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前碎石

    关于我们那座老房子的修整工程，可谓旷日持久。我们原来对新居的种种美好期盼现在都已化为无有，只求能够尽快完成便谢天谢地了。工人们不能上工的理由有上百种：木匠割伤了指尖，泥水匠的卡车被盗，油漆匠则得了流行性感冒……。五月份订下的工程，说是六月一定来，结果是直到九月才有人开始露面。那些水泥搅拌器、碎石子儿、圆锹和锄头，都愈来愈像是我们家的固定布景，大言不惭地横亘在门前。在炎热的夏天，我们倒还容易在和煦的阳光下，用忍耐的眼光看待满屋子未完成的工作。而现在，随着天气的转凉，我们被迫 待在屋里的时间愈来愈多，再看到这些零乱的物料，心情便不由得急躁起来了。

    我们随着建筑师克里斯蒂安走遍全屋，听他讲述该由什么人做什么工作，大约需要多少时间。

    “正常情况下，”具有无穷魅力和不可阻挡的乐观精神的克里斯蒂安平静地说道：“只需要六七天就能够完成整个工程。抹抹石灰、涂涂水泥、再刷两天油漆，一切就大功告成了。”

    我们大感振奋之余，不得不告诉克里斯蒂安，近来有时会想像在圣诞节的清晨醒来，身边仍然围绕着遍地瓦砾，而这种想像常常令我们沮丧万分。我们的想像显然也对克里斯蒂安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他身体的每一部位都表现出受惊的状态向上方飞扬。他高举着双手，上扬着眉毛，耸着肩膀，大声说道：“哈，你们这种奇怪的胡思乱想一点儿根据也没有。放心吧，马上就可以完工了，不会再有任何耽搁。”为了表示诚意，他立即打电话给工作小组的各位成员，准备展开一周密集的行动。“看着吧，会有进展的，”他坚定地说道：“不，不是进展，是会有结果的！”

    电话的效果产生了，小组的各位成员果然在百忙中抽空，分头察看了我们的房子。狄第埃和他的狗是清早七点钟来的，电工借着午餐的时间露了一面，而泥水匠雷蒙则特意在晚间跑来喝了一杯酒。他们来归来，可都不是来干活儿的，只是过来看看有什么工作需要进行。每个人都对这事儿居然拖了这么久表示无比的惊讶，仿佛该负责的不是他们，而是另有其人似的。所有人都在私下告诉我们：问题出在别人身上，要先等某人做完什么什么，他才能接着做什么什么。对我们提出是否要拖到圣诞节的疑问，他们都毫无例外地报以哄然大笑：距离圣诞节还有好几个月呢，就算让他们再新盖一所房子，到圣诞节也能盖好了。但是，对于我请他们具体说出究竟那一天能够修葺完毕的问题，他们也同样毫无例外地保持缄默。

    “你到底什么时候能来？”我们问。

    “快了，快了，”他们说。

    我们也只好满足于这样的回答。我们走到屋外，看着水泥搅拌器忠实地守望在前门，努力地让自己想像：那不是机器，而是一株高大的丝柏树。

    快了！快了！天知道又会是什么时候。

    十一月

    西北季风连续刮了三天三夜，院中的丝柏树被风吹得弯曲成一个绿色的C字； 瓜田里的塑胶布也被撕成碎片。到了夜里，狂风更加疯狂地摇撼起屋顶的瓦片和卧室的木窗，无止无休地撞击着房屋，企图破门而入；连呼啸声也变得更加狠毒，给人以一种无处藏身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有时会让人意志消沉。

    葡萄枯枝

    法国农民极富创造性，同时痛恨浪费。他们决不轻易抛弃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知道：不管是光秃的拖拉机轮胎、缺损的镰刀、坏掉的锄头，还是从1949年产的雷诺车上拆下来的变速箱，有朝一日都可能派上用场，从而为他们省下一大笔开支。

    我在葡萄园边上发现了一种的奇妙装置，虽然生满了重锈，却是福斯坦聪明才智的绝佳体现。他把100公升装的油桶拦腰切断，架在一个狭窄的铁管上；又在前面装上一只已经变形 成椭圆的旧车轮，在后面加装上两只长度不一的把手，便形成了一辆独轮手推车。福斯坦得意地告诉我，这是以最低价为剪枝季节特别制作的工具。

