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终于落山了。

    世界一下子变得漆黑。黄河，被呼呼的风声所惊醒，在宽阔的河床上辗转着，发出一阵阵奋力前进的吼声。“唿隆！”一大块河岸崩塌了。随着隆隆的巨响，又扑来一股股泥浆的土腥气。黑色的夜渗透了宇宙，四面八方是一团无边无涯的混沌。虽然头顶上还有寥落的星光，可他仰卧在驴车的栏板上，对它们久久凝望之后，竟发现它们是在自己的脚下……

    每一个人的一生都可以分为前后两段，有的界线比较明显，有的界线不那么明显。他趴在河岸上把所有的眼泪都放光以后，心里虽然轻快了，但也明显地进入了自己的后半生。

    领导干部把他扶回庄子。第二天，他女儿就发现他原来黑黝黝的头发里奓出一根根白发，像枯焦的玉米须一样卷曲着，特别显眼，后来，那两排值得骄骄傲的坚实明亮的牙齿也逐渐动摇。庄户人叫“火牙”或“虫吃牙”。虫首先吃了大牙，然后循序渐进，一颗颗往前吃。现在，虫已经吃了他六颗牙齿了。

    一九六八年，县上前前后后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锣鼓声、鞭炮声不绝于耳。因为绝大多数人都不了解他这个“农民赤卫队”的火爆脾气的“司令”怎么会昙花一现，竟对王一虎没有一点反抗的表示，就乖乖地跑回魏家桥仍旧当他的庄户头去的内幕，所以酝酿县领导班子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提出他的名字。而那一年却是所有文化大革命里的风云人物弹冠相庆的一年，如那时没捞个一官半职，则再没有这样的机会了。由此，他也就在“官面”上一蹶不振，位不过大队支部书记，名不入国家干部的登记表。

    他呢，自韩玉梅出事以后，自老干部一个个离开魏家桥以后，他的心既感到空虚，又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恬然淡泊。离开魏家桥的老干部，全是由省里开来的小卧卧车接走的。他保护过他们，他和他们谈过心，他又替他们捆铺盖，搬行李，高高兴兴地送走他们。他看到了他们的兴衰荣辱，也同时觉悟到自己过去的野心和领袖欲是十分幼稚可笑的。这样的老革命，尚且要受一番这样的折腾，自己算什么呢。一个两腿泥巴的庄户人，还是老老实实地领着大伙儿在田里受苦吧。

    一九七一年，省上组织农业劳动模范、先进社队的干部去大寨大队和下丁家大队参观学习，他得到了一次外出的机会。

    大寨大队和下丁家大队哄哄学生娃娃、机关干部、工人群众跟“外国贵宾”还差不离，在干了一辈子农业活的老庄户眼里，一眼就看出了毛病。他给大寨算了一笔账：一共才种四百多亩地——而他的大队连“黑田”在内有四千多亩——就凭它打那么一把把玉米、谷子，要修那么大的工程，休想！

    “真是孔子门前卖诗书，鲁班门前耍斧子！苦了钱了，还组织这么多人来学习哩！”他暗地里想，“就把参观学习的人拉的屎尿给魏家桥，我也搞得比大寨好！”

    但是，这次参观毕竟使他大开了眼界。他平生第一次走出这么远的路，第一次见过这样大的世面，第一次从铁桥上越过黄河。车过济南铁桥的时候，人告诉他，黄河快要出海了。他凭窗远眺，只见河床宽阔宏伟，河水浩浩荡荡，火轮船和帆船在上面往来穿梭，河两岸耸立着栉次鳞比的厂房，突突地冒着白气和黑烟，这使他这个半辈子蛰居在穷乡僻壤的庄户人激动不已，他心里也像是在突地冒出点什么；再望远处，在东方的天幕脚下，黄河的尽头在一片乳白色的迷蒙的蜃雾中汹涌起伏，就和一种思想从他意识的边缘上正在努力成形时的情况一样。

    而他这种思想正式成形，是在碰到吴尚荣的时候。

    那一天，他刚从班车上下来，提着一网兜山东梨，背着一挎包参观学习的纪念品，在县城广场中心的语录塔下坐着，想找一辆去河边的拖拉机或大车捎个脚，时令正在八月，又值中午，阳光灼热，语录塔下只有一个狭窄的三角形的阴影。柏油马路冒着黑光黑光的油汗，臭气熏人。白杨树的叶子上积满灰尘，无精打采地耷拉着，纹丝不动。街上空荡荡的，卖冰棍的也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他掏出一个梨，用手掌擦了擦，啃了一口，掉过脸把渣子吐到语录塔的另一面，而那边阴影下马上伸过来一个蓬头垢面的脑袋。

