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年四月二日收拾行李。真像是壮士一去不复返。全村的人都上我这儿来拾破烂。边拾边说当兵多带劲儿。

    东西全给他们拾去，只剩书和杂志。我可不想这帮人拿去上茅房、糊窗户、剪鞋样；我可不想那张褪色的白蛇剧照给他们贴到土墙上叫它“妖精”；我得把它们带走。从十二岁起，我走到哪儿就把白蛇带到哪儿。

    火车开到定襄上来许多人。我坚决不睁眼，让乡亲们认为我睡死过去了。还是有人踢我说，大兄弟你看这位大嫂撅着八月大肚子。

    第一次听人叫我大兄弟。跟“红旗杂志”“毛选”一样，外皮儿是关键，瓤子不论。我十九岁，第一次觉得自己身上原来有模棱两可的性别。原来从小酷爱剪短发，酷爱哥哥们穿剩的衣服是被大多数人看成不正常起码不寻常的。好极了。一个纯粹的女孩子又傻又乏味。

    原来我在熟人中被看成女孩子，在陌生人中被当成男孩；原来我的不男不女使我在“修地球”的一年中，生活方便许多也安全许多，尊严许多。这声“大兄弟”给我打开了一扇陌生而新奇的门，那门通向无限的可能性。

    我是否能顺着这些可能性摸索下去？有没有超然于雌雄性征之上的生命？在有着子宫和卵巢的身躯中，是不是别无选择？…………我轻蔑女孩子的肤浅。

    我鄙夷男孩子的粗俗。

    无聊的我。怪物的我。把位子让给理所当然的大肚子大嫂子，我对她那妊娠斑布满的脸一阵凶猛的恶心。

    只好又翻翻随身行李中的书。那页白蛇的插页停在我眼下。她总被这样不客气地瞅着。

    你在哪里？…………不为人知的版本(之五)孙丽坤这天下午两点钟打开灯。冬天的布景仓库黯淡得任何物质都失去了阴影。她把灯线牵到合适的高度，让灯光忠实地将她的身形投射在一面粉墙的布景上。没有镜子，她只能用灯光投影来端详自己。她这样做已近一个月，眼看自己的身体细下去，轮廓清晰起来。又是苗条超拔的她了。每天半夜，她偷摸起床，偷摸地练习舞蹈。这时她从投影上看见舞蹈完全地回到了她身体上。所有的臃赘已被削去，她的意志如刀一般再次雕刻了她自身。她缓缓起舞，行了几步蛇步。粉墙上一条漫长冬眠后的春蛇在苏醒，舒展出新鲜和生命。

    活到三十四岁，她第一次感到和一个男子在一起，最舒适的不是肉体，是内心。那种舒适带一点伤痛，带一点永远够不着的焦虑。带一点绝望。徐群山每天来此地一小时或两小时。她已渐渐明白他的调查是另一回事。或者是它中途变了性质，不再是调查本身。他和她交谈三言两语，便坐在那张桌上，背抵窗子。窗外已没有“美丽的姑娘见过万千”之类的调情。那歌声不再唱给一个紧闭的窗子和又变得望尘莫及的女人。他就坐在那里，点上一根烟，看她脱下棉衣，一层层蜕得形体毕露。看她渐渐动弹，渐渐起舞。他一再申明，这是他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

    她的直觉懂得整个事情的另一个性质。她感到他是来搭救她的，以她无法看透的手段。

    如同青蛇搭救盗仙草的白蛇。她也看不透这个青年男子的冷静和礼貌。她有时觉得这塞满布景的仓库组成了一个剧，清俊的年轻人亦是个剧中人物。她的直觉不能穿透他严谨的礼貌，穿透他的真实使命。对于他是否在作弄她，或在迷恋她，她没数，只觉得他太不同了。她已经不能没有他，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存在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折磨她，斯文地一点点在毁灭她。

    她直截了当地问过他，你家里有谁？父母，姐妹，兄弟？

    他也直截了当，说：都有过。我是家里老小。我两个哥哥都是哈军工的优等生。姐姐妹妹不值得提。我什么都有，钱，权力，书，奉承。我有手枪你信不信？你说什么吧，我都有。我会弹钢琴和吹长笛。我把我家钢琴键子后面的毡子全撕了，听起来很古老。我喜欢读“资本论”和拜伦。毛主席诗写得不错。他的一些不着边际的批文最妙，充满人格的力量。

    特幽默。你现在知道我是谁了？窗外来光使他方正的军大衣肩膀盛气凌人。

    “你二十几？”

    “二十几。”他一笑，“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这么年轻怎么当中央特派员？”她尽量不表示狐疑地问。

    “脑子不年轻。”他弹弹烟灰。

    “有很多很多女朋友吧？”

    “有很少很少女朋友。”

