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马上冲洗！”甘向前脸上顿时露出笑容来。

    纪真把相机顺手交给身边的周志明，“送暗室，叫老丁他们冲出来。”

    周志明接过相机出去了。甘向前对纪真说：“你看，你们处里的年轻人本来是很有潜力的嘛。”

    纪真的头很不情愿地似点非点地动一下，说：“等会儿我们处里几个领导再研究研究，争取明天搞得好一点儿。”

    “明天，明天广场上就不会是今天和昨天这个局面喽。市委已经通知，清明节一过，全部花圈一律收缴，市里准备集中三万工人民兵，今天夜里收花圈，明天对广场闹事的人实行公开反击！你们处的任务，局里没有最后定，不过这一回，仗是有得打的。市里提出一个口号，叫做棍棒对棍棒，徒手对徒手，这对我们每个干部都将是一次考验。”

    甘向前和纪真说的话，陆振羽有时在听，有时思绪又飘忽开，他在想着那个被泡在显影液里去的胶卷，最好能在甘局长走前冲好送到这儿来……

    周志明很快就回来了，手里还拿着那只小小的相机。全屋的人都把目光注视在他身上。甘向前最先问：“怎么样？”

    周志明把相机端至齐眉，平静地说出一句谁也没有料到的话来：

    “相机里，没装胶卷。”

    大家全愣得出不来声。陆振羽的脑袋轰地炸了一下，他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怎么搞的嘛！”甘向前发作了，“你们就是这样抓阶级斗争吗？儿戏一样！”他的话不知是在对陆振羽说还是在对纪真说，他真火了。

    “你使用相机之前上胶卷了吗？”纪真很疲倦地冲陆振羽问。

    陆振羽完全蒙了，浑身都刺刺地冒出汗来，结结巴巴地不知怎么说才好。“我，我以为，我记得，原来好像有卷儿，我，我也记不清了。”

    甘向前拿起桌上的军帽，脸色僵硬地向门口走去，拉开门，又回过头来说：“老纪，你们考虑考虑吧，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哼，这样上不得阵呀！”

    甘向前怒气冲天地走了。纪真站起来，声音中带着无尽的烦恼和疲乏：

    “全处开会，现在就开。”

    陆振羽哭丧着脸，跟着大家走向会议室。技术室搞暗房技术的老丁见到他，用一半嘲讽一半体贴的口吻骂道：“你小子，整天想什么呐？三岁孩子都知道装胶卷儿。”他耷拉着头，眼泪几乎都要掉出来了。

    纪处长在大会上讲了什么，他全不记得。只听到陆振羽三个字不断地从那张有气无力的嘴里蹦出来。自己这一锤没砸着钎子，反倒砸在了脚面上，那还有什么说的呢？只能认倒霉。他木呆呆地坐着。散了会，又木呆呆地随了人们走出会议室。虽然低着头，却知道大家都在看他、议论他。周志明丢了徐邦呈，怎么说也还是个失败的英雄。可自己算什么？密拍不装胶卷，给几个反革命分子一通精神感光，谁听了谁笑话。这笑话没准得让他背一辈子。

    回到办公室，纪处长也来了，要参加他们的小组会。大家都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来，段兴玉对大陈问：“周志明呢？”

    “不知道。”大陈摇摇头。

    “上厕所了吧。”严君说，“刚才开会的时候，我看他出去了。哎，他桌上有个条子，是不是他留的？”

    段兴玉朝周志明的办公桌扫了一眼，走过去，拿起桌上被墨水瓶压住的一张字条。

    “大概是到医院看他爸爸去了吧，今天要给他爸爸会诊呢。”

    段兴玉说着，飞快地把条子看了一遍，脸色骤然不对劲儿了。

    纪真最先注意到他脸上的变化，“怎么了，是不是他留的条子？”

    段兴玉有口难言地犹豫了一下，大陈满腹狐疑地探过头去看那字条。看了，也不说话。

    “出什么事了吗？”纪真过来拿过字条，看了好半天，才表情复杂地皱着眉，把字条给陆振羽，“你看吧。”

