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是感到意外。她突然来了。我没有请过她。她也没有跟我打过招呼。
她的脸色不大好。我请她坐在我的写字台前的椅子上，自己在床上坐下来，和奚望对面。他坐在另一张床上。奚望看见她来，并没有要走的意思。虽然，他知道她今天是第一次到我这里来。他肯定要跟她谈那件事，而且不知道会说出一些什么话。他是无所顾忌的。而她却不大习惯和学生坦率地交谈，她当惯了老师，当惯了干部。我真希望这个小伙子离开。我为这种想法感到不好意思，面红耳热起来。我不愿意在她面前流露出心慌意乱的情绪，便竭力作出毫不在乎的样子，给她泡了一杯茶。我还用开玩笑的口吻说：“不知总支书记大驾光临，多有简慢！请问：何所为而来？”奚望的眼睛调皮地眨了两眨，转过脸去笑了。孙悦的脸马上红了。我再也作不出风流潇洒的姿态来了，笨拙地坐在床上，等她开口说话。
孙悦只顾打量我的房间，并不说话。奚望站了起来。我以为他要去吃饭了，便对他说：“奚望，你先去吃饭吧！我等一会儿就来。”
“不，我也等一会儿再去。我今天一点也不饿。有几句话想跟孙老师谈谈。”奚望原来是去给自己倒茶的！他一边回答我，一边朝我眨眼睛。我的耳根更热了。孙悦朝我看了一眼。我听见奚望问她：
“孙老师，我想问问你：何老师的事，你知道了吗？”
孙悦回答：“什么事？”又朝我看了一眼。
“是真的不知道吗？我爸爸想以C城大学党委的名义阻止《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一书的出版。他自己什么也不想干，什么也不会干，也不想叫别人干。他成了思想解放的绊脚石，可是他还很得意呢！大概，在他看来，能够绊绊别人的脚也是一技之长吧！”
这小伙子说话总是这么尖刻，对自己的父亲也是这样。他在说话的时候，一直把眼睛盯住孙悦，好像是要弄清孙悦是否真的不知道这回事。
孙悦的身体微微震动了一下，但立即又恢复了平静。她若无其事地间：“真的吗？你从哪里知道的呢？”从她的飘忽不定的眼神看，她说的是假话，但我不愿意戳穿她，特别是当着奚望的面。奚望看出来了吗？他的嘴角露出一丝嘲讽的笑意。我紧张地看着他，不希望他让孙悦难堪。我对他使眼色，他却把眼光避开我，仰起脖子大口大口地喝茶。等他放下茶杯的时候，嘴角的嘲笑消逝了。我松了一口气，对他说：“奚望，把你听到的情况和孙老师说说吧，免得我再说。”奚望笑着点点头说：“孙老师，我无意中做了一次克格勃，看到一点内幕。”孙悦吃惊地看着他。
“现在，我真有点后悔，那天我不该和他们闹翻。这样我就可以知道更多的内幕。”奚望在结束自己的故事时说。
我笑笑：“我们又不靠‘内幕’过日子。”出版社的编辑告诉我，陈玉立去讨校样的时候，就已经扛上了学校党委的牌子了。可见，陈玉立也好，奚流也好，游若水也好，都是要借组织名义达到个人的目的。这也算是“内幕”吧！不过，我没有把这个告诉奚望。小伙子太莽撞。想到这些事，心里真不舒畅。一些不该有“内幕”的事所以会生出“内幕”来，就是因为有那么一些人明知自己的行方并不光明磊落，却又舍不得不干。事情一搬到幕后，会平白无故惹出多少麻烦来啊！我们中国人的精力都浪费在制造内幕和刺探内幕上了。
“我才不像你们这样老实！既然有人制造内幕，就得有人去刺探内幕。制造内幕的人不择手段，我们为什么要行君子之礼呢？”奚望的言语又激烈起来了。
“我不喜欢鬼鬼祟祟的。像政客！”孙悦说，她有点激动。
“你不喜欢鬼鬼祟祟，谁又喜欢鬼鬼祟祟呢？可是鬼鬼祟祟却不因为你不喜欢就消失了。像陈玉立这样的人，你能让她学会光明磊落吗？典型的小姑！除了在婆媳和妯娌之间挑拨一些是非之外，她在生活中也找不到其他乐趣了！可惜，在我们的队伍里，这类女人还不算少，因为喜欢她们的男人也不算少。”
奚望的这些话，使孙悦的眉头皱了起来。她对奚望说：“这里扯得上什么男人和女人吗？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小青年讲话要讲点分寸。”
