,像一条条蛇在胸腔里乱窜,实在没法形容是什么滋味。

    范浩泉本来也晓得爷爷有银元,有很多很多银元的。留下这五百块,同传说里的情形比较,实在太少了。但是他没有怀疑过,只以为都被败光了。败光的不是大伯和他父亲,而是他的祖母。是出于祖母对社会的无知。既成事实,无可挽回,只好空剩叹息了。可是,大伯焕良那句话一说出来,它就证明,除了祖母败光的那一笔之外,还存在过另外的一笔。这一笔是被大伯私底下败光了。虽然未见得真如大伯所说,能打什么金棺材、银棺材,但定然是一笔很多的钱。究竟有多少呢?

    现在一共发现了已经败光的两笔,从前爷爷替两个儿子分家,银元没有分,但因地房产,都是作三份分开的。那么,爷爷对于他的银元不分也罢,要分的话,不应该是两份,必定会有三份。要是不分,那就尽在祖母胸口的布袋里成废品了。现在呢,发现有两份,就证明是分了。一定还有一份。这一份该是分给他父亲焕荣的。

    这一份在哪儿呢?是否就是这五百块呢?不,这不可能。要知道大伯是见过世面的,五百块钱对他来说,决不会夸张说成是一口金棺材,银棺材。既然他那么说了,一定要多得多。

    “究竟有多少呢?”范浩泉觉得可惜了。其实是可以弄清楚的,当年祖母寿终的时候,如果范浩泉已经长得像现在这样大,他绝不会仅仅为祖母胸口那个布袋懊丧,他一定会数一数,那里面究竟有多少废票子,也许就能够推算出是用多少银元换来的了。晓得一份是多少。就晓得三份是多少。他相信每份都是一样的。

    后来李玉媛也说了,那五百块是给孩子的。范浩泉可不糊涂,他一猜就着,这是爷爷专给长孙——他哥哥浩林的,是三大笔以外小小的一笔。他原不该拿,可是发觉不该拿的时候,拿了也已经吃亏了,不拿不是更吃亏吗?

    那一大笔银元究竟在哪儿呢?

    “娘,你再想想,再仔细想想。”儿子说。

    “这笔钱不会没有的!”媳妇跟上。

    这叫人没法回答。

    “爷爷把钱藏起来了,告诉谁呢?”媳妇又说。

    “爷爷只会告诉你,他不相信爹爹。哥哥又很小,不懂事。”这一次是儿子跟上。

    “那五百块钱不就是告诉你的吗?”媳妇逼紧了。

    李玉媛被弄得目瞪口呆。

    “我……想不起来……”她说。

    “你怎么会想不起来呢?”

    “我想不起你们爷爷告诉没告诉我……”

    “爷爷怎么会不告诉你呢?”

    “你再想想,这是不能够忘记的!”

    李玉媛张了张嘴巴,没有出声。

    “怎么会忘记呢?水缸底下五百块银元都没有忘记。小笔钱都记住了,大笔钱倒会忘记吗?”这话,如果是李玉媛说,那是辩解,表示自己绝不是忘记,肯定是公爹没有告诉她。但是这同样的语言,一字不改,却由媳妇周吉娣嘴里说出来,则是堵李玉媛的口,确定她一定知道,要她老实讲出来,不许装糊涂。

    李玉媛的喉咙被噎住了,什么也说不出,什么也吐不出,火辣辣烧得于痛。她憋得慌,需要排出些什么才舒服。于是眼泪便像观音娘娘净瓶里的水,一滴滴闪着亮光流出来。

    ……

    有些事情,本来已经糊糊涂涂过去,早该忘记了。本来已经到了要弄清也弄不清的时候,那就更应该一笔勾销。可是偏偏斩不断,猛然间会冒出个讨命鬼来催促你说:“你再想想,你再想想……那件事……”

    是的,那件事,那件没法对人说的事,李玉媛并没有忘记。当年公爹在水缸底下埋的银元,不是五百块,是六百块。其中有一百块,是李玉媛暗底里取走,送给她的亲弟弟娶媳妇用的。没有这一百块,弟弟的婚事就办不成。她的爹娘把李玉媛嫁到范家来,算是攀了一门高亲。他们希望什么呢,就希望李玉媛能够私下里补贴点,使日子过得轻松些。李玉媛无论在感情上和道义上都是无法推卸的。但如果给范全根家的人知道了,那就会把她看成家庭里一个可怕的漏洞,一个养在家里的贼。她不但会受到冷酷的惩罚,并且将永远失去信任。所以她总不大敢。她已经感到,公婆对于她这样一个娘家拖累很重的媳妇,暗底里是提防着的。她每次回娘家,总觉得背后有一双冷眼盯着她手里拎的包裹,像要把它看个透,使得她心不宁,胆生寒。后来碰到了弟弟的尴尬婚事,她如果不帮忙,她的父母弟妹都不会原谅她,她只能够冒一冒险。而且,那么多的银元她从来不曾见过,也极富魅力诱惑她掀过水缸看一看。好不容易,她找到一个安全的机会做了这件事。之后一直平安,公婆并没有发觉,然而她总疑疑惑惑,一时觉得公婆对她冷淡了,一时又觉得并不,认为还是自己心虚的缘故。既而又认定并非心虚,公婆确实对她冷淡了……一会儿这样想,一会儿又那样想,横竖不安。后来因为公婆终于没有查问,也就吃准他们并不知道。安下心来,不再去想。这个逻辑自然过于简单,连“公婆知道了也可以不加查问”的可能性都排除在外,可是过了若干年,现实忽然逼她回想起这件事,便吓了一跳:莫非公婆知道了这件事,已经不再信任她,因此才没有把那笔鲁藏告诉她吗?

    可是公婆都已不在了,谁能证明这一点呢?啊,倘若真是为了这件事,她怎么对得起儿子呀!

    从这时候开始,李玉媛整个萎下去了。她像他的丈夫一样沉默下来,痴痴的,畏畏缩缩,做事走路,也不敢发出响声。这个家庭里,好像死去的不是范焕荣,倒是李玉媛。李玉媛替代了范焕荣了。她连范焕荣还不如,她在不公平的待遇面前,连消极抵制的精神都没有;有的只是怨艾。这怨艾大概也有百分之五是对儿子媳妇的吧,因为他们不相信她;而百分之九十五纯粹是自怨自艾,毕竟是她对不起儿子媳妇呀!这么大的事情,原本是应该由她回答出来的,她居然糊涂了,因此把一大笔财富不知丢在什么地方,要找找不着……这损失有多大,她一生做牛做马,也补不起这损失一只角。这不又像她婆婆一样,糊糊涂涂败光了一份家当,害了儿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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