    “哟，是魏书记。”

    “咦，是你？”他也感到奇怪，“你这在儿干啥？”

    “我在等县革委会上班哩。”吴尚荣弯着腰过来，坐在他旁边。“我从老家来了半个月了。”

    “这几年，你混得不错吧。”他斜眼打量了一下吴尚荣：现在这个风云人物一身尘土，满脸带着在各种天气下跋涉和漂泊的痕迹。

    “唉，还说啥哩。”吴尚荣撇撇嘴，以他乡遇故知时的表情说，“这三年，户口户口报不上，粮食粮食没吃的。给人打零工，挣点钱买红薯，还要来回跑一百多里路。火车上不敢带，也没钱起票，只能扛着走……这罪孽就别说啦，老二老三还好，那大小子在这儿白面细米吃惯了，现在见了红薯就哭。唉……”

    “那你找县革委会有啥用呢？”

    “当初给我开除了，明明是个错案，这你魏书记最清楚——那次没你魏书记，我也没命了——现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后期了，我来找找，还想回来。”

    “那你就去找呗。”他望着县革委会森严的大门，淡淡地奚落吴尚荣。

    “唉，找啥哩。找了半个月，没一个人答理我，都说比我大的案子还堆在那儿哩。嗳，魏书记，”吴尚荣用和那天在暗室里说话的腔调截然不同的语气说，“你能帮我一把不能？你魏书记救人救到底吧。”

    “我咋救你？”他扔掉梨核，在裤腿上擦擦手。“现时县革委会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啥‘老中青’，跟你一样，全是造反的……嗳，那里面不也有你的老战友么？”

    “嗐，啥老战友！后来都成了对立面了。”吴尚荣自嘲地摇摇头，“魏书记，我也不是求你去说话。一提到我，那帮人跟吃了葡萄喝了醋一样——倒了牙了。我只求你给我找个能把我家的户口落上、有碗饭吃的地方。”

    “唔，”他又掉过脸，用估价的眼光看看吴尚荣。“可我们大队只有农业活，你干么？”

    “为啥不办工业呢？”吴尚荣的脸变得生动起来，“我们老家，社队都办起了工业哩，机修、制造、加工、塑料……还挺全。我是落不上户，落上户人家抢着要我。你魏家桥大队在全省是数得着的富队，办工业还犯难？”

    “这尕子跟我想到一起去了！”他高兴得几乎要拍大腿。但一瞬间又想到吴尚荣在他红缨枪下的表现，即刻把已经在脸上展开的笑容变成冷笑：

    “嘿，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咱们省，现时哪一个社队不就靠那一把把粮食，还办工业哩。这么说，你是不愿干农业活啰？”

    “唉，不是不愿意干，现在还谈得上愿不愿哩？”吴尚荣说，“我是可惜我这一身本事。不是在你魏书记面前吹牛，车、铣、刨、磨、钳，汽车、拖拉机、水泵、电动机，我没不会干不会修的。”

    他知道吴尚荣不是说大话，过去在县上他就耳闻这是全县的一个“技术权威”。

    “那么，好吧。”他看见吴尚荣眼睛老盯着那一网兜山东梨，于是掏出一半，塞在吴尚荣沾满油灰的挎包里。“看在咱们一顿饭的交情上，我也不埋没你。喏，这点梨，我再给你十五块钱——多，我也没带——你到省上县上再跑跑去。你要找上了能卖你技术的地方，就别来，以后叫人把钱捎还给我。要是你的技术卖不出去，你就到魏家桥来找我。”

    他回魏家桥了。

    头几天，他高枕无忧地在家里等着。他料定吴尚荣非来找他不可——熟悉吴尚荣的人都不敢要他，不熟悉吴尚荣的人又要看他的证明，而肯定吴尚荣身上连巴掌大一片盖红戳戳的纸都掏不出来。可是，十天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吴尚荣还不见影子。他又暗暗埋怨自己：为啥当时不把这尕子抓过来？呸！忘了他是外乡人了，他为啥就非来魏家桥不可？罗寡妇说得对，外乡人的衣胞都是撂在家门外边的，只有咱们这一带人养下娃娃，衣胞才埋在门槛里面。所以外乡人能到处跑，四海为家，只有咱们这儿的人跑到天涯海角还得回来。

