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困斗室的茅盾，写完《追求》以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总算把刚刚过去的大革命时代风云，作一鸟瞰式的描绘。妻子孔德沚则心疼地对茅盾说：
“你看你看，人瘦成这个样子，脸色也不好看。这几天，你好好休息休息，我去弄只鸡来，给你补补。”孔德沚一口乌镇话，说得茅盾心里热乎乎的。
白天，妻子要去上班，远离组织的茅盾，心里格外孤独。原先在上大、平民女校、编译所、广州、武汉时，时代是何等地热烈，与茅盾现在的处境，形成强烈的反差。失眠、精神痛苦，时常折磨着三十出头的茅盾。
有一天，陈望道来看望茅盾，一见茅盾那苍白的脸色和疲惫的神气，十分吃惊，忙问：“沈先生身体有何不适？”茅盾苦笑道：“足不出户，能不生病么？”陈望道说：“也是，但现在沈先生的书已杀青，何不休整一下，养养身体？”茅盾依然苦笑一下：“老蒋的通缉令还在那些刽子手手里，他们对去年武汉的事，是不会忘的。”
陈望道点点头，呷了一口茶，沉吟一会儿，说：“对，有了，沈先生去年就对外讲已去日本，既然国内时局不允许你出门，那么干脆去日本休养一下，换换环境，呼吸点新鲜空气，也可在那里写文章的。”
茅盾一听，眼睛霎时亮了起来，心想，这倒是个好主意。因为当时中国人到日本，日本人到中国，都不用护照，十分方便。但自己不懂日语，恐怕到日本去生活有困难。“办法倒是个办法，不过我不懂日语。”茅盾说。陈望道忙说：“吴庶五到东京已有半年，她可以招呼你。”吴庶五是陈望道的女友，和茅盾也认识。
“这倒好了，那么去日本的手续、兑换日元等，可能还要拜托老兄，我现在还无法出门去。”茅盾觉得去日本休息的办法可行，便请陈望道代为办理有关手续。
陈望道也爽快地答应了。陈望道又谈了些外界情况后，便告辞了，临走，对茅盾说：“过几天，我再来看你。”
妻子下班回来，茅盾把陈望道来一起商量去日本休养的事，告诉孔德沚.
孔德沚一听，立刻表示同意，说：“这也好，你整天在家里，身体也越来越差，不如去日本休养休养。”
隔了几天，陈望道又到茅盾家，告诉茅盾，手续和船票，日元兑换，都办得差不多了。并告诉茅盾，“原来平民女校的学生秦德君也和你同船去日本，这样，你也有个伴。”
“噢，秦德君？她怎么也要去日本？”
茅盾感到有些突然、惊讶。
“她从江西经南京来上海，让我帮她找组织接关系去苏联，我劝她去日本，那里也有中共组织，可以从那里去苏联。所以，她同意去日本。”陈望道简单地说了一下秦德君的情况。
“这样也好，秦女士一起去，我们也可作个伴。”茅盾知道了秦德君的目的，淡淡一笑。
行期确定以后，孔德沚忙着替茅盾整理行装，把四季衣裳，一件件地理挺，放进皮箱里，又当着茅盾的面一样一样关照着，生怕茅盾在岛国受凉受冻。又关照茅盾一日三餐。絮絮叨叨，却一片深情。
七月初的一天，茅盾提着箱子，辞别母亲、妻子和儿女，在陈望道的指引下，偕秦德君女士悄悄地登上上海开往神户的日本小商轮。这条船没有客舱，床位也没有等级，只是船顶上有一宽敞的大房间，摆有十几个床位，每张船票二十五日元。
十人左右的乘客，除茅盾、秦德君外，都是日本人，只有秦德君是女客。茅盾化名方保宗，秦女士化名徐舫。
船在大海里航行，碧蓝的大海，万顷碧波，茅盾和秦女士日夜相处一起，望着这碧蓝的大海，碧蓝的天，海天一色，回忆起这几年的人生沧桑，政治硝烟，心潮起伏，感慨万端。似乎一种同是天涯沦落的孤寂感，涌上二人心头。望着波涛浪海，秦德君娓娓而谈，向这位昔日的老师、新出现的作家茅盾，诉说自己那凄苦的身世和坎坷的爱情婚姻。
