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在中日医院的一间病房里苏醒的，第二天又被转到了友谊医院。那位救她的老外留下了一束鲜花并且为她支付了这一天的治疗费用，然后就再也没有露面了。从护士的口中她知道他是某个大使馆的一位外交官，留着整齐好看的接近于马克思式的大胡子。

    但他肯定不是马克思，共产主义离林星也还很远。她住到友谊医院之后，只做了一次透析就想出院，她知道自己已经没钱在这里住下去。出院的要求提出后，值班医生告诉她，主任要找她谈一谈。

    她被带到主任的办公室。主任一见到她就说：“听说你想出院啊，是不是不信任我们？”

    她低头，说：“没有。”

    主任说：“我告诉你呀，你这回不但不能出院，而且，还要住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我们把你的肾脏移植手术做完了，让你养好。然后，让你高高兴兴地出院！你没意见吧？”

    她抬头，看主任，看不出他是在开玩笑还是说真的；是幽默还是恶作剧。她笑了笑，想核实一下自己的听觉：

    “手术？”

    “对呀。”泌尿科的这位主任有五十多岁了，一向不苟言笑，是那种很典型很老派的知识分子。他重复说：“我们要把你那个坏死的肾换了。”

    “换肾？”

    主任的助手，一个年轻些的医生插嘴说：“再不做这个手术你就完了，不是吓唬你，赶快做吧。”

    主任说：“第一阶段，我们要把你的身体全面检查一下，不过你的情况我们都了解。然后，要选择合适的器官源……”

    林星只能怀疑自己尚未睡醒，她故意放大声音来刺激自己的知觉：“主任，我没说过换肾呀，我没说过要换肾！”

    主任看着她，说：“你想知道你这个情况再拖下去会是什么后果吗？你下次再昏过去可就不一定能抢救过来了。”

    林星鼻子一酸，眼圈立即红了。自她得了这病之后，从没有任何人，包括医生，也包括主任，跟她说过一个死字。做医生的人也许都是刻意回避这个字眼的。刚才主任说到了死，但也没用死字。她想，她没有父母没有亲人，吴晓也离她而去，这个世界对她已经没有一丝挽留了，她不怕自己说出这个字来：

    “主任，我知道我快死了，我也没想我还能活多久……”

    主任和他的助手对视一眼，大概没想到他们会把林星的情绪弄得如此伤感。年轻医生笑一下说：“别这么悲观呀，你才多大。”

    主任也鼓励说：“那是以前，以前我不敢说什么，现在既然你有能力做这个手术了，我们一定会把你治好的。我们有信心，你也应该有信心！”

    林星不明白。

    年轻医生说：“手术的费用你的朋友已经替你付了，你放心好了。”

    林星不敢相信地问：“谁？我的朋友？”

    早上七点整，林星上了担架车，被护士们推着，穿过拐来拐去的长长的走廊，往手术室去。她盖在棉被里的身体是赤裸的，就和二十一年前她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一模一样。现在，她正沿着这条漫长而昏暗的走廊，走向自己的新生，或许，走向最终的死亡。她已经被医生郑重地告知手术可能存在的失败和风险，她连想都没想就毫不犹豫地在应当由亲属签字的地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她找不到任何亲属，为她签这个字。

    签字时她心里还是有种异样的痛苦和恐惧，尽管她在这世界上是如此的孤独，却难说一句“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这样的豪言壮语，因为她毕竟还有一个放弃不了的牵挂——如果手术失败，如果发生了意外，她就再也见不到吴晓啦，她想吴晓能知道她的最后一刻还在等着他吗？

    在手术的前夜，她非常郑重地，悄悄写下了自己的遗书。遗书的抬头写着“亲爱的吴晓”几个字，工整规矩，而正文的笔划则控制不住地潦草和激动起来。千言万语拥挤在笔端，落墨之后才发现不知该说些什么，心情的哀伤让她的诀别变得极其简单：

    亲爱的吴晓：

    明天，我可能就要永远离开你了。现在，我心里特别孤单。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了，你带给我的快乐我还没有报答呢。如果人死之后还有灵魂的话，那我真想看到你又有了幸福的生活，又有一位比我好的女孩爱你！也许你以后会养一只很懂事的小猫，那就是我变的。

