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知道胡同和四合院是北京的象征，可欧庆春虽然生在京城，却一直被那种鸽笼式的单元房圈到了二十多岁，从没住过一天胡同。单从这一点看，她的北京人的生活，也显得不那么正宗。她本质上其实是一个从父亲那辈才迁进来的外地移民。
算上今天，她在这个招待所的阁楼上已呆了四天。透过这里的窗口，她第一次这样长久地，专注地凝视着一条典型的北京胡同，和在这胡同里来来往往的老北京人。和其他胡同不同的是，在鳞次栉比的传统四合院和它的破坏性变型——大杂院的夹缝中，这里居然还挤着一栋两层的老式西洋楼。那西洋楼斑驳的外观看上去像有上百年的历史，大概也是西方列强当年趾高气扬的一个物证。但现在，它以同样的陈旧，协调着周围低矮的平房那波浪般层层铺展的灰色房顶，竟使人感到一种建筑群落样式的丰富与色调的和谐。
今天，她的差事还是照相，她再一次把镜头对准了那栋西洋楼的残败的楼门。当那个提着公文箱的西服笔挺的男人被长焦镜头牢牢套住的瞬间，欧庆春已经不再像前几天那样兴奋。她只是熟练地，甚至是机械地按下相机的快门，只有快门连续发出的带着些沙哑的喳喳声，能给人带来一种隐约的快感。相机的机身已经老旧，但它硕大的镜头却显得簇新而且气派，能把那张粗糙的
脸拉得近在眼前。直到李春强在一边推她：“差不多了，节省点吧。”她的快门才停止下来。
她放下相机，心里笑了一下，为最后一个镜头而暗暗得意。
最后这张照片她拍了一幅大全景，把跟在那家伙身后往街口走的胡新民也拍得清清楚楚。天色有些黑了，但胡新民脸上的那份天生的沉着仍然触目。她想，但愿这案子早点儿有个段落，最好别误了他俩后天的苏杭之行。
身高马大的杜长发和组里的几个新手这时还闪在阁楼的窗边，目送着胡新民跟着那家伙消失在街口。同时，他们都听见了队长李春强拨响了手提电话，他们都知道马处长正等着这个电话。李队和马处的通话很简短，简短得近于暗语，但欧庆春完全可以听得明白无误。在李春强面无表情地收起电话之前，她已经知道了处长的决定。
“行了，按早上布置的，端了吧。”
每个人的心里都感到了几分轻松。已经四天了，他们蹲守在这间有股子霉味儿的阴暗的阁楼里，盯着下面胡同里那栋文物一样歪斜着的西洋楼，用相机的镜头捕捉着在那楼门口进进出出的每一张可疑的面孔，然后按照李春强的判断，有选择的一对一地尾随而去。四天了，从被跟踪过的人看，几乎清一色都是来这里买货的一般吸毒者。他们刻意要等的送货人却一直没有出现。今天早上，他们这组人准备出来和夜班的同志换岗的时候，处长马占福已经表示了不想再等的意思。这个意思在和李春强刚才的通话中，显然已经变成了明确的命令。大家开始默默地检查各自的武器，试枪栓，压子弹的声音此起彼伏。欧庆春只是习惯性地按了按腋下的手枪，早上出来的时候，一切都已检查过了。虽然她刚满二十六岁，但在他们这组人中，除了李春强和胡新民外，她就算来刑警队最早的同志了。
这里的地形不算复杂。一条笔直的胡同，一个浅浅的院落，
院落里的这座孤独的西洋楼只有一个出口，极易封锁。暮色苍茫，他们一个接一个从这阁楼里鱼贯而出，横跨胡同，直扑对面的楼门。那毒贩子就住在这洋楼的顶层。李春强留了两个人把住楼门，其余四个人上楼，由庆春突前敲门。那家伙正在做晚饭，听见个女的喊收电费，毫无戒备地把门打开，他们便轰一下冲了进去。那家伙下意识地往厨房里退，李春强和另两条汉子几乎一齐拥进了只有三四米见方的小厨房里。热在煤气灶上的面条翻在地上，烫了大个子杜长发的脚，那毒贩子却惨叫了一声。行动从叫门开始，只用了十几秒钟就结束了。那毒贩子反铐着，几乎双脚离地被一路拎下楼去。李春强和庆春留下来进行搜查工作，他们居然很轻易地在屋里搜出了整整一大块还没有开包的海洛因。