秦德君于1905年出身在四川省忠县，是明末抗清女英雄秦良玉之后。父亲是纨袴子弟，母亲是农家女，被秦家选美选进秦公馆，但在怀孕时，又被秦家扫地出门，秦德君出身在秦公馆门前的野地里。后来，秦德君和母亲投靠亲戚，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在忠县读完小学，便去万县、成都读书。“五四运动”时，秦德君是成都第一批三个剪发的女子之一。“五四”以后，她被学校开除了，她便去了重庆。
在一次酒会上，她醉后失身于穆济波，当时她只有15岁。第二年，恽代英在泸州川南师范任教务长，她和穆一同去那里教书，并公开同居，不久生了一个女儿。在川南师范，秦德君认识了胡兰畦，并成了好朋友。1925年，秦德君被邓中夏派到西安，以教书作掩护，继续做秘密工作。这时，原来熟识的刘伯坚从苏联回来，也在西安，当上了冯玉祥西北军的政治部主任。于是秦德君把两个孩子抛给在西安中山学院任教的穆济波，随刘伯坚出走，并怀上刘的孩子，1927年11月，生了刘伯坚的孩子。
1928年春，她带着女儿辗转南昌、南京，结果都因大革命失败后，组织破坏严重而未能接上关系，所以她又把孩子托付给东南大学的朋友，只身到上海寻找组织。孤身一人，哪里去找组织？她只好找到原来的中共创始人之一，平民女校的老师陈望道。
茅盾听了秦德君的诉说，唏嘘不已。素来感情丰富的茅盾，此时也动了真情，他也向秦女士讲述自己这几年的奔波，这几年的奋斗，讲述自己在广州、在武汉的经历，也诉说自己对妇女解放，家庭婚姻的看法、感受。
也许是政治上共同的挫折，对生活上有许多共同语言的缘故，几天下来，两人内心已经掀起阵阵感情涟漪，而船上其他的日本客人，又视他们为“夫妻”，常常用日语称呼秦女士为“方太太”。船到神户，上岸接受海关检查，当海关人员检查完茅盾那箱子行李后，指着秦女士，用生硬的中国话问：“是你的夫人吗？”茅盾也顺水推舟，用英语回答：“是，是我亲爱的夫人。”
秦女士则微笑着点点头。海关检查官让秦女士随茅盾入关，连行李都不检查了。
茅盾踏上这异国他乡的土地，一股自由的感觉从心里升起，几百个日日夜夜，躲在阁楼里，埋首于纸笔之间，总算有了自由！他用年轻人的兴奋，挽着秦女士，上了去东京的火车。
火车开动不久，一个身着西装的日本人过来和茅盾攀谈，当这个日本人发现茅盾不懂日语以后，忙改用英语，请教茅盾的大名。茅盾微笑着应酬这个日本人，把上船前就印好的“方保宗”名片递给他，那个日本人拿着名片看了一下，笑了笑，放进西装袋里，然后用英语问茅盾，东京有没有朋友，打算住哪儿，去哪些地方游玩。茅盾因为秦德君在身边，只是爱理不理地应付日本人的询问。
车到东京，陈望道的女友吴庶五已在车站迎接。秦德君住进吴庶五已经准备好的白山御佃街中华女生寄宿舍，茅盾则住进附近的“本乡馆”。不料，刚刚住进本乡馆；车上见到的那个穿西装的日本人又出现在茅盾面前，像老熟人一样，用英语问茅盾，到这里，要不要帮忙？茅盾正要回答，忽见门口进来一个穿和服的熟悉的身影，并用中国话招呼茅盾，茅盾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年多不见的武汉时期的《中央日报》总编辑陈启修！陈启修见那个穿西装的日本人，似乎明白了什么，便用日语向那个日本人说了几句，那个日本人笑笑，并向茅盾说了一句“打扰了，”便走了。
茅盾见是陈启修打发了日本人，十分惊奇，便问道：“这个古怪的日本人是干什么的？”陈启修笑笑：“他是日本警视厅特高科的便衣。”
“怎么找到我头上来了？”茅盾觉得刚刚踏上日本土地，就被盯上了，不可思议。
陈启修笑道：“你还不算有名么？中山舰事件时你在广州，去年你在武汉，都是被人注意的目标之一，日本人的情报部门怎么会找不到你！他们一定有你的相片，大概你到神户时，他们就知道了。不过，不用担心，你来日本，如果是避难，没有其他活动，他们对你还是客气的。”
茅盾一听，舒了一口气。又问道：“你怎么认识他？”陈启修把自己刚来日本时的情形说了一遍。茅盾心想，原来如此。
