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的初夏，我恋上了冬妮娅。
那一年，“文化大革命”早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革命没有完，正向纵深发展。
恋上冬妮娅之前，我认识冬妮娅已近十年。是我高小时读的第一本小说。一九六五年的冬天，重庆的天气格外荒凉、沉闷，每年都躲不掉的冬雨，先是悄无声息地下着，不知不觉变成令人忐忑不安的料峭寒雨。
强制性午睡。我躲在被窝看保尔的连环画。母亲悄悄过来巡视，收缴了小人书，不过说了一句：家里有小说，还看连环画！从此我告别了连环画，读起小说来，而且是繁体字版的。
奥斯特洛夫斯基把革命描写得引人入胜，我读得入迷。回想起来，这部小说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描写伴随着恋爱经历的革命磨炼之路：保尔有过三个女朋友，最后一个女友才成为他的妻子；那时，他已差不多瘫痪了。质丽而佐以革命意识的达雅愿意献身给他——确切他说，献身给保尔代表的革命事业。革命和爱欲都是刺激性的题村，像时下警匪与美女遭遇的故事，把青少年弄得神情恍惚，亢奋莫名。但革命匀爱欲的关系我当时并不清楚：究竟是革命为了爱欲，还是爱欲为了革命？革命是社会性行为，爱欲是个体性行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而爱欲是偶在个体脆弱的天然力量，是“一种温暖、闪烁并变成纯粹辉光的感觉”……
像大多数革命小说一样，爱欲的伏线在故事中牵动着革命者的经历，但革命与爱欲的关系相当暧昧，两者并没有意外相逢的喜悦，反倒生发出零落难堪的悲喜。在“反”革命小说中，革命与爱欲的关系在阴郁的社会动荡中往往要明确得多。帕斯捷尔纳克写道，拉娜的丈夫在新婚之夜发觉拉娜不是处女，被“资产阶级占有过”，于是投奔革“资产阶级”的命；日瓦戈与拉娜的爱情被描写成一盏被革命震得剧烈摇晃的吊灯里的孱弱烛光，它有如夏日旷野上苍凉的暮色，与披红绽赤的朝霞般的革命不在同一个地平线。
爱欲在中处于什么位置？它与那场革命的关系究竟怎样？从一开始我就下意识地关心冬妮娅在革命中的位置。我老在想，为何作者要安排保尔与冬妮娅在冰天雪地里意外重逢？在重逢中，保尔用革命意识的“粗鲁”羞辱初恋情人的惊魂，说她变得“酸臭”，还佯装不知站在冬妮娅身边的男人是她丈夫。
这样叙述自己的初恋，不知是在暗中抱怨革命对初恋的阉割，还是在用革命肥皂清洗初恋中染上的资产阶级蓝色水兵服和肥腿裤上的异己阶级情调。出逃前夜，保尔第一次与冬妮娅搂抱在一起好几个小时，他感到冬妮娅柔软的身体何等温顺，热吻像甜蜜的电流令他发颤地欢乐；他的那只伙夫手还“无意间触及爱人的胸脯”……要是革命没有发生，或革命在相爱的人儿于温柔之乡紧挨在一起时嘎然而止，保尔就与资产阶级的女儿结了婚，那又会是另一番故事。
他们发誓互不相忘。那时保尔没有革命意识，称革命为“骚乱”。
热恋中的情语成了飓风中的残叶，这是由革命意识造成的吗？
这部小说我还没有读完第一遍，大街上、学校里闹起了“文化大革命”。我不懂这场革命的涵义，只听说是革“资产阶级”的命；所有资产阶级都是“酸臭”的，冬妮娅是资产阶级的人，所以冬妮娅是“酸臭”的。可是，为什么资产阶级的冬妮娅的爱抚会激起保尔这个工人的孩子“急速的心跳”，保尔怎么敢说“我多么爱你”？
我没空多想。带着对冬妮娅“酸臭”的反感，怀揣着保尔的自传，加入“文化大革命”的红小兵队伍，散传单去了。