    一天黄昏，红日渐渐西沉。他正躺在炕上自怨自艾，忽听门外一阵激烈的狗吠。他心中一动，趴在窗台上一看：果然是吴尚荣来了。

    半个多月不见，吴尚荣更狼狈了。那个肮脏的挎包带子也断了，正用它甩着打狗；跟抹布一样黑的衬衫，本来还有两颗扣子，这趟来，连一颗也没剩下——这副模样，怪不得狗要朝他叫唤哩。

    他先让狗对吴尚荣咬一会儿，赶紧打发他在家过暑假的女儿去宰鸡。

    “还宰鸡哩，我都吃不上一口……”他女人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去，你懂啥？你吃了鸡光会在炕上孵蛋！”

    他把手一挥，又躺下了，还高高地跷起二郎腿，吴尚荣惊魂未定地进了门，他也没有一点想爬起来的表示。

    “来啦，”他懒懒地打了个招呼，“在哪儿找到工作了？”

    “唉，别提了！”吴尚荣还没有坐下，就哭丧着脸诉开了苦，“在老家，有个人写了副对联，后来给打成了个反革命。对联说：‘看破时事惊破胆，吃透人情寒透心。’现在，我就落到这步田地啦！”

    “别站着，坐下。”他随手指指炕沿，“你过去不是厉害得很么？我早就说你：你是属鸭子的——肉煮烂了嘴还煮不烂。现时咋蔫得跟鼻涕一样啦？”

    “唉，没法不蔫！”吴尚荣一句三叹，“肚子不饶人啦。家里还有四张嘴哩。一想起他们，饭都吃不下……”

    “嗳，也别不吃饭。”他一连声叫女儿端饭来，“吃了饭咱们再说。”

    他女儿把又肥又嫩的鸡炒好，白生生的大米饭端来。吴尚荣和他过去在工办大楼里一样，也不客气，就着炕桌，盘起腿埋头便吃。这时的吴尚荣大概忘掉了家里的四张嘴，把一只鸡吃得光光的。然后抹抹嘴唇，打着饱嗝，拿起他专用来敬客的香烟，看看牌子，点着火抽起来。

    “饱了没？”

    “饱了。”吴尚荣喝着配茶，抽着香烟，沉醉在酒足饭饱后的那种惬意的眩晕里。

    “这儿的生活比你们老家咋样？”

    “嗐！那别提啦，我们老家，这几年搞得最惨！”

    “你愿意把你家迁来，在咱们大队干么？”

    “哎呀！魏书记，那还用问吗？”

    一个在枪尖刀口下不眨眼的好汉，“惊破胆”、“寒透心”后，肚子一瘪，就被一顿好饭打倒了。

    “当真？”

    “当真！”

    “好。”他腰一挺，霍地坐起来，“明天我就去给你开准迁证。你们家的房子我给你盖，搬迁费我给你拿。你从明天起就给咱们大队干活。我不叫你干农业，你就给我筹划着办工厂。办啥厂，咋样办。你拿主意。需要啥，你说话。搞不到的玩意儿，我给你一张条子，保险你手到擒来。可是，你尕子还要跟我大辩论，‘万岁’、‘万岁’的，我也不饶你，轰你那四口子回去吃红薯不说，还要把你送公安局！”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吴尚荣就目瞪口呆了。

    第二天，吴尚荣就开始给魏家桥大队跑办工厂的材料。吴尚荣意想不到，拿着他魏天贵写的语句不通、歪歪斜斜的条子，果然手眼通天。原来，到他这儿避过难的二十多名领导干部，来的时候虽然隐姓埋名，走的时候却都跟他成了患难之交，悄悄把自己的姓名住址告诉了他。这里面竟有省委书记处的一名书记，省人委的三个厅局长，最小的也是专署的处长。当时，他并没有想到有什么用，这一来，真应了刘卫青的话，成了他手中一大笔无形的财富。“九一三”事件以后，这些人中间一半以上已进入了省、地级革命委员会或当了部门的领导，看到老朋友要办集体所有制的工厂，又不是为他自己谋私利，马上大开绿灯，还替他想方设法，他用最优惠的价格买进了机器、材料，很快在黄河沿办起了一所机修厂。