到日本后，茅盾面临着生计问题。原本想学习日文由于生计问题他只有写作。
当他提起笔来时，脑海的人物故事便一个个地跃出来，尤其是那秦女士的生活，本身就是小说素材。去日本写的第一个小说是，时间是7月8日。
由于和陈启修住在一个旅馆里，二人一起谈天，一起外出，陈启修便成了茅盾的翻译。有一次，二人去逛地摊，茅盾买了一本关于北欧神话的英文书，使茅盾的孤独有了一丝慰藉——可以借此消磨岛国的寂寞！寄出以后，茅盾又写了《从牯岭到东京》的长文，对前段时间文坛上对“幻灭”、“动摇”、“追求”的批评，来个答辩，表明自己的创作意图以及自己创作思想情绪，和对文艺的看法。
认为革命文艺必须是革命的文艺而不是革命的标语口号；其次是读者对象问题，即阅读革命文艺的读者是哪些人？或者更清楚地说，是哪个阶级或阶层的人，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文艺技巧问题。茅盾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从牯岭到东京》寄回国内，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以后，立刻引来太阳社、创造社的朋友们的围攻。太阳社、创造社的朋友称茅盾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自然，他们也不知道此时的茅盾，已是亡命日本。
冬天来了，岛国的冬夜是何等的漫长，冬天的雾更令人愁肠百结，茅盾写了不少从秦女士那里听来的故事小说，也从地摊上抱回一些神话书籍，关上门研究，晚上请陈启修给教日文，没有多少时间，背了50音图，会了一些简单的日常用语。
在本乡馆住了5个月，“岛国冬长，晨起浓雾闯牖，入夜冻雨打檐，西风半劲时，乃有远寺钟声，苦相逼拶，抱火钵打瞌睡而已，更无何等兴感。”在这样的心情氛围里，茅盾和23岁的秦德君同居了。这时，在京都的老同事杨贤江来信，邀请茅盾他们去京都住，说那里生活比较便宜，而且他们住的高原町远离尘嚣，附近有余屋可以出租。杨贤江原在商务印书馆主持《学生杂志》，同时参加上海共产党的活动，大革命时期，被党派到武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任《革命军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大革命失败后，他根据党的指示，于上年底带着新夫人和儿子到京都，担任中国留学生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同时以研究教育，著述为主。杨贤江十分同情茅盾和秦德君的处境，因此，热情邀请茅盾他们去京都住。茅盾收到杨贤江的信，便和秦德君商量，二人都认为还是去京都好，或许那里可以静心创作，或许那里能圆秦德君的苏联梦。
1928年12月初，茅盾和秦德君告别陈启修，双双坐火车去京都，在火车上，半年前的那个特高科便衣又来和茅盾攀谈。实际上是把茅盾移交给京都的特高科监视了。
到了京都，茅盾他们才知道，在京都避难的，除了杨贤江夫妇外，还有高尔松、高尔柏兄弟夫妇，周宪文夫妇，四川学生漆湘衡夫妇等。茅盾和秦女士住四号门牌的那套平房。隔壁三号是高尔松、高尔柏兄弟夫妇，有一段时间三号四号合在一起开伙食，高尔柏夫人唐润英买菜，秦德君掌勺下锅。
对这个居所，秦德君和茅盾都有回忆。秦女士的回忆说：
“我和茅盾住的第四号门牌，建筑质量的低劣，看起来风吹得倒，东窗都是纸糊的，尽可夜不闭户，即使闭也无济于事。进门走道，是厨房，有煤气设备，最后是厕所；靠近厕所的是一间光线不太充足又潮湿的六铺草席的一间房，没有什么用场，只有空着，作为去厕所的过道。中间三铺草席的通道一小间，夜来我们把蚊帐挂在中间过道小房间的四个屋角的铁钉上，……
