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在搬进这栋板楼之前,就听老流氓孔建国讲起过朱裳的妈妈,老流氓孔建国说朱裳的妈妈是绝代的尤物。我和朱裳第一次见面,就下定决心,要想尽办法一辈子和她耗在一起。
十七八岁的少年没有时间概念,一辈子的意思往往是永远。
“你现在还小,不懂。但是这个很重要,非常重要。你想,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你没准也会问自己,从小到大,这辈子,有没有遇见过那样一个姑娘,那脸蛋儿,那身段儿,那股劲儿,让你一定要硬,一定要上?之后,哪怕小二被人剁了,镟成片儿,哪怕进局子,哪怕蹲号子。这样的姑娘,才是你的绝代尤物。这街面上,一千个人里只有一个人会问这个问题,一千个问这个问题的人只有一个有肯定的答案,一千个有肯定答案的人只有一个最后干成了。这一个最后干成了的人,干完之后忽然觉得真他妈的没劲儿。但是你一定要努力去找,去干,这就是志气,就是理想,这就是牛逼。”
那是一个夏天的午后,老流氓孔建国和我讲上述一席话的时候,背靠一棵大槐树,知了叫一阵停一阵,昭示时间还在蠕动。偶尔有几丝凉风吹过,太阳依旧毒辣,大团大团落在光秃秃的土地上,溅起干燥的浮尘。很多只名叫“吊死鬼”的绿肉虫子从咬破的槐树叶子上拉出长长的细丝,悬在半空,肉身子随风摇摆。老流氓孔建国刚刚睡醒,赤裸着上身,身子还算精壮,但是小肚子已经渐拱,肚脐深深凹进去,脸上一道斜挂的刀疤显得苍白而慈祥。一条皮带系住“的确良”军裤,皮带上有四个排在一起的带扣磨得最旧,像年轮一样记录老流氓孔建国肚皮的增长:最里面一个带扣是前几年夏天磨的,下一个是前几年的冬天,再下一个是去年冬天,最外边是现在的位置。老流氓孔建国午觉儿一定是靠左边睡的,左边的身子被竹编凉席硌出清晰的印子,印子上粘着一两片竹篾儿。老流氓孔建国头发乱蓬蓬的,说完上述这番话,他点了棵“大前门”烟,皱着眉头抽了起来。
我爸爸说,他小时候上私塾,填鸭似的硬背、、、四书和五经,全记住了,一句也不懂。长到好大,重新想起,才一点点开始感悟,好像牛反刍前天中午吃的草料。我爸爸总是得意,现在在单位做报告,常能插一两句“浮沉千古事,谁与问东流”之类,二十五岁以下和五十岁以上的女性同事通常认为他有才气有古风。
当老流氓孔建国说上述这番话的时候,我一句也听不懂。我也是刚刚睡完午觉,脑子里只想如何打发晚饭前的好几个钟头。我觉得老流氓孔建国少有的深沉。说话就说话吧,还设问,还排比,还顶真,跟语文老师似的。心里痒痒、一定要做的事情,我也经历过,比如被尿憋凶了踮着脚小跑满大街找厕所,比如五岁的时候渴望大衣柜顶上藏着的萨其马,比如十五岁生日的时候想要一双皮面高帮白色带蓝弯钩的耐克篮球鞋。
所以现在我想起来后怕,如果没有老流氓孔建国对我的私塾教育,我这一生的绝代尤物将一直是便急时的厕所、萨其马和皮面高帮耐克鞋之类的东西。
老流氓孔建国已经很老了,比我大出去二三十岁。和唱戏的类似,流氓四五岁一辈儿人。常有出了大名头的老流氓被隔了一辈儿的小流氓灭了,一板砖拍傻了,一管叉捅漏了,这也和唱戏的类似。按年龄算,从道上的辈份上论,我和老流氓孔建国足足差出五六辈儿。
我当时十七八岁,正是爹妈说东,我准往西的年纪。
搬进这栋板楼之前,我老妈反复强调,这楼上楼下,绝大多数是正经本分人,可以放心嘴甜,滥叫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给糖就要,给钱就拿,不会吃亏。他们家的孩子找茬,我可以自行判断,如果有便宜占,就放手一搏,别打脸,瞄准下三路,往死里打。但是有两组人物,我必须躲着走。
其中两个人物是一组,姓车,是朝鲜族的一对孪生姐妹,眉毛春山一抹,眼睛桃花两点。脸蛋长得挺像,一样的头发过肩,但是身材有别。一个小巧,跌宕有致。一个健硕,胸大无边。所以小的叫二车,大的叫大车。刚刚改革开放,大车、二车就仗着非我族类而奇装异服,我老妈眼尖,看见她们“脚脖子上都戴金镯子,叮当坏响”。
