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秦庾（2）

    我无法相信，吉吉说完她的“随你的便”之后，就径直走到门口——在老地方、同一个时刻、同一个情景，她忽然站住，头微微一低，随后猛地转过身来，优雅而轻巧的动作使得她的衣角自由自在地飞扬了起来。她带动着周围的空气，在正午暖洋洋的阳光中，形成了光彩熠熠的金色螺纹线。她调皮地把手背在身后，露出手里一本书的粉色边缘，接着出人意料地莞尔一笑，飞快地回头走掉了——她走路的样子飘飘欲仙，叫人忘记她用脚走路。

    她刚才站立的地方，正午的阳光缓缓流动着，螺纹线已然消失，可空气仍旧闪闪发光。

    我无法相信。我无法相信那些话是她说的。她透明的眼睛、她透明的声音、她坐在那里安分的动作——可她却说了那样一番话！好像我是一个孬种。可怕的是，我认为她有道理！世界那么大，难道没有比我更混账的人吗？也许我早该承认自己是个孬种了，我自己常常这么称呼自己。从小我就是这么回事，我把猫咪叫做“针筒”，因为它老抓我——现在我当然明白，它抓我是因为我惹它惹得太过分，可那时我就一味地把它当成不讲道理的混账东西；我把“针筒”放到书包里，想要带它上街，为了好时时观察它，我把书包翻过来背在前边，猫咪和我的肚皮隔着一层牛津布，热乎乎的，不停地动，动得我肚子痒兮兮痒兮兮——其实那个时候，街上的大大小小肯定把我当神经病处理，可我还不知道。“针筒”走丢了也好，要不然，说不定我一直到现在还跟傻子似的把书包往前背着，活像个倒霉的孕妇。瞧我都干了些什么呢？吉吉说得真对。只是我决不能承认她对。我不是有意要这样的，我不是有意跟自己过不去——只有白痴才会有意跟自己过不去。我不是有意的，我不是有意的，我不是有意的。

    我走出阅览室，一个劲儿地冲自己说“我不是有意的”，我说得如此陶醉，眼睛都快闭上了。为了不让眼睛真闭上，我从一扇挺脏的气窗那儿往楼下望，看到一个家伙正骑车打楼前的空地经过；那人极胖，却骑了辆特小号自行车，嗨，模样可真精彩，我赌一块钱：你就光看得见他那硕大无朋的肚子绝对看不见他的车轮子。我很带劲地瞅着他，忽然想到“针筒”走失的另一个理由。我想着，要是它被抓去，真格的给抽了筋扒了皮做成没人要的猫皮大衣，那也算安全了，否则它在马路上溜达的时候，被这个胖家伙用特小号车轮子碾一下，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我真该承认自己是个大孬种，我讲的笑话连我自己都不认为有针眼大的地方好笑。樊斌那人虽然又低级又下流，可说出来的话至少有他一个人在那儿扯着嗓子笑，别人越是不笑，他笑得越起劲——他这种人完全和人家反一反，我发誓，他的心脏一定长在右边。

    我可烦走路啦，老实说。我百无聊赖地往教室那儿走，经过办公室门口，碰到李老师正巧走出来，我被她截住啦！我真被她截住了。她一见我就说：

    “秦庾，我正找你。你进来一下。”

    唉，我懂。要是我在哪儿碰见她，她一准说“我正找你”，好像她一生下来就在找我，一直找到现在似的。我知道她是个善良热情的老师，我也知道她这年纪的人比较喜欢我这种看上去文明礼貌的男生——瞧，我又说“她这年纪的人”了，上回我发现她和我妈一样大的时候，整整为我妈骄傲了三天三夜，跟李老师比起来，我妈活像个长生不老仙，难怪我爸这么喜欢他俩那血淋淋的爱情——可她不能老找我呀，尤其在我作弊之后，一看到她我就低头，她却像没事人一样。人到了她这种年纪，也许都那么会装蒜。

