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时常有一股悲悯之情，像“青春期”时会从胸中涌出一股带血的气似的从我心底往上泛起。也许这是我已衰老的征兆，过去我可不悲天悯人。但是我的悲们又不知对谁悲悯，向谁施用心底的悲悯，于是常常仰天浩叹。我周围的人已经习惯了我的叹息，却不理解我为何而叹：看书也叹看报也叹，看见盖起高楼也叹看见大桥变成废墟也叹，听见好事也叹听见丑闻也叹，受到赞扬也叹受到攻击也叹，成功时也叹遭殃时也叹，甚至休息闲散时也叹，到了无事不叹、无病呻吟的地步。我想我弥留时绝对不会有一句完整的话，大概也和“二杆子”过完“夫妻生活”一样，只有长长的一声叹息：
“完了！”
但我既不为人而叹也不为自己而叹。我感谢命运对我如此钟爱，凡我遇见的人和经历的事，命运都像拿着个橘子一样在我面前翻来覆去地卖弄，仿佛是让我看清楚却又不让我看清楚；而且命运一会儿把我拉下来一会儿将我抛上去，使我一阵子明白一阵子糊涂。所以最终我仍不能深省人情世故，在我自以为觉悟时我又悟到并未觉悟，一生都在明白与糊涂之间。我开始学书法后常有人向我索字，一次我问一位求字者你想要我写什么话，求字者思忖着叹了口气，说他就喜欢郑板桥的“难得糊涂”，好像他怀才不遇屡遭排斥是因为他明白过度。我听了又不由得大笑，我说，你和我一辈子从来没有明白过，连郑板桥在内都糊糊涂涂过了一生，“难得糊涂”从何讲起？于是我大笔一挥给他写了幅“难得明白”。后来我听说他还不愿挂在墙上，因为很多人自以为聪明，他的所知就是整个世界；又有很多人根本就没想探个究竟，糊涂也是这一辈子，明白也是这一辈子，不明不白最容易过日子，“槁”明白其实是件很痛苦的事，在明白与糊涂之间才是一种幸福的状态。到了老年我才知道这是命运给我的最好赏赐，我的叹息是一种感恩的表现。
前面说过，我跟群专队的牛鬼蛇神每天一起劳动，渐渐就对他们有些同情。他们当干部的时候犯什么错误我不知道，也没看见他们高人一等时怎样颐指气使，压迫群众，只看见今天他们不但在“头头”面前而且在我面前也低眉顺眼，卑躬屈膝，日子比劳改犯人过得还艰难。劳改犯人一口到号子便另有一片天地，一个个蒸、煮、熬、烤从工地捎回的各种野生动植物，然后慢条斯理地一口口享受；劳改犯压根儿不想过去未来，想家也只想家里会给他们送来什么东西。这里的牛鬼蛇神却天天要检查过去、汇报现在、保证未来，还要写揭发材料应付外调人员，仿佛他们的一生都在这里挤压成一堆，所以连睡着觉打着鼾都一副愁眉苦脸。
革命群众对活老虎可不留情，折磨起它们来花样百出，心狠手辣。有时晚上也拉只活老虎出去耍一耍，被拖回来时肯定头破血流像真死了一样。别的活老虎都不管，只有我偶尔起来移半死的老虎包扎一下。每到这时我就想起读过的革命小说，那上面描写旧社会革命者蹲监狱的某种情景似乎和群专队有点相仿。我没参加“文革”当然不懂得“文革”的大道理，也没时间拜读那些长篇大论的文章，可是仅凭这点我的感情就倾向挨整的干部，直到发生了下面我要说的这件事。
夏天过了是秋天，秋天过了是冬天，日子就这么过着而我并不觉得难过。若干年后我反而很向往那段时光，劳改队群专队都常再现于我后来的梦。梦见我又被抓起来我并不会惊出一身冷汗，却有一丝再次获得青春期的欣喜，我似乎天生就适应面对挑战。我理解为什么千千万万“知识青年”当年被迫上山下乡到他们不应该去的地方受苦，今天他们回忆起来却一个个高唱“青春无悔”。我和这些老了的“知识青年”有一致的感受，我们怀念的是那段“青春期”中的青春，青春不论放在哪里都是人生中最光彩的一段时期；青春期即使“无奈”，到了中老年也渐渐会变得“无悔”。这大概也是一些人总是偏袒过去的罪恶甚至加以美化的原因之一，谁愿意承认自己的青春耗费在毫无价值的事情上面？
