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八哥儿的预言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张一弓 本章:2.八哥儿的预言

    我的记忆也有一个极大的缺憾,就是我对自己出生的时间和地点竟然毫无印象。当我经历了童年的飘泊,又在十一岁那年回到开封的时候,母亲领我到一条名叫“三圣庙后”的老街,指着一个破败的门楼和一座老屋的后墙,说:“斑儿,你就出生在这里。”

    在坑坑洼洼的老屋后墙上,我看见了铁青色的房坡。残缺的瓦片如钝刀刮过的鱼鳞,瓦棱里长满了苍老的瓦松,使人想起远古时代的黑松林。靠近屋檐,我看见一个小小的窗口。这个世界给我的第一缕阳光就是通过这个窗口吝啬地照在我的脸上。母亲却在这个窗口下为我的分娩受尽痛苦。母亲说,我不那么情愿来到世上,整整折腾了一夜,当窗口露出了血红的曙光,不得不动用剪刀,老屋里才传出了我的第一声啼哭。“你生下来就有八斤三两重!”母亲曾多次夸耀我带到人间的一个记录,接着是一声叹息,“如果听了产科大夫的话,那就不会有你了!”当我长大成人,遇到活得十分脆弱的时候,就会想起我的生命本来就是一个未被认可的偶然性,但我紧接着就会想起母亲为我承受的痛苦,就会感到母亲是将一个八斤三两重的生命托付在我的手中,努力活着就成了我的使命。

    我想看看那座慷慨地接纳了我的老屋,推开了一扇油漆斑驳的大门,却有一只肥硕的黑狗霍地蹿出来大声吠叫。那一天下着小雨,我和母亲应对着黑狗的进攻且战且退,雨伞在老墙上撞出了“砰砰”的巨响,身上溅满了路沟里的污泥,心中充斥着我并不属于这个古城的悲伤。我知道,父母曾向十多家房东缴纳房租,我们只是在这座古都的胡同里钻来钻去的房客。

    到了姥爷承认了父亲的合法性以后,我的头顶才出现了一片绿阴。绿阴覆盖着小巷深处的一座小院。小巷的名字叫西小阁。树叶在小院里摇曳,把摇碎了的阳光洒在我最初的记忆上。我所以说它是“最初的记忆”,是因为不管我对“西洋马车”的记忆多么清晰如画、多么栩栩如生,母亲却坚持说我是把他人的传说幻化成了自己的记忆。母亲认可了绿阴,说那是一棵老槐树的绿阴。于是,我又看到了满树洁白的槐花,闻到了人世间给我的第一缕沁人心脾的清香。还有我的老干娘,她是我的保姆。捻线陀螺在她手下滴溜溜地打转。邻家的小脚女人们却跑来参观她的更为精致的小脚。她就脱了三角形小鞋,把包得像粽子一样的小脚翘起来,左右扭动着展览给人看。邻家的女人都惊讶地瞪圆了眼睛,嘴巴一张一合,但我想不起她们发出的声音,“西小阁”给我的最初的记忆是一部动作夸张的无声电影。

    我捕捉到的第一个声音是一只八哥儿的叫声。八哥儿有一身漆黑油亮的羽毛,卧在邻家屋檐下的一个笼子里懒洋洋地打盹儿。有人从鸟笼下经过时,八哥儿才会扭动着脑袋振作起来,用沙哑的声音打着招呼:“喂,吃了没有?”不等人家回话,它就发出沙哑的笑声自顾自地回答:“哈哈,吃啦,吃啦!”每当父母亲去学校上课,刚刚走出小院,八哥儿就会高昂起脑袋发号施令:“老蔡,刘响,出车,出车!”

    老蔡或刘响就会从一个昏黑的门洞里跑出来。他俩都是黄包车夫。开封人把黄包车叫“洋车”。他俩的“洋车”并肩停靠在一棵小树的绿阴下,车斗、车把和铜制的车灯都擦得锃亮,像一对体面的双胞胎。老蔡和刘响却大不一样。老蔡又黑又瘦,时常穿一条紫花短裤,光着脊梁拉车,气喘吁吁地跑着,用耷拉在肩上的一条乌黑的毛巾擦汗。刘响年轻,快活而健壮,剃光的脑袋如同一个发育良好的大葫芦闪动着耀眼的青光。他喜爱赤膊穿一件白坎肩,敞着怀,黑色的长裤扎起过于宽大的裤腿,拉起车一溜小跑,裤腿像灯笼一样鼓胀起来。他不时捏一捏车把上的橡皮气球,一个亮闪闪的铜喇叭就会“呜哇呜哇”地叫唤起来。

    刘响与别的车夫的最大不同是喜欢唱歌,会用开封小胡同里流行的《旱船调》唱一支内容特别的歌。我跟母亲坐在车上,听他边跑边唱:“abcdefg呀,uv呀,咚不隆咚呛,w、x,还有yz呀!”母亲一边听、一边笑。他一边跑,一边扭过头来问:“孟老师,我唱的咋样?”母亲说:“唱的好,你不该中断了学业,真是太可惜了!”刘响说:“要是俺爹能多活几年,能供我多上几年学,说不定我就唱着这歌儿,带上俺娘和八哥儿,去伦敦拉洋车了。伦敦不吃窝头,吃面包。”

