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茫大海，孤舟远漂，失去了往年此时的热闹和欢笑，没有新年里那种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也没有声声入耳的恭贺声，阴霾的苍穹下，海天一色，分辨不出哪是天，哪是海，船窗外的拍浪声，一阵一阵地传来，冷冷地令人心寒。茅盾夫妇在这从上海出发去广州的船上，相对无言，船舱里的灯在轻轻地摇晃着，孔德沚望着身边的一堆行李，想起一双儿女，不无忧虑地对茅盾说：“德鸿，到长沙可能要半个月。”“顺利一些，差不多；不顺利的话，不够的。”茅盾抽着烟，回答道。茅盾心里在考虑到了长沙以后，怎么办？
现在南京陷落，国民党中央政府已迁往武汉。武汉的那些朋友现在怎么样？
因此，从广州到长沙，再可以去武汉看看。
经过三夜两天的颠簸，茅盾夫妇终于在1月3日到达广州。走上码头，发现码头上人山人海，大都是沿海一带南下逃难来的，拖儿带女，挑担提箱。
茅盾夫妇背着行李，好不容易挤上一辆三轮车，便直奔火车站，打算买当天的火车北上。不料，当茅盾夫妇气喘吁吁地赶到火车站时，一打听，去长沙的火车票早就没有了。“何时才有？”“不知道。”售票窗里掷出一句硬邦邦的话来。在外面照看行李的孔德沚听说没有买到票，急了，忙问茅盾：“怎么办？长沙那边在等我们呀！”茅盾望着广州火车站上这副人山人海的逃难场面，以及一个一个的宣传队，不无优虑地叹口气说道：“我们去找夏衍吧，让他给我们想想办法。”
夏衍此时正在广州《救亡日报》担任主编，已来广州一段时间了。于是，茅盾夫妇拖着行李，去西关长寿路《救亡日报》社编辑部找夏衍。正巧，茅盾他们去时，夏衍正在编辑部看稿子，骤见老朋友来，十分高兴，忙端上两杯茶，送到茅盾夫妇面前。
“路上辛苦吧？”夏衍问。
“还好，坐船慢些，但比火车、汽车轻松。这次来广州，是路过，想去长沙，孩子已经先在那边了。刚才去买车票，说早卖光了。所以想请你想个办法，买两张去长沙的火车票。”茅盾吹了吹茶杯里浮在上面的茶叶，直截了当地向老朋友说买车票的事。
夏衍一听，笑了，对茅盾说：“不急不急，买车票的事包在阿拉身上。
不过既然来了，在广州住上几天休整一下，而且我也正好要找你，请你帮忙给《救亡日报》写点文章，这也是抗战工作。住宿我来安排，嫂子你看如何？“
夏衍一口气说完，又征询孔德沚.
茅盾一听，急了，放下茶杯，连忙说：“我‘脱离’抗战有3个月了，现在实在无话可说，还是等我到了长沙以后再给你写吧。”
“写什么，由你定吧，《救亡日报》上的文章，你无论如何也得写。”
夏衍一边给茅盾倒茶，一边说。“你们坐一会儿，我去关照他们给你们安排旅馆。”夏衍放下水壶出门去了。
一会儿，夏衍回到编辑部，笑道：“我都安排好了，你们歇一会儿就去旅馆。”
茅盾无奈地笑笑，同意了夏衍的安排。
旅馆就在报社不远的地方，一会儿就到了。孔德沚一进房间，便把包里袋里的东西理出来，碗、盆、毛巾等——放在桌上。这时，茅盾忙阻止说：
“德沚，东西不要理了，放着明天再说，说不定复衍会送票子来，马上会走的。
你太累了，休息一下吧。“
“哪能休息，累倒不累，东西理好，明天走时也方便些，我第一次到广州来，你先休息一下，我到下面街上看看，广州的东西是不是比上海贵？”
孔德沚蛮有精神地说。
“也好，不过早点回来。”茅盾关心地补了一句。
孔德沚出门去之后，茅盾把夏衍那里拿来的几张《救亡日报》翻了一下，突然想起夏衍的要求，又想起几个月的所见所闻所思，涌到笔端，不一会儿，便在旅馆写了一篇《还不够非常》的短文。写完后，又看了一遍，改了几个字，署上名，就放在一边。
这时，夏衍推门进来，告诉茅盾，车票已经让人去买了，明天能送来，估计起码要待三两天才能起程，让茅盾安心休息一下。同时还告诉茅盾：“在广州的几个朋友明天想和你聚聚，不知你以为如何？”