奚望笑了。他把眼镜朝上推了推，饶有兴趣地看着孙悦说：“孙老师，想不到你对这种说法的反映这么强烈。我理解你的心情，你想维护女性的尊严。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确实存在陈玉立这样一类一点也不懂得尊严的女性。”
奚望的话是对的。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女性并没有完全摆脱玩偶的地位。在某些领域里，仍然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男人无德可称才。我想孙悦是意识到这一点的。正是因为意识到了，她才特别自尊，并且不希望别人谈这样的话题。陈玉立自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不过她已经失去了自尊，变成了玩偶。她想在玩偶身上撒上鲜花，又想把别人降到玩偶的地位。我认为这是一种心理变态。
我一直注意地观察孙悦。她这是第一次到我的“窝”里来啊！在我的想象中，她的第一次到来不是这样的。她应该像二十几年前的那个孙悦那样：兴奋、自然地站在我面前，滔滔不绝地对我叙说。我惊喜地看见两扇敞开的心灵的大门，走了进去……然而今天，我既不知道她要来，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而来。
“孙老师！”奚望又叫了一声。孙悦把脸转向他。
“你看何老师这事应该怎么办呢？妥协吗？”奚望问。
“总可以解决的吧，按党的政策办嘛！”孙悦审慎地回答。奚望的脸上掠过一丝失望的阴影。他叹了一口气，站起来，向上铺的床栏拉了三下，像练臂力。我知道，这是他掩饰或调节情绪时的习惯动作。
孙悦似乎也看出了奚望对她的不满，便笑笑，温和地对奚望说：“依你看该怎么办呢？”
“我说了你们也不会同意的！”奚望叹口气说，“我看应该把事情摆出来，让全校师生来讨论。还可以给报社写信。C城大学这种死气沉沉的局面应该冲击一下！我不怕与老子闹翻，愿意把自己的见闻写出来公开。他至多不供给我生活费，我可以去作工。”
孙悦坚决地摇摇头，把脸转向我。我对她说：“我也不同意这样做。无数次经验证明，采用这种大哄大嗡的办法是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而只会把事情弄得更复杂。我们还是等出版社的意见吧！出版社会不会坚持原则呢？”
奚望直摇头：“我越来越感到，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和七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是不同的！好吧，我们谁也不要勉强谁。我还是那句话：很欣赏你们的好心，但不相信它有用。”
“在你们看来，我们也是落伍者了！”孙悦笑着说，很有点感伤的调子。
“孙老师，我不是这个意思。要是我的话使你产生了这样的误解，请你原谅。”奚望看上去有些激动，眼镜的镜片在闪光。“我觉得我们两代人都有痛苦，都在积极地思索。我们的思想感情是相通的。可是我们不像你们那样瞻前顾后、优柔寡断。中国的问题成堆，慢慢吞吞的要到什么时候啊！是不是你们的包袱太重了？我们多么希望你们把包袱甩掉……”
孙悦的眼睛湿润了。她是很容易被感动的。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又没有说。我看她是在抑制自己的感情。
奚望惶惑起来。他不安地站起来说：“孙老师、何老师，我该去吃饭了。你们谈吧！打搅你们了。”孙悦也立即站了起来，拉住奚望的臂膀说：“我没有生气。我很想和你们多谈谈。欢迎你常到我们家里来。憾憾常常牵记你呢！”
奚望的神态又自然了。他又调皮地对我眨起眼来：“何老师，可不能光等待啊！对我爸爸，对别人，都是这样。要不要我给你们买饭送来？”我摇摇头，他走了。
“他说什么等待不等待的？”孙悦问我。
