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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莹那天匆匆赶到梅家弄，刚到吃中饭时间，估计许家两姐妹不会到得这么早，付了三轮车钱，就到正街上那爿新开的东洋照相馆里转了转。听说开这爿照相馆的是一个从温州来的女大学生。这个温州女大学生原先据说还是个“学运”积极分子。被开除过两次。后来又被巡捕房捉去，吃过六个月官司。又被送到木堡港外那个“江苏省第三女子监狱”接受“感化”。做过“具结”。也就是写过保证书一类的东西，保证改过自新，下不为例。北平解放后，新政府把市属最大一个拘留所建在“自新路”上。那一片地域原名又叫“半步桥”。这实在太有意思了。历来的体会都是，人和鬼、地狱和天堂之间往往只差半步。而能不能跨过这关键的半步全看老弟老妹您肯不肯“自新”。做人的道理就这么简单明了。但由此而引发的麻烦却历千百载从未平息。因为人世间的“自新”标准，太多，又太不一样。不同的人固执着各自不同的自新标准，在种种利益驱动下相互较劲，于是就上演一出又一出多少总有些重样的历史活剧。拿这个女大学生来说，具结完毕，回到上海，重返原学校是不可能的了。她也没再去找原先的“同志”。在第三女子监狱所度过的那段生活，使她充分感觉到，要按“同志们”的标准去“更新”眼前这个世界，几乎是不可能的。
（自已被捕、入狱、抬大粪桶、穿着灰色号衣跑步、被强行接受男狱警的体检后深夜的痛哭、黎明时分的呆木……当经历了这一切一切的天翻地覆以后，她原本以为这个世界会跟她一起“痛哭”。“挣扎”。但当她走出监狱大门时，发现一切依然如故。平静如故。无聊的依然无聊。卑鄙的越加卑鄙。小树甚至长出了新枝。生煎馒头摊上的生意还是那样的红火。或冷漠。我这究竟是在干什么又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又在干什么？）但她不愿回温州。或者说她愿意回温州，但得去赚够一笔路费。万一赚得顺利，够她在上海再租间房再进修个专业再买些化妆品高跟皮鞋晚礼服，再买一张大学毕业文凭，她也可以不回去。她说哪儿的青山不埋人？您说呢？于是她在这个照相馆里找了个“混饭混路费”的差使。当时的老板是个拿德国护照的“白俄”。一个沉默寡言，又能吹得一口好长笛的老鳏夫。整日端着个镀银铜把茶杯，衬衫领子总是浆洗得笔挺笔挺的。进了照相馆，她才知道这里名义上是个照相馆，实际上却是个拉皮条介绍所。当然也照相。照完相，（或照之前就）上前搭话。女学生。白俄女侨民。刚到上海来帮佣的乡下女孩。想时髦又时髦不起来的新做厂女工。还有一些满腹心机的姨太太和渴望浪漫冒险的“千金小姐”。有的需要钱。有的需要安慰。都盼望这安慰发自一个有钱有身份的男子。还奢望他身心都干净。老家伙做的事，便是从中“搭桥”。留声机里轻轻地放送着“维瓦尔弟”。同时收取双方的定金和回扣。这个温州来的女大学生开始说，我只管照相，别的我不管。他点点头答应了。后来她说你想找哪位女士打招呼，我可以帮你去跟她们打招呼，但具体条件我不谈。他又点点头答应了。两个月过去了，在一次留声机继续放送“维瓦尔弟”的长笛协奏曲时，她说，我可以替你去跟她们谈条件，但我不要你为此额外付给我的报酬。这次他略感意外，但仍没作任何坚持、开导，还是颔首应诺。这一天晚上，老家伙提早赶走了所有的顾客。熄灭了大玻璃橱窗里所有的彩灯。掏出一大串烯里哗拉响的钥匙，小心翼翼地锁上了金属保险柜。第一次邀请她到自己家去作客。现在已经不记得那幢房子到底是在山阴路上还是在祥德路上。总之是一幢红砖清水外墙已经有点发黑、有一圈水泥围墙包围、几棵阔叶老树稀疏、楼道里充满了洋葱羊油和洋蜡气味、窗外都装着铸花铁栅栏的大杂楼。所谓大杂楼，是借用北京的“大杂院”一说。意指楼里多户人家共住。楼后大致都有一大片难得的开阔地。开阔地上晾着许多纯白床单和杂色床罩。再往远处是一家竖起几根细高细高铁皮烟囱管的铁工厂。煤烟熏黑了许多的竹篱笆。一群群灰色的鸟雀盘旋在从市郊直插市区的高压线上空。