外面一间六铺草席的阳光好一些，屋檐下是过往行人的街道，道旁是樱花园地，每逢樱花盛开时节，抬头就看见日本国花。“茅盾对这个地方也有回忆：
“我的寓所离杨贤江的寓所有一箭之遥。这是面临小池的四间平屋，每间约有八铺大小；当时我与高氏兄弟为邻，各住一间，另两间空着。房东就住在附近，亦不过一箭之遥，这里，确实很安静，从屋子的后窗，看得见远处的山峰，也不是什么高山，但并排有五六个。最西的一峰上有一簇房子，晚间，这一簇房子的灯光，共三层，在苍翠的群峰中，便像钻石装成的宝冕。
小池子边有一排樱树。明年春季，坐在屋中便可欣赏有名的樱花，想到这，便觉得我的新居确实是富有诗意；对写作十分有利。“
由于秦德君在身边照料，茅盾那苍白的脸色也红润起来，精力也十分充沛，因此，在日本期间，茅盾的小说、散文创作达到一个更成熟的阶段，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浪漫的丰收季节。其中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7个短篇小说，12篇散文。而且，这一时期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大部分是精品，在各自的体裁中，都是有较高的品位。
茅盾在日本的散文，我们可分成两类：一类是抒情的，如《雾》、《叩门》、《卖豆腐的哨子》、等，反映了茅盾在特定环境里的特定心情，抒情性很强。
作品中暗示、象征色彩比较浓烈，文字比较曲折隐晦，但这些散文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极高。
“——因为是虚空，所以才有那样的巨声呢！我哑然失笑，明白我是受了哄。
我睁大了眼，紧裹在沉思中。许多面孔，错落地在我眼前跳舞；许多人声，嘈杂地在我耳边争论。蓦地一切都寂灭，依然是那答，答，答的水声从窗边传来，像有人在叩门。“（《叩门》）作者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对革命形势的怅惘、惶惑和对文学事业的执着追求以及对文坛的”争讼“的厌烦，种种矛盾心理交织地反映在字里行间。”并不是它那低叹暗泣似的声调在诱发我漂泊者的乡愁；不是呢，像这样的OUtCASt，没有了故乡，也没有了祖国，所作‘乡愁’之类的优雅的情绪，轻易不会兜上我的心头。也不是它那类乎军笳然而已颇小规模的悲壮的颤音，使我联想到另一方面的烟云似的过去；也不是呢，过去的，只留下淡淡的一道痕，早已为现实的严肃和未来的闪光所掩煞所销毁。（《卖豆腐的哨子》）茅盾的这种情绪，似乎有一种欲掩还露的窘态。在文字中片段流露的，是旅日的飘零感和对风起云涌大革命的怀念和痛惜情绪，茅盾这里是用否定来表达自己的肯定，卖豆腐的哨子声，太撩得令人怅惘！“这怅惘是难言的”。“然而每次我听到这呜呜的声音，我总抑不住胸间那股回荡起伏的怅惘的滋味。”“我猛然推开帐子，遥望屋后的天空，我看见满天白茫茫的愁雾。”
孤独的散文家似乎对周围事物特别敏感，连捉摸不到的自然现象，也可寄寓自己的情感。日本，是个多雾的国度，海洋性气候带来诗一样的雾，也带来白茫茫的愁雾。各人的心境不同，眼中雾也不同，“我自然也讨厌寒风和冰雪。但和雾比较起来，我是宁愿后者呵！寒风和冰雪的天气能够杀人，但也刺激人们活动起来奋斗。
雾，雾呀，只使你苦闷，使你颓唐阑珊，像陷在烂泥淖中，满心起挣扎，可是无从着力呢？“（《雾》）作者借自然界的自然现象——雾，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这种从火热生活中冷寂下来的孤独，有一种离群索居的苦闷，这又是和茅盾的生活经历有关的。——惨云愁雾，历来是文人们比喻的一种心绪，在茅盾心绪里，雾是可诅咒的，同样，在一篇题为的散文里，茅盾把向来作为美的象征的虹，也一改常规，虹一样的”希望也太使人伤“心”。