其实，一开始我就暗自喜欢冬妮娅，她性格爽朗，性情温厚，爱念小说，有天香之质；乌黑粗大的辫子，苗条娇小的身材，穿上一袭水兵式衣裙非常漂亮，是我心目中第一个具体的轻盈、透明的美人儿形象。但保尔说过，她不是“自己人”，要警惕对她产生感情……我关心冬妮娅在革命中的位置，其实是因为，如果她不属于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我就不能（不敢）喜欢她。
“文化大革命”已进行到武斗阶段。“反派”占据了西区和南区，正向中区推进；“保派”占据了大部分中区，只余下我家附近一栋六层交电大楼由“反派”控制，“保派”已围攻了一个星期。南区的“反派”在长江南岸的沙滩上一字儿排开几十门高射机关炮，不分昼夜炮击中区。
不能出街，在枪炮声中，除了目送带着细软、扶老携幼出逃的市民，我读完了。
就在那天夜里，自动步枪的点射和冲锋枪的阵阵扫射通宵在耳边回荡，手榴弹的爆炸声不时传进我阵阵紧缩的恐惧中；总攻交电大偻的战斗在我家五百米远的范围激烈进行。清晨，大楼冒起浓烟。“保派”通宵攻击未克，干脆放火，三面紧缩包围。死守的“反派”枪手们终于弃楼而逃。
我家门前的小巷已经封锁了，四个与冬妮娅一般大的女高中生戒守在这里。时值七月，天气闷热，绷紧的武装带使她们青春的胸脯更显丰实，让人联想起保尔“无意间”的碰触。草绿色的钢盔下有一张张白皙、娇嫩的脸，眼睛大而亮丽。重庆姑娘很美……她们手中的五六式冲锋枪令我生羡，因为保尔喜欢玩勃朗宁。
她们的任务是堵截散逃的“反派”队员。对方没有统一制服，怎么知道那个提驳壳枪、行色匆匆穿巷而过的青年人是“反派”还是自己人？唯一的辨识依据是同窗的记忆。提驳壳枪的青年男子被揪回来，驶壳枪被卸掉，少女们手中的冲锋枪托在白皙柔嫩的手臂挥动中轮番砸在他的头上、脸上。胸脯上……他不是自己人，但是同窗。
我第一次见到了单纯的血。
惊颤之余，突然想起冬妮娅；她为什么要救保尔？她理解革命吗？她为了革命才救保尔吗？保尔明明说过，冬妮娅不是自己人。
革命与爱欲有一个含糊莫辨的共同点：献身。献身是偶在个体身体的位置转移，“这一个”身体自我被自己投入所欲求的时空位置，重新安顿在纯属自己切身的时间中颠簸的自身。革命与爱欲的献身所向的时空位置，当然不同；但革命与爱欲都要求嘲笑怯懦的献身，往往让人分辨不清两者的差异。
没有无缘无故的献身，献身总是有理由，这种理由可称为“这一个”身体自我的性情气质。革命与爱欲的献身差异在于性情气质。保尔献身革命，冬妮娅献身爱情。身体位置的投入方向不同，本来酝酿着一场悲剧性紧张，但因保尔的出逃而轻易地了结。保尔走进革命队伍，留下一连串光辉业绩；冬妮娅被革命意识轻薄一番后抛入连历史角落都不是的地方。
保尔不是一开始就打算献身革命，献身革命要经历许多磨炼。奥氏喜欢用情欲磨炼来证明保尔对献身革命的忠贞，但有一次，他用情欲磨炼来证明保尔对献身情爱的忠贞。在囚室中，保尔面对一位将被蹂躏的少女的献身。同情和情欲都在为保尔接受“这一个”少女的献身提供理由，而且，情欲的力量显然更大，因为，保尔感到自己需要自制的力量，同情显然并不需要这祥的自制力。事实上，被赫丽丝金娜“热烈而且丰满”的芳唇激起的情欲，抹去了身陷囚室的保尔“眼前所有的苦痛”，少女的身体和“泪水浸湿的双颊”使保尔感到情不自禁，“实在难于逃避”。
是冬妮娅，是她“那对美丽的、可爱的眼睛”使保尔找到了自制的力量，不仅抑制住情欲，也抑制住同情。这里根本就没有某种性道德原则的束缚，仅仅因为在他心中有“这一个”冬妮娅。保尔的“这一个”身体自我的爱欲只趋向于另一位“这一个”身体自我，她是不可置换的。
革命意识使保尔的情欲力量改变了方向。与冬妮娅临别前的情语被革命意识变成瑟瑟发抖的、应当嘲笑的东西。革命意识的觉醒意味着，“我”的身体自我的情欲必须从属于革命，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革命中会有那么充沛的身体自我的原生性强力。
