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赶紧动身。大许写了信交给我。我乘汽车走了。分手的时候关照大许要经常写信。

    在路上我遇上一些不顺利：在保山等了两天车，在昆明又买不到直达的火车票。结果用了半个月才到北京。北京当时寒风刺骨。我下了车就直奔小红家：他爸爸、妈妈，还有哥哥都在。他们家看来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家里书很多，她爸爸是个秃顶的小老头，人很开通，妈妈也很好。她哥哥挺像她，我一见了就喜欢。我一下闯进去，他们都吃了—惊，问：“你是谁？你找谁？”

    我说：“我是邢红的同学，我姓王，从云南来……她现在在哪儿？”

    他们马上就知道了：“噢！你是小王。她常念叨你。小红在医院里，她才动了手术。手术很顺利，瘤子在做切片。请坐吧！我们正要去看她。”

    我也没有坐，立即同他们一起到医院去看小红。她脸色苍白，瘦多了，可是一看见我就猛坐起来，高兴地大叫：“小王，你来啦！我等你等坏了。我接到大许的信了，我一直在等你。我动了手术了，我就要好了！”

    后来我就天天陪着她，那会儿医院也乱，什么探视不探视的，我每天都很早就来，很晚才走。她的身体渐渐好起来，常常要我陪着她到院子里走动。才来的时候我特别迂，连给她剪趾甲都不好意思，后来我也不怕了。我常常给她裹好大衣，搀着她到院子里去。护士们有时瞎说，说这小两口多好，我们也不理她们。

    我走的时候天气开始暖和了，小红的身体也更好了。可是我发现她爸爸和妈妈神色都不正常。但没有放在心上。我懂的事情太少，一点也不知道切片有什么重要性，我只看见她好了。大许又偷偷来信催我回去，他要来。于是我就回去了。小红的哥哥送我上火车，他心情不好。我问他怎么啦，他说是他自己的事儿。我开头一点儿也没疑心，可是火车开走的时候他忽然扶住柱子痛哭起来。这不由我不起疑。

    果然，我回到云南以后，大许正准备动身，我们忽然收到小红一封信。她说她的病重了。病得很厉害，也许不会好了。她说，她感到出了大变故，很可能瘤子是恶性的，它还在脑子里。这真是当头一盆凉水！我们全都呆若木鸡。小红叫大许快点去。我们拿出全部积蓄，还借了一些钱，央求团里开了一张坐飞机的证明，让大许飞到她那儿去。我让大许到了北京马上打个电报来。大许慌慌张张地走了。

    大许走后有七八天音信全无！我急得走投无路。晚上睡不着觉，用手抓墙皮，把墙掏破了一大块。第八天大许来了一个电报：已到京小红尚好信随后到。我心里稍稍安定。

    后来大许来了信，他说小红开始经常头痛，痛得让人害怕。她已不能吃饭，全靠打点滴维持。有时候眼睛看不见。大许痛心地描写她一看见他怎么像往常一样笑了，高兴地抱住他脖子。她让大许告诉我，她想我想得要命。她说她在昏睡的时候可以听见我的声音。她说她很想很想让我们三个在一起，三个人在一起她死也不怕了。她还说她虽然可以笑，可以说话，可是意识深处已经有点昏乱。她说她怕这种死，从内部来扼杀她。我看了这信差一点疯了。我写信让她、求她、命令她坚强起来，坚持住一点也不退让。我求她拼命去和疾病争夺，为我们三个争夺，一定要保住什么。我说：“千万千万别失望，还有希望。你还年轻，你的活力比十个人的都多。你能胜利，我知道你能胜利。想一想我们还可以永远在一起生活！”

    我不记得那些天是怎么过的了。后来大许又来一封信，说大夫试了一种新药，小红好多了，眼睛也可以看清了。她看了我的信，很高兴。她成天和大许说话，说她头疼比以前好了，头脑也清楚了。还说他们两人成天谈论我，小红说我是个最好的人。小红不住地说起我的细节，我是怎么笑的，她说我有一种笑很有趣：先是要生气，嘴角往下一耷拉，然后慢慢地笑起来。她还说我有二－种阴沉的气质，又有一种浪漫的气质，结合起来可好了，她特别喜欢。她说我可以做个艺术家。

    信的末尾小红写了几个字：“王，我爱你。你的信我很喜欢。我要为咱们三个人争夺。一直要到很久很久以后，你还会叫我小姑娘。”她能写信了！尽管字迹歪歪斜斜，可是很清楚。

    我看了信高兴极了。

    后来又来了一封信。大许说：小红的病情急转直下，忽然开始昏迷，要输氧气。他日夜陪伴着她。他说他都快傻了，他的字迹行不成行字不成字，有几个地方我看不懂。最后他说：还有希望，只要她活着就有希望，希望很微弱，可是会大起来。医生说没希望，可他们是瞎说。

    过了一天大许又来一封信，他说：“昨天她清醒了一会儿，可是什么也看不见，眼前漆黑。我把你的信念给她听，后来她把信拿过来贴在胸前。她说，我要去了。我只为你们担心。要去的人只为留下的人担心，她是什么也不怕了。我求她别说下去，她的声音就低微下去。昨天夜里她很不好，可是她挺过来了。小王，还有希望吗？还有希望吗？”

    我简直狂乱了，后来我接到一封信。信里封了一张电报纸，大许写道：“小红已去世。她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我们节哀。我即回来和你在一起。许。”

    我看了这些话发出一声长嚎，双手乱抓了一阵。我感到脑后一阵冰凉。我坐了很久，天黑下来，又亮起来。我机械地去吃饭，又机械地去干活，机械地回家来。我很孤独，真正的哀痛被我封闭起来了，我什么也不想。直到有一天下午大许推开我们的屋门，把夕阳和他长长的身影投进来。

    我站起来，我看见大许的头发白了不少，他黑色的头发上好像罩了一层白霜。我扑过去拥抱他。一个阀门打开了。一切都涌上来。我们大哭，然后我们并排坐下来哭泣，小声地啜泣。大许挂着黑纱，他瘦了。他站起来从提包里拿出一个黑漆的小盒子放在我床上。我用眼光问他，他艰难地说：“小红留下遗言，她把骨灰分留给家里和我们。这就是她。”

    我感到颈后好像挨了重重一击。我跪倒下来，用痉挛的手指抓住盒子，抚摸盒子。我在哭吗？没有声也没有泪，只有无穷的惨痛从粗重的喘气里呼出来，无穷无尽。

    后来我和大许在一起过了两年，就分开了。我们把小红最后几封信分了。他要走了小红的遗骨，把她的箱子和衣物留给我。我们把小红留下的书分开，一人拿了—半，然后收拾好行装，反锁上房门。我们离开那里，走向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