    她总是一边舞一边谈。半辈子她都这样谈话，不然她觉得她的话完全不连贯。她脱得只剩一层尼纶紧身衣，到处有窟窿。她颈子和腿盘环，形成不可思议的螺旋。屋内所有的布景在冬季霉潮中发出气息来。绘景前涂在帆布上的猪血渐被潮湿溶解，从尘封的历史，从忘却和遗弃的阴暗里游出腥味。徐群山和孙丽坤都嗅着这股复苏的血腥，并不想追究它的来源。

    气味不止这些，还有滚热发黏的体温的气息，以及舞蹈者的脚汗气味。

    这些浓深的气味使盘环的肉体逐渐演变，化为逼真的美人蛇。徐群山看到这里，总被激情和惊讶呛得微微咳嗽；那样以一只轻握的拳头抵住嘴唇，很斯文地咳着以掩饰那内脏的震动。

    她说，哪天你走了，就再也不来了吧？

    他说明天就是最后一天。

    调查完了？她问。

    他说，完了。他眼珠清澈而无底，如同最深的井。她收住了姿态，浑身坍塌地站立着。

    明天是最后一天，她重复，我比你大好多岁，她没头没脑地说。

    他的皮靴“咯噔”一声着地，走到她面前，抬起手。她不知他抬手干什么，直觉让她把自己整个肉体送上去。他却拉拉她的手，说明天见。他飘摆着呢子大衣阔步走了，像某个剧中某个少年统帅。

    她整整一夜都在温习他的手留给她的丝绸感觉。那柔软凉滑的丝绸感觉。她从来没触碰过这样小巧纤细的男性的手。那手背，那手掌，那流动的手指。她确信他会弹钢琴，会吹奏长笛，有那样的手！明天是最后一天。末日来了。

    她一夜未睡想着她的末日。从没见过比徐群山更男子气的男子，她从未见过比他更温婉的男子。她却知道末日就是末日，自己一点指望也没有。她想起他每一瞥目光，每一蹙眉头。每一个偶而的笑。她怎么会够得上这样一个人？过去没了，未来也没了，只有一堆岁数一堆罪名。

    她爱上了这个穿将校呢军装的青年，在末日的除夕。她直觉早已感到他不止他本身那些层次。他的表层已经很不凡了，那么优越，少年得志，儒雅得猖狂。他那两根又黑又长、难得动容的眉毛，还有他那双常会烦乱的手。她冥冥中知觉他不止这些，不止他本身。他来此不止要搞什么案情调查。他另有使命。可能仅仅为了接近她。他却从来不像任何她经历的男人那样，浑身散发着刺鼻的欲望。名叫徐群山的青年从来、从来不像他们那样。

    最后的这天下午，她照着自己的影子。影子只有十九岁。影子不像五官和脸容，会褪色。在这个灰色潮湿的冬季的下午，她要好好收拾一番自己，好好度这个末日。她在这一个月里消瘦了。她消瘦得看守她的女娃们也不安起来，开始嘀嘀咕咕地议论。她一天天蜕变，一天天恢复原形，连她自己在看着这个完美的投影时也有些惊惧：它是她十九岁留下的投影，高高束起的发髻，与她昂起的下巴形成工整的对称。

    三点整，门叩响了。孙丽坤说，进来么。徐群山没穿马靴，也没穿呢大衣，人一下子单薄了许多。他穿双灯芯绒的布鞋，无声无息地走近她。

    她庄重得打抖，脸色煞白。她上身是件印度红的毛衫，领子几乎袒到肩膀上，它很旧了，某些部位有虫蛀的洞眼。她为自己刻意地收拾打扮发窘。她的岁数全在表层，她一点也没瞒什么。像印度红的毛衫，略略的破旧使它格外可人。

    “坐吧。”他说。貌似平常地用脚勾过椅子。使椅子跟椅子之间有一个正常距离。令人自尊的分寸。

    她坐下来，有些无力。

    “你明天真不来了？”她问。

    他笑笑。笑她这话问得极蠢。笑她好绝望好绝望的脸。

    她说，你要是天天来，我给关在这里关一生一世，也没意见的。

    他没答话，也没觉得她说这话不知天高地厚，无耻。他就看她的香烟在她脸前缭绕。沉思和沉默在这一会儿非常的美味。

    她也不吱声了，也看着那蓝灰的烟。看着两人的思绪在烟里翻来覆去。无望也显得美味。她知道这沉默结束，一切都结束了。他和她，结束就在这沉默的那一头。

    这样的静，连他们散散乱乱的思绪情绪都能被听见。烟的翻滚也有了声响。

    铺天盖地的布景散发出猪血回暖的腥气。舞蹈者痛苦的舞步就在脚汗的浅浅臭味里。徐群山忽然开口了。

    “我很小就看过你跳舞。”

    孙丽坤唬一跳，为什么他又来讲这个。

    “那时我才十一、二岁。”