老家伙只住一间房，但实足是个很大的房间。门扇上铆上了一整张铁板。给人的感觉是，仿佛自己正在进入中央银行的地下金库。双层玻璃窗外同样装置了铁皮做的护窗板。房间里极为整洁。铺着白色挑纱桌布的小圆餐桌上，少不了要有一个银饰的大茶炊。只不过，他的这个特别高大。精致。橡木粗圆腿的双人大床前铺着一张熊皮。这和墙上四处挂着的桃木镜框和镜框里那些发黄的家人照片和照片里的温馨遥远，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照。有一个角落专门是堆放书和画册的。不算少的一大堆。全是些羊皮面烫金精装的俄文原版印刷物。她问，这些都是您从俄国带来的？他默默地笑了笑，尔后转过身反问，有这可能吗？你不要忘记我们这些人都是逃离俄国的流亡者。流亡者能从祖国带走的，只是命。她又问，那么，这是您来中国后收集的？他点了点头。“那您还是挺爱国的嘛。”她淡淡一笑，语意里不免流露出一丝嘲讽。对于她的这种挖苦，他未给于丝毫反应。也许是觉得不值得作任何反应，或者是不想轻易跟人谈论“爱国”这么一个宏大的话题。这个话题对他来说，也许是过于的沉重和艰涩了。
“那这些照片呢？是您家里人？”她背着双手，调皮地问。老家伙首先肯定这些都是他家人的照片。尔后耸耸肩告诉她，它们都是他当年带出来的。除了一条命，从老家带来的，就只有这些照片了。照片上自然有古老的木屋。有苍凉的原野和仿佛泥泞的天空。有娜塔莎式的小女孩。有伊凡式的大男孩。有玛露申卡式的大婶。有阿历山大·阿历山德罗维奇式的大叔。有猎枪。有皮靴。还有一辆一九○六年美国造的派克汽车和远处稠密高耸的白桦林和一条黑白毛相间的猎犬。黄黄地陈旧，仿佛上演契河夫剧本时拍下的剧照。那晚上，他跟她讲了许多。一直讲到西伯利亚的风暴和叶尼塞河河口的小木筏。一直讲到那把高大精美的铜茶炊不再向他们发出好听的嘶嘶声。
然后，他低下头去沉默了好大一会儿。那女学生（她姓杨）没有做任何事来打破此刻出现的沉寂。她突然意识到，老家伙今晚是有话要说才把她请到家里来的。也许是一些自他逃离故国后，从未跟人说过的什么话。但总不会是为他当前做下的“龌龊”，作什么道德上的辩解吧？
“祖卧”
果不其然，老家伙突然一转话锋，居然提及这个他向来怕提的字眼，眼眶也突然湿润了，抬起头直瞪瞪地看着她。
“祖国怎么了？”她见他不往下解释，便嘲讽道，“祖国怂恿你在我们上海干这种脏事？”
一霎间，他脸上涌出的那许多痛苦和仇恨仿佛用石膏浇铸出来的，完全凝固。但很快他那表情丰富的眼神里却又只剩下老人式的宽谅和自嘲了。
“Miss杨，（这家伙还从来没有这么称呼过她。平日里总是叫，嗨，杨。）我也曾像你一样的年轻……在彼得罗夫斯克机械专科学校读书时，也曾跟警察先生们开过许多不大不小的玩笑。这一点，我跟你相像。我们两个还有一点相像的是，我们都对我们的祖国肯定要发生的大变动，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
“你觉得我们这儿也会像你们那儿一样，发生什么大变动？我说你这些年来在中国真是白待了。中国人是那种有劲的人吗？我看你是拉皮条拉糊涂了！”
“哐”地一声，老家伙把他手上一个宋瓷茶碗忿力拍碎。
“哐”地一声，“Miss杨”也把她手上一个金边茶碗用力地向墙上扔去。
两人怒目相视。两人几乎又同时背转身去。
“我……很喜欢你的跟我相像……但我觉得你……Miss杨，你还是可以做两种选择的……”过了好大一会儿，他又完全温和了。“我可以资助你继续上学……我并不希望你留在我这里混饭吃……”
“谢谢啦。我的好爷爷。”
“我可以一直资助你上完大学。”
