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4月22日
父亲是在深夜里中风的，当时他正在睡梦之中。他中风的时候没有明显的症状，还是像他往常那样，一手托着腮帮侧睡着。只是第二天早晨没有像往常那样早早醒来。到了九点多钟还处在昏睡中，家里人就感到不对劲。母亲上前轻声叫他，他没有醒来，又轻轻摇动他，他仍然没有醒来。家里人顿时慌作一团。说来也巧，这时候来了两位医生，两位医生是老弟的朋友，老弟约他们来家里，是为母亲治疗关节炎。最近母亲关节炎发作，又酸又痛，以至不能站立，或者站而不久。这时候已经顾不上母亲的关节炎，赶紧抢救父亲。两位医生观察讨论了一阵，初步诊断为中风。老弟抓起电话叫来汽车，把父亲送进医院。经过Ct、核磁共振等等一系列检查，医生确诊为中风。父亲中风了，这一年他六十六岁，六六却不顺，在这个年纪倒下去，似乎早了点。
我们兄妹三人知道这一消息，是在父亲中风半个月之后。家里人觉得我们远在太平洋对岸的美国，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也就没有告诉我们，以免给我们添乱。一次我给儿子打电话，儿子稍不留神说了句爷爷病了，他知道说漏嘴了赶紧又说已经好了。在我软硬兼施的追问下，儿子才点点滴滴透露出病情。于是我马上往医院住院部打电话，找到守在病床前的老弟，疲惫不堪的老弟才把详细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我。他说事情已经过去了，父亲也已经稳定，等着慢慢治疗，你们不要急，急也没什么用。我赶紧将情况通报在美国的兄妹。那几天里，我们兄妹三人几乎天天打电话回去，隔着太平洋盼望太平，每次打完电话又必定互相通报一下询问的情况。大哥在医学院搞神经外科研究，自然询问得格外详细，以便诊断出中风的程度。刚好也是从医的大嫂回国探亲，更详细的了解了父亲的病情。最后大哥诊断是轻度中风。我们相信大哥的诊断和判定，大哥的话对我们兄妹来说，从来都是一句顶一万句。
父亲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终于在元旦前回家了。过年总是要回家团聚的，一般病人也不例外，何况父亲还是第一次在医院住这么长时间，自然归心似箭。听到父亲回家的消息，我们心里也松驰下来，能回家起码说明父亲病情好转或者正在好转。听老弟说，父亲现在反应很慢，视力下降，说话吃力含糊，除了这些，没有太大的后遗症。只是已经不能像从前那样下楼外出，大多时间躺在床上，或者迷迷糊糊似睡非睡，偶尔也看看电视，少了往常的威风和神气。根据大哥分析，造成视力和语言障碍的原因，是父亲脑血管有两处淤血，正好压迫视神经和语言中枢。所以，父亲现在在家天天挂瓶点滴，清洗脑血管的淤血部分，以便使血流畅通无阻。
圣诞节这一天，我们在美国的家里人全部团聚在大哥家里过节。这还是好几年来的第一次在圣诞节里团聚。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们都不重视圣诞节，因为这是美国人的节日，作为中国人无法投入进去，似乎也不愿意投入进去，还是以过春节为正宗。但是人家美国人也无视你的春节，除非碰到周末，春节也不放假，所以每年春节，家里人不是这个上课，就是那个打工，总也团聚不起来。这么几年下来，自然入乡随俗认同了圣诞节，只是过法上有所不同，形式是洋节日，内容却是中国化。这天大嫂炒了一桌菜，开了一瓶“五粮液”，我们一边吃喝一边聊天，这次聊的主题自然是父亲的中风，聊着聊着又分析起父亲为什么会中风。
父亲的身体相当硬朗，一向很好。但是他从三十多岁就开始抽烟喝酒，而且非常厉害，抽烟一天平均要一包半。“文革”时期，福州市面上没有好烟卖，父亲那时候当供销科长，经常到上海出差，每次总要带回来十几条“飞马”、“大前门”烟，搭配着本地产的“水仙”、“海堤”次级烟，轮换着抽。父亲不仅爱抽烟，而且更爱喝酒，几乎每天都要喝上一杯，他从不喝“地瓜烧”、“福建老酒”之类的低度酒，而是喝六十度以上的白干酒，像什么“二锅头”、“洋河大曲”、“丹凤高粱”、“李渡高粱”。我到农村插队第一年，队里分红分了二十八块钱。回到家里，我给父亲买了两瓶“李渡高粱”，这是正中下怀的孝敬，父亲为此很高兴，好几年都把这件事挂在嘴边。父亲酒量大，而且酒风很好，说干就干，一口干尽，从来不拖泥带水讨价还价，更不会以水代酒搞些小儿科的把戏。