    秋风已经吹落了最后一片葡萄叶，纠结光秃的葡萄枝看起来像成团成块有着褐色倒钩铁丝在冷风中瑟缩。在明年春天生机复发之前，主干以外的枝芽都必须被剪除。剪下的枝蔓含纤维质太多，就算整个冬天埋在土里也不会腐坏，因此不能当作肥料。若是听任它们堆放在田间，又会阻碍拖拉机行进。农民们的做法是一股脑儿把剪下的枝蔓统统一把火烧掉，而这时就用得上独轮手推车了。

    它居然是一种最简单的机动焚化炉。在油桶里点着火，推着车沿着田间一路走一路剪枝，再随手丢进桶内焚烧；等灰烬装满，便散倒在地上，在桶内重新生起另一堆火。这东西虽然看似原始，却相当实用有效果。

    傍晚时分，我散步回家，远远看见一缕青烟自田边福斯坦剪枝的地方冉冉升起。见我走过来，他直起身，顺便用手搔了搔背。我与他握手时，感觉他的手僵硬而冰冷。指着横躺在砂质土地上的一列列葡萄枝，福斯坦说：“不错吧，嗯？我喜欢它们清清爽爽的样子。”这让我想起在纽约一家自称“美食精品店”的铺子里见过类似的葡萄枝。登堂入室的葡萄枝全部被整齐地剪成一尺长短，显得高贵典雅地摆放在货架上，上面用标签标明：“真正的葡萄枝”，保证增加烤肉芳香。而这样的葡萄枝每小捆的标价是两美元。我向福斯坦讲述了我的见闻，并据此请他留些枯枝给我，以便在明年夏天烧烤时拿来作燃料。对于这个新闻，福斯坦简直难以置信。

    “有人会要买这玩意儿？”他回头望望地上的葡萄藤，想到他这一天之内可能烧掉了成百上千的美元，不禁惋惜地摇了摇头。面对又一次残酷的打击，他只好耸了耸肩，无奈地说：“太奇怪了。”

    荣耀之酒

    我们一位住在维松村北面隆河谷的朋友，受当农民兼酿酒工人们推举，加入了圣文森特协会——这是一个当地的酒类品尝组织，类似于中世纪的骑士协会。入会仪式将在村公所礼堂举行，会后有庆祝晚宴，晚宴之后还有舞会。晚宴中的酒不仅浓烈，而且将敞开供应。届时，农民们会带上他们的妻子倾巢而出，尽兴玩乐。像任何都市里的舞会一样，出席这样的仪式，男士们需要打上领带，这样的装束在乡间倒显得格外少见。

    多年以前，我们也曾参加过在勃良第（Burgundy）举行的类似晚宴。还记得那时，足有两百多人穿着全套晚礼服出席。刚开始，大家都拘谨有礼，但等到上主菜时，数百人一起唱起勃良第人的饮酒歌，气氛一下活跃起来。我们隐约还记得兴致勃勃地目睹烂醉的人们晚宴后在警察的协助下吃力地寻找自己的座车，再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试图打开车锁的情景。那也是我们第一次参加“不醉不归”的宴会，我们打心里喜欢这种活动。我们可以感觉到，凡是喜爱葡萄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

    村公所礼堂的正式名称叫做“节日厅”，是一幢很新的建筑，设计形式全然不顾周围的中古房舍，好像建筑师顾意要给这村子一样碍眼的东西似的。这是一座典型的现代碉堡，一个砖块和铝门窗造就的盒子，镶嵌在柏油铺设的广场上，毫无魅力可言。但此刻，为了举行活动，房屋上装饰了不少儿霓虹灯管，使礼堂看起来更像一个浓装艳抹的丑妇正在得意洋洋地卖弄风情。

    在门口迎接我们的是两位壮实的红脸汉子，虽然他们穿着白色衬衫、黑色长裤，披着鲜红的丝带，我们还是一眼可以看出，他们无疑都是像福斯坦一样的葡萄专业户。听说我们是“新骑士”邀请的客人，他们连声说：“好，好，请进。”用肥胖的手掌轻拍着我们的背，把我们带进大厅。