    我于是跟在她身后，走进办公室。办公室里只坐着另外一个化学老师——他是个男老师，长了个尖尖的秃头，戴副黑眶眼镜，看人时自下而上，十分威严。他教的是五班、六班，据那几个班的人说，这老师是真叫严格，可惜他的姓把他的威风抵消了一半：他姓花，学生叫他“花老师”的时候，总是有意地拉长声调。他孤零零地占据着正对门口的那个位置，我走进去时，他抬起头，自下而上把我瞅了一遍，心里有什么老大的气似的伸出手取过茶杯，威风凛凛地啜了一口茶，与此同时还是不放过我，死死盯住我，盯得我头皮发毛。我尽量不去与他的目光打交道，跟着李老师走到她的桌子前面。

    李老师坐下了，挺和气地吩咐我也坐。我听她的，乖乖坐到她身边的一把椅子上。这把椅子放在紧贴李老师书桌的桌前，不知该是哪位老师坐的——看上去大概是个年纪轻的女老师，布置得很干净。李老师对我进行谆谆教诲的这段时间里，我就分出点神来打量一下这张书桌。

    李老师并没什么要紧的话说，无非是要我好好复习，争取期末考试考好，会考也考好，不要再弄出什么是非来——我可真不希望她仍然这样关心我。我偷眼打量着面前这张不知是谁的书桌——桌子左角放一摞作业本，还有生物教科书，右角搁着个玻璃制的花瓶，还插上一朵红玫瑰，日子长了，玫瑰不新鲜，花瓣边缘显出焦黑来；中间按惯例摆本台历，忘了翻，还是昨天的日期，空白处写着：大鸟生日（我兀自好笑，不知这位了不起的“大鸟”算何方神圣）；玻璃台板下边压着几张照片，有集体照，有两三个人的合影，也有单人的照片，照片上那位眉清目秀的是五班、六班的生物老师，也该是这张桌子的主人了；除去照片，还有一张周海媚的海报占了显赫的位置，触目惊心的；书桌的抽屉关着，可是有张纸的边角露在外面，是关抽屉时不小心弄出来的，看得出写着“大体上”三个字——大体上什么呢？我就是砸烂了脑袋也想不出来。

    “你们这批学生，高三就马上分班了——你三加一加什么，想好了吗？”

    我正为“大体上”这个悬念苦思冥想，却被李老师的问话打断了。“加——”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垂下头，“化学。”

    李老师不知怎么，现出十分欣慰的样子，说：“咦，你不好意思什么？”

    李老师桌子上惟一的装饰品就是个相架，夹着她死去的儿子的照片，她在玻璃台板下边压的也全是她那位可怜的儿子从小到死的照片。我就怕她这一手，我就怕她看着我的时候，眼光里老像在说：唉，要是我儿子不死，也正好是你这么大呀。一个人如果倒霉，就是这样——全世界有上亿个我这么大的男生，可李老师偏偏认为我像她儿子！我干吗要像她儿子？像她那个满身泥巴的儿子对我有什么好处？我有父母，我活得好好的，可我非得像她的儿子，这多不公平。

    我决心不考虑这件事。趁着李老师发表议论时，我可又一心一意琢磨起“大体上”三个字来啦。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猛地一句话跳进了我的耳鼓：“时间不早了，去准备上课吧。”

    这以前我始终昏昏沉沉的，对李老师的话嗯嗯啊啊，一心琢磨着“大体上”，也没注意别的老师出出进进，一听这句话，我“腾”地蹿起来——我怕我蹿得太猛，那个威风凛凛的花老师又抬头自下而上打量了我一番，接着用红笔在面前的一本作业本上写下什么，像给我这个动作打分似的。我自己觉得刚才太心不在焉，有点对不住李老师的一片好心，就看看她冲我仰起的脸——她仍然坐在椅子上，虽然已经说了这么些，却似乎还有话要说。我看着她，想不出该不该说话，不知不觉叫了声：

    “李老师……”

    她笑笑，伸手拉拉我的衣角，真像个老奶奶。嘴里说：

    “用功点。”

    我使劲点点头。我那么使劲点头，其实不为别的，只因为我那劳什子的心坎里，忽然涌起一股该死的感激。李老师这个人，不管怎么说，也是个很好很好的人，我不想伤了她的心。我记得作弊被抓住之后，我和樊斌两个人留在教室里面等待查办，李老师跑进门，一径来到我跟前，劈头一句话就是：