    让我再吻一下你的名字吧，吴晓！

    林星

    这些告别的话让她掉泪了，收笔的刹那她突然又想到了那笔钱，于是在自己的署名下面，又写了一行小字：

    你的一些东西，我锁在咱家的衣柜里了，你一定去拿。

    写完，她又想了一会儿，想不出还有什么需要交待嘱咐的。接下来她在自己的嘴唇上涂了红红的唇油，然后在遗书上长久地一吻，让自己的双唇和几滴饱满的眼泪，一起印在了吴晓的名字上。她封好了信封，信封上写了钢琴师的姓名，并写明转吴晓收。最后把信封压在了枕头的下面。

    上午八点，手术正式开始。麻醉针是从后背打进去的，她感到了疼痛，整个呼吸都收紧了。有人在她身后问：“疼吗？”她摇头，说不疼。那人便说：“深吸气，别紧张。”她照着做了。让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身边不知什么仪器发出的嘟嘟的响声上，那嘟嘟的响声像是在数分读秒似的，给人一种时光流逝的失落和空茫。

    她听到了手术器械的叮当声，间接着医生们的话语：这个纱布拿掉……一号尖嘴钳……吸引器，吸引器，准备血管钳，快点……血压一百四——九十五，给毕主任找个脚凳来。把床再稍放低一点……她知道今天是主任亲自操刀。虽然视线不及，但她能听出身边的医生很多很多。

    事前医生并没有说明是全身麻醉还是局部麻醉，但手术开始不久她就昏然睡去，睡得很死，没有做梦。醒来时手术已经结束了，她已经躺回到病房里，医生护士尚未散去。她想叫主任，主任不在。那位年轻些的医生俯身看她，问：“醒了吗？感觉疼吗？”她的声音在胸口上郁积着，老是找不到发出来的位置，费了半天劲儿才说：“不疼。”气韵微薄。医生要求：“大声说。”她用力发声：“不疼。”医生见她终于发出了声音，放心地笑笑，说：“手术很好，你放心，那个肾脏已经活了！”

    她全身没有一点劲儿，软得几乎找不到知觉，但她还是忍不住把最后一点力气推向舌尖，向医生确认：

    “活了吗？”

    “活了，接上以后颜色很好，没有黑，也没有花掉，说明循环很好。你看它已经帮你排尿了。”

    林星哭了。她知道她得救了。

    手术后她在医院住了很久，等着身体完全康复。医生和护士都对她很好，还专门找了一个特护员给她喂水喂药，晨昏伺候。她想，她是什么时候积了这份德呢？尽管她在手术前就一再追问，可医生始终也没有告诉她，究竟是什么人，承担了这一切的费用。

    在手术后第一次能够下地独自行走的时候，她就去了泌尿科主任的办公室。她说主任，我好了，我来谢谢你。主任说谢我干什么，我们就是干这个的。她说：主任，请您告诉我，是谁让您救我的。主任说：人家要求我们保密的。这样吧，我再和这个人说说你的心情，最好还是让他自己告诉你。

    然后就没了消息，几天后她听说主任出国考察去了，一去就是很多天没有回来。她把特护员退了，她很难心安理得地享受这种按小时收费的昂贵的护理。还有术后恢复性的透析，还有医院病房的床位，还有药，还有一日三餐……所有这些每天都在发生的、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的开支，难道不需要她用什么方式，来一一偿还吗？

    冬天到了。下第一场雪之前她出了医院。扬州胡同的家里，还没有烧起暖气，屋里的冰冷和尘土，给人说不尽的萧瑟凄凉。她出院后的第一顿饭没有在家做，家里什么都没有，冰箱里的东西早已腐败不堪。她出了门，坐公共汽车去了一条小街，那街上有一家她只来过一次就永生难忘的小饭馆，那饭馆的名字叫做“小四川”。