另一类散文是游记见闻，是茅盾作为旅日华人，在日本时所见所闻，主要有《速写一》、《速写二》、《红叶》、《邻一》、《邻二》、《樱花》、《风化》、等。这类散文同样具有较高审美认识价值。《红叶》记叙了作者在秋色里去山上看枫叶，但茅盾没有写枫叶如何，却写了人，写了场景，也表达了“原来只是如此这般一回事”的思想底蕴。而《速写一》、《速写二》作者写在日本进浴室洗澡时的见闻，写得精密，写得细腻，比如在写水龙头时，“这是个擦得耀眼的紫铜质的大家伙，虽然关着嘴，可是那转柄的节缝中却哧地飞出迸出两道银线一样细水，斜射上去约有半尺高，然后乱纷纷地落下来，像是些极细的珠子。”樱花是日本国花，大凡从日本回来或偶尔路过日本的人都要记述所见樱花或想看樱花的愿望，茅盾也不例外，在日本期间，他写的《樱花》散文，就是记叙自己结伴去岚山观樱花的盛事。但他用经济的笔调写在岚山的游览，而大量笔墨在渲染樱花的影响、吸引力，写自己寓所门前的树，想象着这是樱花树（其实就是樱花树），春天来临，这几棵樱花树正蓓蕾着，不久便烂漫一片，在这样的基调色彩里，结伴去游山。然而到了岚山，吸引作者的不是樱花而是岚山的自然景观，这种活泼写法，令人击节。
《邻一》、《邻二》则写出寓所邻居的孤愁美貌的少妇和活泼可爱的日本小孩，散文写得幽怨缠绵，情意缱绻。《风化》是茅盾就在日本所闻而写的一篇散文，议论日本警察的腐败，讽喻日本军警制度。
当时日本报载一个负责巡查有伤风化的警察的一桩丑闻，说那个警察半夜里抓住一对并头而睡的男女，在带往警察署的途中，那个负责巡查有伤风化的警察放走男的，让女的跟他走，半途强奸了那女侍者。报上一登载，舆论大哗。茅盾也就此写下了这篇散文，揭露了日本社会黑暗的一个侧面。另一篇同样也是茅盾根据报载材料写成的一篇暴露日本社会黑暗的散文。
据不完全统计，茅盾在日本期间共创作了、《一个女性》、、、《昙》、《泥泞》、《陀螺》等7篇短篇小说。这些长短不一的短篇小说有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大都用现代女性作主人翁（个别除外），大都偏重于情感世界的展示，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观照，茅盾在日本期间的短篇小说，虽然是三部曲底蕴的延长，但无论题材和描写方法都和相似而和不一。
这样说，并不否认茅盾在日本前所写的第一篇短篇小说作为茅盾思想转折点的作用——因为创作方法上的转换，似乎有一种惯性，这种惯性即使在思想苦闷期过后，还在有意无意地起作用，制约、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如这篇小说，是茅盾去日本后写的第一篇小说，里的环小姐，是一个表面为新潮女性，而本质上是一个受封建伦理思想毒害较深的青年女性，她和一个愿为大多数利益而奋斗的革命者相爱后，发生了肉体关系，后来那个男子革命去了。环小姐却发现自己怀孕了。于是，苦闷、惶惑，羞愧、孤独一古脑儿地从心头涌起，不能自拔，最后以自缢来解脱。这个环小姐没有能从革命高潮跌落后振作起来，而在跌落后失望到绝望。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态，尤其是女性，从大革命高潮中热烈的爱恋到大革命失败后心理负重，都得到真实的表现。茅盾笔下的这位环女士，在中就有踪影，但一般而言，中的这类女性，作者是用客观笔调来写的，而中，却带有某种批判意味、警世意味。茅盾在谈到创作动机时说：“我觉得‘五四’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唤醒了许多向来不知‘人生为什么’的青年，但是被唤醒了的青年，此后所走的道路却又各自不同。像娴娴那样性格刚强的女性。比较属于少数；而和娴娴相反，性格软弱的女子，却比较属于多数。
