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火气很大，嘴臭得能熏死苍蝇。我在路边小店卖了块绿箭口香糖，慢慢地嚼着，心事重重地转过街角。路过好又多超市的门口时，我不经意地往里看了一眼，正在蠕动的下巴立刻张开，整人个被电打过一样僵在当场：在拥挤的人流中间，我美丽的前妻，赵悦，正提着大包小包，长发飘飘，笑逐颜开地向我走来。

    警察进门时，老太太吓得差点摔倒，以为我做下什么惊天大案了呢。我当时也有点发蒙，没想到事情来得这么快。那两个警察倒很客气，胖的那个操一口浓重的自贡口音，说话时舌头翘得能舔到鼻子，问我在家里谈方不方便，我妈紧张得两手发抖，可怜巴巴地望着我。我搂了一下她的肩膀，说不用怕，是我们公司的事，胖警察连连点头，帮我圆谎，说阿姨

    放心吧，不是他的事，是别人的事。我妈一下子活了过来，颠着小碎步要给人上烟倒茶，我从茶几里拿了一条中华，对她说别忙活了，我们出去谈。

    走出大院门口，我自觉地伸出两手，问那两个警察，“要不要铐上？”他们俩都笑，说没那么严重，我们就是了解一下情况，你这么主动，不是不打自招么？我赶紧赔笑，说警匪片看多了，还以为跟警察说话就得铐上呢，没想到还有你们这么和气的。这马屁拍得就有点水平了，两个家伙笑得眼睛都眯起来。我把他们带进对面的陆羽茶坊，心想王大头说的真是不错：态度决定一切，你只要装出忠厚老实的样子来，挨打都会挨得轻一些。

    看来这事必须要动用王大头的力量了。小姐把茶端上来后，我借故溜到卫生间，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咬牙拨通了大头的手机。这还是李良出事后我第一次跟他联系呢。

    电话里一片嘈杂，大头说他正在吃午饭，问我什么事，我把情况简单说了说，问他能不能帮忙，心想龟儿子只要说半句推辞的话，我就立马挂机，死也不去求他了。

    “是哪个分局？”大头嘴唇叭嗒叭嗒地响，像叼着一口活猪。

    我说是某某街派出所，不知道哪个分局。大头嘟囔了一声，像是骂人，又像是咬了舌头，然后告诉我：“你先跟他们应付着，一句明白话也别说，”嘎吱嘎吱嚼了半天，他接着说：“我半个小时以后到…………你也不用害怕，公安系统我还认识几个人。”

    我心里暖烘烘的。大头毕竟是十多年的朋友，平时闹得再不高兴，关键时候还是肯伸手。洗了把脸，对着镜子看了看，我似乎还算年轻，薄有几分姿色，我怎么会走到今天呢？我黯然低眉，在心里叹了一口气。走出卫生间的时候我有点脸红，想起我踹他的那一脚，想起我跟李良诋毁他的那番话，惭愧得差点趴在地上。心想如果这事能够平安过去，我一定要好好谢谢他，嗯，给他买个手提电脑吧，他吵着要买很久了。

    不知不觉间，我就已经被时代淘汰了。街上流行的歌，听半天都听不出唱的是什么玩艺，最酷最in的玩法，我几乎一窍不通，连这个词都是从报纸上看来的，in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王大头和李良都上网，经常跟我说网络生活有多么精彩，我骂他们富极无聊，但真要我坐在电脑前，就连打字都不会。走在街上，看着一群群红头绿羽的新人类，哼着流里流气的小曲摇臀而过，我经常会发出感慨：唉，看来真是老了。这两年经常会无缘无故地心慌，不知道自己一生将走去哪里。我这个最早穿蝙蝠衫，最早拿手机、呼机的弄潮儿，在几十年之后，会不会也像我的父母一样，枯坐在生活的角落里，看着一切都摇头叹气？会不会也像他们一样，自觉地退出生活的前台，坐在儿女们绚烂的灯影里，一面抠着衰老的鼻孔，一面追忆自己万劫不复的青春？

    那两个警察问我欠款数目和欠款的原因，我遵照王处的教导，大耍太极推手，如封似闭，不阴不阳，一句实在话都不说，光抱怨资本家惨无人道、丧尽天良的残酷剥削，“差旅费一天才100元，又吃又住还不让我们坐公共汽车，怕影响公司形像，你想想，怎么能不赔钱？”然后历数我给公司作出的贡献，99年1.2亿，2000年1.6亿，2001年前10个月就超过了1亿半，说到这里心里一酸，想起98年我刚当上经理时，有一天重庆老赖急要60万的货，跟催命似的，我连搬运工都来不及请，和刘三、周卫东他们脱光了膀子，汗流浃背地往车上搬。不到两个小时，六百多箱货全部装完，又担心司机中途搞鬼，我愣是坐在蒸笼一样的大卡车里一路押送过去，到重庆后全身发麻，屁股都找不到了。瘦警察嚓嚓地往本子上记着什么，忽然抬起头来问我：“剥削的`剥’字怎么写？”我不胜景仰地望他一眼，蘸着茶水画了半天，心中愤愤不平，想他妈的，老子今天居然落到你这个大字不识的家伙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