多喝了几杯，他再劝人喝酒时就说：“从酒风看党风”。人家能不喝吗？那几年，父亲改任科室支部书记，那些委员组长们，不论酒量大小，酒风一律端正。每次聚会，总会在酒桌上派生演变出好几种关于党风和酒风关系的口号来，如“只有党风正，才有酒风好”、“端正党风，带动酒风”等等。一次一位同事酒后失言：“酒……酒风带动党风”。父亲猛然酒醒，一搁酒杯，斥道：“胡说！”从此规定再也不准在酒桌上说什么党风和酒风的关系。父亲五十年代初入党，对党一贯忠诚，是个特殊材料构成的共产党员。但是再怎么特殊，也经不起烟酒长期轮番的侵蚀，不到五十岁，就得了高血压，可他还是照样抽烟喝酒。直到那年春节，他突然心绞痛。那天我幸好在家，急忙找人要了几片硝酸甘油，让父亲含在舌下，才缓解脱险。此后父亲才戒烟少酒，并且开始重练十八锦段功，坚持练了十几年，耳鸣腿疾肠胃不适等等小毛病都渐渐好了，但是烟酒的副作用仍然消除不了。所以我们一致认为，父亲的中风与他长期的抽烟喝酒有极大的关系。父亲又是急性子，急性子而马虎还好办，偏偏他是个急性子而又认真的人，大事小事事事过问，做起事来又一丝不苟，不顺心就发脾气。有些事其实根本不算什么事，本来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和摆平，可是父亲却要左考虑右考虑，总要考虑得周密无缝，才找你摆开来从容细谈说个清楚。我感到父亲做事很累，老也松驰不下来，经常劝他小事马虎一些，特别是些家务琐事，可以不管，这样可以省心。父亲却厉声反问：“我不管谁管？你们做儿子的管吗？”急性子而又认真，使他觉得事事重要，所以他的心情总是沉重，很难轻松起来，更不会对一些小事大手一挥或者一笑了之。父亲的中风跟他的急性子有一定的关系。
父亲病倒以后，我把烟戒了。其实我抽烟并不多，大约三天才抽一包烟，因此经常遭受烟友嗤之以鼻：“你这也叫抽烟？”但是我断断续续已经抽了二十多年。在这二十多年里我曾经戒烟十几次。促使我戒烟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父母亲的谆谆教导和妻子的唠唠叨叨；另一方面是医生的明确指示。但是每次戒烟后不久，我总是忍不住又抽上了。这一次在没有教导唠叨和指示的情况下，我抽完“万宝路”烟盒中最后一支烟，把烟盒连同打火机往垃圾桶里一扔，自觉与烟告别。那时候，我突然有一种沧桑感，从沧桑感中又生发出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仿佛父亲把接力棒交到我的手中，我握紧接力棒奋力向前跑去。我不仅要承上启下，而且还要扶老养小，所以在这种重要的历史关头，我是决不能有一点麻烦，崇高的使命感促使我把烟彻底戒了。妻子很奇怪，问我怎么不抽烟了？我说不抽烟不是正合你的意思吗？你还奇怪什么？她更奇怪了，自言自语说：“男人也真是，你越强迫他戒烟，他越是不戒；你不管他了吧，他自己倒戒烟了。”她想了半天，似乎还琢磨出某些哲学上的意思来。那天我向一位从医的朋友讨教中风问题，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说：“中风是遗传病。”这使我吓了一大跳，虽说我当时面无明显反映，似乎还说了几句俏皮话，但是回到家之后我却一直在极其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我溯源而上，发现我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也得过中风，这给了我巨大的不祥之感。那是在七十年代初的一天，我祖父正躺在床上睡觉，有隔壁邻居来向他借大木盆洗澡，这大木盆是放在床底下的，祖父翻身弯腰把大水盆拉出来，这用力一拉，当即出了问题。祖父中风了，那一年他也是六十六岁。
对祖父的过去，我知道的不多，所知道的情况，大都是听父亲和姑姑说的。祖父似乎是三十年代到上海的，当时他是一人先到上海的，祖母带着儿女仍然留在乡下老家。我的老家在长江入海处的北岸一个叫海门的地方，从海门坐篷船摇摇晃晃一天多时间就能到上海，所以城乡距离不算太大，也因此吸引着老家人成群结队到上海这个十里洋场来淘金，祖父就是与他远房表兄一起到上海的。远房表兄有一手算盘功夫，在上海滩操练没有几年，就进了英国人办的洋行做事。有一天，洋行老板在喝下午茶时偶尔说起要找个管家，远房表兄就将我祖父介绍过去。一直到陈、粟大军打进上海，十几年来，我祖父一直在这家洋行里做管家。