“喂，今晚你到底想干什么？装什么正经？想跟我睡觉，说那么多无聊的话干什么？”当她大叫大嚷着，转过身来时，看到他手里拿着一摞钞票，在向她不住地晃动。“很大方嘛。预付那么多？”她冷笑道。但没等她把话说完，那摞纸币便已经狠狠地飞到了她的脸上，尔后又窸窸窣窣地四下里飞撒到房间的各个角落，恰如一阵林下风。尔后就十分地沉静。尔后她拿起小巧的坤包就向外走去。但是那该死的门上不仅铆上了厚重的铁板，而且还装着好几把十分复杂的暗锁。她居然拨弄了好大一会儿也没能统统打开它们。
“替我开门！”她叫道。
他怔怔地看着她，一动也没动。
“听到没有？打开你这狗门！”她用拳头擂了两下门。
他依然没动。
她冲过去，从壁炉架上抓起一只黄地青花缠枝纹梅瓶，做出那种姿态，仿佛房主如若再不开门，她就要对不起这只雍正年间的古董了。这可是值“老价钱”呐！
他果然动了一下。蹒跚地走过来，缓缓地从她手里拿下瓶，然后去开门锁。在一阵嘁里咔嚓响过以后，好像是为了告诉对方，门已经打开，他稍稍地往后退了半步，让出一点空隙，以便让她走过去。她没敢再看他。脸颊上被钞票击中的地方，依然透出一点热辣。而由这热辣和刚才那一番龈龋带出的心底无名颤栗，却又造出一阵阵从她身上不断技掠而过的寒战。当她的手抓住那冰凉的铜门把时，她感到被老家伙的一只手凉凉地覆盖住了。她猛地挣了一下。但以后发生的事，似乎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一切几乎再不容她挣扎辩解推操。坤包很自然地从她手里掉了下来。她觉得自己一下子被重重地挤压到那扇该死的冰凉的铁门板上，就像是飘浮起来，无侬无靠。她感到自已被贪婪地舐食。被潮热地抚弄。揉搓。当然，接下来的事，便做得非常老练，也非常粗暴。一反往常、却又是意料之中渴望着的粗暴。
第二天早上，等她醒来时，那件被撕破的衬衣早已被收拾掉了。代替它的是一件崭新的绣花真丝内衣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床沿边上。老家伙默默地坐在窗前，从背影看，他从来也没有显得这么衰弱过。后来的日子里，他再也没有跟她提过什么“祖国”和“上学”之类的话。“照相馆”里该干什么还干着什么。所不同的是，她渐渐接管了馆内大部分的“业务”。他则更多地待在家里，悉心收集整理那些有关“祖国”的典籍。还要参加一些他不想告诉她的白俄聚会。他俩之间再也不必“委拒”，也无须“退让”。“争执”。一年多以后，老家伙在去参加一次白俄聚会时，走到国际饭店后面白克路黄河路附近，被一辆突驰而来的汽车撞了一下，车上的人还向他连连打了三枪。枪声在那狭窄的街面上低矮的屋檐下发送得尤其惊心动魄。人送到医院，已无法抢救。丧事是她给办的。按警局的要求，必须简而又简。她把他房间里所有的东西（特别是带文字的）仔细地整理了一遍，仔细得像乡下老太蓖头发一样，但让她惊奇的是，她居然到最后也没能发现他的真名实姓究竟是什么。所幸的是，他留下了一个有法律效应的一张遗嘱。他把所有的财产，当然包括那个“照相馆”，留给了她，而把所有有关“祖国”的那些“典籍”留给了住在海格（华山）路上的一个叫克尼亚赛娃的白俄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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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老家伙遭遇不测之前，还是出资让这位“Miss杨”去了一趟美国，在俄亥俄州电影专科学校进修了一年。导表摄录美，生旦净末丑什么的，统统过了一遍手，掂了掂分量。这当然对办好这个“照相馆”也还是有用的。她还经常到小南门的沪星影业公司去客串拍戏，逢人就感叹：“我这个人就是为电影为艺术而生的。除了电影除了艺术，我随便啥都不在乎。”