    大厅一端是一个搭起的讲台，上面放着一张长桌和一支麦克风。比较小的吃饭长桌，在讲台下左右沿墙排列，种葡萄的农民和他们的朋友则在中央留下的大片空间聊天。

    往常在葡萄田间相互喊话的这些男人和女人，一下子没法习惯调整音量，导致大厅内的谈话声震耳欲聋，大厅的回音更变本加厉地把这种喧嚣演变成如狂风呼啸一般。不过，虽然说大声谈话是典型的田野风味，人们的服饰则绝对是只有周日才有可能上身的套装：男人们一律深色西装，衬衫的领子硬挺，紧绷着饱经风吹日晒的黝黑的脖子，看起来很不舒服；女人们则大多是鲜艳、精致的连衣裙。有一对夫妻的服饰看起来特别得考究和与众不同。女的衣服上缀着灰色的珠子，长袜上也缝着同色相配的小羽毛，走起路来双腿给人以振翅欲飞的感觉。她的丈夫穿的是镶着黑色饰边的白色晚装外套，灰格的衬衫滚了更多黑色饰边，下身是黑色晚装长裤。不知道是他们没来得及注意还是行头仅限于此，他脚下踩的却一双厚底棕色皮鞋，看起来十分突兀。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决定，待会儿一定要注意看看这一对在服装陪衬下的曼妙舞姿。

    美酒人生，翩翩起舞

    我们找到朋友一家时，他正脸色迷茫地环顾大厅，显得有点局促不安。我们原以为是典礼的庄严气氛让这位新任“骑士”太紧张了，但问题似乎比这更加严重。

    “我好像没看到酒吧台。”他说；“你们看到了吗？”

    有一面墙边摆着好些酒桶，饭桌上也有些酒瓶。要知道，在我们所在的这个村子里，要 是各家都把酒窖里珍藏的隆河坡地酒倒出来，足可以把整个村子淹成一片酒海。谁能想到，在这个美酒圣地的中心大厅里会没有酒吧呢！此时，再细心地观察一下同赴酒宴的其他客人，我们发现了另一件让人忧心的事：居然没有一个人的手里拿着酒杯。

    我们差点要大失仪态，伸手到最近的桌上去抢过一瓶酒来。这时候，扩音器里传出小号华丽的奏鸣，委员们列队入场的时间到了。十几个披着大斗篷、戴着宽边帽的男士在讲台上的桌后各就各位，有的挟着羊皮纸卷轴，还有一人捧着一本耀眼的圣经模样的大书。我们想，现在应该随时都有可能宣布斟上荣耀之酒，宣布典礼正式开始了吧。事实总是难遂人愿，我们发现自己无意中又获得了一次领略法国式官僚作风的机会。

    先是市长抓住麦克风，发表了开幕演讲；接着是首席委员发表讲话；紧接着是他那位手捧“圣经”的副手的演讲。之后，三位新任委员一个接一个地上台去，长篇大论地讲述他们对葡萄的热爱，以及将如何严格遵守会规。然后则是三人分别表达获此殊荣的欣喜。我注意到，我们的那位朋友说话时声音有些沙哑。别人或许以为那是情绪激动所致，只有我知道他老兄是酒瘾发了。

    最后，委员会请大家合唱一首像普罗旺斯季风般雄壮的酒歌。

    “神圣的高脚杯盛装装着坡地的美酒，”大伙同声和着：“让我们同饮一杯自己酿出的琼浆!” 我一边哼唱，一边暗想：是该喝一杯了。这场仪式已经进行一个多小时了，我们还连一滴酒也没沾着呢。看得出，人群中抱着和我一样想法的不在少数。

    刚一宣布入座，大厅里便出现了一股兴奋的躁动，人们几乎是争先恐后地寻找着最佳的座位。终于，期待已久的酒杯出现了，人们纷纷在神圣的酒杯中注满酒，干掉，又重新注满。桌面上荡漾开一片宽慰的气氛，我们此时才得以放松心情，准备考虑考虑菜单的问题。