写这些‘平凡’者的悲剧或暗淡的结局，使大家猛省，也不是无意义的。在这一念之下，我就盘腿坐在铺席上写了短篇小说。“
和环小姐不同，茅盾在《一个女性》中，塑造了另一类型的女性——琼华。琼华出生于破落望族，但她没有“时代女性”那样追求“性解放”，放浪形骸，追花逐蝶，在大革命后自甘堕落下去。她不卑不亢的个性，使她在小镇上成为中心，傲视那些卑琐的“小人”，后来，家庭发生变故，父亲酒后失火，葬身火海。从此，家庭一落千丈，来琼华家的人，只有一个郎中，后来连郎中都少来了。后来，琼华生病，奄奄一息中，所追求的，是一种纯真的爱情。最后见到心底里藏着的恋人张彦英，才“软倒在母亲的怀里了”。
这是一个悲剧。但这个悲剧的根源在社会，杨琼华因同情同学张彦英的身世，为社会所不容，受到流言的攻讦。张彦英被逼出走故乡后，杨琼华受到一批卑琐的人捧颂，而家庭变故后，琼华又被社会遗弃。但好强的琼华不甘心就此败落，决意报复。社会又不允许、世态炎凉，给琼华一副清醒剂，但毕竟迟了，待爱恋的张彦英赶到时，她已是弥留之际了。从人物形象来说，杨琼华和中环小姐都是在五四精神孕育下成长起来的年青女性。但性格不同，结局却都是悲剧性的。这种社会题材对初到日本后的茅盾来说。确实是驾轻就熟，中未表现的女性形象，带到日本表现，但没有日本风味，而全是中国气派。是茅盾1929年3月初作毕的短篇小说，作品描写了一个男主人公林白霜和李惠芳、赵筠秋两个女性的恋爱心理过程。林白霜是经过大革命经历后失去方向的青年知识分子，“是政治色盲者”，而李、赵两位则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官僚。因而这篇小说是茅盾借恋爱外衣来揭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知识分子迷惘意识的一个侧面。小说中大量真实的、准确的意识流从茅盾笔下汩汩而来，显得十分真实。小说的象征手法，中国革命最壮丽的一幕落幕后的心态，曲致出来，散出无尽的韵味。这篇小说的主人翁也同样是女性，但她身处逆境却性格刚烈，无所顾忌。故事虽然是儿女私情，却也是表现同时代女性的一种类型：经过大革命失败后，一种心理扭曲的典型代表。
《昙》中的强女士却又是另一种典型。她虽然经过大革命的洗礼，但她依然是过去那种优柔寡断性格，她不敢爱所爱。当父亲把她当筹码嫁给新贵作姨太太时，她只有逃避。总之，茅盾在日本时，精雕细镂，营造了一座丰富的艺术长廊，创造了一系列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她们性格各异，出身不一。但似乎都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激动过，参加过，面对大革命后中国的政治，她或沉沦，或奋斗，或追求，或放浪形骸，从而构成了不同性格的女性系列形象。
茅盾在日本时，除写了一系列女性题材的作品外（《陀螺》也如此），还写了一篇风格迥然不同的小说《泥泞》，这篇小说没有像、那样，字里行间透出一种飘逸，芬秀的书卷气，而满篇都是泥土气，正像题目所揭示的，弥满了一种湘鄂农村的泥土气。作品描写了一个村子里农民运动兴起时人们从怀疑到参与，以及农民运动失败后农运骨干被杀的事实。作品是大革命时期湘鄂农村革命的一个缩影。它把大革命从兴起、高潮、失败的过程，浓缩在几千字的短篇里，深刻地揭示出：中国革命在农民意识没有觉醒，对中国革命没有认识的情况下，难免不失败，因此，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同时又揭示了：革命队伍本身的不纯和单纯，又是造成农民运动失败的一个原因。因而，茅盾这个可以作为背景看的短篇小说，基调灰暗，充满恐怖、怀疑、血腥。这种情况，在日本写的作品中是不多冗的。