是的，青春期时看到的太阳也与现在的太阳不一样。一次我在美国的印第安那州去游览印第安人保留地，高速公路边突然“哗”的一声巨响，落下一轮巨大的彤红的夕阳，美丽得叫我对她无可名状，我想了半天才想出最贴切的比拟：“那就是与我劳改期间在旷野上看到的落日相同！命运恰恰让我的青春期逢到那样的时辰，我别无选择，到了老年我对生活的感受都会以那时的体验为基准。”那时，我读的每一页书现在都能记住，现在读了哪怕只是一句短短的警句转眼便会忘掉。老年人容易僵化就在于衰老的大脑再不能容纳新的事物，我们只能是传统的载体。如今叫我复述我昨天干了什么我说不清楚，让我讲三四十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却会嘈叨个不休。
闲言少述，且说日子就这么过到冬天，北方农田里的活计就不多了，农村普遍将这几个月叫做“冬闲”。但革命群众当然舍不得让群专队的牛鬼蛇神闲着，这样驯服的劳动力在世界上再也无处可找，而且只有不停地强迫劳动才能把坏人改造好。田里的活少了而居民区附近的活还很多，要想找活来干世界上会有干不完的活儿。农场的“头头”把牛鬼蛇神们的工作做了番调整，还命令全体都要写“年终保证书”，主题不外是服从服从再服从，要主动自觉地配合革命群众对自己的管制和监督。别的牛鬼蛇神分的活都较重，甚至一会儿叫把这里的土坯搬到那里，一会儿又叫把那里的土坯搬回原处，来回折腾人和土坯。我至今也参不透这种重复的简单劳动怎能改造人的思想，而据说猴子就是通过来回搬运土坯慢慢进化成人的。
分配给我的活儿却是打扫厕所。别以为打扫厕所是件肮脏的差使，那可是革命群众对我最信任的表现，因为其中有一个厕所在原来的干部家属区，如今那里住着新上台的“头头”又称为“革干”的及他们的家属。那一带平时绝不让牛鬼蛇神们出人，说是要严防坏人投毒暗害、伺机报复、拉拢革命后代或者偷听“小道消息”“最新指示”等等。但我每天上午下午都能扛着铁锹镐头在那禁区出出进进，铁锹镐头在那时都被看作凶器，居然没有一个“革干”或他们的家属孩子过问。革命后代还喜欢跟我玩耍，常用木头小手枪瞄准着我“嘎嘎”地射击，他们的母亲见了也并不阻拦，好像我已经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我既感到革命群众的温暖又感到自豪，用当时写在保证书上的话说：“决心在革命群众的监督下，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攻克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通过打扫厕所改造自己腐朽的世界观，让革命群众无后顾之优，全心全意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
农场的厕所美其名日厕所，其实都是土坯砌的三面墙加一顶芦苇棚。男女之间也只用一推就倒的土坯墙隔开，每边挖出七八个蹲坑，一堆堆粪便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每天早晨每个坑都堆得冒尖，常使我不禁猜想人的屁股要撅多高才能排泄，粪便掉下来一定跟炸弹一样。幸亏是冬天，臭味还能让人忍受。但我以那种激昂饱满的热情去打扫它，即使臭气冲天我也不会叫苦，何况既来去自由还不受风吹雨打。我一进到厕所就像工人进人车间，甩开膀子就大干起来。掏厕所的工艺流程很简单，用铁锹将粪便—一从粪坑中铲出挑到厕所外的大堆上，再用上把粪便们盖住，一层层往上加，让它们发酵后就成了最好的农家肥。然后在粪坑中均匀地薄薄地洒上一层细土，一间厕所的作业便告结束。