黄克莹早就晓得有这样一爿“照相馆”这样一个女大学生。一直想来看看，却一直也不敢踏进门去。好在照相馆接待厅里还摆了两三张玻璃柜台，专门陈列一些能为常人感兴趣的家用收藏品，比如吕宋烟、雕翎扇、内画壶、百灵台、煤油灯、鞋拔、玉镯、蟋蟀罐、袖珍红木家具、碑帖和除寿山田黄昌化鸡血青田羊脂冻以外的各种石章……还挂了十几套据说是言菊朋的老师红豆馆主、以及陈彦衡王瑶卿等人用过的“行头”。据说这些“珍赏”全是那个东洋人阿部提供的，供那些男人在等待之余浏览赏玩，真有意了，也可带东西来交换，或赊买。阿部更希望是交换。他认为，真正的收藏家一般是不肯出卖自己的藏品的。
黄克莹进得门来，还是有些拘谨。但几分钟后，便放松了许多。此间的气氛和她进门前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男客大都瘦弱。文质彬彬。多数呢帽呢大衣丝质白围巾或鹿皮手套。装作互相都不认识（也许真不认识）的样子。匆匆而来的女客则一般都先被引进另一间被标为“第二摄影间”的小室密谈。小室的门自然要密闭，门上还挂着一幅长长的完全用白绒线勾织成的门帘。它白得好像是几分钟前刚挂上去似的。白得让人惊心动魄。然后就是几位妙龄侍女，只化素妆，只穿素服，绝对地恬静不苟言笑而又温和淑文。只有一位侍女细声细气地用一口纯熟的京白上前来招呼她，小姐，您照相？黄克莹忙摇头，连说不照不照。我随便看看。尔后心就一直别别地乱跳。如果不是实在受不了自己那种暗自汹汹的心跳，她想她还是愿意再在这店堂里待一会儿的。
为什么，居然也愿意再待一会儿？
她在马路对面发了一会儿愣，再回过头来重看了一眼那“照相馆”，便逃也似的匆匆离去。
早年，梅家弄里有条梅家浜。梅家浜上有座三官塘桥。它们都曾是远近闻名的场所。闹猛（拥挤）。混乱。后来河浜被填平，三官塘桥也被拆掉，统统修了马路。近年来这一带又陆续修起不少二楼一底的新式弄堂房子和一楼一底带天井的老式石库门房子。当年作为梅家弄标志的梅家大宅，早不如从前气派，但毕竟保存了下来。其实梅家大宅还是梅家大宅，那一圈足有两人高的黑墙篱笆还是有两人高。大门外那口水井还是那么清凉。井旁边的那棵桃树年年还在唱着“人面桃花异样红”。但今朝黄克莹走进梅家弄，一过三官塘桥旧址，远远看见梅家大宅的黑墙篱笆，不知道为啥，就有一股说不出的酸辛涌涌地顶着她的心坎，总叫她一阵阵发慌。心虚。
其实她从来没来过梅家弄。从来也没有进过梅家大宅的门槛。
那一天，许家两姐妹和经易门同时都约了她。两辆黑壳子小汽车同时开到她家门口。都约她到梅家大宅来见面。当黄克莹在那个“照相馆”瞎消磨时间的时候，许家两姐妹之一的许同兰早已在大宅里等着她了。许同兰同样心神不宁。
为什么要把黄克莹请到这个梅家大宅里来说话？
说不清。
假如说去谭家花园不方便，也完全可以到东雅、大都会或九宫包个房间，或者到克莱门公寓去租间房子嘛。
包房间不好。太俗气。租房间又太显眼。
她喜欢平实一点，有个“家”的气氛。
她要在一个“家”里接待她。
她感到从未有过的焦躁。干热。而又急切。
许家两姐妹背着谭家人，在外头开店办厂，也是实出无奈。
她们是两位姨太太。而且跟别的姨太太还不一样。她们两位的娘家没有背景没有后台也没有靠山，也就是说，她们的娘家太普通太没有实力太不可能在必要的时候来保护她们于万一（这在谭家上下几代众多的姨太大中间，的确是绝无仅有。最起码也是少见的）。即便雪俦身体好时，她两在谭家门内尚且有许多可虞可虑之处。更何况现在雪俦几近朝不保夕，她们的确不能不为自己的今后作一点打算。虽然，不管怎么样，今后在谭家门内，饭，总还是有得吃的；房，总也是有得住的。零用钱总还是可以逐月地从谭家账上开支的。但那会是一种什么日子？这种日子从谭老老先生和谭老先生留下来的那一群老老太太老老姨太太和老太太老姨太太们身上已经可以得到充分的明证了嘛。她两不想再加入这一个终年穿着黑缎子黑丝绒黑香烟纱黑毛直贡呢黑条子府绸黑旗袍裙和黑晚礼服的队伍，去守着下一个也将在五十二岁前憔悴而去的男人，像一个影子似的不死不活地被喂养着，营营苟苟地操碎那毫无意义的心机。