    陆振羽茫然地接过这张从台历上撕下来的小纸，上面的确是周志明的字，严君也凑过来看：

    段科长：

    别再责备小陆，胶卷是我曝毁了，我认为群众悼念总理没有什么不好，这样对待他们我想不通。我是共产党员，凭党给我的良心和感情，我这样做了。

    我去医院看我爸爸，明天再找您和纪处长谈。

    周志明

    陆振羽的手微微颤抖，不知道对周志明应该感激还是应该恨。他没有来得及细想，嘴上却已经先叫起来：

    “这家伙，什么党员，干这种事。我记得里面明明是装了胶卷的嘛，怎么想怎么不对！”他嘴里这么狠狠地说，可心头，对周志明却并不怎么特别恨。他觉得光凭这张字条，周志明到底也还有点儿侠骨，叫人敬他三分。

    段兴玉似乎很快就冷静下来，“处长，我们明天上班后先找周志明谈一下……”

    “明天？”纪真瞪了一下眼，“这么大的事！”

    他开始拨电话，屋里没有人再说什么，都僵立着盯着电话号码盘哗哗作响地转动。

    “甘局长吗？我是纪真，刚才那件事我们已经查清了，是周志明擅自把胶卷曝毁的，对对，就是那个周志明。这件事是他主动谈出来的。什么？啊，对。什么？我们的意见？”纪真犹豫着把征询的目光递给段兴玉。还没等段兴玉说出什么，便又开口对着电话筒说：“我们想先同他谈谈，把详细情况搞搞清楚，暂时嘛，先让他停止工作，给什么处分，以后看态度再说。什么？您的意见……什么？立即逮捕？这这……我的意思是不是以教育挽救为主，先不要……”

    陆振羽听见，电话里的声音突然抬高了许多，哇哇地很刺耳，却一句也听不清。纪真脸色很难看，最后说了句：“好吧。”便缓缓地放下了电话。

    “甘局长马上来。”他转过身，对着大家，半天才闷闷地说了这么一句话。

    楼道里响起了砰砰的关门声和咚咚的脚步声，下班的时间到了。他们都坐下来，谁也不说话，纪真和大陈狠狠地抽起烟来，层层烟气在难堪的沉默中蔓延。天色慢慢地黑了，谁也没有站起来去开灯，也没想到要去吃饭。陆振羽望着窗外，在初沉的夜幕下，远远近近的一些灯火，次第放射着黄豆般的光芒。他心里慢慢猜度着周志明此时的行在。是在医院还是已经回了家呢？论个人感情，他并不认为周志明作了什么恶，然而那个电话却如此干脆地决定了他的命运。他看得出来，甘局长的激烈反应，连纪处长也是没有想到的。周志明在处里人缘儿不错，大概不会有人希望他倒霉。他心里突然有点不安起来，仿佛周志明的倒霉有他什么责任似的，可这怎么能怪他呢，且不说周志明办的这件混事险些叫他背了黑锅，单说湮灭罪证这个行为本身，也是明明的犯罪呀！

    甘局长来了，随身还带了几个年轻力壮的民警。他的面孔是严峻的，甚至——陆振羽觉得——是凶狠的。他把一张空白的逮捕证很重地拍在桌子上，声音中带着控制不住的恼怒。

    “侦查部门内部出了这种事，性质的严重还不明显吗？如果你们还需要转弯子的话，也可以，逮捕任务就由刑警队来执行。”

    纪真看了一眼甘向前身后那几个高大勇武的年轻民警，什么也没说，默默地把那张逮捕证推给严君。

    “填上。”

    甘向前这才在椅子上坐下来，对大陈问：“周志明身上带没带武器呀，他不是枪法很准吗？”

    大陈很迟钝地答道：“不会吧，不知道。”

    陆振羽本来不想说什么，可是一句话突然自己溜出了嘴边，“他的枪平常是放在最下面那个抽屉里的。”

    “撬开看看。”

