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陆天明相识已经很久了。才一会面，他就引起了我的关注。我的印象：他是一个思想型、信念型、苦行型的人。他忧国忧民，他期待着热烈的奉献和燃烧，他完全相信真理的力量、信念的力量、文学的力量、语言文字的力量。他愿意摆脱一切世俗利益的困扰。为了信念，他会产生一种论辩的热情，他无法见风使舵也无法轻易地唯唯诺诺迎合别人。他可能见人之未见却又不见常人之能见。他的几近乎“呆”的劲儿与特有的聪明使我想起年轻时候，例如五十年代的自己。他的大头、他的眼睛、他的目不转睛的执著，都很可爱，又有一点点可怕，还有相当的可悲。我觉得，他是一个充满悲剧感的人物。我不知道在那种情况下（“文化大革命”当中），我怎样向他传达一点经验、一点“狡狯”，帮助他避开他也许不可能完全避开的悲剧性命运。

    然而许多年过去了，他的历程不算太喜，但也谈不上太悲。毕竟时代不同了，谁说我们没有进步？他孜孜不倦地进行写作，用年轻人中突然流行起来的一句话说，他似乎活得很“累”。不同的是他的累不是由于文坛内外的蝇营狗苟、纵横捭阖、劫夺捞取；而只是累于写作、写作、写作……他似乎在事倍“功”半地写作，虽然像长篇小说、中篇《白木轭》和《啊，野麻花》，也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获得了好评。

    后来，在热热闹闹、沸沸扬扬的那几年，陆天明沉默着。文坛似乎有他不多，没他也不少。三年过去了，当新的勇者或者狼狈激动着一些作家的时候，陆天明抛出了一块大“砖头”，他寒窗三载、辛苦经营的新作力作——。

    说是“力作”可不是熟语套话。从中我们几乎可以感到、可以看到陆天明的那透过了纸背的力度。那是一种思考的执著——他从来都热衷于进行忧国忧民、忧史忧文。忧斯民更忧人类的整体性思考。那是一种结构的精力，陆天明运了气。发了功，把各种强烈鲜明而又各具异彩的人物，把各种触目惊心、既“现实”又浪漫的生存状态，把富于反差的、既严峻又迷人的种种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把极有戏剧性但又大致合乎情理而且不落窠臼的故事情节组织在一起。那更是一种创造力、想像力的高扬。陆天明在新疆生活了多年，边疆的奇异风光。特殊的历史、民族与文化背景当是他构思这部长篇的基础。但陆天明无意去写某个边疆地区某个特定的民族、某段历史的事件与事件的历史，这并不一定是陆天明所长。陆天明全力以赴的是创造他小说中的一个边疆世界、一块边疆土地、一群带有传奇色彩、神秘色彩、极尽所能地“陌生化”了的血血肉肉之人。如果说这部书标志着他的文学想像力、小说想像力的一大跃进，是他的创造主体意识的一大弘扬，当非夸张不实。他不拒绝猎奇，毋宁说他很喜欢猎奇。但他的猎奇不是局限于奇风异俗与无巧不成书的惊人之笔，他的猎奇与荒凉的地貌、多变、无情而又雄奇宏伟的气象（天象），与人物的强悍、奋争、热情，与这一切的得不到结果、得不到答案，以及与历史的威严与并非完全可解的步伐，与对人生对人性对个性对国土的思索结合得比较好。这就是说，他的猎奇与严肃的思考追求结合起来了，他的猎奇有着远非一般传奇性作品所具有的广度与深度。的传奇性既体现于故事更体现于人物，既体现于场景更体现于艺术氛围，既体现于题材的取舍（其中当不乏对于“可读性”的考虑）更体现于一种严肃的悲剧性。它不是历史，却充溢着历史感。它未必赞成“认命”，却流露着俯瞰的悲悯的宿命感。从严格的民族学、社会学的角度看，并不（或十分不）可靠，却具备着一种相当理性的认识价值。它是有魅力的，更是有分量的。

    我在读的时候常常想到边疆，想到祖国，想到那些艰难而强悍地活着的人物,想到人生的辉煌与盲目、绚丽与残酷,想到欲望与情感的价值与无价值……

    我更想到陆天明。我好像看到了身穿盔甲手执长矛的唐·吉河德。我好像看到了赤身裸体、气功劈石劈山的河北吴桥（我的故乡一带）壮士。我好像看到了保加利亚的举重选手要求工作人员一次给杠铃增加了10公斤。我好像看到了他两眼中燃烧起的火光。我知道我无法用轻松如意、用俯拾随心、用舒缓从容、用举重若轻、用四两拨千斤的一套美学范畴或评文命题来谈论他。虽然我不无这种求全的希望。陆天明就是陆天明。我又想起他的几分“呆”来。不是食书不化。更不是真缺点什么心眼。他这是一种选择，一种如今已经少有了、久违了的虽九死而未悔的郑重。的成绩令人肃然起敬。的美学理想令人感到崇高和静穆。也许他确实选择了一条事倍功半的路。也许他还远远没有进入“化境”。但是，当旁人竞逐捷径的时候，他的路不是更值得珍重与理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