（意义？难道我们今天还要谈论什么意义？是的。要谈。当有人一面故作冷漠地告诫世人根本不存在任何生存意义生存兴味，一面却又猴急燥热地在稿费汇款单上签字点收，一面在盘算下一步投资趋向的时候，我总觉得，也到了这种蹩脚的玩闹剧收场的时候了。）
许家姐妹原本就没打算指望在谭家“交代”掉自己的一生。当初跨进这个谭家门，也是“出于无奈”。当然了，当初“逼迫”她两的既不是谭雪俦，也不是经易门，更不是她们许家的什么人，应该说是她们自己把自己“逼”进谭家这个大门里来的。当时还得感谢谭雪俦，使她两免于陷入更不能自拔的困境。但这许多年，她们两，无论是做姐姐的同兰，还是做妹妹的同梅，都为这种“感谢”付出了足够大的代价。作为一个女人，她们对得起谭家门。现在已是她们来想一想自己以后到底应该怎么活的时候了。再不想，可就晚了。其实，她们也不是要乱来。她们曾经为了逃避谭家以外的那个世界，走进了这个大门；现在只不过想走出这个大门，重新回到那个世界去再试自己的羽翼而已。
许家姐妹不是上海本地人。老家在江苏六渎镇。或者应该这样讲，许家姐妹祖籍上海，后来因故搬迁到六渎镇。姐妹两无奈，只好出生在六渎。那是一个专出桅子花白兰花的小地方。地方虽小，却襟连太湖，四面环水，天然由六个大小不等的小岛和七八十座或拱或不拱的石桥组合而成。可说是因水独成一方天地，独立于东南一隅。六渎虽然位处开发极早而又极富庶的苏锡常三角地带，但由于水的阻碍，连片高大芦苇丛的掩蔽，千数百年来竟然少被人知晓。一直到那位久督两江、一人兼掌文武九印（将军、提督、巡抚、河督、漕督、盐政、上下两江学政以及两江总督）的李文瑞，调任京司都察院，某年某月出巡五城，某日路过此地，偶然间发现这几个湖内小岛，氤氲缭绕，清波不绝，是之大为喟叹，发誓退隐后，要以此地为终老之处。后来果不其然在这儿修建盛大宅院，以“退则思过”之意，命为“退思园”。自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各朝各代的高官名士相继效仿，纷纷到此买地建宅筑园，“烩作一锅”。以至于北洋政府的部长督导、民国政府的阁僚将军……纷纷忝列末位，红门灰墙，古树深院，摩肩接踵，热闹非凡。倒是解放后那些退休的省军级干部大多愿意去热闹的场所，比如省城和中央直辖市市郊建楼养老，并不稀罕这儿的幽静古雅，少有上这儿来划宅基地的，这儿才一度又变得偏僻冷清起来。
许家姐妹的父亲（或者是祖父）便是这个小镇邮政局局长。这位长者年轻时，做上海《苏报》的记者。在著名的蔡（元培）、吴（敬恒）、汪（文博）、陈（彝范）四大主笔手下驰骋，跟余杭的章炳麟、华阳的邹容过从甚密。他对邹容说过这样的话：“你是‘革命军中马前卒’。我是马前卒的马前卒。”邹容的《革命军》在《苏报》连载前，他曾连日连夜为邹容手抄了十好几份，秘密在亲朋好友中代为传播。后来又花去自己整月整月的薪金购买载有《革命军》的《苏报》，四下散发，还往国外邮寄。《苏报》事发，邹容章太炎人狱，他也被通辑。那位曾被他敬崇如父兄的大主笔汪某人，却逃到湖南，终于俯首甘为皇上牛，以一支如椽大笔，在清廷主子跟前换了个七品顶戴花翎，做了个小小不然的县太爷，还给他去信劝说道，“邹容壮烈，固可因可点，亦可叹可泣，但今日之中国亟需的不是以卵击石的勇夫……当能从长计议之为妥；如一时无有其他活路”，可去他县衙谋一闲职，“以待来日”云云。
但他没有去就那个“闲职”，而是沉默地回了老家。娶妻生儿育女。生了两个儿子。死了一个。生了两个女儿。偏偏全活了。
但许家的故事并没有因此结束。
