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处是他。几十吨的、一两多的、戴八角帽的、梳背头的、正对大街的、迈向人间的、老得睁不开眼的、年轻腼腆像个大姑娘的、全须全尾儿的、笑的、沉思的、夹烟卷的、拿雨伞的、扬臂召唤的、掰手算账的、裹军大衣的、套蓝大褂的、戳在大门口的、别在胸脯上的、彩色的、全素的、大理石的、白水泥的、石膏的、砖头的、瓷的、铝的、塑料的还有海绵的。走到哪儿，他都和你在一起，好像自然界的一部分。

    那就像掀开了粪井的盖子，所有的龌龊都亮了出来。我们到处去看大字报。

    我们院礼堂、一食堂那一角有一些，办公区有一些，文化大革命开始，办公区警卫得也不那么森严了，小孩也能进出。有时，我们还到翠微小学和翠微中学去看，那儿的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每一尺墙都糊满了，楼道、院内拉着一道道铁丝像晾衣服一样挂着直垂到地的大字报，整个院子变成用纸墙隔离的曲回迷宫。

    烈日炎炎之下我一次次感到震惊。我发现罪恶离自己那样近，就在那些看上去一本正经威武不屈的大人之中。他们撒谎、背叛、占别人便宜，个个都是卑鄙小人和无耻之徒。尤其令人痛恨的是他们多次结婚。第一个娶的老太婆挺好，都是老干部，工资都挺高的，一定要离，换个年轻级别低的。我们院小孩的妈没有几个是大房，净是后娶的。我当然不懂结婚之后两个人在一起主要干什么，直觉上感到那里有一种下流的勾当，什么纯洁的东西被砧污了。也许是大字报提到此类事所用的轻蔑或义愤填膺的字句影响了我，我以为那属于犯罪。坦白讲，我发觉自己被这类事吸引住了，受到一种下贱的情绪支配。看到白纸黑字写的涉及男女关系的细节我十分不适，情感一点点波动，像被狗舔了，越不适越想再来一下。

    对自己的反应很生气，很厌恶，又无法平复心情的紊乱，于是大怒，于是升腾起强烈的道德观念：和女的好就是动物，最低一等动物。这些人都该死！以后坚决不结婚，一直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每个星期都有外面地方的造反派开着卡车冲我们院西门想揪院里在地方单位工作的家属。警卫排的战士拦着不让他们进，他们就堵在门口和前去劝阻的管理科干部激烈辩论。双方都拿着红宝书，胃疼似地捧在胸前，各自引用毛主席语录针锋相对地对骂，不时一齐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警卫战士有纪律，叫做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一般只是徒手组成人墙。毕竟那也不关他们的事，他们也不是太起劲，造反派豁出去一冲就冲开个口子。这时，我们小孩就飞跑回各楼叫大孩。这些大孩都是红卫兵，打人也不犯法，戴着红箍下楼见外人就打。前来滋扰的造反派大都是文教系统的小知识分子，体格弱，架着眼镜，很多人是中年人，被打得脸红脖子粗还挣扎着昂首讲理。有时大孩们一直把他们追杀出院，小孩们也跟在后面起哄呐喊射弹弓砍砖头，远远看去也是颇有声势的好几百口子，浩浩荡荡追到翠微路口，才散了队形，后队改前队，一路狂奔，争先恐后逃回院里。

    我们院都靠小孩保卫了。那使院里孩子油然而起一种使命在身的责任感。也就产生了很强的地盘概念。见到外院孩子进院就要去截，百般盘查，动钒群起追打。很多来走亲戚串门做客的小孩都挨了打。就是从那时起，我们院孩子开始和海军的孩子打群架。我们老要到他们院看演出、澡堂锅炉坏了要到他们院洗澡、看热闹玩玩什么的，他们也认为这是一种冒犯和侵略。

    翠微路口天天都有几百辆自行车聚在那里，车座拔得很高，露出一截儿挣亮的不锈钢管，很多车都拆了后支架，车把安了转铃，一根或红或绿的钢丝锁弯弯曲曲蛇一样架在上面。那些人都穿着松松垮垮的黄军装，戴着呢子军帽，很宽的红绸子袖标随随便便套在小手臂上，被挽起的袖口遮住大部分，只露出无字的一圈边儿。他们一脚支地，歪着肩膀驼着背扎着大堆儿聊天说笑，几乎人手一支烟，边说边有烟雾从嘴里鼻孔中散出；有人骑车带人在拐小圈；有人孤独傲慢且怀恶意地盯着过路的人；有时会有两个、三个穿军装的女孩子站在他们中间和他们说话，那时一些人脸上就笑嘻嘻的；不时，会飞车而来又一群同样打扮的人，新到的就会和原来在那儿的纷纷握手，说一些很豪爽的话。有一个人总是独自走来，戴着布军帽，很黑，脸上很多壮疙瘩，很沉稳的样子，一路走去，谁都认识，他们叫他“小保”。