“九·五命令”下达，所有武斗革命团体按照领袖的指示交出各种火器。大街上热闹非凡，“保派”武斗队正举行盛大的交枪典礼。典礼实际是炫耀各种武器；解放牌卡车拖着四管高射炮，载着全副武装的战斗队，在市区徐徐兜圈。
我被一卡车战斗队员吸引住了：二十个与冬妮娅一般大的少女端坐车上，个个怀抱一挺轻机枪，头戴草绿色钢盔，车头盖上还趴着一位女高中生，握着架在车头上的重机枪，眉头紧锁——特别漂亮的剑眉，凝视前方。少女的满体皆春与手中钢枪的威武煞人真的交相辉映。
傍晚，中学举行牺牲烈士的葬礼。第一个仪式是展示烈士遗体，目的不是为了表现烈士的伟大，而是表明“反派”的反革命意识的残忍。
天气仍然闷热，尸体裸露部分很多，大部分尸体已经变成深灰色，有些部位流出灰黑的液体，弥散着令人窒息的腐气；守护死者的战友捂着洒满香水的手帕，不时用手中的干树枝驱赶苍蝇。
一个少年男子的尸体。他身上只有一条裤衩，太阳穴上被插入一根姆指粗的锈痕斑驳的钢钎，眼睛睁得很大，像在问着什么，眼球上翻，留下很多眼白。
草坪上躺卧着一具女高中生的尸体，上身盖着一截草席，裸露着的腰部表明她上身是赤裸的；下身有一条草绿色军服短裤。看来她刚“牺牲”不久，尸体尚有人色。她的头歪向一边，左边面颊浸在草丛中，惨白的双唇紧贴着湿热的中国土地，本来，她的芳唇应当期待着接纳夹杂着羞怯的初恋之吻；没有钢盔，一头飘散开来的秀发与披满黄昏露珠的草叶织在一起，带点革命小说中描写的“诗意”。她的眉头紧锁，那是饮弹后停止呼吸前忍受像摔了一跤似的疼痛表情……一颗（几颗？）子弹射穿她的颈项？射穿胸脯？射穿心脏？
我感到失去了某种生命的维系，那把“这一个”身体自我与“另一个”身体自我连在一起的感觉。我想到趴在车头上紧握重机枪的女高中生的眉头，又突然想到冬妮娅，要是她也献身革命，跟保尔一同上了那列火车……
武斗团的赵团长向围观的人群发表情绪高昂的演说，“为了……（当然不是为了这些死尸的年轻）誓死血战到底！”然后从腰间别着的三支手枪中拔出一支左轮枪，对着天空，他的战友们跟着举起枪。葬礼在令人心惊肉跳的鸣天枪声中结束。
革命的献身与爱欲的献身不同，前者要求个体服从革命的总体性目的，使革命得以实现，爱欲的献身则只是萦绕、巩固个体身位。“这一个”爱上了“另一个”的献身，是偶在个体的爱欲的目的本身，它萦系在个体的有限偶在身上；革命不是献身革命的目的本身，它要服从于一个二次目的，用奥氏令人心血上涌的话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斗争是革命，“解放全人类”是这种革命的二次（终极）目的。为了这一目的，个体必须与自己的有限偶在诀别，通过献身革命而献身到全人类的无限恒在中去。在无限恒在中有偶在个体的终极性生存理由，弃绝无限的全人类，有限偶在的个体身位据说就丧失了活着的理由。无限恒在与有限偶在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是紧张的，克尔凯戈尔吟哦道：“弃绝无限是一则古老传说中所提到的那件衬衫。那丝线是和着泪水织就、和着泪水漂白的，那衬衫是和着泪水缝成的。”“反”革命的小说表达的正是这种“弃绝无限”，所以，它充满在为了无限的革命中惊恐得发抖的泪水。
在基督临世之前，世界上的种种宗教已经星罗棋布，迄今仍在不断衍生；无论哪一种宗教，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寂静的还是迷狂的，目的不外乎要把个体的有限偶在身位挪到无限中去，尽管这无限的蕴含千差万别，有神明，有大全，有梵天，有天堂，有净土，有人民。但革命的无限恒在使魂萦偶在的个体爱欲丧失了自在的理由；弃绝革命就意味着个体偶在的“我”不在了。
