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嫣就说起南方的怪病，说起姐夫的遭遇。

    卫老师说，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的和你一样啊。

    达摩说，怕就是茹嫣女士的大作呢。

    卫老师就说，当时没注意谁写的，我还把它转给了几个老朋友看。我觉得那一篇东西很真实。真实的东西，看得出来，就像假的也看得出来一样。

    大家就又谈了一会儿怪病。

    卫老师说，其实，大自然中，有各种各样的瘟疫恶疾，是很正常的事，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欧洲历史上几次大瘟疫，人口死了一半，现在他们不依然好好的？不知道为什么，到了我们这里，就把它政治化了。我记得解放初，就有这种内部规定，重大传染病不许乱说。那时候，老百姓之间消息闭塞，不说就等于没有，很有效。别说隔个一两千里，就是城东发生的事，城西也不知道。当时还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你如果说了，不管是不是实事，可能就是别有用心。

    然后，大家就顺理成章地说起国内外大事，腐败问题，修宪问题，教育问题，治安问题，朝核问题，巴以问题，西亚问题……天马行空，纵横捭阖。

    天下大事说完，达摩就说，我刚添外孙了，年三十夜里。

    卫老师吃了一惊，哈哈大笑起来，你有外孙了？你竟敢有外孙了？你才多大呀？

    达摩说，五十一了。旧社会，该叫半百老人啦。

    卫老师直摇头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时间太厉害。也是，从我在陶陶斋见到你，一晃快四十年，难怪古人说人生如梦。

    大家就算着说着感叹着。

    卫老师说，有了外孙，如何感觉？

    达摩说，总觉得是添了个儿子一样。没找到做外公的感觉。

    大家就笑。

    卫老师说，不便去看他，得给他点什么礼物才好。

    赵姨也说，缺什么，跟我们没客气可讲的。

    达摩说，什么时候有兴致了，写幅字，就是最好的礼物。

    卫老师说，这个我答应。总还得有点别的，你就不管了。

    每次聚会，卫老师都会像少年与同伙们分享隐秘一样，说一些近期各类动态、传言、好书好文章。达摩和毛子也回敬一些此类信息，都说得兴致勃勃的。

    对于茹嫣四十多年的人生经验来说，这些人，这些话，都是新鲜的。但是她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想一想，便连接到遥远的俄罗斯，连接到普希金、赫尔岑、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他们笔下的一些人物。在空气中能够嗅到一种锋锐的、热情的、反叛的、诡秘的，甚至危险的气息，你总能感觉到他们身体内有某种力量在漫溢出来。他们许多看似平平常常的话，也能够读出里面的多种意义，让人总是充满一种紧张感。不论是对思想，还是对智力，都是一种挑战和刺激。

    见大家大过年的只顾说一些天大的话题，赵姨笑笑说，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呀？一见面就是天下大事。便让大家吃点东西，说是过年前，她和卫老师专门去买来的。

    卫老师应付事似的剥开一只香蕉，小小咬一口说，刚出一本书，给你们一人一本，算是压岁钱吧。

    便让赵姨去书房取来。

    作为一个不到二十岁就开始了文字生涯的人，卫老师直到六十岁之前，没有一本书。八十年代以来，每隔三五年，就会有一本书出来。到了九十年代后半叶，几乎年年都有书出，而且是越来越有份量，越来越有味道。卫老师的书，很随意，往事，友人，读书，音乐艺术，思想文化，涉猎范围很广。近几年，卫老师将数十年前的一些思考，写成了一些随笔、散论，其尖锐深刻在读书界知识文化界引起很大震动。卫老师出了书，不论样书多紧，“青马”的几个是每人必有一本的。卫老师的一个老友，给他刻了两枚闲章，一枚是“七十不惑”，一枚是“八十知天命”。他很喜欢，便用来做书章。前一枚，过完八十大寿之后，就收藏起来，启用第二枚。

    赵姨拿来三本书，递给每人一本。书名是《一个老人和一个制度的对话》，达摩和毛子的已经题签好。

    茹嫣一看自己的还是空白，便说，您得给我签名啊!

    卫老师说，我不知道今天还有一位新人来——说着从茹嫣手里拿过书来，问茹嫣是哪两个字？

    达摩说，如果的如，心不在焉的焉。

    茹嫣说，写我的原名吧，要不然别人会以为您写了别字。

    茹嫣就告诉了自己的原名。

    卫老师说，茹毛饮血的茹啊？怕是胡人后代呢!骑马打仗的游牧部落。

    茹嫣说，我母亲也这样说过。只是那些骑马打仗的先人没文化，没有留下家谱，只好乱猜了。

    卫老师一笑说，胡人后代也可以如此斯文了。那个写小说的王安忆，好像也谈到这一点。要算母系的话，她也该是胡人之后，我记得好像是突厥。

    卫老师戴上眼镜，向茹嫣凑近一些说，我来看看，有没有一点突厥人的样子，该有一点异国风情才是。

    经卫老师这么一说，达摩和毛子说果然就看出一些异国风情来。弄得茹嫣红了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