庆春掂了掂，大约足够一公斤，这使得李春强大为兴奋，因为超过一千克的毒品案可以算得上大案子了。
由于有了这个意想不到的战果，他们顾不上吃晚饭就在看守所突审了那个毒贩。更加意想不到的是，到了晚上八点半钟，毒贩突然交待黄昏时那位提着公文箱，穿着西服的最后的访客，就是他的上线供货人。而他们搜获的那包战利品，正是那位西服客刚刚送来的货。
这正是他们蹲了四个昼夜苦苦要等的人，李春强马上把指令呼在了胡新民的BP机上：“此人重要，务必跟出下落！”胡新民也很快回了电话，他说那家伙刚刚在饭馆吃完饭，正在结账。李春强果断地命令：“别让他甩了，要是跟不住的话，你就先拘了他！我们等你电话。”胡新民说：“我知道了，你就擎好吧。”
等着胡新民的电话，大家赶快吃饭。李春强没顾上打开自己那份盒饭就被处长叫去汇报。走的时候他关照欧庆春可以先回家休息。李春强自提了队长以后，对庆春一向格外关照。
庆春也不客气，简单收抬着桌上的东西。临走时，她没忘了向李春强确认：“我和新民后天去杭州，我们明天就歇了。明天
我们两家父母和亲戚在一起办一桌，就算是个仪式了。”见李春强沉吟了一下没有认可，她又补充道：“明天我们还得到办事处去办婚姻登记呢。”
“怎么这么晚才登记？”李春强问。
“新民他妈托人查了查，明天才是个吉日良辰。他妈信这个。”
“你们车票买了吗？”李春强又问。
“买了，后天下午的。我不是早和队里请过假的吗。”
“啊，对对，这是大事。”李春强这才想起来似的，“你们走你们的，反正这案子人手也够了。再说，新民今儿晚上要是把那小于弄住了，也算是头功了。”
庆春笑笑，表示领情。胡新民与李春强是同一届刑警学院出来的，都比庆春大了两届。李春强蹿得快，一年前当了队长，比较希望同辈的哥们儿在工作上能给面子，所以在功利方面对他们一向也有些倾斜。当然，他对庆春的态度从上学那阵儿即如此。
两个人一起走出办公室。看上去李春强像是故意要送她，庆春心里不免诚惶诚恐。在楼梯口分手的时候，李春强无微不至地说：“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明天可以把我那辆吉普拿去用。”
庆春说：“不用不用，明天我都借了车了。”
李春强发了一瞬间的呆，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用闪光纸包好的小盒子，递过来，带着几分不自然，说：“祝你们新婚愉快。”
庆春沉默着没有接，李春强笑一下，想把两人间的气氛搞轻松：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咱们在一块儿这么多年了。”
庆春接了，说：“春强，听说马处给您介绍了一个对象，怎么样？我和新民都挺惦记你这事的。”
李春强勉强笑了一下，“没有的事，马处只是随便提了一句。
我跟他说了，我这两年不打算找对象结婚。”
“为什么，你也不小了。”
“我找不到合适的了。”
庆春知道他要说什么。李春强以前和胡新民同时追过她，只是当时她不喜欢李春强总是那样锋芒毕露太好强。当然这个话题是不宜再继续下去的，两人心照不宣。庆春拿着那小礼盒，说声谢谢，然后转身下楼。她知道李春强站在那里没走，但她没有回头。
