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的六月我写完了，在后记中说：这可能是我本世纪里最后的一部长篇了。此话倒真言中。这一部，还在写时就谋划

    于心，原本可以在一九九九年即可写出，却偏偏不能完成，一会儿是这样的事缠身，一会儿又是那样的事耽搁，并且写了作废，废了再写，就是让你在两千年里不得脱稿。可见人的一生写多少文字，什么时候写什么，都不是以人的意志所转移的。别人或许说这是宿命论，唯心主义，但我却有许多体会。我的爱好比较广泛，其中之一是收藏秦、汉、唐年间的陶罐，往往得到一件东西，很快地，必会有同样大小、色泽的另一件东西再得到，以物能引物，我就守株待兔，藏品也日渐丰富。干什么行当干得久了，说本行当的话时，似乎口里总有毒的，上至皇帝的教训是口中不敢有戏言，下至樵夫，上山绝对禁口“滚了”的话。我自以为文章是天地间的事，不敢随便地糟踏纸和字，更认为能不能写成，写成个什么样儿，不是强为的。

    文学不是以时代的推移而论高低、优劣也与作家的年龄大小无关，曹禺二十多岁写成了《雷雨》，张爱玲一出道就完成了她的文学成熟。有的人十年才磨一剑，有的人倚马千言，不可一概而论。各地有各地特产，比如贵州的酒，云南的烟，山西的醋，嗜酒者当然推崇贵州，但绝不必要认定贵州是人间天堂。

    想到了一位画家，是西方的莫兰迪，有文章说他几十年在意大利的小镇上面对了几个罐子作画，画出了了不起的成就，遂也检点起我在写作中的一些困惑。十年前，我写过一组超短小说《太白山记》，第一回试图以实写虚，即把一种意识，以实景写出来，以后的十年里，我热衷于意象，总想使小说有多义性，或者说使现实生活进入诗意，或者说如火对于焰，如珠玉对于宝气的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结合。但我苦恼于寻不着出路，即便有了出路处理得是那么生硬甚或强加的痕迹明显，使原本的想法不能顺利地进入读者眼中心中，发生了忽略不管或严重的误解。里，我再次做我的试验，局部的意象已不为我看重了，而是直接将情节处理成意象。这样的试验能不能产生预想的结果，我暂且不知，但写作中使我产生了快慰却是真的。如果说，以前小说企图在一棵树上用水泥做它的某一枝干来造型，那么，现在我一定是一棵树就是一棵树，它的水分通过脉络传递到每一枝干每一叶片，让树整体的本身赋形。面对着要写的人与事，以物观物，使万物的本质得到具现。画家贾克梅第是讲过他的一个故事，当他在一九二五年终于放弃了只是关注实体之确“有”的传统写实主义绘画后，他尝试了所有的方法，直至那个“早上当我醒过来，房子里有一张椅子搭着一条毛巾，但我却吓出了一身冷汗。因为椅子和毛巾完全失去了重量，毛巾并不是压在椅子上，椅子也没有压在地板上”，如隔着透明的水看着了水中的世界。他的故事让我再一次觉悟了老子关于容器和窗的解释，物象作为客观事物而存在着，存在的本质意义是以它们的有用性显现的，而它们的有用性正是由它们的空无的空间来决定的，存在成为无的形象，无成为存在的根据。但是，当写作以整体来作为意象而处理时，则需要用具体的物事，也就是生活的流程来完成。生活有它自我流动的规律，日子一日复一日地过下去，顺利或困难都要过去，这就是生活的本身，所以它混沌又鲜活。如此越写得实，越生活化，越是虚，越具有意象。以实写虚，体无证有，这正是我把终于写完的兴趣所在啊。

    在的后记里，我主要谈了作品之中文字之外的写作人传达出的精神，现在我们十分看重它。当今的中国文学，不关注社会和现实是不可能的，诚然关注社会和现实不一定只写现实生活题材，而即使写了现实生活并不一定就是现实主义。二十世纪末，或许二十一世纪初，形式的探索仍可能是很流行的事，我的看法这种探索应建立于新汉语文学的基础上，汉语文学有着它的民族性，即独特于西方人的思维和美学。诚然美国及西方的文化风靡，或许有一日全球统一化，但这一日对于中国来说毕竟不是短的日子。

    彻底不是了我以前写熟了的题材，写法上也有了改变，我估计它会让一些人读着不适应，或者说兴趣不大。可它必须是我要写的一部书。写作在于自娱和娱人，自娱当然有我的存在，娱人而不是去迎合，包括政治的也包括世俗的。

    新的世纪里，文坛毕竟是更年轻的作家的舞台，我老了，可我并不感觉过气。是我新千年里的第一本书，在即将脱稿的时候，到处是庆典的活动，有记者来采访，需要我谈谈感想，我并未因逢上了两千年而欢喜若狂，我说，什么节日似乎与我都没多大的干系，作为一个作家，我就像农民，耕地播种长了庄稼，庄稼熟了就收获，收获了又耕地播种，长了庄稼又收获，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吧。写完了，下来肯定又得去充电去谋划去写作，只祈望着在以后的岁月里，杂事少些，疾病少些，自在多些。

    2000年1 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