洋行矗立在外滩上，傲视着黄浦江，这幢尖顶大厦和左邻右舍的几幢楼宇后来成了上海最有名气的地标。父亲有一个大旅行袋，右上角就印着这个地标。记得有一次祖父指着尖顶大厦对我们兄弟三个说：“我过去就在这里厢工作。”那时候我们觉得祖父很不得了，居然在那么有名的地方工作。后来我们才知道祖父是在里面当管家，虽然管家叫得好听，其实只是管管洋行老板的生活，倒倒茶水擦擦桌子，专干这一类生活小事，没有什么大名堂，按照时下说法，充其量就是个生活秘书。
祖父是个本分人，长得端端正正，手脚又勤快，深得洋行老板的欢喜。有一件事，使洋行老板对我的祖父深为敬重。那是有一年夏天，洋行老板乘邮轮回英国去度假，大概是兴奋过度，竟然忘了锁办公桌中间的大抽屉，而且锁匙还挂在抽屉的锁眼里。第二天，祖父收拾办公桌的时候，无意拉开抽屉，满满的一抽屉英镑，新新的扎成一刀一刀的英镑。祖父惊得一愣一愣，但是他没有见钱眼开，更没有萌生动一动的念头。他合上抽屉又锁上锁，用抹布把锁匙包好，扔进墙角一人高的青瓷花瓶里。三个月以后，洋行老板从英国回来，祖父当着他的面，倒举起大花瓶倒出抹布包，取出锁匙交给他。洋行老板打开抽屉，见抽屉里的英镑丝纹未动。这下轮到洋行老板惊得一愣一愣，他惊叹祖父品行高贵心灵美，又惊叹祖父臂力过人。祖父早年练过武功，为乡间武林高手，举一个大花瓶，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祖父没有动那一抽屉的英镑，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三个月的日日夜夜祖父有没有思想斗争哪怕“一闪念”？他的身份所给他提供的便利条件，还有那三个月宽松的作案时间，就是蚂蚁搬家也把那一抽屉英镑搬回家了。为什么祖父却一动不动？
听到这件事的时候，正是“文革”时期大辩论阶段。那时候我们兄弟三人都已经十二三岁左右，都觉得很有思想，对祖父这件事也展开了大辩论，发表各自的看法：“这一抽屉钱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拿回家是革命行动好得很！”“自己拿回家不好，而且土改时候评成分，肯定要评地主。”“但是可以把钱交给上海地下党啊。再不行，带回老家苏北解放区，交给新四军啊，买枪买炮打鬼子啊！”我们又引用毛主席亲自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一文中的最高指示，一致认为祖父应该把这一抽屉钱拿回老家交给新四军，以打击英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让“米”字旗飘落在黄浦江的怒涛中。
祖父在这件事上，充其量是不明智而已，但是他在另外一件事上，就犯了一个大错误。祖父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一个儿子也就是我父亲。所以祖父对我父亲这根独苗也就疼爱得不得了，一直到我母亲一连生下我们兄弟三人，祖父看到后续浓重的烟火，才放下心来。发生另外一件事的时候，是临近解放的一九四八年的春节，祖父一个堂弟，腰别小手枪，骑着枣红大马，带着四个腰挂驳壳枪、同样骑着大马的警卫员，威风凛凛的回到老家来了。他十年前突然失踪，十年后回来，已经是陈、粟大军里的团长了。这一件事在我的老家引起了轰动，吓得那些平时作威作福的还乡团都躲到外乡去了。他一直记着我祖父过去对他的关照，特地到我家看望从上海回乡过年的祖父，当他看到我父亲已经是高头大马的小伙子模样时，就对我祖父祖母说，让他把我父亲带到部队里去当兵，放在他身边当警卫员。祖父祖母紧急商量一整个晚上，第二天还是谢绝了堂弟的建议，并且过了年之后，祖父就把我父亲带到上海，送进一家小玻璃厂当学徒。父亲到老退休，仍旧在科级位置上挪来挪去，始终没有挪出个名堂。听到这件事是在四十年后的一个晚上，父亲在一次酒后告诉我的，显然这件事对父亲还是有影响的。我就想父亲如果当年进部队，就算是解放前参加革命，享受离休待遇不说，革命得顺畅的话可以做到师团长，转业到地方，也可以坐到处局级位置上。后来我大哥十五岁时，父亲就通过关系，把他送到部队大熔炉里去锻炼，当了个小兵。果然，在他离国来美留学的时候，已经是正团职主治医师了。祖父不让我父亲去当兵，一个原因是担心枪林弹雨危险大；另一个原因是家境过得去，不想让我父亲这根独苗远走高飞。所以跟父亲毅然把我大哥送去当兵截然不同，大哥当的是和平兵，没有什么危险性，而且在“文革”时期当兵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是解决就业的最优选择。所以身为人父，是可以理解祖父的决定。当然，我认识到这一点，也是在我做了父亲以后。