    饭馆里人挺多，但她结婚那天用的小单间还空着，桌椅依旧，陈设宛然。她进去点了一个锅巴肉片，这是那天婚礼上吴晓最爱吃的一道菜。虽然时过境迁，但那个晚上的一切，都还历历在目，使人依依。那个没有伴娘没有伴郎没有司仪没有双方亲属甚至没有任何程序的婚礼，是她此生度过的最最隆重最最喜庆也最最神圣的时刻。很久以后他们才听说按规矩婚礼的时间应该选在中午，晚上举办婚礼的，一般都是二婚。

    她想，难道就是因为选错了时间，他们的幸福才这么短暂？

    她又想起键盘手当时喝醉了，酒后真言地说过黄历上记着这是不宜嫁娶的一天，难道就是因为冲撞了这些灵验的规则，他们的幸福才这么短暂？

    她看看单间外面就餐的人们，都是谈笑风生、兴高采烈的样子。也许是快要过年的缘故。现在，是这一年中最后的几天了，也是这个世纪最后的几天了，也是这个千年最后的几天了。按照某些西方宗教的说法，这不仅仅是纪元的终结，而且是人类的末日。但看看眼前这些人们，一个个多么的轻松快乐，带着过节的心情。由此可见，西方宗教在中国远未深入人心，中国人还是相信龙年大吉，连这小饭馆的墙上贴着的葡萄酒广告，都醒目地写着千禧龙三个喜洋洋的大字。林星想，她也应该高兴的，她终于能够健康地走出医院，重新走进生活，走进新的世纪。在这个新的世纪里，她还可以走得很远很远。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全世界都没有第二件事情，都在狂欢着送别这个时代最后的几个小时，迎候那一线崭新的曙光。无论哪一个国家，无论哪一个民族，无论信奉什么宗教，无论是不是敌对的双方，在这个人类共同面对的时刻里，心情全都一样了。电视上，全世界的政治领袖们、科学家们、作家们、明星们，都在激动不已地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普通人也一样，在辞旧迎新的时候总要浮想联翩，许下种种期待和心愿。林星想：但愿她的好运会在几个小时之后的钟声里，重新回来。

    在最后的这个夜晚，全世界每座城市，肯定都有一个中心，像一个祭坛那样，让那些领导人和各界精英在神圣的仪式中代表人类迎接两千年的第一个黎明。小人物们、老百姓们，在让精英们代表着与时代进行壮丽对话的同时，也想和亲人，和朋友，和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找个地方聚在一起，为自己的一点凡人俗事、内心隐私、事业钱财、儿女情长，而衷心祝祷。林星想，她去哪里呢？和谁呢？祝祷什么？

    她一个人，在扬州胡同那两间没有开灯的小屋里，呆到晚上十点，还是下楼上了街。街上都快没人了。人们此时果然不是合家相聚辞旧迎新，就是参加各种活动去了。到处都有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官方的和民间的、有组织和自发的形形色色的庆祝活动。没有人还像她这样在空旷的街上踽踽独行。她想起以前和吴晓还讨论过千年之交的时候他们在哪儿过呢，他们说过世纪坛、长城和其他一些伟大的地方，但都知道那不是他们所能去的，她记得他们最后确定还是到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去，那就是天堂酒吧。

    她就去了天堂酒吧。

    天堂酒吧已经人满为患。几乎都是年轻人。也来了不少外国人。大家都有点奇装异服，在衣着打扮上像约好了似的有点要革命的意思。台上演奏的还是那支天堂乐队，那支没有了萨克斯管的天堂乐队。他们一首一首地演奏着各个国家二十世纪有代表性的经典曲目，使人感到连这样小小的角落都没有游离在全世界的回顾浪潮之外。林星没找到座位，就靠墙站在灯影里。今天很多人都站着，站着聊天、喝酒、看电视，等着钟响。

    离钟响还差一个小时，音乐停下来。天堂乐队的钢琴师走到麦克风前，即席讲话。他说：“各位朋友，请大家静一静，静一静，请允许我讲几句话。我们今天的演出马上就要结束了，呆会儿就要转播世纪之交的庆典活动。在这个一千年才有一次的无价的时刻，在这个人人都满怀理想尽情展望未来的神圣的时刻，可能也有一些人非常怀念过去，怀念过去那许许多多美好的时光和许许多多知心的朋友。我也一样，我想起了我们天堂乐队的过去，想起了我那个吹萨克斯管的兄弟。很多喜欢天堂乐队的朋友常向我们问他，可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半年前他在一次常人难以承受的感情挫折之后就不知去向了。我想他是不会再回来了。我们只能祝愿他永远像过去一样，快乐、帅气、善良。我有个提议，让我们大家再听最后一遍我们共同许下的《天堂之约》吧，算作我们天堂乐队在一九九九年向各位朋友最后的告别。让我们下个世纪再见！”