    抽屉撬开了。枪，好好地躺在里面。

    “他的格斗技术也不错，有点儿干巴劲。”又一句话从他嘴边溜出来。

    “他没枪就不要紧。”一个撬抽屉的年轻民警捋起袖子，露出半截粗铁棍一样的胳膊，“徒手打，不怕他。”

    一直没有开口的段兴玉这时候冷冷地说话了，“放心吧，打不起来的。他，不是那种人！”

    天亮了，周志明从铺上掀起半个身子，习惯地去看床头柜上的闹钟，而猛然撞进视觉的，却是一面陌生的水泥墙和墙上一具沉重的黑铁门。淡青色的晨曦从头顶上一扇尺方的小窗喷进来，把水泥墙上粗糙的砂粒照得清清楚楚。被子头上有股潮霉味直钻鼻子，他打了个哆嗦，这才完全的清醒过来。

    啊——，这不是家，是一间牢房。这是他有生以来在牢房中度过的第一夜！

    他坐起身子，靠在有点儿发凉的墙上，似乎从五脏到四肢都在颤抖，一种空茫茫的、不知所措的颤抖。昨天晚上，他去医院看过父亲，在回家的路上，把一切都仔细想过了，他完全想象得出那张字条在处里会引起怎样石破天惊的哗然。他想到他会在第二天就被弄去办学习班；想到会背上一个严厉的处分，他甚至做了这样的准备：永远离开他所热爱的工作，被开除出公安队伍，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真正的结果比这还要可怕十倍，而且来得这么快，他刚回家不一会儿，就在自己的小屋里被逮捕了。

    他在五处的几年经历中，纪真作为一处之长亲自出马掏窝捕人，还是破天荒。纪真随身带了四个人，大陈、小陆，还有两个不认识的年轻民警，郑大妈作为搜查的见证人也被领了进来，只有十几平米的外间屋挤得满满的，使紧张的气氛中夹带了一层混乱感。

    他记不得处长一进屋子先说了句什么，他一看到这个阵势就明白了。纪处长把逮捕证取出来给他亮了一下，又放在桌子上叫他签字，他签了，并且熟练地沾上印泥在名字上压了一个红指印，这一套他是用不着别人教的。

    压完手印，他才看清楚逮捕证上的字是严君的笔体，虽然运笔不似往日的洒脱与流畅，却仍旧能一眼认出它来。他猜不出严君在填这张逮捕证时会怎样看他，心里有点别扭。

    他又在搜查证上签了字，签完，小陆上来，用一只亮闪闪的电镀手铐麻利地磕在他的手腕子上，磕得他生疼。他想对他笑一笑，以便也松弛一下自己的神经，但碰到的却是小陆那副俨然的面孔。而实际上他也笑不出来，如果不忍着，他说不定还会哭出来。为什么？他说不清，脑子里已经乱得什么也说不清了，也许只因为那时“白白”忽然跑到了他的脚下，温柔地蹭着他的裤角，他有点忍不住了，这个不懂人事而又那么通人性的“白白”呀……

    “东西呢，放哪儿了？”纪真问他，态度温和。

    “什么？”

    “胶卷。”

    “从厕所的马桶里冲下去了，就是三楼楼道里那个厕所。”

    说这话的时候，他突然感到身上腾地一下又热起来，他懂得自己干的决不是一件辱没本职的卑鄙勾当，他没有什么可以自我谴责的，于良心于公理都说得出口，他甚至还感到一点儿安慰，在浑大的世界里，他，一个微渺的人，软弱的人，毕竟是向着不公正的势力，也向他本身，证实了自己的一点儿力量。就像一个被重物压得长久地佝着身子的人突然直了一下腰似的那么舒畅、惬意。

    “走吧。”纪处长没再?唆。

    “我得拿件衣服。”他站着没动。

    纪真看看他身上单薄的衬衣，马上点点头：“拿吧。”

    他走到里屋拿了件外衣，想了想，又打开柜子想要拿双袜子，紧紧跟着他进来的小陆拦住了他。

    “干什么？”

    “找双换的袜子。”

    “先甭找了，穿上衣服走吧。”