祖父似乎没有想到父亲最终还是离他远走高飞，那是六十年代初，父亲所在的玻璃厂决定迁往福州，支援前线建设。父亲在厂里是个工会干部，不仅自己带头响应，还挨家挨户逐个宣传动员大家支援前线建设，以至有一些工人至今还在骂当年是被父亲骗来的。父亲把家搬迁到福州，人去房空，对已经走进晚年的祖父祖母来说，平添了孤独和牵挂。几年以后，祖母病逝，祖父又和姑姑一家住在一起。这期间里，父亲曾经两次把祖父接到福州来住，朝夕相处，我们跟祖父建立了深厚的情感。但是这种亲情并不能消除祖父的孤独，祖父曾经有续弦之念，当他刚小心翼翼向我父亲表露出一点意思时，就遭我父亲的坚决反对。二十多年后，父亲曾经很感慨的对我说：“当年你爷爷有这种想法很正常，那时候反而是我很封建啊。”祖父第二次来福州的时候，一直想看看长孙，但是作为长孙的大哥那时候正在部队当卫生员，没有办法回家来。一直到祖父去世，他都没有见到长孙一面，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永远无法补救的缺憾。
祖父是在“文革”后期去世的，那一年他七十岁。祖父是上吊自杀的，他为什么自杀？他为什么选择上吊这种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对我来说至今仍然是个谜。记得那年冬天里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学校里上“农业基础”课，因为面临“高中毕业”，大家要去“上山下乡”，学校就把操场挖掉，改成水稻田，让学生学“农基”活，大家挽着裤管，站在田埂上听老师讲如何插秧，然后准备下田学插秧。正在这时候，我看见父亲骑着自行车来学校找我，告诉我祖父去世的消息，要我跟他回去，当晚乘火车去上海奔丧。我坐在父亲自行车的后架上，一路想着祖父的模样。我想起祖父的两个耳朵很长很大，那是长寿的标志，怎么刚跨进七十岁就去世了呢？在去上海的火车上，我望着窗外飞逝而去的电线杆，想起我上海舅舅对我们说的一句话：“时间加距离等于零。”当时我感到我这个在房管局当工程师的舅舅简直就是哲学家，他说的这一句话简直就是至理名言，一针见血的阐释了时间、距离和亲情的关系。的确，即使有血缘的亲人也经不起距离的隔绝和时间的磨损，祖父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越来越模糊，就是时间和距离所致。当我跟着父亲赶到上海河滨大楼四楼六号那个小房间，看到白布蒙身的祖父那张真实的遗容，我触摸到了非常具体的死亡，心中充满了悲哀，我的眼泪滚滚而下。办完丧事，父亲才告诉我祖父是上吊自杀的，我万分震惊。父亲对祖父上吊自杀很忌讳，交代我回到福州以后不要跟任何人说。祖父是平民百姓，是房管局退休工人，没有入党，也不是干部，自然没有什么问题，不可能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但是，即使不上纲上线，起码也是不热爱生活不热爱社会。总之，在那个年代（也包括现在），上吊自杀绝对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十年以后当我又回到上海时，我曾经在一个中午时间，走进六号小房间。这是一个典型的斗室，仅能容下一床一桌，剩下只有合门和转身的空间了，房间幽暗，即使白天也要开灯。我关上了门，又关上了灯，在冥冥黑暗中努力寻找祖父的身影。我看到中风后的祖父如何躺在床上度过每一个像黑夜一样的白天，看到他扶壁而立，平静的将绳子穿过阁楼的横杠，仔细结好绳扣，认真检查吊绳的承受力，然后他把绳环套进自己的脖子。我想象着在这个时候，祖父心里在想什么，他有没有想到在遥远的南方他那唯一的儿子和三个孙子？这种血脉相连的关系有没有使他产生过动摇犹豫和留念？哪怕一丝的动摇犹豫和留念？看来没有，距离和时间已经磨损了这种血脉相连的关系，祖父已经深深感到孤独和无助。我看到祖父是这样平静的走向死亡，根本不把死亡当成一回事，顿时感到他非常高大伟岸，我以往所有对生与死的思考都不值得一提。我拉开门走向走廊的阳台，望着远处国际饭店和永安大厦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我久久的站在那里。