    他说得很动情，含着热泪。在掌声中，《天堂之约》那熟悉的旋律响了起来。钢琴师和整个天堂乐队也成了听众，大家都静静地看着悬挂在各处的电视机里，那个MtV的精美画面。林星知道，画面里的蓝天碧海都是今年夏天在大连拍摄的。吴晓面对着海上初升的太阳，吹起流畅委婉的萨克斯管。整个天堂酒吧都静下来听这首最后的《天堂之约》。

    在音乐的高潮中，林星独自穿过人群，走出了酒吧的大门。街上很静，连出租车都没有了。她步行着，往扬州胡同她的家里走，脑子里还回响着刚才的乐章。她不想再待在那堆拥挤的人群中，她与那些欢笑和喧闹有些格格不入。她只想一个人独自在心中和她的爱人吴晓，一起度过这不同寻常的夜晚。

    她慢慢地走着，在心中持续的旋律中，反复想着过去那些温暖的日子，那每一个永记心间的生活场面和平凡细节所带来的伤感，使她的脚下不禁有些踉跄。这时，不知什么地方，隐约传来万众欢呼的声音。她知道，刚才那踉跄的一步，已经迈出了一九九九，跨入了二十一世纪，一个充满梦想的纪元。

    新的时代有什么不同呢？对林星来说，没有。她每天照常上班，采访，写稿子。下了班哪儿都不去，回家，做饭。心里头，依然没有放弃吴晓。对她来说，百年之交、千年之交都是平常的一天，都是人类自己给自己设定的一个心理上的界限。

    而这个界限对那些心中存在某种迷惑的人，往往像是一个生命的大限，尤其是那些垂垂暮年的老人。夏卫华就是因为这个从美国回来了，他陪了他的年迈的舅舅，去老家威海的老龙头看千年的日出，了却一生的宿愿。年后他们来到北京，夏卫华自然想办法找到了林星。他约她去了他们借住的一个郊区的别墅，那是他舅舅的一个朋友在北京的房子，虽然不像京西别墅那样豪华漂亮，但也算清静雅致。他舅舅舅妈和他一起，在那别墅里请林星吃了一餐挺素的午饭。席间两位老人问了许多关于祖国大陆现时人民生活的情况，对故土乡亲的一切，都极感新鲜。饭后老人要去午睡，林星便也告辞。夏卫华留她叙旧，她推辞说下午还有别的事情要办，没再逗留。

    夏卫华送她出来，那别墅前面有个冻住的小湖，湖边栽着枝头枯摇的柳树，他们踩雪踏冰穿过平滑的湖面往公路那边走，彼此的潜意识里都有些久别的隔膜和生疏。林星告诉夏卫华自己结婚了，而且成功地做了肾移植手术，她告诉他的都是喜事和好事。也许正因为看到林星的生活如此顺遂，夏卫华脸上显得别有一番滋味。

    他说：“那我还得祝你结婚快乐呢，什么时候给我补一顿喜酒？”

    林星说：“等你毕业回来吧，如果我还活着，就给你补。”

    夏卫华说：“你不是已经做手术了吗？再活个几十年没问题。怎么样，还要不要我帮你办到美国去留学,或者，去度度假？你应该彻底放松放松。”

    林星没有吭声。

    夏卫华说：“我是认真的。你这么年轻怎么像个农村的地主婆呀，还想守着你那扬州胡同过一辈子？女人结了婚就都这样胸无大志了吗？”

    林星站住了，她不知为什么眼睛突然湿润，一句话竟抖抖地脱口而出：“可我得守在那儿，我不能让他回来找不着我！”

    夏卫华没听明白：“谁回来找不着你？”