    她想，他都讲过这些啊，为什么又来讲。

    “跟走火入魔差不多。”他说着，像笑话儿时的愚蠢游戏那样笑一下，借着笑叹了口气。

    她在想，他为什么又讲起这个。

    然后他就又进入一段沉默，眼皮垂下。敏感冷傲的单眼皮。他那冷怜的情调让她变得满心作痛。

    沉默一点一点绷紧，像根弦，要断了。

    她突然说，你带我走吧。眼泪在她眼圈里形成个闪亮的环，转来转去。你带我走吧。她身子向前倾，两个支在膝盖上的手捧住她尖削的下巴。她把自己弄得很低，向他仰起脸。那姿态是个女奴。她上仰的小小秀丽的脑袋像一颗雌蛇的头，由于吃力地仰起，那没有一根碎发的脑门上聚起一组又细又密的皱纹。

    徐群山的布鞋悠悠晃着，说：“我是要带你走。”

    她没问去哪里，去干什么。她在想，不会有好结果的。她在他平淡的神态里已找到了她要找的，她一直在找的东西。阴谋？他的清瘦光洁的脸那么年轻，某种阴谋却使它僵硬，毫无生气。

    他说他已经和歌舞剧院的领导们打了招呼。

    他说他们已经同意了。她眼睛松弛了，不想再看透那个阴谋。她正在把那难以驯服的坚硬的毛巾从铁丝上扯落，包起那个秃得相当彻底的牙刷和一把黑塑料梳子。黑梳子的齿缝里是灰白的泥垢。她把这些东西塞进一个皮包。二十年前买的一只包。谁都会在这时涌上一阵爱怜：这是个什么都不讲究的女人，除了舞蹈，她什么都不和这个人间计较。

    “不必带那些东西，都准备好了。”徐群山说。

    她小孩子一样信赖地茫然地又把旧毛巾秃牙刷扯出来，以讨好卖乖的神态看着他。她在想：都准备好。准备好了？

    果然没有人阻拦他们。看守的女娃在楼下捧着个大茶缸子吃从街摊上买来的面，吃得一脑门的汗。她见年轻的徐首长领着孙丽坤过来，机灵地闪开路。徐群山一手插在裤袋里，另一个只手随意而神气地摆动。怎么看他都是个首长。他以那只摆动的手一挥，指向停在垃圾箱边上的一辆摩托车，说：“上去吧。”

    她迈进挎斗，坐下来，他将那件呢大衣扔给她。那一扔的随便和准确说明了那份已成为自然的关切。

    摩托车启动的轰鸣声中，跑来七八个女娃，都认为孙丽坤这回给逮走可不是业余的了。

    冬天的黄昏，麻雀一排一排呆立在电线上。人们缩头缩脑地走着。成千上万的自行车蒙着灰尘在大路小路上灰溜溜地前进。她不知道这是几月几号，星期几。她看见澡堂门口站着排队的人，三个十八九岁的女兵在无声息地谈笑。徐群山从小路驶到大路，又驶到环城路上。城市像个画错的棋盘。他带着她，没有出路。他也陷进自己设置的迷魂阵。

    他大声对她说，你很久没到外面来了！

    她明白他在带她兜风。她也明白他在下最后的决心向她亮底牌。

    她跟他说：看那个卖茶蛋的老太太！我在舞蹈学校的时候她就在这儿卖茶蛋。那时茶蛋五分一个，还没有臭的！那个糖果店原来是个修鞋铺！这家裁缝店原先没这么大！

    幽黯的城市景观和在风中灌进她的眼睛。风一点不硬，像城市一样陈旧。贴在各种墙壁上的大字报到处绽裂，整个城市由此而显得褴褛。

    她知道他在拿出决策来之前要让她逛够。

    在一个小油灯前，他停下车。如此的小油灯组成了这个都市夜晚唯一的繁华。小油灯下往往是些白天从来不见的食品。小油灯从几个世纪前燃过来；不管战争与和平，不管谁上了政治舞台谁狼狈谢幕，不管孙丽坤辉煌还是孙丽坤落魄，它都一样稳稳地亮在那儿，映照着那些不知来路的物品。商贩和雇客也都没有来路。

    小油灯下，她竟然看见几串指头粗的香蕉。好多年没见香蕉了。她瞪大眼半张嘴见徐群山从口袋里搜出钞票、硬币。他把小油灯下的东西扫荡了。她看见他不耐烦地，轻蔑地等待贩子点数那堆数也数不清的钱。每一个香蕉值她三天的伙食费。

    香蕉带着腐烂前的酒糟味。里面竟还是香甜的。他催促她吃，她挑了一个最有形状地剥开给他。他嫌弃似的笑笑，三两口把它塞进嘴。从口袋掏出雪白一方手帕擦擦手指，像是他刚碰过脏东西，他将手帕扔给孙丽坤，跨到摩托座位上。她爱他这一系列动作的每一个细节。