“好的。”茅盾想在这烽火连天的日子，朋友相聚是难得的，便不假思索地回答。又问夏衍：“哪几个在广州呀？”
“郭沫若、蔡楚生、欧阳山、林林、林焕平他们几位。”夏衍回答说。
“明天中午在新亚酒店。我会来陪你去的。”
“那好，你告诉他们，明天我一定去。”茅盾笑着对夏衍说。“噢，对了，你要的文章，刚刚我写了一篇，不知能不能用，你给斧正一下呀。”
夏衍惊讶又兴奋得说不出话来，只说了一句“这么快？”便从茅盾手里接过稿子，看了一遍，连连说：“写得太好了，深刻深刻。”茅盾连忙摆摆手，说：“急就章，将就着吧。”
两人又说了些别的事，夏衍告辞了，临走，对茅盾说：“今天您早点休息，明天我来接你。”
这时，夫人孔德沚从外面回来，在门口碰见夏衍，忙说：“怎么就走了？
再坐一会儿吧，我买了些点心来，你也尝尝。“夏衍说：”不了，我已经坐了一会儿了，嫂子的点心，我下次再吃吧。“
第二天茅盾夫妇和夏衍一道去新亚酒店参加朋友聚会。在这战乱中相见，朋友们原先一些文字上的不快，早抛到九霄云外了，郭沫若和茅盾紧紧地握着手，茅盾问郭沫若：“什么时候回来的？”郭沫若大声地讲：“我是被他们的炮火送回来的。”
郭沫若还告诉茅盾，这次只身回国，那个日本妻子还在日本，她们可能有麻烦。他内心也觉得有点对不起她们母子们。但国家在哭泣，民族在遭难，自己已经无法安心在敌国国土上生活了。因此，躲过警视厅的耳朵，悄悄地回来了。
茅盾夫妇怀着钦佩的心情，听郭沫若叙述回国的经历。大家相聚甚欢，畅谈国事战事，情绪十分高涨。一直到太阳西下，才握手道别。
茅盾夫妇回到旅馆时，一个矮敦敦的、却显得十分精干的青年已在那里等他们，给他们送火车票来。这个青年叫叶文津，他已经在旅馆里等了一个多小时，他告诉茅盾：“票子已经买好，是8号的。”茅盾拿了车票，十分感谢。这时叶文津说：“8号那天，你们在旅馆等吧，我会来送沈先生的。”
1938年1月8日，茅盾夫妇在叶文津的帮助下，终于登上去长沙的火车。
而夏衍约稿的《还不够非常》也在这一天的《救亡日报》上发表。火车走走停停，4天后才到达长沙。
在长沙，茅盾住在长沙近郊，一个地名很有点诗意的地方——白鹅塘一号。这个地方是孔德沚的同学陈达人的家，此时，茅盾的一对儿女也寄居在此地，陈达人的丈夫黄子通是个教授，房子很大。所以，茅盾夫妇一下车就直奔白鹅塘一号。
茅盾到达长沙以后，下一步去哪儿？黄子通陈达人夫妇十分好客，他们希望茅盾夫妇在长沙过阴历年，在他们家里多呆几天。茅盾觉得再看一下形势，再定行止。
于是，他每天上街，看看市面情况，发现此时的长沙，已经有点抗战气氛了。一队一队的宣传队、募捐队，在街头出现了。、《朱德传》一类在上海禁售的书，也出现在街头书摊上了。拄着棍子的伤兵也在满街游荡。这一切，茅盾感慨万端。在长沙的那些日子里，他还专门去拜访一些文友。田汉、孙伏园、王鲁彦、廖沫沙、黄源、常任侠等。这些文友见茅盾也来长沙，十分高兴，专门为茅盾的到达举行了一个欢迎会，特地邀请徐特立先生参加。这些友人还告诉茅盾，许杰、朱自清也在长沙。茅盾后来又专门拜访朱自清。两人还一起渡江游览岳麓山。
此时，长沙文化界邀请茅盾在长沙“银宫”作了一次讲演。通过这次活动，茅盾认识了一个叫李南桌的文学青年。李南桌是个聪明绝顶的文学爱好者，与茅盾交谈几次后，深为茅盾赏识，并成为经常来往的“学生”。可惜李南桌在颠沛流离中死于非命。茅盾深为痛惜。
在观察一段时间之后，茅盾决定去武汉探个虚实。2月7日，茅盾到达武汉，此时的武汉已是热血沸腾，歌咏队、宣传队、演剧队，到处可见。标语、彩旗、大规模的工人、青年、妇女、学生的游行，十分热闹。茅盾心里又勾起十年前的回忆，此时此地此境，1927年的武汉何乃相似！