    林星喉咙发堵，无以为答，一颗眼泪滚下来。她受不了这样强作笑颜隐藏悲痛，她毕竟面对着她最信赖的朋友。

    “吴晓，他走了，他生我气走了，可他一定会回来的，他气一阵就会回来的……”

    林星说不下去，很久以来她没再落泪，没再和任何人述说过她的吴晓。但夏卫华的出现，使她又想起了从前，从前她曾经拥有过的梦一样的恋爱季节。

    似乎不需要再解释什么，夏卫华显然明白了一切。他说：“星星，我早看出来了，你表面上很坚强、很独立，很专注于事业，实际上你是个特别脆弱的女孩儿，太认真也太认死理，所以我早就估计到你会失败的。你和吴晓，你们都还是孩子，谁都不懂得怎么保护自己，怎么避免互相的伤害和失望。我早就猜到你们长不了。”

    夏卫华的批评，让她心里更加难过，但她承认夏卫华说得没错，至少事实证明了他说得没错。

    他们已经登上光秃秃的湖岸，走上了公路，走到了郊区汽车的站牌下。夏卫华说：你叫个出租车吧，我来付钱。林星说坐公共汽车就可以了。再说，这儿也没出租车。这时她的心情也恢复了平静。她和夏卫华互相注视着，彼此的目光都很亲切。夏卫华再次问道：

    “既然这样，你更应该好好考虑一下我的建议了，你需要换一个清静的环境休养一阵，也许你会忘掉那些伤心的事情，重新快乐起来。”

    林星低头，没有回答。直到公共汽车来了，她才抬起头来，说：“再见吧。”她第一次地主动拥抱了夏卫华，但那是一种告别式的拥抱。她说，“我心里一直是感谢你的，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我这些年遇到过不少好人，你是让我最感动的一个。可我还是得回去了，家里不能没人。再见吧，好朋友！”

    林星跳上汽车，等汽车开动以后她才去看在站牌下呆立的夏卫华。这个车站只有她一个上车的乘客，也只有夏卫华一个送行的人。他孤零零地，一动不动地在那里站了很久很久，一直站到汽车走远他们彼此谁也看不见谁了。

    世纪之初，除去照常上班、照常生活之外，就有了这样一个小小的，让林星心情波动了一阵的插曲。她的身体，倒一天比一天地好起来了。手术之后，血透析从每天一次减到每周三次，现在又减到每周一次。不是没钱，是医生让减的。按照医生的估计，再稳定一段时间，她就可以彻底不用透析了。

    和夏卫华相见的第二天，她的心情就完全平静下来。第二天又是透析的日子，她早早地就到了医院。在医院的走廊上，她意外地碰见了那个她几乎遗忘了的老警察。

    老警察到医院不是来调查什么案子，而是陪着他快八十岁的妈妈看病来了。看他扶着老太太一路蹒跚的样子，倒真是一个典型的孝子。林星因为不期然地看到了警察个人生活中的这个动人的片断，便发觉他们其实也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生活工作老老小小的也都挺不容易，所以她对老警察的印象，一下倒有了几分亲切。

    老警察今天穿的当然还是便衣，见了林星打招呼还挺热情，不知情的人看了准以为他们是老邻居或者林星是他同事的闺女呢。他把他那位老迈昏聩的母亲小心地安置在一排长椅上，就过来和林星说话。他问：最近有吴晓的消息吗？林星摇头。他又问：没给你来信？林星又摇头，她没想到这老警察接下去居然说出这么一句话来：

    “吴晓倒是给我来了一封信。”

    林星呆住了，说不清这一刹那是惊奇还是难过。这是她和吴晓分手后，第一次听到关于他的消息。可他既然能给这位形同路人的警察去信，为什么对等在家里的妻子不置一顾呢！

    老警察看出她的惊呆，解释说：“我们刚刚把你公公的这个案子彻底破了。你公公不是自杀的，是被一个跟他一起干了二十年而且是他最信任的老部下打死的。唉，人和人之间真是不好说。这案子还没往法院起诉呢，吴晓不知怎么就听说了，给我们写了一封信，一是补充一些他知道的情况，二是对公安机关表示感谢。写得还挺不错的。我想给他回封信，把有些情况跟他说说，也把你当初怎么帮他说话怎么拼命想救他出来的情况，跟他说说。你们小两口不是为这案子闹了些误会吗？我想做做工作，能解开的疙瘩就早点解开。”