    在通往郊区的公路上驶了十分钟，摩托车停在一个招待所院子里。她曾经常来此地。它保存着一些领袖们和伟人们住过的房间。有些领袖成了国家和人民的敌人，有些带一堆罪状死去，这些房间便尴尬地空在那里，直到人们将它重新粉刷，除净它所有尴尬的历史。

    一小时之后，孙丽坤在浴缸里泡澡。她很久没洗过真正的澡，最多是就着一桶水用洗脸毛巾搓一搓身上的泥垢。她浑身泡酥，心一直向上浮。她已泡得微微头痛，有一点恶心。她还是不肯起水。听得见他在客厅翻报纸的声音。他坐在官派十足的淡蓝色巨大沙发里读报，偶然清一清嗓子，或掀开杯盖呷一口茶。她听见一个服务员进来送开水。她觉得她连他翻报和呷茶的声音都爱。声音引起她从来没有的渴望，去和一个人结合去永久结合过生活的渴望。她知道这渴望的卑贱，以及它被粉碎的前景。她全身的毛孔都含有那直觉。只待证明的是，一切将怎样被粉碎。这样一个情形——他在客厅里读报，她在一墙之隔的浴缸里昏昏欲睡——这情形形成了一个最温情的生活局面，她不能想象世上还有比它更饱和的温情。

    她从浴缸里跨出来。很久没照镜子了，她不太敢看自己在镜子中陌生的脸。她乖觉地穿好衣服，一面梳着湿头发。早已想好，她要好好来度她和他的末日。

    徐群山从报纸上抬起脸，看见她洗得太彻底的脸孔如同新长出的嫩肉，动一动它就要破裂。她一下一下梳着头发，等着他下一步指示。

    茶几上放着铜色的香蕉，古董一样珍贵。旁边有个电唱机。他说他找到了一盘“白蛇传”中的一段音乐。一支媚态的二胡独奏，呜啊呜地慢慢哭了起来。音质不好，音乐不干不净，真的像哭。

    她翘起下巴，听听就像照镜子，她不太敢听它。是白蛇哭的那段独舞。许仙被化了蛇的白娘子唬死之后，白蛇盘绕在他的尸体上，想以自己的体温将他暖回来。

    “我很小就看你跳这段舞。”徐群山从电唱机旁抬起脸。他坐在沙发边缘上，两脚一前一后，不是惯常的架着二郎腿。

    她觉得他这个坐姿古怪，荒谬。像穿了太窄的裙子。她下意识地拿起茶几上的半盒烟，又胆怯地把它搁回去。她看见什么东西非常沉重又非常荒谬，就在他黑而长的眉梢上。

    徐群山拍一拍他身边的沙发，问她敢不敢坐到那里去。他在开她玩笑。其实半点玩笑也没有。他拍沙发的邀请随意、自在、无所谓。好像说，你要真敢，那就是自找。只有她那舞蹈者的直觉知道他的不随意，不自在，他的吃力和僵硬。

    她坐下去，却没把分量沉下去。她两条腿强有力地控制着她的下陷。它们绷直，呈出每块肌肉的形状。他的手伸过来了，抚摸她的头发，指尖上带着清洁的凉意。那凉意像鲜绿的薄荷一样清洁，延伸到她刚在澡盆中新生的肌肤上，她长而易折的脖子上。