    他看了小陆一眼，没说话，刚要穿上衣服，小陆又拦住了他。

    “等等，”陆振羽把衣服拿过去，从上到下捏摸一遍，又还给他，“穿上吧。”

    小陆跟他进里屋，大概是怕他从窗户那儿逃跑，尽管那窗子已经有一冬天没有打开，窗台上还满堆着东西，但小陆还是亦步亦趋地跟在他的身边，卡住他通向窗户的路线。他知道小陆这个人，论感情，他不至于多么恨自己，论情理，他也未必真的相信自己会逃跑，大概更不会相信这件衣服里藏着什么行凶的武器，作为一个公安人员，他觉得小陆和自己的最大区别，是无论执行什么任务，脑子里一律没有感情活动。的确，小陆也热爱这个职业，但完全是另外一种爱法，他只是把侦查工作当成一种很投合趣味的职业，甚至是当成一种“技术性”的职业来热爱。小陆说过，他从小就爱当侦探。现在他之所以这样一丝不苟地防备着自己逃跑、行凶、自杀和毁证，不过是兴致勃勃地想表现出某种业务上的严格和老练，并不一定真有什么担心。小陆信奉的格言是：公安人员就是会说话的工具，侦查员不承认感情，只承认理智。他是一个够格的机器人。

    穿好衣服，又回到了外屋。感情有什么用呢？他尊重了自己的感情，可是尊重理智的小陆到底用手铐把他铐了起来，就连找双袜子也要看他的脸色了。

    投在水泥墙上的光渐渐发黄，又渐渐泛白，天大亮起来，门外的甬道里，响起咚咚的脚步声，回音很大，脚步声走走停停，一会儿，在他的门前停住了，停了几秒钟，又走开了。他知道是值班的干部在通过铁门上的小镜子对各牢室进行查看。这块只有巴掌大小的镜子从里边看可以照人，从外面看，却是一块透明的玻璃，监管干部可以从这儿把整个牢室洞悉无余。

    他是第一次坐牢，而牢房里的陈设却是以前就熟悉的，无论在刑警队还是在五处，预审处的这个看守所他来过不知多少次了。一个月以前，徐邦呈也就是住在这样的单人牢间里的。使他感到陌生的，只是这里枯燥阴沉的调子。他一边穿着衣服，一边环视四周，漆黑的门，铁色的墙，几块砖头矮矮地垫起一张床板，豆腐块般的小窗子上方，悬着一个尘土封盖的有线广播电匣子，这倒是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

    一阵汽车的引擎声从小窗外面传来，打破沉闷的宁静。他记得外面正是看守所院内的一条马路。大概是一辆卡车从窗外驶过，车窗玻璃上的反光在牢房的天花板上划出一道道水纹般的光弧，恰似昨天晚上路灯在吉普车顶篷上滑过的一条条亮斑一样，那滑动的光斑使车子里一明一灭，晃得人心里发慌。

    他当时坐在后座上，夹在两个年轻的民警中间，开始上车的时候，两个民警把他往座位下面按，他想起过去在刑警队抓刑事犯的时候，照例是要让犯人在座位下面蹲成一团的，后来听见纪真在车外说了一句：“让他坐着吧。”他才算没受那份窝囊罪。透过黄蒙蒙的有机玻璃窗，他能看到晚间马路上一片模糊的景象，听见孩子们在路边嬉闹的声音……

    那时候，他觉得腕子上的手铐越发冰冷沉重，似乎全身都被它镇凉了。他的胸口突然堵上了一阵沉甸甸的懊悔，这叫人受不了的懊悔心情几秒钟之内就发展得异常强烈。从有机玻璃窗上透来的一片朦胧而又斑斓的色彩中，他心里油然生出一股对自由生活的疯狂留恋，他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没有在车子里歇斯底里大发作。这一切都是自己找来的，他干吗要那么迂呢，干吗非得留下那张字条呢，就让小陆去受一阵小小不言的委屈又有什么呢？只要他不说，凭他在同志们当中的印象，大概不会有人怀疑他在胶卷上做了名堂。他当时是发昏了，叫一股子突如其来的激越，一股子宋襄公式的英雄感搞得头脑发昏了，好像只有挺身出来承担一切，才算是真正成为了一个彻底的强者。一向，他痛恨自己的软弱和低能，可也不能那么傻呀！