    每天早晨，他都要到机修厂转一趟，行使他董事长的职权。机修厂的门口铺着煤渣，两边是土坯垒起的墙垛，墙垛上架着拱形的钢梁，吴尚荣本来准备在钢梁上安几个圆形的木牌，写上厂子的名号，可是他不同意，指挥工人把土墙刷得粉白，自己用大排笔蘸着浓墨描出了“魏家桥农机修理工厂”几个伸胳膊蹬腿的大字，后面还画着三个大惊叹号。

    机器一响，就是他最高兴的时辰。马达的隆隆声，皮带的啪啪声，铁器的叮当声，使他的梦想晃晃悠悠地离开了土地。他觉得自己仿佛腾空而起，像鸟儿一样翱翔起来，地平线在他下面渐渐缩短，世界在他眼前渐渐扩大。现在，他不仅知道了瑞士不在上海，也知道了世界上除了苏联、美国、日本、越南、阿尔巴尼亚，还有一百几十个国家；有的国家以专造一样物件出名，譬如表吧，那就数瑞士的最好；美国会造飞机，日本会造化肥，加拿大小麦的产量高……这个无限扩大着的世界使他也膨胀起来，他觉得自己可以跟贺立德顶一顶，碰一碰了。是的，为啥他老要当两面派、“半个鬼”呢？

    但是，贺立德却兜头给他泼了盆冷水……

    远方，不知哪个庄子，响起第一声悠长的鸡鸣，好像晓风中飘荡的一根游丝，隐约可辨的，颤颤巍巍的，越飘越细，越飘越远。黑夜，渐渐开朗，世界不再是混沌一团，虽然还没有黎明，但己可依稀地辨别出周围的层次，土路慢慢呈现出灰白色；被驴车惊起的一只土百灵，悄悄地在草滩上低低地飞翔到暗淡的夜幕后面，毛驴大概嗅到了黎明的气息，开始要舒展舒展筋骨，加快了步子。

    夏天的黎明，也是跑着来到的，不久，远处的村庄不知不觉地显露出来模糊的身影。它们还在沉睡。偶尔发出的鸡鸣和狗吠，都似金属的铿锵，在一片一片劈削着稀薄的黎明。人们却还都悄无声息，但可以想像到，一会儿他们就将充满活力地从各自的家门出来。不过，这会儿还是宁静的，甚至是温馨的。啊，老实而勤劳的庄户人，你们永远这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可你们受了多少苦啊，贺立德说“我们走过来是容易的吗”，这个“我们”应该是指庄户人，不应该是贺立德这样的人。

    这时，他想着和贺立德的那次辩论。

    那是在一九七五年。一天，贺立德来他们大队视察。北京吉普直接开到田头，嘎地一声停住。他们队经常有省、地的领导来，有时候还带着外县的参观团。省、地的干部向他们介绍说，魏家桥的成绩全是学大寨、狠抓阶级斗争的成果……这一次，却是贺立德一个人来的。

    现在回想起来，贺立德从那时就开始发胖了。额头两角放着油光，脸上的皱褶圆润而均匀，像精心描画出来的一样。那大概是贺立德一生中最春风得意的时候。他下了车，后面还跟着提着小马扎的通讯员。

    “提回去！”他摆好辩论的架势，先对小通讯员发一通火。“庄户人都在田里薅草，你提着个马扎给谁坐？像个啥样子？”

    贺立德转过脸来，看看他，又看看惊愕的通讯员，宽容地一笑：“我今天是下队来劳动的，又不是来作报告，提这个干什么？”

    贺立德竟真跟他走到稻田边上，一路和田里的社员亲热而不失尊严地问几句庄稼话，然后，毫不犹豫地脱下皮凉鞋，扒下尼龙袜，挽起裤腿，扑通一声跳到田里，和他并排薅起草来。

    过了一会儿，田里的庄户人都自觉地慢慢远离这两位大人物。贺立德在水里抓了两把。捞起几根三棱草，直起腰向四周看了看，才说：“怎么哪？老魏，今天怎么这么大火气？”

    “咋这么大火气，”他也直起腰，把手里的杂草扔到田埂上。“我早就想找你谈谈。不谈，咱就不配当共产党员。你看看现时农村搞的啥样子？一会儿学大寨，一会儿学小靳庄，一会儿割资本主义尾巴……谁坑害老百姓你们就用谁，只图这样的人听话，像罗麻子这样的人都当了公社书记了……再这么下去，非又来个六○年不行！”他有一肚子的话，却不知从何说起。