对武汉这种表面上的轰轰烈烈，茅盾毕竟是见到过的。现在的茅盾已非十年前的茅盾了，没有那么多冲动了，更多的是冷静的思索。他想到了中共，走进了中共长江局（即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会见周恩来副主席，汇报了自己受聘办《文艺阵地》杂志的打算计划，以及他个人的一些活动方式，希望得到周副主席的指示。周恩来副主席听完茅盾的打算笑了笑，说，沈先生的打算很好，我们会动员作家支持沈先生，把刊物办得更好。后来指示吴奚如，凡是延安及华北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文艺工作者及老干部们写的文艺稿件，汇总长江局后，由吴奚如选择，然后交茅盾所编的《文艺阵地》发表。应该说，周副主席这个指示，是对茅盾的极大支持，在当时能享此条件也是绝无仅有的。
在武汉，茅盾与生活书店谈妥办《文艺阵地》后，又去拜访老熟人董必武。董必武见到茅盾，十分高兴，问茅盾是否愿意在武汉工作，现在国共合作，如第三厅等，也许茅盾对十年前在武汉的经历还记忆犹新，表示还是去编杂志写小说的好。
董必武也非常理解茅盾的选择，说：“这也好，我会尽力向你提供有关反映敌后斗争的稿件的。”
有一次，茅盾与冯乃超相遇，冯乃超知道茅盾过去的经历，便问茅盾，“你想不想见见陈独秀？”茅盾一听，十分惊讶，“他在这里吗？”冯点点头，“我知道他的住址。”茅盾兴奋地说：“应该去看看他，我们十年不见了。”在冯乃超的陪伴下，茅盾去拜访陈独秀，十年不见，陈独秀明显地衰老了，他想不到会在这里见面，依然健谈，陈独秀高兴地对茅盾说：“我经常从你的小说里见到你！”茅盾请教他对抗战形势的看法，陈说，“武汉是守不住的，我们都得走。”又说“日本人一定会来轰炸武汉。”茅盾和冯乃超听了陈的分析后，不得不佩服地点点头。
所以，后来茅盾向生活书店的邹韬奋、徐伯听提出，《文艺阵地》的编辑出版地点移到广州，认为印刷条件广州比武汉好。而且，汉口并不安全，敌人如沿长江逆水而上，武汉是守不住的。茅盾的潜意识里，十分钦佩陈独秀对战事的分析和见解。
在武汉那轰轰烈烈的日子里，茅盾依然冷静思考，写了9篇文章，对抗战文艺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包括抗战文艺的走向、趋势以及为抗战服务的形式问题等。
2月19日，茅盾回到长沙，向陈达人一家告别，偕妻子儿女于21日登上南下的火车，直奔广州。临行，张天翼给茅盾送来一篇给《文艺阵地》的小说《华威先生》。24日到达广州，住在珠江边上的爱群大酒店。一到广州，消息传出，夏衍、潘汉年、叶文津、欧阳山、草明、于逢、蒲风、林焕平、林林等朋友都陆续来看望茅盾。战乱年头，友朋相见，分外亲切。晚上，萨空了又来看茅盾，他准备将自己主编的《立报》移到香港去出版，想请茅盾去香港帮他主编《立报》的副刊《言林》，茅盾一听，说：“不行呀，我要在广州编《文艺阵地》。”
“这不矛盾，你可以同时编两种。《文艺阵地》是半月刊，字数不多，占不了你多少时间；《言林》只有2500字一期，你顺手就编好了。还有，你可以到香港去居住，那边环境也比这里安全，用不着天天躲警报。《文艺阵地》在那边编好，再送来广州印刷发行。不是也很好吗。”萨空了苦心劝说着。他又劝茅盾，这样编两个，生活上也可应付日愈高涨的物价。
茅盾答应考虑一下再答复。晚上和妻子商量之后，决定迁香港去生活，每月把编好的《文艺阵地》送回广州，而广州则把稿子信件及时送到香港。
萨空了知道茅盾同意后，十分高兴，并约茅盾一家一同去香港。
2月27日，茅盾携妻子儿女，到了香港，先住在九龙尖沙咀附近的一条街上，因为在电车路旁，不安静，后又迁到九龙太子道196号四楼。