    他懊恼地追索着写那张字条时的心情，他离开会议室本来是为了要给肖萌打一个传呼电话的，他担心他们晚上还会再去广场，接通电话以后，施肖萌告诉他，他们——她、施季虹和卢援朝，约好了晚上一起去安成家，他才放了心。他知道安成住在９４１厂附近，离广场隔了半个城区，只要他们这一天晚上去不了广场，就不会再出什么危险，因为半夜就要收缴花圈，今天一早三万工人民兵就要开进广场，局势一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恐怕谁也不敢再去公开地“闹”了。

    他放下电话，想想自己居然这么轻易地就救了江伯伯，救了安成，救了那个不认识的工人，还救了施季虹。虽然施季虹的刀子嘴常常搞得别人下不来台，但她总还是一个挺不错的人。他们，还有广场上成千上万的人，感情是相通的，觉悟是一致的，那么多人原来都是一条心。季虹老爱说，咱们中国算完了，这回她该看到，中国完不了！

    那时候，他越想越觉得心里痛快，觉得自己也应该异常的勇敢，才能无愧于与他们为伍。于是，那个傻劲就在一瞬间冒出来了。他希望自己办的这件事，不仅正大，而且光明。如果说，刚才钻在厕所里拆胶卷的那一刻还有一点心虚害怕，那么现在他觉得就是当着处长科长，当着小陆的面儿，他也照样敢把胶卷给曝了，他甚至憎恶起钻厕所这种偷偷摸摸的搞法来，把一件本来无愧的事搞得猥琐了，怎么想怎么是个不甘心，他不应该拿小陆做替罪羊。越想，脑袋越胀，一冲一冲地发起昏来，狂热的英雄主义和浪漫的牺牲精神在胸中冲撞在一起，迸出的火花把全身都烧热了，他于是提笔写了那张字条，用桌上的墨水瓶把字条压好以后，还轻松如常地在屋子里逗留了一会儿才走，他感到内心里冲动着一股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无畏！

    这股子无所畏惧的激情烧得快，熄得也快。现在，他蜷缩在这个冰凉、寂寞的牢室中，是那么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他简直要用头去撞墙，完了，一辈子交待了，干吗要那么傻、那么迂呢！

    从吉普车开进看守所的第一分钟起，生活就向他展示了未来的狰狞和恐怖。在收押室，值班员粗暴地对他做了例行的搜身，手表、苹果刀、工作证和一些零钱被收去，然后喝令他头朝墙蹲下，他嘴上想抗拒，还没说出口，腿却不由自主弯下来，他以前在分局、派出所，也在这间收押室里，常常看到一些捕进来的小偷、流氓这么冲墙蹲着，那时候看了也并不觉得什么，而现在自己也是这个姿势蹲在这儿，才觉出一种忍受不了的狼狈和屈辱来。看看那个值班员，正在那儿不紧不慢地填写着收押表和收押物品登记单，他突然想到了父亲，父亲过去也是蹲过监狱的，可那是国民党的监狱，自己现在却坐了共产党自己的监狱。他们会怎么同父亲说，怎么让他相信儿子是个坏东西？今后就是刑满放出来，父亲会怎么看他？同志们会怎么看他？那时候，这一段历史已经事过境迁，还有谁会理解他呢？他在人们眼里就成了一个犯了罪的人，真的不是什么好东西了。他感到背上热辣辣地出了汗，全身刺痒起来，这一辈子算怎么回事啊！

    收押手续办完了，纪处长他们要走，他顾不得那个凶神恶煞的值班员，直起身子叫了一声：“纪处长！”

    “干什么？”纪处长面孔冷冷的。

    “我父亲怎么办，他还在医院里……”

    “他有他的组织，组织上会照顾他的。”纪处长的声音明显地缓和了一些。

    “那，你们能不能先别告诉他，他有病……”