    林星问：“那你写了吗？”

    老警察说：“可我写了不知道往哪儿寄呀，吴晓的信上没留地址。不过从邮戳上看，是从上海寄出来的。哎，我过几天要去上海出趟差，要不要我替你找找？”

    林星不敢相信地问：“怎么找啊？”

    “我可以托上海公安局的人帮忙找找，上海市局我倒是熟人多。”

    林星不知说什么好，只有点头鞠躬，“谢谢，谢谢你了！”

    每次透析林星都能睡着，但这一次没有。整整五个小时她一直睁着眼睛。她后悔刚才没有向那老警察要那封信看，也许字里行间能看出吴晓现在的境况。所以透析一完她马上就走，她不知道公安局肯不肯把那封信拿出来，也不知道那老警察上午带母亲看完病是回家了还是又去上班。

    还没走到医院的大门，她在一个拐弯处无意中看见了泌尿科的主任，他在离她不远的地方正和一个人低声交谈。她蓦然止步，她认出那人就是天堂乐队的钢琴师。主任正在向钢琴师讲解着什么事情，钢琴师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他面向着林星却没有发现她，而他脸上的表情林星却看得清清楚楚，那表情不知为什么给了她一个突然的醒悟！

    主任和钢琴师说完话，两人握手告别。主任转身往回走，一抬头的视线不偏不正，撞上了林星。

    主任笑着跟她打招呼，但笑得不自然：“哟，林星，今天来透析啊。”

    林星盯着主任，用一种肯定而坚决的语气，问：“就是他吗？主任！”

    主任一愣：“什么？”

    林星目不转睛，盯着主任的脸，问：“我做手术的钱、透析的钱、住院的钱，所有的钱，都是他付的吗？”

    主任想装傻：“谁付的？”

    林星摇头：“主任，我知道您是知识分子，最纯的那种，所以您不善于说谎，您就别再骗我了。”

    主任沉默了一下，回答她：“我看，还是让他自己跟你说吧。”

    林星向主任鞠了一躬：“谢谢您了。”

    她跑出了医院，跑到了车来车往的大街上，早已不见钢琴师的踪影。她换着公共汽车无轨电车一路急匆匆地往钢琴师的家里走，她以前随吴晓去过他家的。在天堂乐队的几个成员中，只有钢琴师独自住，他在一幢砖木结构的旧式小楼里，拥有一间相当空旷的大屋。这便是天堂乐队的老营，是他们平时排练、侃山和聚居的地方。

    钢琴师不在家，门锁着，林星就在楼下的门洞里等。小风刮着，地上迂回曲折地流窜着小蛇似的尘土。她耐心地等。天傍黑的时候，钢琴师终于回来了，一个人，低头上楼，没看见林星。林星跟上来，在他用钥匙开门的时候，她叫了一声：

    “大哥！”

    钢琴师回头，有点惊讶地：“哟，林星，你怎么来了，有事儿吗？”

    他一边说一边开门。楼道里很暗，他打开灯，想看清林星脸上的表情。可灯一亮林星已经扑通一声冲他屈膝一跪，吓得钢琴师一时慌了手脚。

    “哎哟，怎么了怎么了？”他连忙去扶她。

    林星说：“大哥，我林星没钱还你，我也不能用别的法儿报答大哥，我只有一拜！”

    她把头叩下去，钢琴师嘴里叫着：“快起来快起来！”但拉不起她来。她想，这笔债她怎么还得起呀！除了磕头她什么都不能拿出来，尤其是对一个男人！这个念头让她的心头重负得长跪不起，直到听见那钢琴师一声无奈的叹息：

    “要拜，你就拜它吧！”

    她抬头看去，钢琴师用细长的双手，在她眼前展开了一张小小的纸片，她看清那是从一张汇款单上撕下的留言联。她看到上面一行那么熟悉那么熟悉的字体，还没有看清写得什么她就热泪盈眶。