    孙丽坤向他转过脸。这一瞬人和畜都一律平等；老和幼、男和女都绝对平等。无声地，她用人和畜平等的无词无字的语言告诉他，她是他的。

    她比他年长许多，这样一个事实也在那人畜平等的无言中消失了。

    将来她回忆起来，会清楚地记得，是她自己解开第一颗钮扣的。她脱下年代悠久的印度红毛衫，给出去她肉铸的舞蹈者雕塑。

    任她去否认去拒绝看清真相，真相还是渐渐显形了。真相在逼过来，在质感起来，近得可触。她的半生半世中，没有任何事物存在真相——舞蹈的真切在于缺乏真相。

    她却怎样也避不开了。怎样不想看清她都不行了。太晚。满舞台的误差，没有机会挽回。冥冥之中她知觉的那个原则的差错已在她的识破中。

    她这三十余天三十余个夜晚，每分钟每秒钟砌起的梦幻砖石，她竟不可依靠上去。那夜夜练舞，那自律节制，那只图搏得一份欢心的垒砌。竟是不可倚上去。

    徐群山清凉的手指在把她整个人体当成细薄的瓷器来抚摸。指尖的轻侮和烦躁没了。每个椭圆剔透的指甲仔细地掠过她的肌肤，生怕从她绢一样的质地上勾出丝头。

    她闻着将校呢军装淡到乌有的樟脑味和“大中华”烟味。毛料的微妙粗糙，微妙的刺痛感使她舒适。她可以在那貌似坚实粗糙的肩膀上延续她的沉溺。她一再阻止直觉向她告密。

    一切却都在逐渐清晰。一切已经不能收拾。

    她揭下那顶呢军帽。揭下这场戏最后的面具。她手指插进他浓密的黑发。那么长而俊美的鬓角，要是真的长在一个男孩子脸上该多妙。

    徐群山看见她的醒悟。看见泪水怎样从她心里飞快涨潮。

    她的手停在他英武的发角上。她都明白了。他知道她全明白了。但不能道破。谁也不能。道破他俩就一无所有。她就一无所有。

    梦要做完的。

    三十四岁的女人渴极了的身体任徐群山赏析、把玩、收藏。

    眼泪从她眼角流出，濡湿徐群山那该属于美男子的鬓发。

    “我很小的时候就特别迷你。”他尽量不露声色。把角色演完吧。“十一、二岁那年。”

    她听这句话已经听得要疯了。没有这句话，整幕丑剧是不是没有主题？没有这句话，整张无心而经意编织的网是不是就没有缘起？从蒙蒙泪水里看去，那张男孩气的俊秀面容中仅有一点点邪恶和狰狞。她已给了出去。她顾不上作呕。只为一切结束前，只为末日完美地逝去前一切就露出谜底而悲伤。

    官方版本(之三)S省革委会保卫部：

    经过北京市公安局全体同志的努力，尤其是户籍部门全体同志的连续奋战，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查出：宣武区有一名徐群山，65岁，退休小学教员；海淀区有一名徐群山，八岁，男，玉泉路第二小学二年级学生；东城区有一名赵群山和一名乔群山，均为十五岁，男，从未离开过北京；西城区有一名徐群珊，我们对其做了较详细的调查。徐之父亲徐东森为我国重要国防科学家之一，所从事的研究项目为国家一级秘密。徐东森于一九六九年携妻子李茹思迁入三线，负责一项保密科研项目，徐群珊于一九六八年底插队山西，一九七○年被病退回北京，随后便出没无定。据说徐组织过腐朽的地下音乐会，演出西方资产阶级音乐作品。徐涉足的地下读书俱乐部也曾被街道居委会勒令解散，因为所读的书全是《安娜．卡列尼娜》之类的黄色淫秽书籍。徐的同伙中有因私刻公章、盗用军用车辆而被捕者，但因是青少年犯罪，我们主张以教育监督为主，交与街道居委会及群众专政组织看管。至于徐本人是否直接参与到以上犯罪活动中，我们还在做进一步调查。徐于七○年底去S省，探望在三线搞国防科研的父母，对于此后徐的活动，了解者甚少。根据所掌握的情况分析，我们的结论为：徐群珊与诈骗者徐群山无关，因为徐群珊是女性。

    我们一定继续提高革命警惕性，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深入调查，争取尽快将诈骗犯“徐群山”捉拿归案，以维护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革命秩序。

    致以崇高的革命敬礼！

    北京市公安局民间版本(之三)据说住一百六十号病床的那个中年女人老早是满有名气的演员，跳舞的。人们眉来眼去，说，哦，跳舞的，叫什么？姓孙吧？好像是。拍过电影的！哦，拍过电影的。没听说过。现在跳舞有名的就茅惠芳，薛清华。

    据说她天天天不亮就爬到楼顶平台上，把脚放到头顶。难为她了，这么一把岁数。

    据说，有天早上值班护士哇啦哇啦朝楼顶上喊：“一六○床，下来下来，有人找！”

    这个叫一六○床的女人跑下来，面色马上白掉。护士指给她看那个坐在她床上的一个女孩。也不算什么女孩了，有二十好几了。姓孙的是外地人，从来没有亲眷朋友来看她。从来也不跟病房里的人多搭讪。来一个人探她病，她激动的面孔也白掉！她叫她“珊珊”，她叫她“孙姐”。那是后来人家听到她俩这样叫的。

    最早一六○床是蛮怕她的样子。女孩子长得不太好看，头发短得不男不女，走路扛着方肩膀，穿一件深蓝毛料列宁装。这个年头还有人穿列宁装？不是古代人吗？料子不错的，是刚解放英国人洋行里的那种哔叽。

    这个叫珊珊的女孩就天天来看她，常常同她到楼后面那块草地上，摊开一块塑料台布，摆出火腿罐头，凤尾鱼，两个人一人坐一块砖头，在太阳下吃。这种好东西很多年都没见过喽。两人亲热得不得了，在院子里散步常常勾肩搭臂，要么手牵手。

    这个叫珊珊的女孩子来了两三个礼拜，闲话就有了。说她们俩相互看的时候，眼光不对。像男人女人那样的眼光；笑也笑得不对，讲话声音也不对。有一回一六○床在睡午觉，这个叫珊珊的来了，轻手轻脚坐在床旁边，一直盯牢她看，像有毛病一样，不知羞耻。