    “你——别考虑那么多吧，集中精力想想自己的问题。”纪处长说完，出门走了。

    再以后，他就给带到这个七八平米大小的监号里来了。

    夜里，他躺在硬邦邦的铺上一动不动，脑子里一会儿千头万绪，一会儿又是一片空白。直到天快亮了才蒙碦睡了过去，一直到现在。

    黑漆铁门砰地响了一声，他的神经紧张起来，望着那扇咧开了一道缝的牢门不知所措。

    “四号，出来打饭！”甬道里，一个声音高叫。

    他连忙在屋子里寻找了一下，在屋角找到两只塑料饭碗和一个塑料洗脸盆，便端着饭碗从牢门口探出头来。

    甬道一端，摆着两只桶，旁边站着一个身穿油腻黑布服的犯人和一个穿警察制服的看守，那看守对他又喊了一声，“过来打饭。”

    他走过去，看守问他：“昨天才来的？”又说：“以后，记着啊，每天早上八点半，下午三点开饭，你看见自己的门开了就出来打饭，不要等别人喊，听见了吗？”

    他说：“听见了。”

    伙房的犯人给他盛了一碗菜，他又在另一只桶里拿了个大个儿的窝头。

    “拿两个吧，可以拿两个。”那位看守说。

    “一个够了。”他端着饭碗要往回走。看守又说：

    “回去拿脸盆来打开水，动作快一点儿。”

    等打完开水回来，电动牢门又锁上了。他很艰难地就着那碗寡淡的菜汤把窝头吞下去，他记得过去只是在学生时代去农村学农的时候，才吃过几顿窝头。

    吃完了饭，坐了片刻，牢门砰地又一响。

    “四号，出来。”

    刚才出去打饭的时候，他已经看到，四号，是自己牢门上的号码。

    他出去了，走到甬道的出口，一位预审员?穴他过去见过这个人?雪正哈着腰在桌子上填写提票，填完，上下打量了一下他。

    “哦，你就是周志明，走吧。”

    出了监楼，穿过他窗外的那条路，来到预审楼。走进一间预审室，他第一眼就看到桌子后面，站着处长纪真。纪真对他注视了少顷，把手指向方凳，沉沉地说了一声：

    “坐下吧。”

    离打下班铃还差半个多小时呢，追谣办公室的人就已经撤得差不多了。段兴玉刚刚锁好办公桌的抽屉，有人推开他的门，探进一张脸来。

    “段科长，纪处长电话找你。”

    “从局里打来的？”他知道纪真从下午一上班就被甘局长召去谈话，便一边走向外屋的电话机，一边随口问了一句。

    电话听筒里，传来纪真死气沉沉的声音：“兴玉吗？”

    “你还在局里？”

    “不，回来一会儿了，你到我这儿来一趟。”

    放下电话，他原地呆站了一会儿，犹豫着是否要借这个机会，把那封写给公安部的信拿给纪真看。那封信写好已经在抽屉里压了快一个星期了，虽然大前天拿给大陈看了一遍，但在实际上，他还并没有完全拿定主意，是不是真的让它去见天日。

    ３１１案的是非账到底该怎么算，仙童山诱捕行动的失败到底咎由谁取，难道就这样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了了之了吗？虽然他并没有直接参加仙童山的行动，但对这个案子的根由始末，来龙去脉，却是一清二楚的。很明显，对３１１案的失败，稍稍有点侦查工作知识的人，都不难找出其中的症结。从那天和严君、周志明在他家里谈过话之后，他就动了写这封信的念头，他那天对这案子做的那一大段分析，实际上也是借以整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事情越想越清楚，越想，就越能看出危机感来。３１１案的失败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不能不令人忧虑，要是老这么搞案子，侦查不讲侦查的方针，审讯不顾审讯的原则，愚昧无知、毫无规格、阻塞言路、个人独断，怎么能像整天叫唤的那样，“无往而不胜”呢！