我到“StOP ＆ ShOP”购物后出来，总要到过道旁免费磅秤上站一站，看看体重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最近一段时间，我的体重已经增加到二百三十五磅，虽然是毛重，但是也不得了，家人朋友对我纷纷声讨，我心里也感到对不住大家。幸好我一米八的个头，把肉分摊一下，看上去还不是太胖。而且在美国，和那些比比皆是的大胖子中胖子相比，我倒显得匀称和谐。并且我个头体魄也让一些美国朋友惊叹，为中国人争了不少光，所以我也就没有刻意去减肥。我食欲非常非常好，而且又懒得锻炼，再加上又戒了烟，体重就这么一路稳步增长。一直到查出来我有高血压和高血脂，才引起我的警惕，于是我决定减肥。
要想减肥首先必须节制饮食，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我食欲好而且不挑食，一天一锅米饭就能把我摆平。我有严重的“米饭情绪”，我吃过中外各方的美食佳肴后得出一个结论，天底下最好吃的饭菜是大米饭和红烧肉，特别是我母亲煮的大米饭和烧的红烧肉，那是我永生难忘的美餐，吃完之后我能展翅飞天。到了美国后我仍然吃米饭，一顿不吃米饭不舒服，两顿不吃米饭人难受，三顿不吃米饭没法活。在美国那么多年，我真还从来没有一天不吃米饭。即使外出只能吃西餐，侍者问我点哪一种伴侣食物，我脱口就是Rice（米饭），而且吩咐要多一点Rice。平时在家里就自己煮米饭，一煮一大锅，可以吃两三顿。要吃时开水一冲电炉一煮，就做成泡饭。配上毛豆炒咸菜油煎咸带鱼榨菜豆腐乳，都可以百吃不厌。而且我还喜欢开水泡饭这种简洁的形式。我现在在一家公司工作，中午时间，我和几个从上海来的同事聚在一起大吃泡饭，吃得酣畅淋漓。还编出不少顺口溜：“泡饭泡饭，中华高尚饮食；爱我中华，不可不吃泡饭。”“工人吃泡饭，领导一切权力大；农民吃泡饭，奔驰汽车开回家；战士吃泡饭，巡航导弹用手挡；领导吃泡饭，进军北京有希望；我们吃泡饭，省下美金买楼房。”老板是个从台湾来的华裔科学家，各方面都已经美国化，见到我们大吃泡饭就惨不忍睹，连连摇头又苦口婆心劝告我们：“千万不能吃米饭，米饭是碳水化合物，吃了最容易发胖。还有马铃薯。”老板最后一句话显然是针对我说的，我不仅爱吃米饭，还特别爱吃马铃薯，切丝剁块怎么个煮法我都喜欢吃。自然我们几个不听老板的劝告，相反觉得他可怜，整天往嘴里扒拉着生菜，几片菜叶子能撑住身体吗？有一次他病倒了，我们就劝导他：“人是铁而饭是钢，不吃米饭腰板不硬。男人腰板不硬就不好办啦。”老板无奈的苦笑说我们的话是歪理。
我无法抗拒米饭的诱惑，所以减肥一次又一次失败。我仍然每顿吃两碗饭（只是尽量把饭装浅一点），让自己充分享受那饭后美妙的感觉。然后饭后多多喝茶，冲涮肠胃里的积油。早晨和晚上我争取多活动身子骨，防止身上长肉。至于今后我是不是步父辈后尘中风，我就不去多想。十几年前当我从祖父住的六号小房间走出来的时候，已经开始以一种平常心来对待死亡。我不仅知道死亡是不可避免，而且认识到死亡并不遥远。正是因为我对死亡清醒的认识，使我在而立之年就开始热爱和享受每一天。当然我的享受最重要来自精神方面，来自我对生命的热爱。当我走完了青年而又走进了中年，中年更使我感到人生的美好。我迫不及待的写了一首诗高唱中年：你说难舍青年／我说憧憬中年／中年标志着成熟／中年象征着丰收／中年是生命的蜜月／中年是历程的丰碑／中年是和谐的交响／中年是悠然的云鹤／中年淡泊宁静／中年大智若愚／中年宠辱不惊／中年微笑人生／当你走向中年／你会感到生命灿烂辉煌／当你告别中年／你会自豪曾经拥有中年。这首像大白话的诗写得实在不怎么样，但是这是我发自内心深处的真实感受。人到了中年，我才真正理解什么叫成熟。其实也很简单，成熟就是人到中年以后知道自己能力学识有限，知道这个世界有太多自己做不了的事，这时候你就会减少浮躁而心平气和，你就会宽容许多人和许多事，你就会感到平平常常才是真，你就会体会“平安是福”这句话的深刻内涵，你就会珍惜每一天甚至每一刻。这就是成熟，成熟使人感觉到生命的意义。我有时候在想，人的感觉非常重要，幸福欢乐如何，痛苦忧愁如何，其实全在于人的感觉。我到了中年以后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这种认识。