    据说同屋子的七个女病友都怕起来，都不敢在她面前换衣裳。

    有一天晚上，大家到医院礼堂去看电影。芭蕾舞《白毛女》。她们俩看到一小半站起来就走了，椅子给翻得啪啪响。珊珊嘴里咕噜着北京话：“什么玩艺儿。”她那“儿儿”的舌头听上去蛮横，还傲慢。据说两人手搀手出了礼堂，去了那片停尸房旁边的树林子。她们俩人常去那个树林子。这件事引起大家注意了。

    终于有人觉悟了：这个珊珊说不定男扮女装！两个人到小树林子里面搞腐化去了！

    这天三个护士带着六七个基本康复的女精神病人，把珊珊截到女厕所里。据说六七个女人在护士指使下，以疯卖疯，有的撕衣有的扒裤有的浑身乱抓，抓摸出的结果是：叫珊珊的人是个确切无误的女人。

    再往后大家对她们俩丧失了兴趣。再亲密、再钻小树林都没看头了。女人和女人有什么看头？

    七四年冬天，一辆红旗黑轿车接走了一六○床的舞蹈家。很久以后护士们才贼头贼脑地咬耳朵：那天的红旗牌是总理秘书派来的。原来这个半老徐娘孙丽坤真的著名过。早知道该待她好一点。

    不为人知的版本(之六)还是那个晚上。她体内的痉挛一阵小于一阵。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还裸露着。她想跳起去抓摊散一地的衣服，同时悟到：即然这里没有异性，她还有什么必要遮掩自己？接着一个相反的醒悟闪出：即然面对一个同性，她还有什么必要赤裸？赤裸是无意义、无价值的，是个乏味的重复。走进公共澡堂子，在成堆的同性肉体中，在那些肉体的公然和漠视中，她个体的赤裸化为乌有。她苦思一个同性的手凉嗖嗖地摸上来意味着什么。她苦思什么是两个相同肉体厮磨的结果。没有结果。她对不再叫徐群山的年轻的脸啐了一口。

    她的苦思没有出路。像她躺过的一个个精神病院，所有的出路都被堵死。

    徐群珊，徐群山。前前后后她已得到解释：一个女孩倾倒一个美丽的女舞蹈家，不是很可理喻的吗？她告诉女孩：她玩弄了她；她利用了她的弱点，利用了她的绝境，弄出这么一台戏，永远收不了场了。一个女性的玩弄竟比十个男性更致命。因为她不在玩弄，本意中毫无玩弄。真切到病的程度。她一向对两性间情爱的陈腐、定规的理解刹时被抽空，成了一片空白。因此她在那张性别似是而非的年轻的脸上啐了一口。她以为结束了：被反扭的天性已被扭转回来。大致上扭转回来了。

    她不知道自己在几天的苦思后进入了真正的空白。遥远、遥远地，她听见谁在失禁地哭和笑。她不知这段哭笑失禁的真空持续了一年多。

    然后她在某天清晨醒来，发现自己做了个充满思念的梦。她躺在冰凉狭窄的铁床上，看着天花板上一个断了的蛛网在空气中游动。她不知该拿这份似是而非的思念怎么办。全身又变得无比的敏感，曾经所有的触碰都留下了病痛。

    她又开始恢复舞蹈。看着晨光中那片薄薄的影子渐渐圆润起来。

    这时听见护士打铁般的嗓门：“一六○床！…………”

    又来了，这回大致是个女孩。白牙、黑亮的皮肤，头发还是短而整洁，后来发现这是个全须全尾的女孩子，她便俗里俗气地叫她“珊珊”。

    自从这个人被公认为女孩，她和她便有了很大的方便。她跟她挤在一张窄床上：珊珊、孙姐。她觉得整个事情里只有一丁点丑恶。珊珊起初对“珊珊”这称呼哈哈笑起来。她坚持叫下去，她渐渐变成了真正的珊珊了；退化的柔媚渐渐回到了她身上。她不再是个造做的北方小爷儿，她真的就是珊珊了。她的爱抚和保护也纯粹是珊珊的。珊珊的嘴唇，比徐群山柔软、微妙、温暖。

    在停尸房附近的树林里，这年这月这天，她意识到自己开始爱珊珊了。她问她真的从十一、二岁就爱上了她？

    珊珊哈的一乐。她现在已很少向她用言辞表白。她“哈”的意思仿佛说：那时候多可笑，别拿那时候当真；该当真的是眼下这个我。

    “那时候觉得要能挨近你就了不起。”珊珊说，用自己瞧不起自己的一种笑，“说了你别生气，没多久我就把你忘了。那时候，那个年纪，事儿特多！串联、插队。逃跑回北京，又到处偷书，翻图书馆的窗子。做了好一阵土匪。我都忘了我是个女孩。”