在诸多革命中，许许多多“这一个”年轻身体的腐臭不足以让人惊怵，陈示许许多多“这一个”青春尸体，不过为了革命的教育目的：这是个体为认同“人民”必须支付的代价。保尔与冬妮娅分手时说，“有许多优秀的少女”和他们“一道进行残酷的斗争”，“忍受着一切的困苦”。他要冬妮娅加入残酷的斗争，像他的政治辅导员丽达一样，懂得何时拔出手枪。
武斗过后，在军事管制下，中学生们继续进行对个体偶在的灵与肉的革命，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那时，我已经过了中学生的年龄，广阔天地令我神往。下乡插队的小火轮沿长江而下，驶向巴东。在船上，我没有观赏风景；只是又读了一遍。我发觉自己的阅读速度大有长进，识繁体字的能力也提高了。
我仍然在想，为什么冬妮娅没有跟随保尔献身革命。第一次读时，曾为冬妮娅和保尔惋惜：要是冬妮娅与保尔一起献身革命，成为革命情侣，该多好。现在，这种惋惜感淡薄了许多。但冬妮娅只是出于单纯的情爱爱保尔，仍然得不到我的理解。
高中毕业生聚集的知青点“插”在布满稀疏落寞的灌木和夹杂着白色山石的丘陵上，折断的崖石和顺着石缝纠结在一起的枝丫，把高中生们领入情爱附属于革命的山麓，如保尔所描述的那样。
知青点的团支书是个十九岁的姑娘，算不上漂亮，但眼睛长得好看，性情爽朗、幽默，是个聪明的女孩子。她与身为当地贫农儿子的团支部宣传委员谈恋爱。在月光下，这对令我欣慕的革命情侣（敢于冲破城乡隔离的恋人）常常离开大家，在铺满露水的黑越越的丛林中谈革命工作，交流玫瑰红的革命体会。他们从树林中回来，总会带给我们充满遐想的革命指示。在他们的革命热情（爱欲？）支配下，知青点的政治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宣传委员虽识字不多，却能言善辩，做政工很有魅力。像保尔一样，他也喜欢读革命小说：《烈火金刚》、《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
一个初夏的傍晚，我从工地回来，看到团支书浑身湿漉漉地躺在谷场的木板上，尽管面无血色，略带微笑的表情似乎还在啜闻田野幽遥的夜色空明中轻微的气息。她跳塘自杀了！这怎么可能，她怎么会死！青春的生命才刚刚开始，还有那么多生命的悲欢等着她去拥有。这个姑娘难道不是将来某一天要在新婚之夜撩起脉脉温情，在将来某一天用颤然的手臂抱起自己的婴孩的那个她吗？我不相信她已经死了，那是不可能、不应该的。我不自禁地拉起她的手腕，希望能找回脉动。因为我的举动，在场表演性地恸哭的农妇们的嚎啕曼然而止，好奇地看着我……她没有醒过来，我却一直在等待她那曾燃起情霞的呼吸；一种无法言表的毁灭感成了唯一漫漫无尽的出路……
宣传委员始终没有在场。后来听说，我们的团支书死于情爱的挫伤，他作为第一个同她发生那种最属己的、欢乐得惊悸莫名的肌肤之亲的人，并没有珍惜她带着革命情愫的献身；为了自己的远大革命前程，他不得不轻薄她。
在猛然碎裂的心绪中，我重读。我开始感到：保尔有过的三个女朋友都不过是他献身的证明材料：证明忽视个人的正当，以及保尔在磨炼过程中的意志力。
保尔声称，献身革命根本不必有以苦行来考验意志的悲剧成分，他并不想成为革命的禁欲主义者。但情爱必须归属革命，已具有革命意识的保尔对冬妮娅说：“你必须跟我们走同样的路。……我将是你的坏丈夫，假如你认为我首先应该是属于你的，然后才是属于党的。但在我这方面，第一是党，其次才是你和别的亲近的人们。”革命的“我们”成了保尔与冬妮娅个体间的我—你情爱的条件。只有为了党，夫妻情爱才是正当的。
“冬妮娅悲伤地凝望着闪耀的碧蓝的河流，两眼饱含着泪水。”