    第一道菜是调味鹌鹑：号称价值两法朗一个的鹌鹑头不见了，说是将用于以后的宴会。接下来的是海鲜鱼。而这些都只是开胃小菜而已，是厨师在挥刀斩向牛肉之前的热身运动。不过，上牛肉大餐之前，尚需先来一样小巧而犀利的东西，他们称之为“普罗旺斯空腹冻”，是酒糟掺一点点水，做成像果冻的样子。据说这种果冻是清除口中其他食物的余味用的；而事实上，它的威力不仅能清除口中余味，也足以麻痹肠胃和大脑。但厨师这么安排自有其道理。第一口咬下去是冰冻酒精的滋味，之后我便感觉腹中空虚了——不愧是空腹冻。这道特色点心终于使我对完成这漫长的一餐产生了一线希望。

    伴随着小号的第二次响起，牛肉出场了。男女侍者端着盛满牛肉的盘子绕桌游行一周，以达到充分调动大家的食欲的目的。随后，白酒撤下，取而代之的是本地农民引以为傲的红酒，颜色深浓、酒力强烈。数不清的菜肴一样接一样地被端上来，直到看见甜点奶酥和香槟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到了舞会开场的时候。

    村里的乐队是那种传统老派的乐队，他们不喜欢演奏专供人们跳蹦的音乐，他们要的是人们翩翩起舞。有华尔兹，有小狐步，也有几支大概是活泼的加伏特舞曲（gavottes）。但在我看来，整个晚上的最高潮是探戈。我想，恐怕没有多少人能像我们一样有机会看到五六十对酩酊大醉的男女，整齐划一地模仿着探戈舞王，一会儿俯冲，一会儿旋转，又是踏步又是顿足的样子，这景象让我永生难忘。人们的手肘撑开，头部随着音乐的进展左右摇摆，脚步踉跄地从厅的这头舞到那头，尽力保持着平衡，随时有与人相撞或跌倒的可能。一个小个子男人，把头深深埋进高个女伴的低胸领口内，完全无视于周围的一切，盲目地驰骋在幻想的空间。穿着缀珠衣裙和饰边衬衫的那一对，下半身粘在一块儿，背却向外拱出，在人群中穿进穿出，十分灵巧。

    奇怪的是，并没有人受伤。我们离开时已经一点多了，音乐仍在演奏，吃饱喝足的人们仍在跳舞，似乎聚会才刚刚开始。我们再一次领教了普罗旺斯人的传统风俗。

    老寡妇的家

    第二天我们回到家时，发现这里已经变了个样，门口的台阶前整洁得令人感到陌生。几个月来仿佛已经成为屋子不可分割一部分的水泥搅拌器不见了。

    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我们虽然也不喜欢让这个巨无霸守在屋外，但它却至少保证了狄第埃和他那一帮工人还会回来工作。如今他们居然偷偷溜过来，把“我们的”水泥搅拌器给搬走了，而且据我猜测，极有可能是被拿去应付其他人家的长期工程去了。我们关于圣诞节 之前完成房屋装修的期望，一下子遭到了沉重打击。

    克里斯蒂安像往常一样对我们的遭遇深表同情，同时解释道：“他们现在应付的是一件紧急工程……一个老寡妇家的屋顶出了问题……”

    克里斯蒂安的话让我感到惭愧。与一个可怜的老寡妇风餐露宿的处境相比，我们这点问题算什么呢？

    “别担心，”克里斯蒂安说：“两天，或者三天，他们就会回来，把你这儿的活儿做完。离圣诞节还有好几个星期呢。”

    没有多少个星期了，我们沮丧地想。妻子建议绑架狄第埃的长耳狗，它对狄第埃而言比水泥搅拌器更贴心。把它当人质，这主意不错，也很大胆，但可惜那条狗从不离开狄第埃左右。那好吧，如果不能绑架他的狗，也许可以绑架他的妻子。俗话说，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我们感觉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时候，估计就快咬人了。

    房子里到处是有待完成的工作，尤其是未装好的窗户和墙上的裂缝，在第一阵冬季季风袭来时越发显得令人发指。西北季风连续刮了三天三夜，院中的丝柏树被风吹得弯曲成一个绿色的C字； 瓜田里的塑胶布也被撕成碎片。到了夜里，狂风更加疯狂地摇撼起屋顶的瓦片和卧室的木窗，无止无休地撞击着房屋，企图破门而入；连呼啸声也变得更加狠毒，给人以一种无处藏身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有时会让人意志消沉。