    我不知道刘响唱的是他自编的“英文字母”歌,却知道他确实没有吃上面包,他吃的是黑窝窝,还要喝胡辣汤。每天一早,他把装着窝窝的干粮兜挂在车把上,拉车向胡同口走去时,八哥儿就会拍打着翅膀叫起来:“胡辣汤,胡辣汤!”卖胡辣汤的矮胖子就在胡同口应声说:“别叫了,我给你哥盛上了!”

    刘响很注意八哥儿的营养,常常把煮熟的蛋黄捣碎,拌在鸟食罐里喂八哥儿。晚上,他还要攥着手电,钻到后院荒草棵里捉蚂蚱,他说八哥儿吃了这“活肉”才活得欢势。老蔡责怪说:“你把八哥儿娇惯成啥了,它是你媳妇?”刘响说:“跟媳妇差不了多少,天天拉车回来,只有它还能陪着我说说话儿。”

    一个下雨天,刘响没有出车。我见他手托鸟笼,教八哥儿说“古德毛宁”,一遍遍不厌其烦地纠正八哥儿的发音,整整折腾了半天。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古德毛宁”原来是“Good m orning”。当八哥儿终能以英国绅士派头向大家颔首问候早安的时候,刘响又拍着我的脑瓜说:“要是我一时去不了伦敦,等你爸送你出国留洋时,你就把这只八哥儿带上,也叫它戴戴博士帽。”

    八哥儿却辜负了刘响的教诲。一天他拉车回来,八哥儿照旧地欢腾雀跃之后,又伸长脖子叫道:“刘响,八格牙鲁!”刘响一呆一愣地望着八哥儿,“你小子说啥?”八哥儿又拍着翅膀炫耀它的第二外语:“八格牙鲁,八格牙鲁,哈哈!”刘响咬牙切齿地骂道:“小日本儿还没打过来,你小子就他妈的准备当汉奸了?看我宰了你!”老蔡说:“你对它发啥邪火?它又不是东洋鸟,没人教唆它,它咋会用东洋话骂人?”刘响掂起一个破铜盆,一边敲,一边喊叫:“街坊邻里们听着,谁想叫‘八格牙鲁’,就找小日本儿‘八格牙鲁’去,别在咱自家门口‘八格牙鲁’。我喂的是地地道道的中国鸟,别弄脏了鸟口!”老蔡说:“这地地道道的中国鸟,你咋教它说啥‘古德毛宁’?”刘响分辩说:“那是叫它学西洋人向咱中国人请安,你懂不懂?”

    我不知道刘响怎样惩治了八哥儿。那天晚上,我听见他恶声恶气地在门道里大骂八哥儿是“小贱人”、“汉奸坯子”。八哥儿扑棱着翅膀尖叫着向他求饶。次日一早,刘响对八哥儿说:“漱漱你的臭嘴!”八哥儿服服帖帖地把尖嘴壳探到小水罐里,一次次地饮水,却拒不漱口,又一次次地一仰脖子,把水咽了。刘响又斥责八哥儿:“你要不把脏话给我屙出来,你就不是中国的好鸟!”

    一整天,八哥儿都缩在笼子里,为它的国籍问题发呆。

    我想起了“宝塔糖”。我是吃了“宝塔糖”,才把肚子里的蛔虫打下来的,就对八哥儿说:“你要吃‘宝塔糖’。”八哥儿伸了伸脖子,说:“吃啦吃啦,哈哈!”

    我记得,就是从八哥儿嘴里吐出了东洋话之后,世上才出了乱子。

    干娘却说,是那只小母鸡领头闹事。

    干娘家在北郊乡下。她说把剩饭倒掉可惜了,就捧着一个纸盒,从乡下带回来两只小鸡。那是两个毛茸茸的小圆球,“啾儿啾儿”地叫着,在院子里滚来滚去。剩饭把小鸡养大,干娘认出一只是公鸡,又说城里有闹钟,用不着公鸡打鸣儿,就把小公鸡杀了,做了“辣子鸡”。我记得干娘用切菜刀割断了小公鸡的喉管,艳红的血就冒着热气汩汩地流出来。小公鸡蹬着腿,扑棱着带血的翅膀。那是我第一次目睹一个小生灵的死亡。吃午饭时,不管干娘怎样哄我,我只是哭着摇头,紧闭着嘴。干娘满面忧愁地对我母亲说:“这孩子心软,长大了一准受人欺负!”