    大哥：用这笔钱给林星做肾移植，这是我欠她的。千万别说这钱是我寄的。拜托。

    吴晓

    她双手抖抖地接过那张留言联，耳边听见钢琴师如释重负的解释：“钱是从上海汇来的。一共五十万，我全都入到医院的账上了。也许真是上海那边的钱好挣，他才去了没多久，怎么一下子就发了这么大的财！”

    这行熟悉的小字终于重新震醒了林星的爱情理想，她仿佛从地狱一步就升入了天堂。那悲极而喜的感觉大起大落几乎不像是真的，倒像是少年梦中虚构的童话一样。

    乘坐出租车在长虹般的高架桥上穿越上海，就像在浩瀚的建筑森林中凌空遨游。林星从一下火车就心情激荡——不是为了这座城市的壮观，而是为了那个近在咫尺的重逢。

    在这期待已久的重逢真要到来的时刻，她反倒越来越深地陷入了一种暗自的惶恐。她始终搞不懂吴晓将近一年的出走，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之间的夫妻恩爱早就名存实亡。

    但无论什么惶恐都不能阻止她满怀希望地登上开往上海的第十三次特快，昨天傍晚一拿到那位老便衣送来的字条她就毫不犹豫地赶往车站。那张字条上写着一个清楚完整的姓名和地址，下面还有“回家”两个醒目的大字。那是上海的一个酒吧的名字。林星在看到这张字条时几乎情不自禁地呼喊起来：“回家！”这名字是个多好的兆头！她简直不敢相信吴晓在这半年多的漂泊中，竟会藏在这样一个温情脉脉的字眼儿下无动于衷。这地址肯定是不会错的，这是那热心的老便衣动员了他在上海公安机关的朋友——那些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专业侦查员们打探来的。

    不到中午她就找到了这家酒吧，很大的地方，装潢考究而富有情调。一提回家二字出租司机马上就能点头知道，可见多少有些名气。中午这里人不多，供应着品种简单但毫不马虎的西餐。林星坐下来要了一份意式烩面，然后故作顺便地向服务生打听：你们这里晚上有演出吗？服务生说有的，我们这里的演出很出名的，要是来晚了还找不到座位呢。林星问：都有什么节目呢？服务生说很丰富的，你晚上来看看就知道了。林星问：有萨克斯管吗？服务生说：什么？萨克斯管？这个没有。

    林星有些愣，嘴里的面条马上寡然无味了。她心绪不宁地吃完面条，先去附近找了个小旅馆开房住下，然后坐立不安地等到太阳西下。晚上她早早地去了“回家”酒吧，依然要了简单的食物，以便占据一个靠舞台不远而又相对隐蔽的座位。八点整，酒吧的演出终于激动人心地开始了。先是一个摇滚乐队情绪节制的演奏，后有一位流行歌手故作粗野地唱歌。晚上十点半钟，大概进入了整个演出的精彩段落，舞台上灯光齐明，鼓乐大作，几位衣着性感的少女整齐划一地舞动着暴露的肢体，跳起动作简单而节拍鲜明的舞蹈，观众情绪随之振奋，全场击掌助兴。在这段过于吵闹的舞蹈之后，整个酒吧暗下来，唱片里放出的音乐低缓轻曼，松弛着人们的神经。这是客人自己跳舞的时间了，她不知道下面的节目中，还有没有吴晓。

    她叫住一个路过的服务生问：“听说你们这儿有个小伙子吹萨克斯管的，呆会儿有他吹吗？”

    服务生大概是新来的，摇头说不知道，但热心地替她向旁边一位领台的小姐咨询。两人用上海话说了半天，才由那位小姐向林星答复：

    “你要找那个吹萨克斯管的吗？他早走了。”

    “去哪儿了。”

    “好像是去德州夜总会了。”

    “你知道那吹萨克斯管的小伙子叫什么名字吗？”

    “叫什么不知道，每次他都是吹完了就走，我们和他没有来往的。”

    “他长什么样子？”

    “个子高高的，很漂亮的。”

    林星几乎记不清她是怎样结束了和那位领台小姐的交谈，也许连声谢谢都忘了说就急匆匆地走出“回家”酒吧。她当街拦住了一辆出租汽车，一上车就迫切地说了句：

    “德州夜总会！”