    她看着不紧不慢说话的珊珊。

    珊珊说一切是从看见她在窗口的那天开始的。真正的开始。她路过这城市去看望在三线做什么保密研究的父亲。她一眼认出她来。十二岁的癞狂突然回来了。她突然意识到，那癞狂和她前后所有的行为都有秘密的关联。

    她叹口气，说：“那时我像口猪。”

    她笑着说：“可不是。”

    她马上追问：“真像猪啊？”

    她马上解释：“不是说你人。是你的态度，精神面貌。”她笑着安慰她：“你自己用猪这字儿！”

    “看我像猪你还跑来逗我？要我？”她说，身子绷紧了，一碰要弹跳起来似的。

    珊珊想说什么，不说了。掏出一根烟，边点边说，“咱们也逗嘴？跟男人女人似的？”

    她吐一口烟，瞧不起全人类，也瞧不起她自己那样一笑。

    “珊珊。”她也叹了口气。

    珊珊还像徐群山一样吸烟，垂下冷淡的单眼皮。时不时，她粗略地撩一把不伦不类的短发。这时刻，前舞蹈家是真正爱珊珊的。她把她当徐群山那个虚幻来爱，她亦把她当珊珊这个实体来爱。她怕珊珊像徐群山那样猝然离去，同样怕珊珊照此永久地存在于她的生活中。

    况且，不爱珊珊她去爱谁？珊珊是照进她生活的唯一一束太阳，充满灰尘，但毕竟有真实的暖意。

    歌舞剧院派人来接她出院。告诉她她平反了，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叫“前著名舞蹈家”。

    离开上海，珊珊没到站台上来送。她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中，是不该有珊珊的。但她明白珊珊就在站台上的人群里。人群的一双双泪眼就是珊珊诀别的泪眼。她多想看徐群山惜别的泪从珊珊眼中流出。

    官方版本(之四)〔《成府晚报》特稿，1980年10月15日〕金风送爽的十月，我们采访了舞蹈家孙丽坤。在她独舞晚会开幕的前夕，孙丽坤同志穿着汗湿的练功服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从10月16日开始的“孙丽坤独舞晚会”将在滨江剧院拉开序幕，这将是全省第一次举办的个人演出晚会。

    孙丽坤同志曾是享誉全国的著名舞蹈家。虽然已进入中年，却坚持苦练舞蹈基本功，有时她的自我训练竟长达八小时，为青年一代演员树立了优秀的榜样。她削瘦但精神爽朗，谈话中她不断发出率真的笑声。当我们问起她曾患过的神经关能症，她爽快地告诉我们，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在舞剧团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她早已痊愈。

    她十分健谈，从她事业的振兴谈到她的个人生活。她听我们说到“媒人踏破门坎坎”

    时，开朗地大笑，说：“哪有那么严重！都是些熟人热心！…………”

    接下去她谈到她和未婚夫认识经过。她暂不愿透露这位未婚夫的姓名，只说他是一位中学的体育老师，比她小五岁，非常支持她的舞蹈事业，也对她舞台下的生活万般体贴。在她中午结束练功时，他总是利用课间休息的时间，骑车从学校赶回，为她送一饭盒她最爱吃的绿豆凉粉；暑热期间，他省下少年体育集训队发给他的消暑食品：冰镇酸梅汤或冰糕，用保温瓶提到舞剧院的练功房。孙丽坤在谈到这位心上人时脸上始终带着深情的微笑，发自内心地透出一股满意。她对他的人品赞不绝口，说他是个不重言辞重行动的人，虽然不太懂得她的舞蹈，但正在加深这方面的修养，争取一生做她最忠实的观众。

    孙丽坤说等舞剧院一分配给她房子她就结婚。她充满希望地说，新的宿舍楼已打好地基，明年春天，最迟明年夏天，她就会分到一间新居室。说到这里，她眼中露出幸福的憧憬，并邀请我们到她未来的新房去做客。

    我们祝愿她在舞蹈上迸发出第二度青春，也在人生中获得她应得的温暖和幸福。

    不为人知的版本(之七)一个下午，孙丽坤穿着宽大如旗帜的黑灯笼裤跑向传达室，去接一个北京来的长途电话。

    “珊珊吗？”她问。

    那边快活而痛苦地笑了两声：“还听出来了？”顿了顿又说：“看到你独舞晚会的介绍了。还有那篇文章…………”

    “看到了？”她说。

    “你怎么没跳白蛇？”

    “没跳。”

    那边呼呼地喘气，没接话。

    “有的人专门来看你白蛇的。”好一阵之后珊珊说。

    孙丽坤吸了一口气，说：“你来了？”

    “嗯。”