大车、二车总是双宿双飞,她们驶进楼里的时候,我总是放下手里的教科书和作业本,跑到阳台,扒着张看她们的奇装异服,看她们又拉来了什么人物,看她们一清二楚的头发分际,分际处青青白白的头皮,分际两边油光水滑的头发。当时还没有“海飞丝”,劲松小区还是庄稼地,夏天可以在稻田里捉蜻蜓,武警官兵在周围养猪放羊。我洗头用一种“灯塔”牌的肥皂,涂上去感觉自己的脑袋像个大号的猪鬃刷子,但是我记得清清楚楚,大车、二车的头发没有一点头皮屑,茁壮得像地里施足肥料的油绿绿的庄稼。那种油光水滑,眼珠子掉上去,也会不粘不留地落到地上。我的眼睛顺着她们的头发滑下去,她们雪白的胸口一闪而过,我的心里念着儿歌:“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可我知道,竖起来的不是耳朵。
那时候我爸是单位里的忙人,代表群众的利益,出门挣钱,常年在外。我姐姐是老实孩子,剃个寸头,促进大脑散热。用功无比,还是老拿不了第一,把头发剪得再短,也当不了她班上男生心目中的第一大牲口(学习好的女生都是牲口),于是头也不抬,更加用功。我老妈小时候是农民,长大混到城市当了工人,是国家的领导阶级。我老妈把劳保发的白棉线手套带回家,然后拆成白棉线,然后替我和我姐姐织成白棉线衣,一点风不挡,一点弹性也没有。我老妈拆棉线织线衣的时候,被拆的手套戳在一把倒过来的椅子腿上,她坐在对面,她穷极无聊,总想找人聊天。那时候的电视是九寸黑白的,老妈不爱看,她一三五说电视主持人弱智,二四六说电视主持人脑子里有屎。姐姐总在做功课,我妈就来和我贫。我极能臭贫。我妈说,将来嫁给我的女孩子有福气,找了我,有人说话,不用看弱智电视,省电,一辈子不烦。
我妈说,安心功课,别闻见香风就窜到阳台上去。我说,鸿雁将至,我保护视力,我登高望远,我休息休息,看看乘客是谁,看看有没有我爸乔装打扮混在其中,好报告我妈。我妈说,乘车的都不是好人。我说,乘车的好像都是街面上挺得意的人,不知道我爸够不够级别。我妈说,不许你搭理她们。我说,是人家不搭理我,人家是女特务,我才只是个红小兵,远不到红队长、红支书、红主任的级别,除非我腰里掖着鸡毛信,否则人家才不会摸我呢,我的级别差得远了。我妈说,人家要是就诬陷你腰里掖着鸡毛信呢?人家要是偏要搭理你怎么办呢?我说,我就喊“阿姨我还小”。我妈说,人家要是还搭理你怎么办呢?我说,我就喊“阿姨我怕怕”。我妈说,人家要是还搭理你怎么办呢?我说,我就喊“抓女流氓啊,啊———啊———啊”。
还有三双手套剩着,我妈的棉线没拆完,线衣没织成,就总是没完没了,警惕性很高。我还是个孩子,所以空气里永远有感冒病毒,街上永远有坏人,即使没有特别坏的人,也要从好人中确定比较坏的人,然后给他们戴上帽子,他们就特别坏了。
我像期待感冒病毒一样期待着坏人,得了重感冒就不用上学了,我妈也不用上班了,还给我买酸奶喝。酸奶是瓷瓶装的,瓶口罩张白纸,用根红皮筋绷了,喝的时候拿一根塑料管捅进去,噗地一声。医院里有来苏水的味道,老女医生老得一脸褶子,又干净又瘦像个巫婆,年轻女护士歪戴着个小白帽,遮住油光水滑的头发。她们通常用口罩糊住五分之四个脸,眼睛从不看我的眼睛,只是盯着我的屁股。碘酒在我屁股上丝丝蒸发,我感到一丝丝凉意,“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我知道那一针就要来了。
但是女特务永远叼着烟卷抹着头油鲜艳在电影里,大车、二车始终也没有给我机会,让我高喊“抓女流氓”。
我不能亲近的另外一个人物就是老流氓孔建国。我让我妈给个理由。我妈说,老流氓孔建国两眼贼亮,一点不像好人,而且具有教唆青少年学坏的强大力量。我说,以貌取人,太笼统,我的眼睛也贼亮。我妈说,老流氓孔建国不事生产,不属于工农商学兵,无法归类。我说,孔丘、荆轲、李渔、鱼玄机、苏小小、陈圆圆,我的偶像都无法归类,他们拼命不随大流,弄出些故事,让大家的精神生活丰富多彩。我妈说,老流氓孔建国没有单位,社会关系复杂。我说,我妈的社会关系也复杂,我妈认识副食店卖肉的,净给我妈切瘦的,偶尔还免肉票。我妈认识厂子里做冰棍的,她领的冰棍都是第一锅冻的,色重香浓,一看一舔就知道是红果味儿的,吃一口,香精浓得麻嘴。我妈还认识邮局卖邮票的,新邮票上市我妈不用排队就能买到,转手到月坛邮市就能卖个高价。我妈说,你妈妈的,我是你妈还是你是我妈?你给我听好,不许你和老流氓孔建国穷混,否则棉线衣的领子给你织紧一寸,不许就是不许,没有那么多道理。