    看见这些人，方枪枪之辈就会互相使个眼色，捅捅肋骨，很敬仰地小声说：“三校”的。那是翠微、育英、太平路三所中学的红卫兵搞的所谓“三校联防”。

    我们那一带最狂的红卫兵组织。这几百号人只是翠微中学的一小撮。真正的大队人马是从西边过来，黄酽酽，明晃晃，铺天压地，使我总觉得那曾是在下午临近黄昏看到的景象。不能尽书那种壮观的场面，只记得受到震撼的心情，觉得他们很辉煌，进行着伟大的事业——他们去冲公安部。

    有时清晨，也能看到一些妖娆的男女现役军人。一卡车一卡车地从街上疾驶而过，沿途乱喊乱叫，狂呼口号。她们有一个很响亮的名称：三军冲派。

    一些魁梧黝黑的大个子军人从礼堂怒气冲冲地出来，边走边吼，纷纷往一辆卡车上爬。他们是驻在长辛店靶场的“三项队”的人，经常来院里订光篮球场和机关年轻干部打篮球。他们中有几个是历届“社会主义国家友军比赛”全能和射击、障碍、投弹各单项的冠军得主，可说是武艺超群。他们在和什么人吵架，上了车立在后挡板旁还连比划带挥手扯着脖子嚷。卫生科的两个女兵勾肩搭背慢慢从礼堂里踱出来，站在台阶上骂他们，嗓门也放得很开，又尖又脆。卡车开动了，他们和她们还在不依不饶地对骂。

    我也不记得是哪边骂哪边的，只觉得这话很上口，一下就记牢了：河边无青草，饿死保皇驴。

    孙中将摘了领章帽徽，敲打着一面很响的铜锣，沿着大操场西边的马路边走边喊：打倒老孙。

    我们在操场另一边桃树掩映的马路上迈着正步跟在他儿子身后，一齐有节奏地喊：大腚、大腚。

    他儿子突然笑着转身做追赶状，我们也笑着一哄而散。

    大批外地的红卫兵住进了我们院，在俱乐部、礼堂、食堂凡是有空地的房子内席地而卧，每人一张草席，吃饭的时候就到一食堂领两个馒头一碗白开水。、他们穿的军装很多是自己染的，色儿很不正，像青苹果。正经军装也多是仅两个上兜的士兵服。有人自己在下面开了两个兜，还是能看出来，因为士兵服上兜盖有扣眼，而干部服则是藏在里面的扣样。

    他们很憨厚，个个都是朴实的农家子弟的模样，口音很侉，见到去找他们玩的小孩就问：你爸是什么官？你们院都是团长吧？

    我们一边在他们的地铺上躺下起来折腾，一边告诉他们：我们院还有好多军长呢。

    白天，他们就坐我们院卡车走了，晚上回来都很幸福，眼中闪烁着生理满足之后尚未平复的激动和惬意。经常还有一个人处于歇斯底里状态，跳着脚又笑又叫，眼角冒出一片片泪花，耷拉着一只膀子，扎着五个指头。我们院好事者围上去轮流握他那只手，再三地握，双手捧住，紧紧抖动，脸上也显示出巨大的亢进和陶醉。那是一只被毛主席握过的手，我也挤上去拉了拉那只手，很想叫自己激动。但没有，只是一手汗和几个老茧。

    那人发誓这只手一辈子不洗了。

    后来，方枪枪看过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彩色纪录片。

    毛主席很庄重，缓缓移动着身躯，在天安门城楼的白栏杆上走来走去。再看金水桥畔的那群红卫兵，满脸是泪，身体一上一下地抽动，喊、叫、大汗淋漓——干嘛呢嘿！

    红卫兵来来去去，过把瘾就走。后来就有点讨厌了。

    有一帮舒服了几遍还不走，泡在我们院免费吃住在北京逛公园。再后来他们居然贴大字报，说我们院给他们吃得太次，光馒头白开水没菜，而我们院的老爷少爷净吃大鱼大肉。废话我们是花钱吃。这帮白眼狼真是蹬鼻子上脸。他们在我们院食堂前声泪俱下地控诉自己遭受的迫害，说他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在我们这儿都饿瘦了，动员我们起来打破这不平等的社会。讲的是慷慨激昂，上纲上线，骨子里还是要饭。自己的动机阴暗说成全世界人都有罪这帮红卫兵也让我见识了形而上是怎么为形而下服务的。