    那么这封信该怎么写，倒是很费了一番踌躇，未及提笔，已经几易腹稿。他最初拉了一个大提纲，想尽量把情况反映详细一点，观点摆得透彻一点。试着写了几页，结果全都揉烂撕碎了。因为他越写越觉得，没搞过这个案子的人，没亲身接触过徐邦呈和甘向前的人，是很难通过这么一封信来分清曲直，评断是非的。于是他改了主意，现在定稿的这封信，字不满千，除概括地讲了几句案件的梗概和眼下的结局之外，中心一个意思，就是希望部里派人下来，认真总结一下这个案子的教训，为今后戒，为他人戒！

    信是私下写的，到目前为止，只给大陈看过，大陈的反应完全在他的意料之中——惊讶，惊讶中带点害怕，害怕中又带点为难。

    “哎呀，当初去局里开会，只有你和纪处长参加了，你们是怎么研究的，其实我也不清楚，对徐邦呈的审讯我又没直接参加……”

    “啊，你放心，这信只署我个人的名字，不代表你。以后部里要是真有人查下来，我当然会说事前没有给你看过，这你放心。”

    “咳咳，那倒没什么，那倒没什么。”大陈尴尬地解释着，“我的意思是，写这种信，大概也不见得有什么用吧。”

    他收回信，脸色有些不快，用一种泛指的口气说：“我怕的是，连咱们这个最讲究认真的部门里，也找不出一个认真的人了。工作上有什么毛病，出了什么事，只要牵扯了头头儿，就没人愿意出来说说话，较个真儿，大家都在糊弄，糊弄谁呢？还不是在糊弄国家！要说起这个，我倒要讲句公道话了，周志明再有多大错误，这一点还是难能可贵的，他就讲认真，是真心实意地尽责任，我不是给他鸣冤叫屈，你说是不是吧！”

    “那是，那是。”说到周志明，大陈脸上的表情也变得真诚了，周志明被抓起来已经满一个月，处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私下里说他的好话了。可大陈的声音依然放得小小的，仿佛深怕隔墙有耳似的，“我是说，你信里讲的什么侦查的方针，审讯的原则这些话，有人会钻空子，说你给十七年旧公安局的反动侦查路线翻案，不是我草木皆兵，事儿就是这样，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树林子大了，你犯不上去沾惹那些恶鸟。”

    大陈的口气是很郑重的，段兴玉也不得不沉吟了一下，“当然，措词上还可以再斟酌。不过，十七年侦查工作上的那一套，是不是一概不能用了，还是让历史来定论吧。”停了一下，他又一次声明似的说：“这信，只署我个人的名字，绝不借用你们３１１专案组的名义，也不指名道姓引用你们的观点。知无不言，我作为一个基层公安干部，向上级反映一点情况，总不为过吧。我之所以把信拿给你看，也无非是私下里交换一下意见罢了。”

    大陈迟疑片刻，索性挑明了态度，说：“我看，你也用不着署名，信迟早要转下来，犯不着让头儿们记恨你。”

    段兴玉摇摇头，说：“本来是光明正大的事，一躲躲闪闪地干，反倒让人疑心有鬼了。再说，知道３１１案情况的人一共没几个，他们要是查，还怕查不出来是谁写的吗？”

    大陈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主意实在不高明，不由得苦笑了一下。应该说，大陈还是忠厚的，偶尔使一点小诡计，也让人觉得很拙。可他的忠厚又常常表现为安于现状，能忍则忍，对这一点，段兴玉是不大喜欢的。

    那么纪真呢？如果他把这封信拿给纪真看，又会得到怎样一种反应？支持，还是反对？他早在启笔动墨的那一天，就想着信写成后要请纪真把把关，行文的角度、口气，都要向纪真讨个分寸才好。那时他居然没想到，纪真，毕竟也是这个案件的负责人之一，责任系之，利害系之，还能不能像自己这么旁观者清，实在是没有把握的事情。而且，纪真在涉及到“十七年”的问题上，有着更甚于大陈的敏感，这一点也不能不考虑进去。

    这样转念，他决定不把信带到纪真那儿去，于是空手出了门，往二楼的处长办公室走去。

    纪真独自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弥漫的烟气几乎把他的身子罩起来，段兴玉走进屋子，他没有说话，甚至连低垂的头也没有抬起一下来，仍旧闷闷地抽烟，屋内的空气，已经十分浊呛。