暂时安顿以后，茅盾把孩子送进华南中学，然后，茅盾在艰苦的条件下，开始编辑《文艺阵地》和《立报。言林》。4月1日，《言林》复刊，茅盾在《言林》上开始连载《你往哪里跑》的长篇小说。这个小说，也是应萨空了的要求而动手的，写的是抗战题材，刚刚发生在上海的故事，暴露了8.13之后上海各阶层人士所持的不同态度，其中有爱国志士，热血青年，也有汉奸、投机商、托派分子等。这个长篇开始拟名《何去何从》，觉得太刺眼，怕引起麻烦，所以改为《你往哪里跑》。
茅盾这种边写边登的办法，还是第一次尝试。后来在《言林》上发表作品的，有不少知名作家：杜埃、林焕平、李南桌、黄绳、袁水拍等。不久，《言林》便成为茅盾在香港为抗日呐喊、助威的一个阵地。
在《言林》复刊编辑工作走上轨道以后，茅盾同时又投入编辑半月刊《文艺阵地》的杂志，因为有长沙、武汉、广州之行，茅盾对创刊号以及以后几期的稿源，充满信心，蛮有把握了。4月16日，创刊号《文艺阵地》出版，上面有叶圣陶从四川寄来的杂志《疏忽转到严谨》、老舍的《忠烈图》、董必武推荐陆定一的报告文学《一件并不轰轰烈烈的故事》、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李南桌的论文《广现实主义》，以及林林、力扬、王亚平等人的诗作，一时蔚蔚大观。创刊号一出来，引起各方面的热烈反映，一炮打响！尤其是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成为抗战文艺作品中“第一个典型人物”。
不料，一本深受读者欢迎的杂志，竟因印刷质量的不佳而困扰着茅盾这位大编辑家。在编辑这门学科里，茅盾建树颇多，而且多少年的实践，已经有一套丰富的经验，因此，茅盾打算通过关系在香港印刷，不料港英政府怕日本人而拒绝这本抗日杂志的印刷，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茅盾想到上海，想到内弟孔另境，与生活书店商量后，决定秘密送上海印刷，然后再运香港发行。这样虽然路途遥远些，但刊物质量就有保证了。
因此，《文艺阵地》从第四期起，由茅盾编好一期，托人带往上海，由孔另境送厂排印校对。茅盾在编辑上要求很严，一个标点，一个字都仔细推敲过，一篇选用的稿件，都批改得清清楚楚，“不让一个笔画难辨的字留下来。”所以，茅盾那段时间，经常坐在太子道那个家里，面对劈开的红色小山，遥控指挥——给孔另境写信，讲如何排版、改字等。
也是坐在太子道那个家里，为《文艺阵地》、为《言林》，写出一篇又一篇的文章和作品，在香港这段时间，茅盾自己统计一下，短论20篇，书评30篇，还有长篇连载《你往哪里跑》。
1938年4月的一天，茅盾突然收到上海许广平寄来的信，讲到《鲁迅全集》的事，说原来与商务印书馆有过协议，商量好了。现在商务印书馆印刷厂焚于炮火，他们不再承印了。请茅盾在香港与商务的香港分店接触一下，看他们能不能承印。
同时让茅盾去见蔡元培，请蔡元培为全集作序。4月19日，茅盾拜访在香港的蔡元培，蔡元培先生一口答应为“全集”写序和排印“全集”的事帮忙，并让茅盾去找香港分店经理。蔡元培说了个经理的名字，茅盾一听，笑了，原来这个商务印书馆香港分店的经理叫黄访书，是茅盾20年前在编译所时的小伙伴，同事。
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鲁迅全集》没有在香港印，黄访书与茅盾叙旧时十分热情，谈“全集”就哭丧着脸的情景给茅盾印象很深。《鲁迅全集》经过周折，后来终于在上海出版了，茅盾在其中也出了大力，功不可没。
后来茅盾被教育家吴涵真拉去，在一个中华业余学校义务讲课。专门讲授写作和讲解抗战文艺的现状和发展等。茅盾又多了一个宣传抗日主张的阵地。在香港这段岁月里，茅盾充分利用香港这个特殊的环境，建立起一个又一个阵地，为抗日战争作鼓与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