    这就叫刁民食堂任师傅说。

    一股黑烟在海军大院上升，直冲蓝天。消防车拉着惊心动魄的汽笛从远处驶来。方枪枪爬上院墙，看到海军食堂旁的一溜高大的平房着了大火。火苗穿透屋顶，在一排排白瓦上阴险妖挠地晃动，看上去相当无害，所到之处并无异样。戴头盔的消防队员把白练般的水柱浇上去，它们就低头缩回屋内。房子的门窗往外冒的只是滚滚浓烟，熏黑了框子和墙壁，一点火星也看不见，这使场面显得不那么危急，看到的只是一群群忙忙碌碌的人，地面到处淌着小溪般的水。很多海军的小孩也站在周围看热闹。看见我们院墙头站满人，就朝我们吆喝：看什么看，找打呢。

    我们院孩子就挥舞着弹弓说：你过来。

    他们就捡石子奋力向我们投来，我们院小孩就拉开弹弓射他们。他们一窝蜂向我们冲来，我们连忙跳回院内，满地找石头隔着院墙扔过去，那边的砖头瓦块也如雨点般飞过来。

    等我们再次探头探脑爬上墙，那房子已成一个花架般的黑框子，遍地冒烟，火全灭了，一个消防队员刚从房顶摔下来，人都瘫了被同伴抬着往外跑，他捂着肋部表情极其痛苦，接着好像就昏迷了。我没看到血。‘李作鹏家的“一面红旗”

    像一艘黑色游艇从我们楼前矫健驶过，长腰丰臀，体围宽及两边的马路牙子。

    听到“嘟嘟乓乓”犹如巨人放嘟噜屁的声音，就知道李家的胖儿子和他胯下的那辆自动小板凳般的济南“轻骑”牌摩托车很拉风地来了。

    海军院内的墙上刷着大字标语：坚决拥护李王张首长！

    夜夜都能听到海军黄楼那个方向的一群大喇叭在吵架，有着吱呐般高腔的女声们天天对着喊话、讥讽、谩骂、朗诵毛主席语录和诗词。经常听到杜聿明的名字，不知此人与此有何相干，急忙去查毛主席语录，始知此人是国军干将，20年前就被俘了。

    一个风黑月高之夜，迷迷糊糊听到有女人呼救，其间伴有《国际歌》，这些声响之悲怆，情绪之绝望，使我一夜辗转反侧，噩梦不断。早晨起来，人人都在传说海军黄楼打了一场惨烈的攻坚战，坚守在里面的人失败了。在最后关头，我们熟知的那位能唱花旦的女播音员紧紧摸住一个攻进来的革命者的裤档，捏碎了这名年轻军官的睾九。

    批斗大会那天海军大院沿途布满警卫连的岗哨。操场上人山人海，一片海灰。

    他们院小孩也都没空搭理我们，一帮帮站在外围，爬在树上，伸着脖子往舞台上瞅。舞台铺着白桌布的长桌后面上坐着几排首长，都是老头，一边望着台下一边端起茶杯吹开茶叶喝茶。一个跟他们年龄相仿的老头，穿着被捕了领章帽徽的棉军服棉帽子，十分沮丧地单独一把椅子靠前坐在台口。人很白，很富态，脸部轮廓像新疆人。那感觉很怪，很像一群朋友突然闹掰了，大伙都和一个人翻了脸，把他孤立、遗弃在一边，寒掺他。

    台上台下的人都对他很凶，不断举起小树林子般的手臂向他吼，声若闷雷。

    这位看上去挺老实的老头被说的十分可怕，最引起公愤的是他下令战士吃西餐，一年到头牛奶面包，饿得战士们皮包骨头。

    还有一次海军也戒了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通我们院的小门都关了。我们院也加了岗，派出一些游动哨。

    听说那是林副主席来了，叫做“亲自视察海军”。隐隐听得他们院里敲锣打鼓，口号阵阵，一派热闹。

    如果你有那样的坚定观念：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那么这些场面就没有一丝一毫的悲剧色彩和恐怖气氛。相反你会觉得热烈、振奋、长长透出一口气，如同风筝断了线，越飘越高，似乎将要上升到一个纯粹的境界——那是个很大的无边无垠的水晶世界，你变成红桃尖儿，别人都是黑桃4方片3和梅花2.我得说那是一种很良好的自我感觉，你会如大梦初觉，激灵一下以为自己明白了人生，接着觉得自己力大无穷，目光如炬，再发展下去，十有八九就像女人达到性高潮，一刹那一刹那，如痴如醉。这时若有医生切开你的大脑，一定可以发现有大片刚刚分泌的致幻物质。现代医学也许能命名这种现象。