    她想问珊珊，你干吗不来看我？但她没问，那会让两人都不适。她们之间从来就没能摆脱一种轻微的恶心，即使在她们最亲密的时候。

    她想珊珊也看到她渐渐脱形的身材，皮、肉、骨已不能统一和谐地运力。珊珊或许还看见，演出之后人们大而化之地跟她握手：“四十几了，不容易不容易！”

    “你什么时候结婚？”珊珊问。

    她有些难于启齿。然后出来一句轻巧的谎言：“搞不好不结了。不见得合得来…………”她顿时想到自己在政治学习时笨拙地戳毛线针的形象。她想像所有未婚妻那样给男人织毛衣、自己那又老又笨的未婚妻形象让她这一刻羞愧不堪，尤其面对千里之外的珊珊。

    “你呢？”孙丽坤终于问道。

    “我下礼拜天结婚。”

    她禁不住叫起来：“珊珊！…………”

    珊珊的把戏又狠狠弄痛她一下。

    从存款中拿出很大一个数目，她买了最贵的蜀锦被面和一个玉雕。她正赶上婚礼的尾声。本来也没什么婚礼，就是八个人围在一块喝喝啤酒，吃吃花生米，连珊珊的哥哥姐姐都没来。她父母在一年前相继去世了。

    珊珊已完全不是徐群山了。头发还是短的，衣服还是沉黯，还是那样略带嫌恶地一笑，却半点徐群山的影子也没了。

    她一粒花生米也咽不下去。看着珊珊十根纤长的手指还在烦躁。更烦躁了。她告诉自己，该为珊珊高兴，从此不再会有太大差错了。她们俩那低人一等的关系中，一切牵念、恋想都可以止息了。珊珊也在笨手笨脚地学做一个女人。看她正替客人们倒啤酒。手脚倒不笨，却充满忍耐和压制。珊珊的丈夫跟在她身边，不停地小声教诲她一些谁也听不见的话，并在珊珊动作时，他身子显出轻微的帮她一把的意愿。是个不错的男人。

    礼物搁在乱糟糟的洞房里。这时她才发现这座雕得繁琐透顶的玉雕是白蛇与青蛇在怒斥许仙。珊珊的丈夫千恩万谢，说玉雕太传神太精致了。珊珊看了她一眼，意思说她何苦弄出这么个暗示来。她也看她一眼，表示她决非存心。丈夫还在左左右右偏着头脸欣赏那玉雕。

    这是个三十五岁的助教，绝对不标新立异的本分男子。长相不坏，耳朵不招风，牙齿也不七歪八倒。珊珊在他身上可以收敛起她天性中所有的别出心裁。珊珊天性中的对于美的深沉爱好和执著追求，天性中的钟情都可以被这样教科书一样正确的男人纠正。珊珊明白她自己有被矫正的致命需要。

    珊珊坐在桌子那端，面对她，咯咯地笑着，一撩披到额上的短发。她不知她与人们在笑什么，也跟着咯咯咯、咯咯咯地笑起来。笑得汗毛直竖。或许她笑的是自己：从盛破烂的藤箱里找出这件印度红毛衫。它哪里还是红的？

    她说她带了一小坛子醪糟，可以给大家做碗醪糟蛋。

    珊珊笑道：“他们也配？”

    她在过道的炉子上忙碌时，猛抬头，见珊珊正看她，手里燃着一支烟。冷淡的单眼皮下面是怜恤和嫌恶。她知道她不只怜恤和嫌恶她。这时珊珊的丈夫端一摞碗出来，她和她竟一个字也没来得及说。

    她谎说有人等在楼下，她不能再耽久了。珊珊看着她。看着她举着天鹅受伤的脖子走出门去。随身带的一块丝巾被遗忘在椅背上，她弄不清自己是不是有意遗忘的。这样珊珊可以有个借口追出来，追到夜深人静的马路上。然而这却是她最害怕最不愿意发生的。

    珊珊果然在夜深人静的马路上喊住了她。却没拿她的丝巾。她形影相吊，她也形影相吊。

    她追来做什么？来灭口？来灭那个巨大的秘密的口？

    “我送送你。”

    “真是的，送什么。”

    “送你一截儿。”

    “回去！那么多客人！”

    “是他的客人。”

    珊珊擦着她的肩与她并肩向前走。然后拿过她手里的三两轻的行李，替她背着。第一个公共汽车站到了，珊珊说，再走一站。她没话，接着往前走。她还是习惯听珊珊的。

    第三站了，两人停下来。风一下吹乱珊珊一头短发。现在这种短发很时髦，叫“张瑜头”。她不自禁抬起手，替她把发形还原。她伸过如旧日那样清凉的手指，抹去她皱纹里的泪水。都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触碰对方了。

    她要上公共汽车了，见她还站在那里，手插在裤兜里，愣小子那样微扛着肩。徐群山，她心里唤道。

    (作者附言：作品纯属虚构，读者请勿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