冬妮娅的心肯定碎了，寒彻骨髓的毁灭感在亲切而又不可捉摸的幸福时刻突然触摸了她一下。
可是，多么可爱的冬妮姬！她没有接受自己所爱的人提出的爱的附加条件。她爱保尔“这一个”人，一旦保尔丢弃了自己，她的所爱就毁灭了。
我开始觉得，那些乘槎驭骏的革命者最好不要去打扰薄如蝉翼的爱欲。革命者其实应该是禁欲主义者，否则难免使执着于爱欲的“这一个”成为革命者的垫脚石。爱欲是纯然个体的事件，是“这一个”偶在的身体与另一“这一个”偶在个体相遇的魂牵梦萦的温存，而革命是集体性的事件。社会性的革命与个体性的爱欲各有自己的正当理由，两者并不相干。
我开始懂得冬妮娅何以没有跟随保尔献身革命。她的生命所系固然没有保尔的生命献身伟大，她只知道单纯的绻绻相契的朝朝暮暮，以及由此呵护的质朴蕴藉的、不带有社会桂冠的家庭生活。保尔有什么权利说，这种生活目的如果不附丽于革命目的就卑鄙庸俗，并要求冬妮娅为此感到羞愧？在保尔忆苦追烦的革命自述中，难道没有流露出天地皆春而我独秋的怨恨？
在那革命年代，并不是有许多姑娘能拒绝保尔式的爱情附加条件。冬妮娅凭什么个体气质抵御了以情爱为筹码的献身交易？我想知道这一点。冬妮姬身上有一种由歌谣、祈祷、诗篇和小说营造的贵族气，她懂得属于自己的权利。有一次，面对保尔的粗鲁，冬妮娅说：“你凭什么权利跟我这样子说话？我从来就不曾问过你和谁交朋友，或者谁到你家里去。”革命不允许这样的个体权利意识，保尔的政治辅导员兼情人丽达和补偿保尔春情损失的达雅没有这种权利意识。
冬妮姬是“从一大堆读过的小说中成长起来”的，古典小说的世界为她提供了绚丽而又质朴的生活理想。她想在自己个体的偶在身体位置上，拥有寻常的、纯然属于自己的生活。革命有千万种正当的理由（包括讴歌同志式革命情侣的理由），但没有理由剥夺私人性质的爱欲权利及其自体自根的价值目的。
献身于偶在个体的爱欲的“酸臭”与献身于革命的粗鲁，在故事中发生了一场历史性遭遇，并以无产者气的粗鲁羞辱贵族气的“酸臭”告终。它是否暗示，那场被认为“解放全人类”的革命以灭除偶在个体的灵魂和身体用最微妙的温柔所要表达的朝朝暮暮为目的呢？
我很不安，因为我意识到自己爱上了冬妮娅身上缭绕着蔚蓝色雾霭的贵族式气质，爱上了她构筑在古典小说呵护的惺惺相惜的温存情愫之上的个体生活理想，爱上了她在纯属自己的爱欲中尽管脆弱但无可掂量的奉献。她曾经爱过保尔“这一个”人，而保尔把自己并不打算拒绝爱欲的“这一个”抽身出来，投身“人民”的怀抱。这固然是保尔的个人自由，但他没有理由和权利粗鲁地轻薄冬妮娅仅央求相惜相携的平凡人生观。
我用“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和对这场大事的私人了解来读。这种经历和了解是片面的，世上一定还存在着别一种不同的革命，只是我没有经历过。“史无前例”的事件以后，我没有再读。保尔的形象已经黯淡了，冬妮娅的形象却变得春雨般芬芳、细润，亮丽而又温柔地驻留心中，像翻耕过的准备受孕结果的泥土。我开始去找寻也许她读过的那“一大堆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嘉尔曼》……
这一私人事件发生在一九七五年秋天。前不久，我读到法国作曲家Ropartz的一句话：Quinous dira la raison de vivre？（谁会告诉我们活着的理由？）这勾起我那珍藏在茫茫心界对冬妮娅被毁灭的爱满含怜惜的这段经历，我仍然可以感到心在随着冬妮娅飘忽的蓝色水兵衫的飘带颤动。我不敢想到她，一想到她，心就隐隐作痛……
一九九六年三月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