“小青年讲话，头上一句，脚上一句。谁能听得懂？”我回答。事实上，我完全听懂了奚望的意思。但是我还是只能等待。
“我真爱这些青年人。我常常觉得，我和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和期待。在他们身上，我既看到了自己的过去，也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唯独看不到自己的现在。我没有他们那种坚定的自信。可是，他们也有些偏激和急躁，对吗？”她对我说。
“是的，可是与某些人的迟滞、麻木相比，他们的偏激和急躁也有它的可爱之处。”我回答。我们就谈这些吗？她是为了谈这个而来的吗？
“你和学生接触很多吗？”她问。我点点头。
“我常常想和他们接近，又怕和他们接近。我不愿意在他们面前过多地暴露自己，怕对他们发生消极的影响。为人师表，谈何容易啊！”一颗泪珠从她的眼角渗了出来。
我与她面对面地坐着。我多么想帮她揩去泪珠。为了克制自己，我站起来走到窗前，把脸转向窗外。我接着她的话题说：“这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吧！我虽然现在也被称作老师，可是为人师表这四个字还没有在我的头脑里扎根。十几年的流浪生活，使我习惯于被别人吆来喝去。所以，‘何老师’三个字在我听起来和‘老何’，和‘喂’，并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是我的符号而已。我习惯于作为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进行交往，而不在‘人’之外附加其他条件。如果另一个人与我能够彼此理解和信任，那我就与他交朋友。管他是我的学生还是我的先生。与你相反，我很愿意在别人面前暴露自己的灵魂。因为，在我以往那样的生活中，人们都并不需要我的灵魂。他们只需要我的气力。一个经常封闭的灵魂，和一个死灵魂没有多大的差别。那时候，只要有人要看我的心，我会剖开胸膛让他看的，不惜流尽满腔的热血……”
我说不下去了。一幕一幕的流浪生活又在眼前活跃起来，特别是那些使我肝肠寸断的情景……
“你一个野人、黑户，管得了这些事吗？再不滚出这个镇子，我们就把你抓起来！”
一九七０年，我流浪到淮河边上的淮上镇，正碰上城镇居民的“下放”运动。一个万把人的古老集镇要“下放”五千人。“吃闲饭”的“下放”，在职干部也“下放”。在此蹲点的县委书记宣称：“这是为了消灭城乡差别！”我好像置身在兵荒马乱的世界上。天天有人被逼着搬下乡去，大人哭，小孩叫。前面搬出，后面扒房，以免有“后顾之忧”。有一个六口之家，丈夫是杂货店的店员，妻子是压面条的职工，养活四个儿女，最大的才十岁。天天有工作组去催他们搬迁。他们苦苦哀求，不愿意下去，养不活儿女啊！县委书记说：对他们已经“仁至义尽”了，不得不采取“革命行动”了。我目睹了这一场“革命行动”：
一群膀大腰粗的人带着铁锹、斧子、抓钩来到这家门前。男人事先得到风声躲起来了。女人给那个头目跪下哭着哀求，当然无效！就要动手拆房了。突然，听到一声狼嚎一样的叫声，我看见一个脱光了衣服的妇女正往房顶上爬……
她是想用羞耻和生命来护住这间房子。
一阵哄笑声。她被拖了下来，另一批人爬上去了。霎时间，房子化为一片瓦砾。
女人的羞耻和绝望，使她不断地发出狼嚎一般的叫声。几个胆大点的妇女，上前去抱住她，给她穿上了衣服。
我止不住泪水滂沦。我感到好像是自己的母亲在受这样的凌辱。我有满腔的仇恨和愤怒要倾吐，可是我没有权利。我只能把自己当作哑巴。
我暗暗注意这一家人“下放”后的生活，想给他们一点儿帮助。下去没几天，女人就疯了。见了人就要脱衣服。一天夜里，她又脱光了衣服跑了出去。等家里人在小河里找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淹死了。
那天夜里，我对着淹死这个女人的小河，大声地向夜空袒露了我的灵魂，我对祖国的忧虑和爱情。就为这，我受到驱逐……人家不需要我有灵魂。