    小母鸡也在为它失去了惟一的伙伴而悲伤。傍晚,是它进窝的时候,它却在鸡窝旁徘徊不前。干娘抓住它,把它塞进鸡窝。小母鸡睹物思亲,又扑棱着翅膀从鸡窝里钻出来。干娘满院子撵它,它就“嘎嘎”地尖叫着,跟干娘兜圈子。干娘扑上去,扑空了;再扑上去,又扑空了,满院子飞扬着洁白的羽毛如晶莹透亮的雪花。干娘终于把小母鸡挤到了墙角,小母鸡又挣脱出来,拍打着翅膀飞上了树枝,颤悠悠地站在高高的树枝上尖声啼叫。我听懂了小母鸡的叫声,叫声凄切而响亮:“哥哥呀,哥哥!”

    我对父亲的记忆总是在这里再次浮现出来。他站在堂屋台阶上,仰望着树上的母鸡,眼镜也随着母鸡的啼叫一闪一亮。“不要抓它了!”父亲说,“鸡的祖先本来就是住在树上的,经过人类驯化才变成了家禽。叫它在树上呆着吧,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啥?不怕黄鼠狼把它拉吃了!”干娘说。

    “对于鸡,”父亲说,“人吃了它,与黄鼠狼吃了它,都是一样的。”

    夜里,我听见小母鸡在树上哭啼。

    隔壁的八哥儿也遥相呼应,半夜三更就叫起了“古德毛宁”。

    干娘多次起床,跑到院子里望天,“老天爷,这是咋了?”

    胡同里的野狗也在“汪汪”地吠叫。

    天亮,父母亲都去学校上课。一群老鼠公然跳上了书桌,骨碌着黑豆似的眼珠左顾右盼,接着就翘起胡须、竖起前爪,在书桌上蹲下来开会,用我听不懂的鼠语“吱吱”地密谋。门外传来八哥儿的叫声,老鼠们就像被鞭子猛抽了一下,嗖嗖地跃起,在屋子里东蹿西跳。老谋深算的大老鼠首先蹬翻了一个蓝墨水瓶,接着又撞翻了一个红墨水瓶,蓝色和红色的江河就在书桌上泛滥。小老鼠们用脚爪和尾巴尖蘸了墨水,开始在白色的床单和米黄色的窗帘上努力作画,画出了美丽的竹叶形和蝌蚪状花纹。我必须承认,它们比我用蜡笔在“棒纸”上画的好看而且高深,可能是早期抽象派的作品。事态发展到了必须由小花猫出来收拾残局的时候,小花猫却惊恐万状地跳上屋檐,接着又跃上房坡,躲在屋脊下“喵喵”地惊叫。

    干娘跑过来,用笤帚疙瘩平息了老鼠的叛乱,用围裙制止了书桌上的水灾,又从桌子底下把我掏出来,再次仰脸问天:“老天爷,你是咋着啦?”

    下午,推水车的老人送水来了。听大人说,他推来的是“甜水井街”一口古井里的好水。他提着两桶好水越过门槛、穿过院子,把水倒进水缸,在厨房门外的铁丝钩上取下一个竹制的“水牌”,向门外走了两步,又心事重重地停下脚步,眼珠骨碌碌地盯着干娘。

    “他大爷,你这是咋啦?”干娘问他。

    老人晃了晃“水牌”,摇了摇头。

    “你是叫俺续‘水牌’?铁丝钩上还有哩!”

    “水井里,翻了一夜水花,咕嘟嘟地冒泡儿……”

    “是人掉井里啦?”

    “地底下,青龙翻身……”

    “青龙?”

    “世道要大乱!”

    干娘呆呆地抱着我,望着老人推车远去的背影。

    “出邪啦!”老蔡拉着洋车从巷口走过来,“杨家湖像开水滚锅,鱼儿也蹿出水面,嗖嗖地直打水漂儿!”

    干娘又抱紧了我,惶惶地望着老蔡。

    “龙亭大殿上,有一条水桶粗的青花大蟒缠在大梁上。”老蔡把洋车停在树下,“斗大的脑袋伸出来,嘶嘶地吐信子。”老蔡又望着鸟笼一愣,“瞧这八哥儿!一大早添的鸟食罐儿,现在还满着。它不吃不喝,不‘八格牙鲁’,也不‘古德毛宁’了!”八哥儿却扑闪一下翅膀,把自己倒挂在笼子里左顾右盼。老蔡又是一惊,“你是咋啦?头朝下吊着,都活得不耐烦了?”

    傍晚,父亲脸色阴沉着在小院里踱步。母亲回来时,他问:“听说了吗?”

    母亲点了点头,脸色同样阴沉着说:“徐州丢了!”

    “徐州”一定是一个十分要紧的东西。它丢了,八哥儿和母鸡、老鼠和花猫都在焦灼不安。黑夜嚓啦一下罩住了小院。

    狗们又在街巷里“汪汪”地叫着。

    剧烈的震荡差点儿把我从床上掀下来。大地和小屋都在摇晃。干娘急急用棉被裹住我,把我塞到床板底下。我听见了杂乱的脚步声。

    父亲在院子里喊叫:“快出来,地震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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