居民区共有五个厕所八十几个坑，这使我懂得怎样去测算一个机关单位的人数，后来我访问过许多国家地区的许多机关单位学校，我一上厕所便能大致知道这座大楼里有多少人活动。所以我不同意说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素质较差，中国知识分子积累了任何其他国家知识分子所没有的经验。同时我也的确体会到“思想”的威力与它对“促生产”的重要作用，干了几天我就达到很高的专业水平，能分辨出“革干”的粪便与工人的粪便、大人的粪便与小孩的粪便、男人的粪便与女人的粪便、身体健康的与患有疾病的粪便等等有何不同。遗憾的是这种知识始终未被学术界承认，不然的话我可以就此写出好几篇论文。
可是，十几天下来有一个现象越来越让我迷惑不止。从我第一天打扫就发现有的粪坑里有带血的医用绷带和各种纸张，血色有的鲜红有的深紫，而且这些带血的物件只出现在女厕所这边。刚开始还没有引起我十分注意，然而每天都有每次都有则不能不令我感到惊异。在那种“大好形势”下我只能想到这不知又有谁挨了打，难道这农场除群专队之外还有另一个关押活老虎的秘密地点，而且关的是活的母老虎？虽然这并不关我的事却激起我的好奇，弄得我每次去打扫厕所都目光叵测，两眼像贼似的四处瞄来瞄去，想发现带伤的妇女从何处来、回何处去。但来上厕所的女人们都没有异常的表现，只不过有的矜持有的还没进厕所就开始脱裤子。出了厕所一个个都一脸轻松，有的女人还哼哼卿卿地唱革命歌曲，回去也只回自己的家。
我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余毒真无药可治，解开这个谜成了我每夭打扫厕所的主要目的，好像侦察员负有某种特殊任务，打扫厕所不过是一种伪装。虽然我并不能去解救谁，但我想我还是可以表达一点小小的同情，眼看女人如此大量流血怎能无动于衷？对这些带血的物件我也进行了仔细研究。研究的结果如下：一，少数是医用绷带和烂布片，多数是各种纸张，有旧报纸、毛边纸、草纸，甚至还有农场的信笺、学生的课本作业一类废纸；二，所有带血的物件都有折痕，血色在中间突起的折叠处最深，看来受伤的部位在肢体的夹缝之间；三，受伤的妇女不止一人，但受伤的部位却完全相同。最让我奇怪的就是这第三点。革命群众折磨雄性活老虎总是劈头盖脸不加选择，经常弄得老虎们全身是伤，为什么打起女人来却专打一个地方？
后来我常常为自己的无知羞愧，也觉得自己的幼稚可笑，但再后来我便渐渐能用一种平静的心情对待一切，因为再后来不断发生的事使我终于领悟到人们的一生都处于无知和幼稚的状态。当时觉得非常重要非常紧迫非常担忧或非常可笑可喜可乐的事，事后都会发觉全部是“空自悲”或“空欢喜”。人像无知的木偶一样总是被命运所拨弄，在人生的舞台上跳上跳下跳来跳去。即使活到一百岁的人也是幼稚的小孩。领悟到这点，就能够面对现实任何状况处之泰然，不过面对现实的这种镇静平静却是让你吃饱的最后一口馒头，你不经过情绪的所有波动波折，决不会把人生这顿饭吃饱吃腻。
感到忧虑的并不值得忧虑，感到愤怒的并不值得愤怒，感到苦恼的并不值得苦恼，感到高兴的并不值得高兴……所有一切都是虚幻而非真实，连自己的存在也如一片浮云，于是我便达到一种境界，然而，到此时，我同时知道了我的“青春期”已到了尽头。
但是那时我还在“青春期”当中，被带血的物件弄得心烦意乱神魂颠倒又一直侦察不出原因，我终于再也忍耐不住告诉了牛鬼蛇神，想调动起大家的聪明才智共同查找另一处神秘的群专队。据说那天晚上的一瞬间是中国“文革”史上牛鬼蛇神们开怀大笑的顶峰，后来听到解放他们的“最高指示”也没有那份高兴。能给牛鬼蛇神营造如此欢乐的气氛，是我对“文革”的一大贡献。全体二十几只活老虎笑得前仰后合，姿态千奇百怪，笑声鬼哭狼嚎，有两只活老虎还笑出了老虎的眼泪。等他们笑停当了我才知道那是妇女每月都要来一次的“月经”，同时也知道了那是从女人哪个部位流出来的。原来，旧小说中常有的“身子不方便”、“身子来了”或“流红”等等就是指这件事。“流红”虽然与月经很接近，但谁能将“花落水流红”这样艳丽的词语与污秽的粪便联想在一起？！日小说那样隐晦真是害人匪浅！我们现代小说写得如此直露倒是文学的一大进步。