    “你昏头了，你！”

    对，我可不是昏头了。我不想伤李老师的心，可还是伤了她的心；我不想骗爸妈，可我还是不能不骗他们；我不想这样粗暴地对待王海燕，可我还是忍不住厌烦她——我可不是昏头了。不过我自个儿琢磨着，我昏头是很久以前就开始的，我压根儿从一生下来就昏头昏脑。但我保证我不是有意的，不是。我不是有意的，我不是有意的，我不是有意的，我不是有意的，我不是有意的……

    教室里的气氛紧张不到哪里去。大家好像都不把会考放在心上，反而对再下个礼拜的期末考试存着点小心。今年会考制度又改了，变成以及格不及格论处——那总该及格的喽。

    要是在近期末的时候，考试的气氛不怎么浓厚，那么学生就是另一种面目。放假之后的日程可以提前来讨论讨论。据说，刘亚伟又计划到外地去进行他的什么“探险事业”了。刘亚伟这种人，平时看看真是愚蠢到家，说出来的话没劲透啦，一张嘴就是一模一样的字——他倒确实在说不一样的字，可听上去全像一个字——不过话说回来，他在旅行这件事上可真了不起！他曾经沿着长江，走遍了南京、九江、宜昌、三峡、丰都、重庆、宜宾，也曾经打从京沪线一路北上，游历了扬州、徐州、天津、北京，接着再往北到了承德，到了沈阳、哈尔滨，一直闯到我们听都没听说过的边远村落；他一说起关公庙、白帝城、徐州的古战场、承德的避暑山庄，就眉飞色舞、口若悬河，精彩得让人忘记到底在听哪位傻帽儿讲；他还告诉我们，一个人在路上怎样遭抢、怎样精打细算、怎样过缺这少那的日子——他是我认识的人里最会用信用卡的人；他这个暑假里好像打算沿着黄河扫荡一番了——唉，济南、开封、郑州、洛阳……这些地方，倒霉的我压根儿连想也不敢想。所以说，我就佩服刘亚伟这一点。能量超常的赵鸥今年夏天要去参加钢琴演奏的十级考试了，好像还要准备考ＴＯＥＦＬ。梁守谦早、中、晚的补课日程已是水泄不通。樊斌自说自话什么“准备把宝贵的青春浪费在游戏机房里”——傻帽儿话，亏他说得出来，傻到家了，他大概还以为自己幽默得要命呢。只有我一个人无所事事的。我只希望劳什子的王海燕别来找我，让我静一静——我得找个地方避开她。我可真怕她，说出来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她对我很关心，绝不可能吃了我，可我倒宁愿她有吃我的心。

    樊斌本来正在讲台前晃来晃去，左手拿本生物书，右手摇着把扇子，看见我进门，他马上凑上前来，一迭声张狂地问：“选什么，到底敲定了没？”

    “什么选什么？”我一眼看到他就烦心，故意装成听不懂。

    “三加一选什么呀。”

    “你选什么？”我反问道。

    他一摇扇子，两眼往上一翻，得意洋洋地说：“你选什么老子选什么。”

    千万别这样！千万！千万！

    “我还没决定。”我说着赶紧逃到座位上。

    他死缠烂打地摇着扇子跟了过来。我对他这种无赖简直腻烦透啦。我就知道，他接下来肯定要说：“得了。”我真不明白，世界上怎么会有他这种人。他明明知道我讨厌他、不愿意回答他的问话，却偏偏死气白赖地缠住我要我说这说那。他这类毫无自知之明的做派，其实也实在叫人佩服。我深深地相信，要是我没有表现得对他如此腻烦的话，他压根儿不会赶在我身后唠叨个不停。可我没这倒霉的涵养，一看到他我就浑身没劲。

    “得了，”他跑过来，把整个身子的重量都压到我课桌上，把我的书角都压皱了，果然说，“你是不是加化学？”

    我最讨厌他这种亲狎的语气，好像我跟他有什么倒八辈子霉的关系似的。他凑得那么近，我连他牙缝里的菜叶都看得一清二楚，恶心透了。

    我没心思去理睬他，他也不生气，反而凑得更近地问：

    “是不是？是不是？”