庆春家住得离机关不算远，骑车走一刻钟就到了。这房子是父亲从地矿科学院退休前刚刚分到的。考虑到庆春要结婚，所以当时要房的时候，父亲放弃了一个坐北朝南的大三居，而要了一个两居和一个一居的单元，都是阳光不足的东西房。父亲执意要把新房布置在两居室的单元里，而自己住进一居的单元。自庆春母亲去世后，父亲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围着庆春转的。他对女儿说：“你的朋友多，有个客厅方便，我一个人也用不着占两间房，再说，你们的客厅我也可以用，反正两个门都挨着。”
庆春也不推却。她和父亲的关系，几乎亲如一人，完全没有客套的必要。新民没有房子，结婚必定要住过来，也不算倒插门，只是住过来而已。新房完全是按照新民的构思，她帮他一起布置的。不算厨房卫生间，两间房子加一个过道，装修费不到一万块钱，再摆上搭配得恰到好处的几件新家具，看过的人都说感觉还挺舒适。
婚还未结，两人合影的照片已端端正正地挂在了卧室的墙上。照片是普通彩色放大的，镶在木制的镜框里，看上去并不简陋。和她相比，新民的样子十分老气。尽管照相前把胡子刮得青青的，但站在庆春身边仍然像她的大哥或者老师。其实他只比她大三岁。他们在学校同学一年，在队里共事五年，已经数度寒暑，在几乎所有事情上都有了一种天然的默契。比如说他们一致反对照那种艺术婚纱照，倒不是为了省钱，只是觉得俗气。
庆春进家门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走进卧室，依然是迎面墙上这张合影的相片最先触目。相片下的桌子上，还摆了几盆盛放的杜鹃花，把相片的色彩衬得更加鲜艳。庆春那些一起长大的发小们第一次见到新民的时候总会悄悄在她耳边说：“这是你男朋友吗？哟，真不配你，准是特有才吧？”是的，论长相，新民属于一般又一般的，老气横秋且不修边幅。而庆春无论在中学还是在警院，都是公认的枝花。虽说岁月无情，可毕业这么多年了，除了举手投足增加了些成熟和老练外，她脸上既不擦油也不打粉，却怎么也老不下来。
也许就因为这张永远年轻的脸，和这股子新添的成熟气质，这两年她的疯狂追求者，不计其数。可包括才貌双全的李春强在内，都不敌一个其貌不扬的胡新民。是胡新民的稳重老到，和他的沉默无为，攻破了庆春的防线。她想要的正是一个充满智慧而又不显山露水的男人。
进屋的第一件事，是打开李春强送的结婚礼物。拆开外面的闪光纸，那小盒子里装着的，是一只纯金的小牛。她是属牛的，今年是本命年。她把小金牛从盒子里掀起来，发现底座上还贴着商店的价签一2800元。庆春深深吸了口气，胸口怦怦直跳。
2800元，这对李春强来说，不是个小数字。送这么贵重的结婚礼物，似乎已经不是一般同事之所为，庆春说不清心里是感动还是不安。
直到今天，庆春还没能找到结婚成家的感觉。她的下意识里，总觉得自己还是个小女孩。当她想到明天，当结婚的一切手续和仪式都结束的时候，新民就要搬进来，她的自由的单身女孩的生活，就要永远地结束了，就像旧时代的妇女盘起头发，标志着不再年轻，让人不免生出几分失落和伤感。
她全身松懈地躺在床上，慢慢地解着衣服扣子，又感到了不可抵抗的疲倦。她想，终归还是该有个家了，每个女人都如此，
迟早要痛别自己的青春！
趁现在她还是一个人，还可以无所忌惮地在房间里脱掉全部衣服，光着全身走来走去。她端详着镜子中自己的躯体，俏挺的胸脯和扁平的小腹，细而有力的腰部，几乎和中学毕业时没有差别。她依然像少年时那样光着脚，不理会地面的冰凉，走进卫生间。她把热水器的火力调得很大，任凭滚烫的热水自上而下长时间地冲淋。头脑在热水的包围中处在一种麻痹的状态，几乎昏昏欲睡。她没有计算这样一动不动地冲了多久，直到父亲的敲门声将她惊醒。