我也惭愧地跟着笑。“叛徒”说我的疑问是他一辈子听见的最可笑的话，他将来一定要传给子孙后代，不能让这样可笑的事轻易埋没；“特务”说难怪要把我反复改造，因为我充分印证了“高贵者最愚蠢”这句至理名言；老“地主分子”笑得差点断了气，在草铺上咳得死去活来；“反革命分子”非说我是装傻充愣，不过夸我表演得很逼真，“笑一笑十年少”，谢谢我使他能多活十年；“二杆子”又把吐沫飞溅到我脸上，但因为我让他和他老婆过了一次“夫妻生活”所以极力维护我，说他相信确实是我无知不是我装傻，还举出他们村里过去有个秀才活到三十多岁也不懂得“夫妻生活”来证明“读书无用论”。
接下来牛鬼蛇神们便讨论起我看到的那些带血的物件。乱七八糟杂乱无章，什么软性材料都有，有经验的人士认为这对他们来说倒是件新鲜事。据他们说，一般妇女都用布缝制成一条专用的带子常备着，“身子来了”就在带子上垫上草纸夹在阴部，他们还诲人不倦地用火柴棍在泥地上给我勾画了幅草图，让我明白哪根布绳跟我们男人的裤带一样缚在腰上，带子又怎样与腰上的布绳相连，草纸垫在什么地方以及怎样使用等等，等于给我上了一堂妇科知识课。我一边听一边觉得女人的生活比起男人来既复杂又麻烦，怎能让妇女跟男人一样劳动？但他们说新社会的劳动妇女有权每月享受一次叫“例假”的三天假期，这就是对劳动妇女的照顾。我点点头说这还算是人道主义。而他们又说劳动妇女虽然享受到“例假权”却丧失了起码的讲究卫生的权利，因为“抓革命”抓得社会上连草纸也供应不上了，如今只有上山下乡的女“知青”回城探亲能带些草纸来，农场农村的普通妇女只好手头有什么就用什么。那医用绷带肯定是医务室的小王小李撂下的，除了她们，别的女人哪有那样方便？
说到这里，“走资派”忽然皱起眉头说应该揭发检举，这是一种严重的假公济私行为。医用绷带属于国家财产，怎能让个人随便拿去垫月经带？小王小李从护士学校毕业分配到农场，当年是他批准转正的，现在却一个个参加了“造反派”，可恨可恨，“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欢快的气氛一眨眼就变得非常气愤而严肃，牛鬼蛇神一个个咬牙切齿，用当时的话说是“露出了他们的真面目”，果然不仅是老虎而且还活着。原来任农场政治处主任的“叛徒”深思地说要好好研究研究，从这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突破口”。那间厕所是“革干”和“头头”们专用的，如果发现他们的家属用印有“最高指示”或伟大领袖照片的报纸当草纸，就是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可以与“恶毒攻击伟大领袖”联系起来，当时为这事被枪毙判刑的男男女女可不少。这个创意很快得到号称为“叛特反资”的牛鬼蛇神们的响应，个个都赞扬此计大妙大妙！
可是谁去发现用印有领袖头像或“最高指示”的报刊书籍当月经纸的“恶攻”罪行呢？当然只有我才有这个机会。于是“叛特反资”们一齐动员我去“收集材料”，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文革”是一场深刻的“政治斗争”，我作为一个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应该积极投身到这场运动中来将功赎罪，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作出应有的贡献。我迟疑地问这种事情是不是太下流？“叛特反资”一致说“政治斗争”就要这样不择手段，你没看见他们把我们整得遍体鳞伤？