    “哼哼？”贺立德用鼻孔笑了一声，“你还要找我谈哩，正好！我问你，要是你手下的队长不听你话，你用他吗？你也不用吧。用哪样的人？用你这样的人吗？老实说，别的队都政治评分了，你们队还在按劳分配，搞资产阶级法权；别的队自留地都收了，你的队自留地还在社员手里；你把上风头的麦子分给社员当口粮，下风头的交公粮；拿社员家的乏羊、老羊换上交任务的肥羊、羯羊。这些事有没有哇？老实说，要都像你，还要不要给国家做贡献？这像共产党员做的事吗？老魏呀，你自己的小生产习惯不改，还来跟我说哩。你应该好好学习列宁的一篇文章：人家要‘走出彼得堡’，你要走出魏家桥哩！老实说，我今天来就是要给你敲敲警钟的。”

    他一下子像霜打了的茄子，蹦跳不起来了，是的，老贺说的事他都干过，“铁的逻辑”又一次击败了他。

    “老魏呀，你不要自己觉不着，”贺立德又提醒他道，“你的机修厂里用的尽是些什么人？哼哼，吴尚荣！老实说，检举你的材料在省委、地委压了一沓子，不是唐书记、王主任跟我，你早倒霉了！你还到处散布大寨是靠国家支援的。国家支援了你没有？机修厂是靠谁建起来的？你一年用多少化肥？你哪一点不比别的队特殊？老实说，先进的社队哪一个不吃点小锅饭，要不，这‘竖红旗’的‘竖’字怎么讲？唉，你是老糊涂了？说这些对你也没利的话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一直跟罗麻子过不去，可他从来没说过你一句坏话。这种人才是聪明人，上面说谁是社会主义，谁就是社会主义，上面说谁是资本主义，谁就是资本主义，像你……非吃亏不行！”

    “那，你把我书记撤了好了！”本来想跟贺立德发一顿脾气的，本来想像尤小舟一样为民请命的，却被贺立德的一番话剥得光光的，他只好气恼地这样说。

    “嘿嘿！”贺立德把几根三棱草终于打成了一个结，扔到田边上，随即拉拉他的胳膊，弯下腰来，一面薅草一面说，“你还记得吧，十年前，你在那厕所里教给我的话。重要的不是那话。你别看你没有文化，可教给我一个朴素的真理：人，只有先保存自己，才能够谈到别的。你教给我的东西，你自己倒忘了。不当书记，你当什么去？六八年那年，我没叫你在县上挂个名，是我考虑不周。要是国家干部，调你哪儿去都行。现在，你不当大队书记，那就跟社员一样了，打钟出工，打钟收工，你想办点事的机会也没有了。你看那尤小舟，老实说，人是个不错的人，过去我们是一个部队的。现在他虽出了监狱，可又进了干校，一辈子有多少为人民服务的时候？你别学他，啥提意见啦，向中央写信啦……你闷头干你的，少说话，少招惹是非。老实说，那些老领导都挺关心你哩，我这次来，就是他们叫来的，老实告诉你吧，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又快来了……”

    他的脸涨得通红，也不知道是因为气愤还是因为羞愧，嘴里唔唔地响着，再也找不到强有力的令人信服的词句，还能说啥呢？他不是也嘲笑过尤小舟么？老贺的这种处世哲学不是来自他的传授么？在他想改变这种处世哲学的时候，老贺却还要把它恪守到底。唉，不但这些年来办的错事里他件件有份，连老贺这种领导作风也是在他这种下级的身上形成的。要人人都是尤小舟，我们这个国家就会好得多。

    膨胀起来的他，和肥皂泡一样，被贺立德一指头就戳破了。

    贺立德今天所说的“我们过去的办法”，就是这样：一方面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搞得庄户人无钱无粮，走投无路，一方面又大“竖红旗”，给一些队“吃小锅饭”，对“红旗队”的所作所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竖起来的“红旗队”富了，就可以拿它当招牌，当武器，拿它当“榜样”去砍别的社队的“资本主义”，“红旗队”虚假繁荣，一般队则恶性贫困。而他呢，已经做了这块招牌，现在不想做也由不得他。他气沮了，他懊丧了，他想到他过去自以为得计的努力、谋划，为了庄户人的利益费尽腾挪变换的手段。全是一场空，包括他和那些老干部们真挚的友谊，都被贺立德所利用，成了贺立德的“办法”之一。

    而今天，贺立德还在拿他当例子来证明“我们过去的办法还是正确的”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