    我气疯啦——我老实告诉你说，我可真气疯啦。有这么一种人，他的好脾气、好耐性，不会令人愉快，倒是招人讨厌，樊斌就是这种典型。我一气，开口就说：“你别老问我。你还是去问问你的长腿妹妹吧。”

    他居然又好意思说那句话：“我的长腿妹妹就是你呀。”

    我可不是想揍他。不过，他说完这句话倒出乎意料地走了。我松口气。同桌董智威靠在我耳边小声说：

    “你怎么这样刺激他？”

    我笑死了——明明是他刺激我嘛。

    “你呀，以后少对他提什么长腿妹妹。”董智威接着说。

    “为什么？提不得吗？”

    “你不觉得他不爱听吗？他根本没什么长腿妹妹嘛。”

    “那个女生……”

    董智威笑笑，答道：“那个女生会喜欢他吗？那个女生压根儿不认识他。她上次是替张老师来叫他去老师办公室谈话的。”

    我诧异地看董智威一眼，又看走过去的樊斌一眼。我从不知道樊斌这混账过得这样尴尬——难怪他要死气白赖地缠着我这种倒霉蛋，也是我该。可是他也不一定要搞得那么傻，真叫人看不起——你不认识人家，你就不认识人家呗，干吗装出一副和人家有祖上八辈子关系的样子，多恶心！不过，说起来，也是我们自个儿乐意看他那种蹩脚的邪魔外道。

    嗨，我想着，这些事儿实在怪怕人的。原来我身边的人压根儿不是我以为的那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每个人都不是我瞧上去那样。我这么一想，满眼看上去都是离我极远极远的人。说不定去告我作弊的人就是董智威呢！我怎么知道他到底是哪回事？他离我十万八千里远，我怎么知道他？

    可他又怎么知道我呢？别人把我看成什么模样，我可摸不着头脑。

    我掉头打量了一下董智威——没错，他在初中里就坐在我前排，现在又是我同桌，我还以为对他可再熟悉也没有了。过去我常常笑话他那两颗硕大无朋又远隔千里的混账门牙。可是，我忽然恐怖地想到，说不定他这两颗门牙压根儿是假装的呢？

    前面几排的赵鸥，她会弹钢琴，学习也是顶顶棒的。可是，我怎么一定知道，她没有什么可怕的秘密呢？

    我怎么知道谁要害我呢？我怎么知道去告我状的不是身边的随便哪一个人呢？我知道什么呢？

    我这人可不是发神经病。自从受了处分之后，我老是自言自语的，难怪要发神经病。上初中时，班里有个人因为作弊被学校处分，可我看他整天精神奕奕，处分简直比补药还管用——为什么我不能像他那样呢？为什么我要婆婆妈妈的，一天到晚想着这倒霉的事呢？我不敢保那个初中同学心里到底难过不难过，但他至少在表面上快活得跟疯了一样。我就不行，我根本是什么都不行。

    可能吉吉也是这么看我的。不知为什么，我很在乎吉吉的想法，即使她从来不愿意告诉我她有什么想法。这大概是由于我很相信她吧。我明白她一定不会骗我。她根本什么也不告诉我，她又怎么骗我呢？即使樊斌骗我、董智威骗我、赵鸥骗我、李老师骗我——即使人人都骗我，吉吉也一定不会骗我。她是我世界尽头的保护人，我分明看到她又近又透明地坐在我的对面——她怎么会骗我呢？我就是被她给我的这种很近很近的感觉打动了，我就是被她给我的这种很透明很透明的感觉打动了，才会走过去把一切都告诉她的吧？除了她，其他人都离我那么远。我这倒霉的人。

    还有三个人不会骗我。一个是王海燕——她不骗我是为她自己，她老是告诫自己待人要真诚，好像除了真诚之外她别无生存的目标，所以她这喋喋不休地指挥我往东往西干这干那的人，就不会骗我。另外两个是爸爸妈妈。他们两个最近对我不怎么样，怪里怪气，可我相信他们是全世界最模范的爸爸妈妈——他们连相爱的事实都不试图对我这倒霉蛋隐瞒，他们还骗我什么呢？他们也许没什么了不起，但他们是我父母，我知道他们值得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