    段兴玉在沙发上坐下来。在这一瞬间，突然觉得眼前的纪真，他的老上级，事业上的挚友，近三十年来共忧患同欢欣的知己，竟像一个全不认识的陌路人。

    “甘局长和你谈了？”段兴玉打破沉默。

    纪真把烟蒂慢慢地在烟灰缸里碾碎，脸色晦暗，“谈了。”

    “下午局办公室来了一个电话，”段兴玉随便把话头扯起来，“让我们明天去一个人到局里，说是谈周志明父亲的事，电话是打到值班室的，值班员也没问清楚。会不会是他已经知道了他儿子的事？不过，对他封锁消息是医生的建议，局里当时也是同意的。”

    纪真从皮包里取出一张纸，默然递给他，他一看纸眉上的几个字，禁不住发呆了。

    “死亡通知书？”

    “我今天和甘局长谈完，碰上局办公室的人了，他们和我简单谈了谈。”纪真苍哑的声音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他父亲的食道癌自从上个月确诊以后，变化发展得很快，昨天早上咽气的。”

    长时间的沉默占据了这间屋子。

    “那，这份通知书，怎么办？”

    “明天我到看守所去，交给他。”

    段兴玉觉得脑门上的血都凝固了，脸部直发僵，但他还是用了一种平静的语气说道：“他会受不了，我想他准会受不了的。”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总得让他知道。”

    “你知道吗？这父子俩相依为命二十年……他受不了的。”

    “唉，这也要怪他自己，如果不犯这个错误，也不至于连父亲死了都不能见一面。”

    “老纪！”段兴玉声音很低，但那格外深重的语气使纪真不由地抬起眼来。“老纪，广场这件事，还有我们对这事的处理方式，不光是他一个人想不通啊，我不相信你就真的那么无动于衷。”

    纪真半晌没吭声，但脸上的表情却清晰无误地默认了段兴玉的话。屋里一时又没了声响，只有楼外临窗的一棵古槐传来如泣如诉的絮语，落日余晖映在墙上，被摇曳的树叶搅成闪动的碎片，风，带了些热气从纱窗里扑进来，使人依稀嗅到一点儿夏天的气息。

    “对当前的运动，对广场上的事件，想不通不要紧，转弯子也允许有个过程嘛。”纪真低低地说：“但是行为上发生抵触，性质就不同了。即便这么说吧，他要是单单在广场上应付差事，我也不会说什么，连我，连咱们全处，甘局长都认为是在应付差事。本来嘛，搞那么多人上广场上去抓人，哪儿有那么多坏人呀？可是周志明，怎么那么大胆子把密拍胶卷给曝了？我气的不是没能抓到人，悼念总理嘛，即便有点儿过火行为，也不见得非得抓起来。但是作为一个公安干部，自己想不通就这么干，得了啊？特别是一个侦查人员，使用这种手段，我不是指这件事的内容，而是指它的作法，这种作法对于侦查员来说是最可卑、最要不得的。兴玉，咱们干侦查快三十年了，这样的事真还是闻所未闻，你也许能接受，我可接受不了。”

    段兴玉把憋在肚子里的气长长地吁出来，他放弃了同纪真争辩的打算，换了个平缓的口吻，问：“这些天，审讯的情况怎么样？”

    纪真摇摇头，隔了半晌，问道：“你们科里的同志有没有发现他最近都和社会上什么人接触？”

    “他可不是个交际广的人。”

    “唔——对。他们向阳院的主任和他是对门邻居，也反映周志明平常在家挺老实，家里也没什么人走动，可甘局长总想从他这儿抓点儿线索出来，唉，真是天晓得。另外，甘局长今天又提到了３１１案。他怀疑徐邦呈的逃脱和周志明有关，当然他也是以一事推一事……”

    段兴玉脸上微微冷笑，内心里有一股子火气一拱一拱地往上顶，恨不得摔点儿什么东西才能发出来，但他的声调仍旧平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