那天，儿子从学堂里回家，显得特别苍白。紧张。孩子们的母亲在生这个小儿子时，死在了产床上。小男孩从小就是两个姐姐带大的。两个姐姐对这个弟弟的一举一动，都尤其敏感。关切。弟弟没吃晚饭就把自己关进了小房间里。谁叫门都不开。全家人都特别纳闷。这一向，他读书读得特别好，总能在全校考前三名。前一向，校长带他到苏州城里参加国语演讲比赛。得了个奖杯。还代表六渎镇，到上海参加了什么比赛。以往，这种参赛机会，上头都给了苏州无锡城里的孩子，绝轮不到六渎镇的孩子。这一回扬眉吐气。动身的那天，全镇的宿老都来为他送行。可谓爆竹连天。宿老中的顶尖人物、那位两江总督李文瑞的长子、曾在安徽兵备道任上响应武昌义举而成了辛亥革命元老的李鼎元拉着他的手，亲口许愿道：不要说考到上海小囡的头里去侬只要把苏州城里的那几个考生比下去了，我伲（他指了指站在他身边的几位满老）一定保举侬去东洋（日本）留学。校长说，去东洋不稀奇。苏州城里的小囡在东洋留学的已经“莫佬佬”（很多）了……“那就去法国。法国。埃菲尔！啊？！”“法国好李老跟法一西共和国驻华大使让·蒙代尔将军素有深交、这桩事体交到李老手上，就等于已经办成了。好。好。好好好好。李老们异口同声，就这么定了。考完后发榜，弟弟果然把苏州无锡城里的孩子比了下去。为什么不提去法国留学的事了？弟弟为什么如此沮丧？难道那些宿老言而无信、红嘴白牙地耍弄了我们的弟弟？姐姐们暗想，便留下一人在门外继续守住在房内偷偷饮泣的小弟，另一人便匆匆往学堂赶去。
六渎镇学堂紧邻文庙。文庙里不种桅子花白兰花。文庙里只长千年古柏。所以显得特别静穆。
校长单身在学堂里住着。老柏树下那两间孤零零的平房，就是他的宿舍、他不在。房门上挂着锁。教务长和督学倒是在，但他们两位好像都有什么难言之隐，吞吞吐吐地只是在敷衍这位做姐姐的小女子。第二天，瘦弱的小弟仍不肯出房门。学堂里却来人把爸爸叫去了。爸爸是坐邮政局自备的尖头艇走的。在六渎镇、门前屋后都是水。小艇是最不能离身的行走工具。到中午时分，小艇回来了，爸爸却没有回来。问艇上的人。艇上的人讲，局长到文庙去了。姐姐中的一位忙划起小艇，赶到文庙。庙祝告诉说、他已经走了有一根烟的工夫了。姐姐问，他在这儿做啥？庙祝告诉说，他只是发呆。哭泣。
他说啥了没有？
没有。
姐姐找到爸爸，已是傍晚时分。他坐在早已废弃了的南码头上，面对着波波作响的湖面和哗哗摇曳的芦苇，默默哭泣。
那位校长带小弟到上海去参赛，没住在赛务组指定的某所中学宿舍里。校长带十四岁的小弟到旅馆里开了个房间。他们睡在一张床上。做了某种事。让旅馆的茶房看见了。应该说，先是听到了，听到了弟弟痛苦、惊惧的叫声，后来又特地绕到后窗外去看。看得很清楚。于是传开。就有更多的人知道了这件事。据说上一次这位四十来岁的单身校长带小弟到苏州去参赛，也是去外头开的旅馆。因为没有人听壁脚，就没发觉。
校长已经被镇公所派来的治安员带走。
同时上头（包括那些宿老）决定，取消小弟去上海参加复赛的资格，自然也取消了所谓去法国留学的允诺。更让姐姐们想不通的是，所有的人都像躲一个麻疯病人似地躲着小弟。连新来的校长竟然也多次暗示家里，最好让小弟转学，或者暂且休学一个阶段。两位姐姐气愤填膺，弟弟是受害者，年幼无知的他何罪之有？她两不顾涕泪交加的老父亲（或老祖父）一再恳求和劝阻，轮番地去找新校长、校董会、行署、县督学，甚至找到孔教会，最后一直冲进李老李鼎元先生家。为此，大姐许同兰几乎说得嗓子眼里都哈出了血，却依然没有用。那些功成名就的前辈们没有一个不是很客气地给两位姐姐让座。沏茶。没有一个不是关心备至地询问小弟的近况。他们一致认为小弟是无辜的。但是，一到正式的公开的场合，却没有一个站出来为小弟说一句公道话。谁也不想跟这么一个“身心都已然不干净了的”孩子沾边。倒是学校方面催促小弟转学，一天比一天显得急切直露和更没有商量的余地。为了学校的声誉，他们说他们不得不如此。
父亲的左半身在一阵突发性的痉挛后，悄悄地麻痹了。