    我叫它：“天堂来潮”。

    那种物质一旦分泌便很难再被吸收。很多病例证明，品尝过这种高潮的人难以再过平静的生活，就像吸毒者常说的：一朝吸毒，十年戒毒，终生想毒。病得比较重的人主要特征为：假装性格峻烈，浪迹天涯，倡导怪力乱神。等而下之的：自立门户，妖言惑众，装神弄鬼，开班授功。

    作为小孩，我实在也看不出这是哪个阶级在推翻哪个阶级，一定要往那个革命理论上靠，我只能希望是小孩这个阶级推翻大人那个阶级。奴隶制废除了，妇女平等了，殖民地人民独立了，只剩小孩还老受压。谁在乎谁推翻谁呢？只要好看。毕竟没有断头台、毒气室、大规模枪杀、剥皮抽筋和五马分尸，只是戴戴高帽、剃剃阴阳头、游游街、姓氏打个叉、挂挂牌子、撅撅喷气式。说是革命，更像是演戏，卓别林也无非这一套嚎头。所以，红卫兵也别觉得自己真怎么着了，大人呢也不要太悲壮，你们都是著名喜剧演员，寓教于乐，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穷欢乐。

    方枪枪紧走两步双手握住方超的双手：你好啊，康斯坦丁。彼得洛维奇。

    方超：你好你好。弗拉吉米尔。依里奇。然后他坐下很发愁地说：是不是有些不必要的残酷。

    方枪枪两手插在小背心上向他弯下腰：谁残酷？我们，布尔什维克？几千年来工人们的鲜血流成了河……方枪枪的手在桌面上曲里拐弯蛇行：尼古拉大门也要打开？

    方超严肃地点点头：要打开。

    方枪枪把手曲里拐弯原路撤回来，掏出妈妈的化学梳子吹了口气，一本正经在自己的短头发上梳了梳。

    除了生活中的活剧，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就是电影了。我们的文化生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一片空白。那时我们院操场天天放电影，集中放映苏联电影和批判电影，所谓批判电影就是文革前十七年拍的所有电影。我们不知道这些电影有什么值得批判的内容，只是如饥似渴地吸收那里面的人物性格和只言片语，就像学习自己的神话传统和古老方言。那使我们看上去似乎变得是一个拥有自己独特文化的部落，从电影起源，长出自己的根。那几乎、差点发展为一门可用于交际流利表达思想的外语，你要不懂，就没法跟我们相处。

    当你站在一个高处，心情很好，打算抒抒情，你要说日语：兔子给给妈耶。

    或者：人们万岁。

    当你想往下跳时，在空中要喊“瓦西里”，落地之后不管是躺着还是站着都要说一句：布哈林是叛徒。

    困了，想睡觉，上了床，要对自己说：就这样，在地上，盖着别人的斗篷，睡着无产阶级的导师。

    别人间你刚才说了什么，你要回答：好像是世界革命万岁。

    别人看你，你要告诉他：看着我的眼睛——叛徒的眼睛。

    要是有人热情地楼住你，你一定要说：面包没有，牛奶也没有。

    那人就会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称赞别人你必须竖起一个大拇指，瞪圆眼睛：高，实在高。