这说明他们执行的是“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我们和他们之间已经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必须下定决心排除万难把“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夺回来。他们东一嘴西一嘴七嘴八舌说了许多，我一时也不能领会得很深刻。总而言之这个任务非常光荣，接受它就是接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走资派”还许愿说等他们将失去的权力夺回来以后，要把我当作“人民内部矛盾”看待。
一个难题解决了又来了个更大的难题。我不参与他们的“政治斗争”就是不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不忠于“无产阶级专政”，而参与政治斗争的第一个光荣任务竟然是去检查月经纸！我不知道带血的报纸是什么东西还可以接受，知道了它的来龙去脉真有点不堪人Ｂ。但原政治处主任即“叛徒”用深沉的炯炯目光盯住我说，这可是对一个右派分子的政治考验，不要看那些“造反派”现在张牙舞爪，对你还假惺惺地表示信任，但他们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最后胜利，大好河山仍然会回到无产阶级革命干部手里，孰去孰从，希望我三思。
原政治处主任不愧为政治处主任，擅长于做思想工作，口齿伶俐引经据典，富有逻辑性及说服力。见我低着头不作声以为我默许了，于是教给我具体的步骤方法：第一步，查看女厕所内有没有这种月经纸，如没有，下一步就密切注意哪家的家属上了厕所后留下这种东西，如果有了，就能够肯定是那个妇女使用的。然后我把它捡回来交给他们，由他们写揭发信向更高一级的“军管会”检举。到时候月经纸是重要的物证而我是一个重要的人证，被月经站污的领袖头像和我一起将呈堂证供。我必须挺身而出坚决捍卫伟大领袖，将那个罪该万死的“革干”家属送去枪毙，株连着那个“革干”也就被拉下了马，这是我千载难逢的立功机会！一番话既是战斗动员又是战斗布署，与当时流行的“反特影片”如出一辙，听得我五脏翻腾全身发冷。没想到人心如此险恶复杂，政治斗争这么残酷肮脏，还不如待在劳改队安稳。
第二天清晨我扛着铁锹扫帚昏头胀脑走进女厕所，果然有不少月经纸在等候我检查，果然与往常一样多数用报纸当草纸。这又给我增加了一条学问：从用什么材料代替草纸上可以推测出这位妇女的生活水平，也就是她在农场的社会等级。知道了血污的报纸是做什么用的我竟生出一丝怜悯，哪个妇女乐意把这样硬的纸夹在两腿之间？来回走几趟肯定会被磨得表皮出血。
我铲出粪便时稍稍留意了一下，血污的报纸上并没有什么“最高指示”或领袖头像，可见得革命妇女的谨慎小心与对伟大领袖的热爱虔敬。但报纸上不论是新闻还是文章，连篇累续都有“为人民服务”，几乎每隔一两行就会出现这五个字。当时规定毛主席语录在报纸上全部要用黑体字印刷，“为人民服务”虽然是毛主席的话，可是在文章中这五个字并没有用黑体字排版，这能不能算作是“最高指示”拿去检举揭发？我盯着“为人民服务”颇费了番思量，看来牛鬼蛇神们的“突破口”很难找到，我立功赎罪的机会也很渺茫。那时，打人的人民与挨打的人民都和乡下老太婆念诵“南无阿弥陀佛”一样同唱“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就这样被月经的血污所浸泡。
我打扫厕所从来没有恶心过，这天早晨却忽然对着带血的“为人民服务”呕吐起来。
人民，你叫我怎能怜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