尽管这些散文、短篇小说，不减写三部曲时的风采，但在日本时创作影响最大，也最为人称道的，还是长篇小说。
的故事主人梅行素原型，是秦德君的女友胡兰畦，在与秦德君的共同生活中，听秦德君多次讲述这位女友的坎坷经历和个性后，逐渐了解了胡兰畦的生平，了解了胡兰畦的经历，一个活生生的女性形象在茅盾脑海中形成。
胡兰畦是1901年生于成都的一个反清世家，母亲粗通文墨，因而她从私塾到新式女校，受过良好的教育，16岁时，母亲病重，便把女儿许配给常常关照胡家的一个小商人杨固元，但杨是个没有文化、粗鲁、品行不端的人。
五四以后，胡受新思潮影响，追求自由恋爱，个性解放，爱上表兄魏宣猷。
1920年农历10月，魏鼓动胡兰畦一起去重庆，当时为了能出走，胡牺牲自己，与杨固元成婚。婚后不久，胡说服丈夫，去重庆巴县教书，实际上是去寻表兄。
不料，魏在重庆病重，正在往成都赶，而胡则往重庆赶，结果胡兰畦的轿子与魏宣猷的轿子在中途擦肩而过，致使胡兰畦与心中相爱的表兄没能见上最后一面。后来胡知道实情后，决心脱离家庭，先后在巴县女校、川南师范附小作教员，后来又曾在杨森家里作家庭教师。不久，脱离杨森，出川到达上海，结识了陈望道、吴庶五、孔德沚、张人权、恽代英等革命者，后又到广州、武汉投身革命，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
胡兰畦其人，茅盾认识，但她的经历，却是听了秦德君的叙说之后，才了解的。
于是，茅盾从1929年4月到7月间，用心写了这个长篇小说。
由于有生活原型，包括听过陈启修对三峡之险的描绘，所以无论从人物、风光上都较胜三部曲；在茅盾长篇小说中，是成功的作品。尤其是前七章，梅小姐的性格、环境都写得神彩飞扬，楚楚动人，成功地刻划了一个娇生惯养的小姐的猖介的性格发展成为坚强的反抗侮辱、压迫的性格，终于走上革命的道路，这样的一个革命者形象。同时，作者在塑造这个人物形象时，也倾注了自己思想感情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因而更真实。至于题目，茅盾认为“‘虹’是一座桥，便是春之女神由此照出冥国，重到世间的那座桥，‘虹’又常见于傍晚，是黑夜前的幻美，然而易散；虹有迷人的魅力，然而本身是虚空的幻想。这些便是的命意：一个象征主义的题目。”
此时，一个意外，茅盾自己也没有感觉到。当时党组织对茅盾的关注依然，组织关系也秘密地转移着。几十年后，才发现这样一个材料：
东京市委：
收到你们的来信，兹特答复如此：
……
四、沈雁冰过去是一同志，但已脱离党的生活一年余，如他现在仍表现得好，要求恢复党的生活时，你们可斟酌情况，经过重新介绍的手续，允其恢复党籍。
……
中央一九二八年十月九日。
但让人遗憾的是，日本经过1929年的大检举后，党组织被破坏殆尽，如中共东京特别支部领导的“反日大同盟”组织委员会主任黄鼎臣，因开展爱国反日活动被日本警视厅拘留并遣送回国。杨贤江等也被迫回国。在茅盾看来，恢复组织生活也都成了泡影。但是在日本与秦德君女士同居的消息，却传到上海，夫人孔德沚和母亲也都焦虑万分，期盼着茅盾回到夫人身边，回到母亲身边。
1930年3月底，茅盾和秦德君结束了那一段浪漫而又苦涩的亡命生涯，从日本坐船，秘密地抵达上海，茅盾回到这片熟悉而又陌生的土地上；秦女士则回到了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