当然，我到了中年以后也开始喜欢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喜欢上升到抽象的层面来思考一些问题：比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的根在哪里？我现在的方位在哪里？我要到哪里去？我和时间有什么关系？我和历史有什么关系？我和世界有什么关系？我和宇宙有什么关系？等等等等。这些问题深刻或者肤浅，或者貌似深刻其实肤浅，或者貌似肤浅其实深刻，或者幼稚可笑得根本不值得一问。但是我都一样投入进去想来想去。四十岁那一年，我对我过去作了一次很认真的回顾。那时候我在异国他乡的美国还没有找到立足之地，正在为生存苦苦挣扎，为了避免精神的迷失，我必须认识确定我自己，然后我再选择怎么走。
我的老家在江苏海门，我对那块临江依海的故土非常生疏。至今只去过两次，一次是在很小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另一次是护送祖父的骨灰回老家与祖母合葬，那一年我已经十八岁，点点滴滴的印象全部注人心头。我记得那一天我们一早就离开河滨大楼，乘车来到外滩的十六铺码头，坐上一艘叫“东方红”的大型客轮，客轮驶出黄浦江又驶入长江，几个小时就靠到长江对岸的青龙港码头。我一直站在甲板上，观赏两岸风光和江上船景，想像着祖父和父亲当年坐着篷船摇摇晃晃来到上海的情景。父亲曾经告诉过我，有一次他坐篷船来上海，船到江心的时候正好起大风浪，船左摇右晃几乎被掀翻，非常危险。而现在的大型客轮则不管风吹浪打，照样稳稳当当行驶。我们上岸之后乘车来到一个叫伙隆镇的地方，然后又坐自行车又步行，天黑的时候才回到我的老家。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带着我到房子四周的田地里去散步，他指着告诉我哪里到哪里过去是我家的田地，我当时感觉到这有点像地主富农回来倒算一样，很紧张地看看周围有没有人，我更紧张的是我祖上居然拥有这么大片的田地。后来我悄悄的问我姑姑，她告诉我说我祖父的祖父很有钱，曾经盖了一幢大房子，只是他爱喝酒，有一次喝醉了往草房里一倒，翻来覆去的时候碰倒了油灯，一把大火把房子全部烧光，从此家业衰败，一直到我祖父才重振家业略有建树。我祖母是个小脚女人，留在老家就管着这一大片田地，农忙时就请些村里壮劳力来帮忙打工。我祖父每年有固定的银元带回来，因此家境过得去。土改时期评成分，我家本来可以评为富农一档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评为上中农。这中间是阶级的分界线，评上去了就是剥削阶级，评下来了就是被剥削阶级。在这种可上可下的紧要关头，我家被敲定为上中农，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祖父祖母的人缘关系。祖母信佛吃素，虽然面目严肃却是心地善良；祖父在上海经常接待乡下老家来客，每次回到乡下老家，又带回各种礼物分送乡亲乡邻，平时行善积德终于有了回报。这是很重要的回报，如果评上了富农，我家后来的生活就是另外一种景象了，碰到“文革”那种非常时期，难免就要抽筋剥皮。那几天我跟着父亲在老家忙来忙去，特别是在一个冬日融融的下午，父亲和姑姑们将我祖父的骨灰装进一个粗瓦罐里密封好，埋在我祖母的棺材旁边，老家就刻在了我的心头。这可能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根。根对人来说是很重要的，有了根就有了底，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知道自己现在在什么方位。人如果没有底，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不知道自己现在在什么方位，那么他的精神就会迷失。所以没有根的人要苦苦地寻根，寻到根的人精神就找到软床，可以稳稳当当地躺下。