    她搞不清这个德州夜总会是指山东的德州还是美国的得克萨斯州。好在这“德州”离“回家”不算太远，只隔了几条窄窄的街巷。这里的生意显得比“回家”还好，门前的街道两侧停满了各种汽车。林星没想到她刚刚走进夜总会华丽的门厅，就幻觉般地听见了里边传来一首轻松欢快的萨克斯曲。她呆愣了半天才终于确认，这正是她日思夜想苦苦追寻的那个声音，她的心脏几乎不能承受那一阵突如其来的激动，皮肤都像过了电一样麻木酸疼。她想欢呼，又想稳住，心里却说不出有多慌，慌得连脚步都几乎摇晃起来。

    歌舞大厅的入口处被厚厚的人墙堵住了，示意着里边已经人满为患。只能出来一个进去一个，出来两个进去一双。她拼命地往里挤，不顾身后的指责谩骂，反正骂的都是上海话她也听不懂。在这种地方女孩子的漂亮脸盘一般是不会被人轻易忽视的，几位排在前边的客人很乐意地把她捎了进去。但她冲进歌舞大厅时，那激动人心的萨克斯管已经曲终人散，大厅顶棚上的各种灯光正在闪烁启动，头上不知什么地方，也开始嘶嘶作响地喷云吐雾。一个黑人DJ用怪声怪调的英文在迪斯科的前奏中不停地饶舌，鼓动着那些早已心痒的舞客。她挤到前边想从舞台一侧的小门往后台去，被一个警卫拦住说这里不可以进的。她说我找人。警卫问找哪个？她说找吴晓。警卫说吴晓？没有没有。她急了说就是刚才吹萨克斯管的那个。警卫说他已经走了，每次都是一吹完就走的。她不信说你让我进去再找找。警卫说走了你还找什么，说了半天就是不让进。这时音乐爆发了，以压倒一切的声势把她的哀求和争执统统吞没！

    这时，她看见了吴晓！

    吴晓不知从哪儿出现在大舞厅里，和以前一样穿着瘦削有形的衣服，头发用发胶修饰得轮廓优美。走路的步伐配合着迪斯科的节拍，依然像流川枫那样高傲洒脱。他穿过一层层狂舞的人群向门口走去，变幻不定的灯光使他移动的身影忽隐忽现。但林星一眼就看见他了，那么无意那么偶然地看见他了，就像是命中注定天作之合！

    她大声地，全力地，扩张着身上的每一根血脉，高喊：

    “吴晓——”

    吴晓继续向门口走，连一个侧身的张望都没有。在无数音箱发出的金属般的打击中，任何高声的呼喊都变成了遥远的细语。但林星仍然拼出了胸腔的全部底气，她甚至听不出自己的嗓子已经哑了。她喊着追过去，紧紧地盯住那个在万头攒动中从容离去的背影，生怕他在眨眼之间沉入人海。

    她追到门口，眼神一乱，吴晓果然消失了。她判断不出他是已经出门了还是仍在舞厅里。她的脚步仅仅凭着一种本能的方向感，向舞厅外面追去。舞厅外面仍然挤满了说不清是准备入场还是准备退场的人群。人群中没有吴晓。她继续本能地往外追，追到夜总会门外视野开阔的台阶上，她看到下面停着一辆异常醒目的红色跑车，一个衣着简洁的年轻女人正攀着一个男人的肩头，在他脸上轻轻一吻。林星猛然站住了，她的喉咙像被一只无形巨掌用力扼住，让她窒息得几乎晕眩过去。

    那个男人就是吴晓！

    她早该想到的，可一直忽略了，半年多来她百思不解的那个疑问，终于有了一个清楚无误的答案，而这个答案看上去竟是如此的简单易懂，如此的合理和必然。

    ——吴晓一直杳无音讯，是因为他在千里之外，爱上了另一个女人！

    她眼睁睁地，看着吴晓沉默地拉开了那个女人的车门，她彻底绝望了可还是下意识地喊出了声音：

    “吴晓……”

    吴晓听见了。这个他肯定熟悉的声音让他的身体震了一下，抬头向上看去：他看见了空荡荡的台阶上，孤零零地站着他的初恋情人，他的结发之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