    西北季风

    “真是个自杀的好天气，”一天早晨，马索兴致勃勃地对我说。风把他的山羊胡子吹得迎面贴在脸上。“真的哟，这风要是再不停，我们就会看到有人出殡了。”

    在马索看来，这风跟他童年时经历的季风比起来，根本算不上什么。那时候，西北风一刮就是好几个星期，对人们的大脑会造成奇特但可怕的影响。作为证明，马索讲起了他父亲的朋友阿诺的故事。

    阿诺与马的故事

    阿诺家的那匹马渐渐衰老，不再适合干田里的重活儿了，于是阿诺决定卖掉它，再买一匹年轻的马回来。

    一个刮着大风的早晨，他牵着老马走了15公里的山路，来到艾普镇的集市。事情的开始还很顺利，找到了买主，价钱也谈妥了，可是那天集市上的小马都不怎么样，一个个瘦骨伶仃的。阿诺只好空着手回家，打算下星期再来，看看有没有好一点的牲口。

    西北风整整吹了一个星期，等到阿诺再次动身上艾普镇的时候，风还是那么疯狂地吹着。这次他运气不错，买到一匹大黑马，价钱比卖老马的价钱多出了一倍。但阿诺安慰自己说，就像那个马贩子所说的，多余的部分买的是马的青春，新买的马可以为他做好几年的工呢。

    还差两三公里就要回到阿诺农场的时候，由于受不了狂风的肆虐，黑马突然挣脱缰绳逃走了。阿诺在后面拼命地追赶，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消失在眼前。他无助地在灌木丛和葡萄园里搜寻，在风中大声呼唤，诅咒季风惊吓了他的马，诅咒自己的厄运，诅咒老天让他破了大财。天黑了，搜索仍然毫无结果，阿诺只好带着愤怒和绝望的心情回家。没有马，阿诺再也不能耕田了；他的生活全毁了。

    阿诺的妻子兴奋地在门口迎接他，告诉他说，今天家里出了件非同寻常的事：一匹大黑马从小径那头直奔过来，一头冲进农舍外面的马厩就再也不走了。她喂它喝了点水，然后用一辆推车挡住马厩门口，以防那匹大黑马逃走。现在那匹马正老老实实地呆在马厩里呢。

    惊喜交加的阿诺马上点起灯笼，跑到马厩去看那匹大黑马。没错，就是它，一根扯断的僵绳还挂在它的脑袋上呢。他兴奋地拍了拍马的脖子，谁知，缩回手的时候，赫然发现手指竟沾上了黑色的颜料。

    这一惊可非同小可，阿诺连忙挑高灯笼仔细观瞧。在灯笼的光辉下，残酷的现实出现了：下午才小小运动了一下的大黑马现在居然还在累得流汗，涔涔的汗水沿着马肚两侧滴到地下，带走了附在马身上的颜料、露出了灰色的皮毛。这不是他上星期才卖掉的那匹老马吗？！

    恼怒与羞愧之余，阿诺就进农场后面的树林子里上了吊。

    说到这里，马索停下来点燃了一支烟，佝偻着肩膀，兜着两手迎着狂风挥舞了一阵，然后为这个故事作了总结：

    “验尸的时候，法医发挥了点幽默感。阿诺的死因被记载为：‘心智遭马匹打击以致错乱而自杀’。”

    马索咧开嘴笑着，摇头晃脑地沉浸在故事中他想像的幽默里。我却在同时发现，凡是马索讲的故事，似乎结局都很残忍。

    “但他真是个笨蛋。”马索说道：“他应该回到集市上，一枪打死那个马贩子——砰！——然后把责任都推给那个倒霉的西北风。要是我，就这么干！” 一阵汽车引擎低沉的吼声打断了马索对人间正义的进一步阐述，一辆与小径一样宽的四轮驱动丰田卡车迎面开来，只在经过我们时稍稍慢了一下，算是给我们提供了逃生的机会。我们认出那是迪富尔先生，村里的杂货店老板，卢贝隆山区野猪的天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