我出生在上海，按照属地说法，算是一个上海人，偏偏在九岁的时候随家搬迁到福州，所以，我是上海人就要打折扣。我在上海的九年里，一直生活在苏州河边的河滨大楼上，过着不着地气的生活。我父母亲在我四岁的时候先带着我大哥去了福州，我就被寄养在四楼十五号一对苏北老夫妇家里，他们没有儿女，所以特别喜欢我，我就叫他们外公外婆。我老弟就由我祖父祖母带养，他们就住在六号小房间。五年以后我父母亲在福州已经稳定下来，父亲就来上海接我和老弟去福州生活，他们认为自己的儿子不在身边，感情就会慢慢疏远。果然，当我和外公外婆离别时，我痛哭了一个晚上，外公外婆也难过了几天，这更加证明了我父母亲的观点。我记得我们是在冬天离开上海去福州的，我和老弟穿着棉衣棉裤，姑姑分别在我们的棉裤带上插了一根葱。那时候，我和老弟已经有点懂事，看到棉裤带上插一根葱，感觉到很不好意思，怕被别人看见，一上火车，我们就互相帮助抽掉对方棉裤带上的葱。我到今天还搞不懂插葱的含义，是保佑一路平安的意思，还是说葱插在哪里都能活，希望人也和葱一样在他乡异土活得好，或者说葱象征着根，你带着葱即使到了天涯海角，也要记住你的根。二十八年后，我在一次回上海的时候，曾经问姑姑当年给我们插葱的含义，姑姑说她想不起这件事。姑姑忘记了，可是我却牢牢记住了。
我九岁的时候才离开上海，也就是说我在上海过完了我的童年。童年对我具有非常影响，让我从小的时候就知道人如何在窄小的空间里生存，让我在窄小的生存空间里发展了内心想象的空间。而且六十年代初的那几年，我在上海天天能吃上米饭，非常幸运的躲过了那场大饥饿。我在童年里曾经遇到两次险情，都与死神擦肩而过。一次是在我一岁多的时候，也就是在我幼年的时候，一个冬天的中午，我母亲把我放在床上盖好被子，就到走廊阳台煤球炉上烧饭做菜去了。我躺在床上很不安分，手脚乱抓乱蹬，整个厚厚的大棉被严严实实盖住了我的脸。等到母亲烧好饭菜回到房间，掀开大棉被一看，我已经是满脸青白奄奄一息。母亲急忙推开窗户，把我抱到窗口吸收新鲜空气，很久我才慢慢转过气来。我后来听母亲说，再迟一步回房间，我就彻底完蛋。另外一次是在我五岁的时候，带我的外婆是大楼居委会负责四楼的小组长，这天她带我到一楼的居委会里去开会，我就乘机溜到门外面，看见马路对面的苏州河边堆放着鹅卵石，我兴奋的跑到马路对面，捡起两块鹅卵石，又闷头跑回来，刚刚跑到马路中央，只见一辆小轿车向我冲来，司机已经踩死刹车，车仍然以强烈的惯性冲来，一直到贴着我的身边才刹住。司机吓得满脸铁青，叫喊着跳下车来，我已经跑进会场躲进外婆的怀里，就看见司机站在门口对着人群找我。当时我并没有什么害怕，成年以后再回想起来就有些后怕，心里非常感激司机的机敏，保住了我的一条小命。我以小小年纪就在生死线上走了两趟，也算是见过世面，按我祖父的说法我的命很硬。二十多年后，我刚而立之年，上福州东郊的鼓岭避暑写作，同屋而住的是我很好的文坛朋友，他看了我的手掌之后大惊失色的说：“啊呀！兄弟你活不过四十。”我说我如果能活到三十九，也已经净赚三十四年。我有时候想，人生就像坐上一班车，有的人坐的时间长才下车；有的人坐的时间短就下车；有的人不想坐了跳下车；有的人想坐又坐不了了被抬下车。人人都希望坐车时间越长越好，哪怕没有座位站着，哪怕挤在角落和踏板上，好歹都在车上。像我祖父那样，不想坐车了就主动跳下车，还是极少数。如今我对生与死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态度：快快乐乐的活，平平静静的死。我死后一定默不作声主动去火葬场，只是我会对我儿子提一个小小的要求，不要放哀乐而放两首中外名曲。一首是中国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泊与祝英台》；一首是外国的圆舞曲《蓝色多瑙河》。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就住在耶鲁校园的一条丁字路口旁的一幢红楼上，客厅兼书房的窗户远远对着一所殡仪馆，我多少次目睹美国人送葬的场景。风琴弹奏着悠扬的乐曲，人们穿着深色的礼服礼裙，捧着各种鲜花，用加长礼宾车为死者送行，场面宁静而庄重。因为生者（也包括死者）大都认为这是死者步入天堂又获得新生，所以人们没有悲哀也就犯不着痛哭。信教的人所以能安详甚至幸福而去，就是解决了生死问题，他们确信在人间的死亡就是在天堂的新生。1999年12月13日下午1点16分，我在西海文的公寓里修改这部中篇正写到这里，就听到有人敲门，我起身去打开了门，就见一个高个披着风衣的金发女郎站在门口，她的身后站着一个同样高个却瘦骨如柴的老太太。金发女郎温柔的对我说：“你好，先生。我叫玛瑞，这位是我的妈妈。请问先生你的名字？”