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讲述了一些既让人兴奋又令人想吐的故事以后，编织了两部关于编织故事的书：和。

    据好多人说，这两部书是昆德拉的小说理论。

    小说理论？

    我翻来覆去看，不觉得昆德拉在讲小说理论，倒像在讲伦理。

    我疑心自己搞错了，碰到一个机会请教写小说和研究文艺理论的朋友，想搞清楚昆德拉在这两本书里究竟说些什么。

    在北京“万圣书园”那条小巷的东边，有一家装饰别致的啤酒馆，我与两位小说家和两位文艺理论家聊起昆德拉。一位小说家说，昆德拉的小说喜欢说教，大发伦理议论，令人讨厌，伦理说教不是小说家该染指的事；另一位小说家说，昆德拉的小说带有伦理关怀，值得钦佩，小说中有议论不等于说教，关怀伦理的事情表明昆德拉的小说有思想。

    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两位小说家的看法有一点是一致的：昆德拉的小说讲的是伦理故事。

    昆德拉讲的故事表达了什么样的伦理思想？我进一步问。昆德拉讲的故事与他讲欧洲近几百年来几位主要小说家讲的故事有什么关系？

    一位小说家望着天花板上虚构的蔚蓝色星空，另一位小说家盯着墙上伪造的白色性爱激情，手指拿捏着啤酒杯，一时说不上什么来。

    我把脸转过来对着两位文艺理论家（其中一位是昆德拉专家），请教所谓昆德拉的“小说理论”讲的是什么。他们微笑着给我说了一大堆小说技巧之类的发见：什么叙事角度、结构安排、语言特色……，我越听越迷糊。看来他们还不如小说家，看不出昆德拉的小说其实在表达某种现代伦理诉求。

    无论从书名还是内容来看，昆德拉的与卡尔维诺的非常相似。这两位当今讲故事的大师写“遗嘱”或“备忘录”，不过是用不同的修辞做同一件事：总结近代几百年来的小说叙事，为下一个千年归纳出他们觉得值得推荐的德性。卡尔维诺说：“我在每一讲中都为自己提出一个任务，要向未来一千年推荐我倍感亲切的一种特殊价值。”（46页）昆德拉则说，“如果我们想在走出这个世纪的时刻不像进入它时那么傻，那就应当放弃方便的道德主义审判，并思索这些丑闻，一直思考到底，那怕它会使我们对于什么是人的全部肯定受到质疑。”（，233页）卡尔维诺与昆德拉不同的是，他没有抨击传统伦理。这倒不是因为传统伦理无需抨击，而是因为，他觉得昆德拉在这个世纪末的特别时刻已经审判了传统的“道德主义审判”，传统道德被视为“丑闻”，对此他觉得已经没有什么要说的了。所以，他的“备忘录”干脆从昆德拉推荐的“轻逸”德性开始讲起。

    就昆德拉和卡尔维诺向下一个千年推荐的德性的具体蕴涵来说，这两位叙事作家的看法不尽相同。

    例如，关于轻逸的价值，卡尔维诺说的那些颂扬昆德拉的话就未必是昆德拉的意思。但是，昆德拉和卡尔维诺都自觉地把清算传统道德谱系、提出新伦理看作小说家的世纪末使命。卡尔维诺觉得，昆德拉在前一个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至于向下一个千年推荐什么新的伦理价值，倒还有进一步讲清楚的必要，于是，他讲述了轻逸、迅捷、确切、易见、繁复、连贯的德性。这些讲述看起来在讲小说的叙事方式，其实说的是人的生存德性——卡尔维诺所谓“存在的功能”。轻逸是首先值得推荐的生命德性，它指信赖看起来注定要消亡的东西，“信赖那仅在依稀可见的踪迹中包含着的道德价值”，消除世界带给人的无法忍受的石头般凝重，让人像植物——比如根深植在土地里的忘忧树——那样经受生命。迅捷指这样一种生命感觉：让现代生活中时间相对性的逻辑显露出来，挽留住极为短暂的时间，或捕捉到相距遥远的时间；在政治意识形态、官僚机构的标准用语和传播媒介的千篇一律共同营构的如烟似雾的生活形象中，小说的朦胧叙事让人有生命的确切感，在不确定的生命流动中，让赤裸裸的寂静变成最为深沉的生命脉动。由于叙事是生活世界中的偶然性的大敌和女儿，叙事成了生命个体在属己的偶在中经受的内部强烈震荡，碰触到“生存模式的火焰的价值”，“像深渊上架起的一道细弱的紧急时刻使用的桥”。

    叙事的易见有如雨水般洒落的想象，是一种生命价值的思维方式，使个体自己的生活“不至于窒息，或者化解成为混乱不堪、过眼烟云般的白日梦”。

    至于叙事的繁复，则是一种理解的伦理：让自己陷入多维关系网，充分理解生活世界的多层面和多面性。生命的多面性正是现代伦理的终极世界，其中充满相互排斥和相互矛盾的东西，人们必须放弃界定它的愿望，更不用说寻求确切答案了。

    如果说的要旨是推荐现代之后的伦理价值，那么，昆德拉的“小说理论”的要旨首先在于说明这些伦理价值是如何出现的，与现代之前的伦理观经过了怎样的冲突，以及小说的叙事在这些现代之后的新伦理形成的历史经历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