    想让别人信任，你只能说：皇军不抢粮食，不杀人，皇军是来建设王道乐土。

    逼问一个人：在人民政府面前抵赖，没有用。

    表示有路子：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要钱。

    叫谁滚开：黑不溜秋靠边站。

    叫谁站住：二曼，开枪。

    事情办砸了：这一下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了。

    安慰朋友：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了。

    变本加厉：别说抢包袱，还要抢人呢。

    姓高的就叫“高铁杆”，姓李的就叫：李狗顺“，姓王的就叫”胖翻译“。

    还有一些日语、协和语：吃饭是“米西米西”；征求别人意见是“那你”；有人敲门是“什么的干活”；给别人添恶心是“卫生丸新交的给”。

    还有大量的歌舞演出，每隔几天院里就会发票，一家—张，集体坐班车到京西宾馆礼堂、北展剧场或者人民大会堂剧场看节目。

    海军大院操场也有频繁的露天晚会，我们经常到那儿免票观赏高水平的演出。

    他们院操场的那座舞台十分专业，除了没有观众席，一个剧场舞台该有的配置一应俱全：全套灯光、音响设备，层层幕帏化妆间和深阔的后台。每个星期海政文工团和其他外请的著名文艺团体就在此轮流上演不同的歌舞、话剧。后来就演样板戏京剧、芭蕾和钢琴伴唱。那等于是一次艺术普及，让人大开眼界。文化大革命在这段时间内倒是与她的字面含义颇为相符。最流行的是那种人数众多，布景堂皇，跟百老汇秀十分近似的华丽歌舞。这厢叫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始作俑者大概是文革前的《东方红》。那也算是登峰造极，坦克都开上了舞台。后来的剧目也极力想要那个气魄，几个文工团纠集在一起，自我吹嘘“三军联合演出”，规模虽无一及〈东方红〉，内容却也是光怪陆离，五光十色。充分体现出中国导演固有的想象力：大型团体操加奢华服装发布会加各种新奇淫巧的道具机关加异国风情。印象比较深的有＜椰林怒火＞、＜赤道战鼓＞什么的。

    我在夜色之下，万众之中，远远眺望那一张十元钞票大小明晃晃色彩摈纷的舞台上演绎的中外故事，嘛也不懂又惊又喜，深以为那叫一美。

    那些演员都是脸谱化的。好人衣着整洁，俊男美女，涂着一整张红脸蛋，动作也是刚劲为主，间或辅以优美的舒展。坏人一张青脸，怪模怪样，跳起来也是哆哆嗦嗦，一般匍匐在好人脚下。今天想来很夸张，当时却是自然主义的表现，社会上的好人坏人莫不如此。

    《椰林怒火〉中一对美军哨兵跳了段摇摆舞，是剪影，执着屁股，两手幅度很小频率很快地向上、左右乱捅，引起观众阵阵笑声，也是我们小孩很长时间模仿的对象。

    ＜赤道战鼓＞中黑人妇女把鼓夹在两膝之间一通敲，也使我们学会了新的打击乐姿势，回到家里见什么都夹在腿中间乱敲一气，边敲边张着嘴鬼哭狼嚎。

    ＜毛主席来到我们军舰上＞是我最喜欢的一出剧。那里有个噱头，就是毛主席怎么来到我们舞台上。真毛主席肯定没工夫，演员激动半天，唱半天。总得给观众个交代，那又是戏核，情节所在，列宁斯大林在苏联都有人演了，还没听说中国有人演毛主席，我们都很习惯现实主义创作，情绪跟到那儿都以为会看到破天荒的一幕。结果，什么也没看到，到点儿他们打出了一束红光代替毛主席，挺实的戏到这儿就虚了，尽管不免失望，那也全场欢声雷动，阵阵狂呼毛主席万岁，演员唱什么也听不见了，要停顿半天，再重新起范儿。

    剧里的歌都很好听，歌词也不见得高明，都是大白话，但曲调抒情，听起来也是情深意长。那时的一批作曲家很有办法，什么前言不搭后语的话都能成歌，唱起来却也比今天的二等流行歌曲上口。“老三篇”那么长的书都谱成了歌。至今还会唱一俩句：“我们的队伍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受美国共产党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云云。

    那出剧里最著名的唱段也是一段絮絮叨叨。一水兵哥们儿，好像是老吕文科扮的，被毛主席握了手，举着大巴掌，瞪着受惊的大眼，一步三叹，一五一十告诉大家毛主席都跟他说了什么：“他问我姓名叫什么，又问我今年有多大……”

    下死眼盯着看的那些翩翩来去的女舞蹈演员。她们面容妓好，身段婀娜，穿的军装也和一般军人的军装不一样。不那么宽肥，剪裁可体，薄薄一层，加上扎皮带打绑腿，腾挪扯动，身体往往处于打开状态，可谓曲线毕露。

    她们极力要表现阳刚之气，还是流露了很多柔媚和一点点性感。革命时期最性感的表演要算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了，女战士们穿着紧身短裤，露着半截大腿，端着步枪从台一侧一个接一个大跳两腿几乎拉直窜到台的另一侧，怎么也不像在作战，就是一群美女美腿向我们展示人体。我得承认，我一直是把芭蕾当作色情表演观看的，直到改革开放，见过真正的色情表演，再看芭蕾才觉得这是艺术——高雅。怎么说呢？告诉你一个私人体会：小孩不学坏——那是不可能的。

    这些虚张声势的大型歌舞加深了我对浮夸事物的爱好。以大为美，浓艳为美，一切皆达极致赶尽杀绝为美。一种火锅式的口味，贪它热乎、东西多、色儿重、味儿杂、一道规汤里什么都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