“你们队里打电话来，让你马上回单位。”父亲隔着门喊她。
家里的电话是装在父亲那个单元里的，因为他全天都在家。
“你不用着急，他们说呆会儿来车接你。”
尽管父亲这样说，庆春还是匆匆擦干头发。她猜不出这么晚了还有什么事非要接她回去。是不是有什么材料锁在她的抽屉里马上要用？她想不起来。
她刚刚穿好衣服，车就来了。开车来的是大个子杜长发，拖着刚刚烫伤的左脚一瘸一拐。庆春上了车才问：
“什么事找我？”
杜长发支吾了一下，说：“新民、新民……出了点事。”
庆春倏一下紧张起来，“新民出什么事啦？”
“你别着急，没那么严重。刚才六里桥派出所来了个电话，新民受了点伤，让他们送到医院去了。”
从杜长发的口气上看，新民没有什么大事，但庆春心里还是七上八下。他们赶到医院以后庆春才知道，情况比她想象的要严重得多。新民身中两枪，其中一枪击穿肺叶。派出所是接到群众的报告才在六里桥附近的一个仓库的门口找到了他，那时候他已经流血过多昏迷过去，直到庆春赶到医院时还未醒来。闻讯赶来的人还都守候在急救室的门外。
庆春完全无法形容自己此时的心情，她甚至已经无法正常地思维和平静地呼吸。处里和队里都来了很多人，她被无数同情的目光包围着。人人都知道他们明天结婚！这就使得新民的意外变成了两人共同的悲剧。
处长马占福也已经先于她到了医院，正在面色沉重地与医生商量。新民的父母和妹妹也被接来了，在哭泣中等待亲人苏醒。
李春强没有来，他带着人去六里桥现场了。那个穿西服提公文箱的毒贩开枪打倒新民之后不知去向。他是怎么把新民引到那个偏僻的仓库去的，看来只有等新民醒来才能知道。
庆春也想哭，但看到新民的母亲和妹妹止不住的欷歔，她就忍下了。大家都围着那对安静不下来的母女，用各种安抚的言语宽慰她们。而她，和新民的父亲坐在一起，低着头默默不语，没有人上来安慰她。也许人们在下意识里把她也当成了男人。一个当了好几年刑警的女人，应该有着和男人一样坚硬的心！
天快亮的时候，有人叫了新民的父亲，处长，还叫了她，一起到医生的办公室里。医生并没有—一问他们谁是谁，甚至也没有请大家坐下来，便笼统地问：“单位领导和家属都来了吧？”没等回答又接下去说：“病人的心脏已经停跳了，我们还在做最后的抢救。我们想……把情况和你们说一下，你们也要早点商量，应该准备准备了。”医生的意思是明确无误的。在这屋里只有庆春是女人，她第一个哭出来了。她觉得自己身体里有什么东西骤然坍塌下来。
之后所有的协商和安排都是在马处长和新民的父亲之间进行的。庆春记不得自己是怎么来到新民的床前，也记不得她最后又向新民哭诉了些什么。接下来她又被人带到医生的办公室里，新民的父亲和处长都在。李春强也来了，眼睛直直地盯着她看。新民的父亲递给她一张表格，用充满慈祥的声音说：
“庆春，这个字，就由你来签吧。”
清晨他们离开医院时，庆春没有回家，她陪着新民的父母去了新民家。她想这是她最后应尽的媳妇的义务。和新民的家人在一起，也是克服悲痛的最好方法。同时，她也需要躲避开他们那间已经布置得一切就绪的新房。说不定父亲现在刚刚起床，开始替那间新房里的花浇水了。这是他每天照例要做的事情。她想也许该打个电话告诉父亲，那些花的香气和艳丽已经失去了意义，就让它们随着这间新房的主人一起凋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