小弟大病一场，后，也只得休学。尔后，他突然提出要去上海学戏。学花旦或青衣。爸爸（或祖父）当然不答应他去做戏子。不愿意小弟用这种极端的举动刺激镇上那些宿老。
但小弟不肯。历来瘦弱而又文弱的他，居然冲进房间，拿起刚磨过的剪刀，就往自己的喉咙管上戳。而且真的戳了下去。如果不是两个姐姐扑救及时，后果不堪设想。她两哭着哀求父亲放他。以后的日子里，她两曾无数次地后悔那一瞬间的软弱。她们答应父亲，她们会尽全力来呵护这个弱小的弟弟。以后的日子里她们才知道，她两当时居然敢作那样的保证，也是非常的幼稚非常的无知非常的莽撞。
只好放他走了。
一年后，她两到上海去找弟弟。因为一年来他只给家里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是刚到上海时写的。最后一封信是四五个月前写的。到上海才知道，他并没有学唱戏。十六岁的他再开蒙学戏，显然太晚。几经周折，他终于被一个唱老生的女人收留，做了她贴身的跟包。这位三十岁的老生虽说是个女流之辈，但一旦卸了装，你就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她上嘴唇上长着一层密密的茸须，是的确应了巾帼不让须眉这一类俗了又俗、但又千真万确的老话的。这位女老生待他很好。根本不需要什么姐姐的照顾接济。当同梅、同兰两姊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在南市一家只能容纳三几百人的小戏院子后台第一次看到分别才一年的小弟时，她们惊呆了。他泰然地坐在一只硕大的戏箱上。身边一张道具桌上放着一把紫砂茶壶。他很油光很油光地梳着那种为六渎镇上的正经人最讨厌的大背头。一件满地宝蓝隐花缎长衫得体地撩起小半截下摆，放在跷起的腿面上，就势露出里面穿着的那条白府绸扎脚管长裤和一双黑漆皮滚过直贡呢面子圆口布鞋。手里还拿着一把王星记扇庄做的大号水磨竹泥金扇面黑折扇。兼护着身边一把空椅子。空椅座里放着一件当时上海滩上最时髦的海虎绒女大衣，一只白色的缀珠银片坤包和一个特制的红漆皮机关锁化妆箱。他下意识地无所事事地开阖着手中那把大号黑扇，视而不见地睁着一双空空洞洞的眼睛。但只要有人一不留心可能碰到那把茶壶，他一定会即刻做出反应，相当紧张地伸出手去护牢茶壶。茶壶托在一个泥金漆绘木盘里，外头裹着一层薄薄的绣花丝棉套子。壶嘴里塞着一只小巧的玉坠。另有一根金链条把这个玉坠连在了壶盖上。这是专门预备来给那位疼爱他的女老生饮场用的。自是非同小可。台前的戏迷票友，天天来这里，当然是为了听戏捧角。但有的人却顺便地还要看看伺候饮场的跟包。看跟包如何端着茶壶上场，如何走出几步不紧不慢，如何递上茶壶不近不远，衣着打扮如何不媚不俗……跟包的一抬腿一转身，同样给这些戏迷票友以充分的联想和新鲜的刺激。为此，他们也会给出一个满堂彩碰头好。因此，角儿和角儿之间，既在唱念做打上别苗头，也常常在各自的跟包身上别苗头。因此，有时也舍得在挑选、训练、包装自己的跟包上下一定的功夫，花相当的本钱。
小弟和那位女老生的关系，好像跟其他跟包和角儿的关系还有点不太一样。好像还更深了一层。
那天，面对欣喜万分、泪流满面的两位姐姐，他用一口娴熟的京白，拿腔拿调说的第一句话却是，鬼魔子魇道，谁让您二位上这儿来的？卖炭的跟着卖冰水的，有个好吗？快请回吧。从今往后，甭再跟我费那精气神儿了。