“老何！”孙悦叫，我不敢回头，我在流泪。只是“嗯”了一声作为回答。
“你在想什么？”
“我想，袒露灵魂总比孤独好！”
“荆夫！”她又叫了我一声。这样叫我，我不由得转过脸来，向她走近了一步。
“一想到你那一段流浪生活，心里就发麻。我不能想象，要是我处在那样的境况中……”她回避着我的目光。
“你也会像我一样坚强地活过来的。这里没有什么诀窍，要生存下去，要探求真理，你就必须学会忍受一切，包括委屈和侮辱……”我不愿意把我刚才想到的事告诉她，她是受不了的。我知道。
“我总觉得对不起你，好像是我使你受了这么多的苦……”她的头低下去了。
“孙悦！”我激动地叫了一声，又朝她走近了一步。
她抬起了头，我看到她的眼睛。这个双眼充满泪水的孙悦，多像《放下你的鞭子》中的卖艺小姑娘啊！当时，正是这一双眼睛使我忘记了自己是在舞台上。现在，我又感到了类似的冲动，又低低地叫了一声：“孙悦！”同时，张开我的双臂……
我看到一双犹豫、痛楚的眼睛，比当年那一双愤怒的眼睛更叫人受不了。我放下手臂，解嘲地摆动了两下。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孙悦，我们是无须感伤的！”我故意提高声调，安慰她，也驱赶自己的不快。
“你说的福是什么呢？我好像没看到。”她微微笑了笑，回答我。
“是自由，精神上的自由。我们不再迷信，不再盲从，不再幼稚和轻率。这还不幸福？而且，我们的脸皮也比以前厚多了。”
她“噗嗤”一声笑了：“脸皮厚也是幸福吗？”
我也笑了：“是很大的幸福！‘幸福中的幸福’呢！在一个人的自尊心和人格时常可能受到伤害的时候，厚脸皮可以保护自尊和人格。知识分子的脸皮是最薄的，常常为了‘面子’而丢掉‘夹里’。然而做人，‘夹里’比‘面子’更重要。‘夹里’是人格和尊严，‘面子’只是虚荣。多亏各种各样的磨难，特别是这一次十年动乱，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考验的结果之一，便是脸皮变厚了，不再害怕挨批挨斗丢面子了。而这一点，就可以增强人们坚持真理的勇气和毅力。要批判吗？请吧！挂牌子不挂？不挂？还不扣工资？那太轻松了！太幸福了！哈哈哈！”
孙悦爽朗地笑了，像小姑娘。一边笑，一边说：“跟你在一起真有趣，能逗人哭，也能逗人笑。苦的也能变成甜的！”
我又向她走近了一步。我多么想按住她的双肩，对她说：“那就永远跟我在一起吧！”可是我怕看见那双犹豫而痛苦的眼睛。于是，我立即后退了三步，退回我原来站立的地方。我定了定神，问她：
“孙悦，你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吧？是为我的书的出版问题吗？”
她理了理头发，似乎也已经赶退了自己的热情和冲动，平静地反问了一句：“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乡下人有一句话：风来雨就来。我早就听到风声了。”
“什么风声？”
什么风声？我不愿意告诉她。连我听了血都往头上涌。“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可见利用谣言和流言陷害别人的方法，在中国是源远而流长的。一时难以绝灭。
“无非是一些卑鄙的流言蜚语吧！”我对她说。
“是什么样的流言蜚语呢？”她催促我说。
对她说？她最怕的就是这个！我真佩服有些人的想象力。他们为我创造了种种“劣迹”，通过种种渠道，传到出版社去。而所有“劣迹”中，最劣而又最有“桃色”意味的一条，就是不择手段地拆散孙悦的家庭了。而且还有三部曲：争夺——与赵振环争夺情侣；挑拨——挑拨孙悦与赵振环离婚；灭敌——赵振环千里迢迢来看孩子，我把孩子藏了起来，把赵振环赶走。而孙悦呢，被派定的是朝秦暮楚，只顾自己的角色。
“快说呀！”她仍然催我，看得出，她有些紧张。
我决定不说：“听这些干什么？无聊得很。还是言归正传。告诉我，是不是雨点已经落下来了？”
“谁知道是雨是雪？党委叫我给你传达一个决定。”
