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良不在。这栋府南河边的豪宅空得像一座被盗过的坟墓，窗户大开着，腥臭的风迎面而来。一只鸟儿扑扇着翅膀从眼前飞过，停在黄叶飘零的枝头。秋天到了，它也在为自己的归宿发愁吧。

    把屋子彻底检查了一遍，排除了李良把自己的尸体藏在衣柜里、床底下、马桶里的各种可能，我甚至还把床垫捏了一遍，怀疑李良是不是把自己缝在里面了。叶梅一直站在那里，斜眼看着我像个疯子一样进进出出，目光中充满了鄙视和不屑，好像我是一泡狗屎，看一看都会熏臭眼睛。搜查完毕，她冷冷地发话了：“没想到你还这么够朋友。”我有点生气，板着脸回答：“李良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永远都是！我甚至……”我脸红了一下，叶梅抱着双手，一脸轻蔑，等着我说下去，我鼓了鼓劲，大声说：“我甚至可以为他去死！”叶梅哼了一声，拿鼻孔看了看我，表情异常狰狞，说李良可未必把你当成朋友，“你欠他32000元钱，他可一直都记着呢。”

    这就是叶梅。一个我熟悉但又陌生的女人。或者说，我熟悉的只是她的身体，甚至只是她身体的几个部分。但她心里想的什么，我从来都没有关心过。李良上次阴森森地对我说：“她现在只听你的。”我听了面红耳赤，屁都没敢放一个，抱头鼠窜而去。作为风月场中的老手，我隐隐约约能感觉到叶梅对我的感情，包括乐山那夜，包括她趴在我身上撕心裂肺的大哭，甚至包括她泼我的那一杯酒。让我困惑的是她后来的表现，从李良结婚到现在，我们一共见过六次面，她每次都像是刚从冰箱里钻出来，一张脸寒气森森，让我满身起鸡皮疙瘩。和赵悦离婚后，有一天清晨五点钟，她给我打电话，我迷迷糊糊地问：“谁啊？”她说是老子，我腾地坐起来，问她有什么事，她不说话，我揉了一下眼睛，听见话筒里传来震耳的音乐声，过了足足一分钟，她忽然道：“算了，就当我打错了吧。”然后无声无息地挂了机。那时天色微明，一线曙光透窗而来，照着我惺忪的睡眼。我抱着电话傻坐了半天，脑袋里空空如也。倒头又睡，直到天光大亮。醒来后茫然若失，想不清楚那到底是梦还是真的。

    不过我知道她说的是事实，李良和我不同，我大大咧咧的，永远不知道自己口袋里有多少钱，更不知道有多少钱是自己的，有多少是别人的，属于那种“包里剩下十元钱，花九元去买包烟”的品种。李良是个精细人，给人恩惠、受人恩惠都一笔笔记在心里。他既然记得我欠他的三万二，就应该还记得他欠我多少。

    大四最后一学期，李良极其潦倒。所有的钱都扔在了麻将桌上。他手气总是不好，瘾头却总是很大。任何时候，只在站在楼道上喊一声：“三缺一啦！”他保准是第一个蹿出来报名。那学期开学时我带了2300，不到三个月花得净光，其中至少有一半是给他付了赌债。毕业后回成都，他连买火车票的钱都没有，全靠我大力赞助。到成都后无处容身，又是我把他收留在家里，连吃带住，蹭我爸的红塔山抽，我妈还帮他洗袜子。

    是的，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朋友的价值就在于互相利用。那些断头流血的友谊，也许存在过，也许只是我们的幻想。

    2001年秋天的一个下午，落叶飘零，灰尘弥漫，一个白色的塑料袋慢慢沉没在府南河灰黑腥臭的河水中，我站在岸边想，什么生呀死的，别逗了，我是说着玩的。

    我们公司的出差分为两种：出瘦差和出肥差，瘦差是指没什么油水的那种，因为差旅费标准很低，吃住行加起来，一天才一百元，谁出去都得赔钱；肥差就不同了，有机会捞钱，随便伸伸手就是几千块。肥差谁都想去，抢得打破头，瘦差拿鞭子赶都赶不动。周卫东他们巴结我，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这个：我有权安排他们出差。我上次去重庆，属于肥瘦难

    言的第三种，效果因人而异。刘三去赔了一百多块钱，还挨了一耳光，换了我，大吃大喝外加老赖的小情人，最后还有5万块的油水。不过说起这事我就生气，该死的老赖只给公司汇了15万，答应给我的5万块至今也未兑现，我打算开完这次订货会，第一时间到重庆催债去，再托人弄个起诉书带上，他要敢黑我，我就让他把28万全吐出来。

    订货会是典型的肥差。公司给我们1%的机动费用，可以根据现场情况灵活安排。“灵活安排”是一个很微妙的词，大家都心照不宣，闷声大发财，董胖子也放下假仁假义的臭面孔，哭着喊着要去重庆，他先人的，还不是为了那点回扣？我不算贪心，这1%我只要三成，也就是说，只要订出去300万的货，我就有9000元的赚头，善后问题也很简单，找一大堆住宿用餐发票回去报销就行了，客户肯定帮着你圆谎，绝不会有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