许家姐妹从此以后绝对不进戏院。在旁人看来，那舞台上一番五彩斑谰咿呀铿锵，真是既金碧辉煌又回肠荡气，听着看着都是痴情痴意的沉湎和忘怀；而对于她两却无一不是对弟弟痛苦回忆的刺激。是侧幕条内化妆间里种种苍白和难堪。而她两当时面临一道更艰难的关口是，怎么把亲眼目睹的这一切向父亲（或祖父）报告。如果实话实说，那肯定会要了他老人家的命。父亲（或祖父）回到六渎以后，以他的勤勉和谦和少言而博得乡里的尊敬。他起初只是在中学堂兼几节课，（他只教自然常识和数学格致一类的课。其实他的长项在国文。但他拒绝教国文。在经历了刚经历的那些事件后，他觉得自己无论怎样也无法再向幼小天真的孩子讲授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绝不出来应仕，不肯“敬天而事鬼”。）对镇上那些前朝或当朝隐退的达官贵人，他既不去得罪，但也绝不去巴结攀附。他要留下真诚的“自己”，只做一件事，把儿子教成人，教成一个有本事有胆识能成就而强过他自己的人。也许后来一切的悲剧正发生于此。他对待儿子的确太“中国化”了。他无时无刻不把儿子置于自己的视界之内。无时无刻不为儿子做着他认为必须做的一切。他省吃俭用：为了儿子。他早起晚睡：为了儿子。他欣喜：为了儿子。他忧虑：更是为了儿子。他一天可以对儿子说一百个“不”。你不能做这不能做那。而那时儿子也许还刚满四岁或五岁。一天之内他又可以对儿子说一百个“应该”。你应该做这，应该做那。而这时儿子也许还不满五岁。他分析儿子的每一个眼神。计较儿子的每一点变化。他住房并不宽裕，他却特辟了一个单间给儿子做书房。为了儿子心不旁骛，他让两个女儿承担了儿子应做也能做的一切杂务，包括他自己生活上的琐事。他定期到无锡苏州去为儿子购买新出的书籍。六渎镇长时间没有自己的邮政局，都是由六七里外县城关镇邮局代办。那些大户人家并不希望这儿通邮。他们间隔个三五天便派个仆人去城关取一趟邮件。如有什么急件，城关邮局也会派人专送急递。没有邮局并不影响他们跟外界的联络，却只会增加他们在这儿隐居的清趣。但对于一般居民来说，就不是这样了。特别是对许家的这位男主人，他要为儿子订阅外头最新的报章杂志。他还有众多当年的同志朋友在跟他频频通信。等待这些邮件、反复看阅这些邮件，几乎已成了他当时最后的唯一的生活期盼。但他总不能天天走六七里（划船）到城关取邮件。因为邮车不准时，有时上午去了，一直等到下午才能取到手。如果邮车半途抛锚，还有可能空着手回来。想来想去，还是得给自己的镇子争一个邮局。为了儿子，也为了自己能在这里“活得下去”，他不仅争到了，而且还答应出山担任这个一共只有两个人员编制的“邮政局”局长的职务。
儿子就是这样，在父亲（或祖父）强大的阴影下长大，在姐姐无微不至的爱护下长大。一直到上中学，他晚上还是跟两个姐姐睡一床。如果没有一个姐姐搂着他的后腰，他自己又不盘曲起腿搁在另一个姐姐的腿上，这一晚上他就无法安然入睡。他在父亲需要他懂的那些领域里，他懂得比谁都多。而在不让他懂的那些方面，他又的的确确完全空白。他比谁都任性。他又比谁都柔弱。敏感。他比谁都自信，但在很多的瞬间，他又常常被一种无名的自卑困扰，特别是看着那些在他窗外来来去去可以自由自在大声叫喊大声吵闹的同龄人。他们对于他都是些陌生的熟人。好像一颗铜弹当啷当啷地弹跳着从一块玻璃板上溜过，是响亮的，却留不下任何痕迹。他们总是在他窗外。一直到遭人突然唾弃前，他都认为所有的人都像他父亲（或祖父）那样有求于他，也像他姐姐们那样挚爱着他。甚至到那个混蛋校长装着为他面批习题，搂住他，一边讲解，一边作各种贪婪的捏摸时，他还暗自以为是姐姐们平时跟他开玩笑所作的那种呵痒。只是为了尊重校长的面子，他才没有笑出来没有躲避。校长第一次气喘吁吁地对他说，我老喜欢侬的，他还真的很受感动。后来，校长就上了他的床。做出各种急促的动作。他才有些害怕。但总怕伤了校长先生的面子，不敢推拒。以至于强暴发生，那家伙像头肥猪似的从他身上滚落，他把脸深深地埋在枕头里，无声地抽泣时，脑子里涌来的第一个对策，还是父亲（或祖父）谆谆教导的：小弟啊，你无奈做了我们这种人家的儿子，这一生恐怕都得忍辱负重。只有忍得住，日后方能有出头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