我告诉了她我的名字，她伸出手来握了我一把，然后指着手上一本塑料小书向我介绍。我用手示意她停说，并解释我的英语很贫乏，有些听不明白她的介绍。突然老太太插上来问我：“你是中国人？”我说我是中国人。老太太很高兴的从女儿皮包的隔层里抽出一张一折三的中文纸页递给我。我看见首页上画着一个人面对着地球，下面是一行赫然问句：“这个世界会继续存留吗？”我明白这对母女原来是来传教的。母女俩跟我握手告别，充满收获的愉快下楼去了。我关上门后非常惊奇，怎么我写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传教女士翩然而至？我是个无神论者，既不相信神也不相信鬼，但是我不得不惊奇这件事上的巧合。我展开纸页读着上面的文字，因为这世界是否继续存留显然与我有关，我就仔细读下去：“历史上从没有一个时代象我们现今这么时常听到有人谈及世界末日。许多人恐惧世界会在一场核子浩劫中消灭。有些人认为污染会把这个世界毁了。还有些人则担心经济混乱会导致人类以庞大的规模互相残杀。这个世界真的会消灭吗？若然，这意味到什么？以往曾有一个世界消灭吗？”纸页上说：“挪亚在世的那个极度邪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只保留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从普世的洪水中生还。地球这颗行星和美丽的星空亦得以存留……后来，随着挪亚的后代继续增加，另一个世界便形成了。这第二个世界或事物制度一直存留至今。它的历史充满了战争、罪行和暴行。这个世界会有什么遭遇？它会继续存留吗？”于是纸页上第二节就开始描述“这个世界的前途”和世界末日的种种“标记”。归纳起来有五种世界末日的“标记”：“一、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现代所发生的战争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庞大的。一位历史家写道：第一次世界大站（始于1914年）是世上的第一场总体战。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力却大的多。至今战争仍继续蹂躏地球。二、多处必有饥荒。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接踵而来的饥荒很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也发生可怕的饥荒。现今世上有五分之一的人营养不良，每年有1400万儿童因此丧生。三、地要大大震动。自1914年以来，每年死于地震的平均人数大约相当于以往各世纪每年死于地震的平均人数的十倍。1920年，有20万人在中国丧生；1923年，日本有近10万人死亡；1939年，土耳其有3万2千多人丧生；1970年，秘鲁有6万6千多人丧生；1976年，中国有24万人伤亡。毫无疑问，地的确大大震动！四、多处必有瘟疫。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有2100万人死于西班牙流行性感冒。《科学文摘》报导说，历史上从没见过死亡以如此猛烈迅速的方式打击人类。自那时以来，心脏病、癌症、爱滋病以及其他传染病夺去千千万万人的性命。五、不法的事情增多。自1914年以来世上充斥着种种罪行和强暴。在许多地方，人们甚至日间在街上行走也不感到安全。晚上人们则躲在重门深锁的家里不敢外出。”纸页上最后归纳总结说：“这意味到世界末日已迫在眉睫了。但值得庆幸的是，届时会有生还的人。圣经宣告这世界……正在消逝之后，接着应该说，实行上帝旨意的人要永远生存。因此，我们必须认识上帝的旨意，并且切实遵守。这样，我们便能够渡过这世界的末日，在上帝的新世界里永享无穷的幸福。”我第二天去公司询问一个正在信教的同事，他说，她们是上帝派来的。我请他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他说，这没办法解释，我也解释不了，反正，他们是上帝派来的。我同事说这些话的时候很真诚，而且我也很相信他的真诚。我默然无言，生活中很多事情没办法解释，就像我有时候也没办法解释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