她又是一本正经的样子了。我竭力克制住突然袭来的陌生感，听着。
“党委研究了群众的反映和意见，认为你的书不经重大修改就出版是不合适的。党委决定一方面与出版社联系，申明看法；一方面要中文系总支找你谈谈，希望你能理解这是对你的爱护，主动撤回稿子。”
好像在听留声机。用词精确，文字简练，口齿清楚。只是感情色彩模糊。这也是她当干部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吧？或者是一种本领？我不喜欢。
我不礼貌地问：“传达完了吗？”
“完了。”她声音很轻。
“现在，我要听听你个人的意见。”我把“个人的”三个字说得很重。
“别这样，荆夫。我支持你的观点，你应该是知道的。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呢？”她温顺，一点也不计较我的态度，我的火熄了。
“我知道你不是为自己才写这本书的。你心里一定很难过。有什么话，你就在我面前说吧！把我当个朋友……”
她像母亲安慰受了委屈的儿子，母性和女性的温柔温暖着我，我真的难受起来。刚才还没有这样的感觉。难受什么呢？写了书不能出的事，在中国、外国都不断地发生。我不是第一个碰上这类事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更不会是最惨的一个。更何况这一切都还没有最后决定呢？而且，即使是已经最后定局了，不能出，也并不出乎我的意料。出乎情理之外，却在意料之中的事，几乎天天发生。而且，自从听到风声，我就准备淋雨了。死里逃生的汉子还怕一场雨吗？但我还是难过，十分难过。因为我明明白白听到的是一个大学党委的决定。而按照党纪国法，这样的决定根本就不应该产生！我不愿意看见我们的党组织是这样决定问题的。明明是在剥夺一个党员的民主权利，却说什么是爱护！奚流把党的作风糟蹋到什么地步了！我多么期望这些人能够爱护一下党的荣誉和威信，爱护一下我们这些普通党员对党的信任和期待啊！为什么要说谎呢？为什么要欺骗呢？而且还要以党委的名义呢？我们需要光明磊落、以诚相见。哪怕是打我一顿、骂我一顿，也比说这言不由衷的“爱护”好！
“你哭了？”她碰碰我的肩肿，“你是很坚强的。是吗？”
我是比较坚强的。然而坚强的人流起泪来更是难以抑制的。勇敢的将军穿着坚硬的盔甲，盔甲下护着的是一颗鲜红活跃的心。要是这颗心受了伤害，流出的不只是泪。
“你打算怎么办呢？”她又问我。
“我不会主动撤回我的稿子。请向党委汇报：我认为党委的意见是错误的。我等待出版社的决定。如果出版社也因此不敢出书了，我要向上级党组织进行申诉。”我说。这是我早就准备好的。
她松了一口气：“我知道你会这样的。刚才，我使你感到陌生了吧？我摆了官架子，对吗？”
她今天怎么了？语调这么温柔。笑容这么自然而甜美。我又有点心慌意乱了。难道她拿定了什么主意？
“赵振环没有再来过信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笑容立即消失了，声调又是矜持而沉静的了：“来过信，给憾憾的。好几封了。”
“很好。应该让憾憾安慰安慰他。”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根本来不及多想。可是她的面容和声调都更为矜持了：“是的。我也打算这样做呢！”说罢，她站起身告辞了：“天不早了，我得回去了。我把你的意思向党委汇报就是。请你多注意身体，不要激动。”
我看看表，下午二点钟了。我和她都还没吃饭呢！我挽留她：“我这里有面包、奶粉，你在我这里吃中饭吧！”
“不啦！”她一边说，一边走过去开门。临出门的时候，回头对我说：“学校对面那家小店，现在还可以吃到热饭！”我答应着，和她道了“再见”。
当我拿好粮票，准备去小店吃饭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应该邀她一起去的，可是她已经走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