那个时候,我的生活总体来说简单枯燥。早上天刚亮就被老妈吼醒,扒拉几口稀粥咽几口馒头,富余两三分钟就在馒头里抹层芝麻酱和白砂糖。然后骑车上学校。路上常碰上同班或是同年级的女同学,早上的太阳底下,她们的“的确良”或是“乔其纱”的小褂半透明地摇摆,很容易知道有没有戴奶罩,甚至看到背后是用钮扣还是搭钩固定的。现在想起,这种半透明的摇摆比抽屉里的成人录像淫荡百倍。
要是女生长得太丑,就狠蹬几下超过去,让她们看见我潇洒的身影和崭新的褐红色塑料底布片鞋。要是长得还端正,天气又好,就搭讪几句一路骑过去,早上的太阳底下,女生头发的颜色和其他时候不一样。
不闹动乱,没有地震,白天总要上课。数学老师因为自己是弱智,总把学生当弱智对待。数学老师为了讲解负数概念,在教室里的水泥地板上走来走去:“我向前走三步,我向后走四步,我一共前进了几步?”当时文学绝对是显学,所有青年人可以分为三类:文学男青年、文学女青年和不上进青年。所有语文课老师都热爱文艺,偷偷写小说写散文写诗歌,努力在报刊上发表,用气质弥补身材长相的先天缺陷,坚信一定能万众瞩目、扬名四海。我们语文老师是个戴小黑眼镜的小老太太,精气内敛,表情刚毅,偷偷写言情小说,还隔三差五在《北京晚报》五色土文艺副刊公开发表几行朦胧诗。她总给高分的几个心腹学生都精通两种修辞方法:排比和拟人。我们语文老师说,排比用以论述,有气势。拟人用以抒情,有情调。我觉得语文老师在文字上灭我有些困难,我从小就觉得文字如胶泥,捏起来有趣。我小时候热爱毛主席,背他老人家的诗词:“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觉得白居易“九岁知音韵”没什么了不起。进而热爱毛主席激赏的李白,背“天上白玉京,五楼十二城”,觉得毛主席的确喜欢得有些道理。我上进心最炽烈的时候,写作文《游园有感》,尝试了拟人手法:“公园一角,有个池塘。池塘边一棵柳树,池塘里一条金鱼。我好似水底鱼随波游戏,你好似池边柳将我调戏。”小黑眼镜语文老师立刻用板砖拍死我,批注如下:“格调低下,心理邪仄,有严重流氓倾向。建议家长没收其所有不良课外读物,订阅《北京晚报》,特别精读五色土副刊,引导其灵性,抒发其才气,不致堕入歪路。”
我中午在学校包伙,每月八块五,一荤两素三两米饭。晚上回家吃,饭后常常有作业需要对付。周末可以睡个懒觉儿,然后借姐姐的月票去坐公共汽车胡逛,姐姐长得粗壮,我长得清秀,我在她月票的照片上添了笔小胡子,半男不女的,随手一晃,售票员分辨不出来。老爸如果在家,会拉我去新华书店,他觉得我是个可塑之材。老爸一个爱好是磨刀,他把所有能磨成刀的都磨成了刀,钢板尺、钢筋、钢管。还钻两个孔,加上木把儿,偶尔刻个花纹或是一句。老爸觉得我是可塑之材的意思,就是认为我也能被磨成一把刀,安个木把儿。
我一本书也不想买。那时候写小说散文的叔叔大婶们患有永久性欣快症。他们眼里,黑夜不存在,天总是蓝蓝的,姑娘总是壮壮的。祖国形势像是吃了几百吨壮阳药,硬挺挺的,想疲软一小会儿都不行。科普书多走《十万个为什么》一路,告诉你圆周率小数点之后两百位是什么,还编了文言的谐音段子帮助你记忆,什么“山顶一寺一壶酒,尔乐苦熬吾”,说记住了就可以跟同学显摆了,格调低下,心理阴暗。《动脑筋爷爷》长得像我们弱智的数学老师,一副大脑少根筋的样子。我翻来翻去,还是不明白我为什么喜欢趴在阳台上俯看大车、二车青青白白的头皮和油光水滑的黑头发,想像她们的味道,然后“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
老流氓孔建国是我枯燥生活中的光亮。
老流氓孔建国没什么正经工作,总在街前楼后晃荡,但是有时候会突然消失一阵子,几个月或半年之后又重新冒出来,脸上多道伤疤或是腕子上多块金表。老流氓孔建国也穿蓝布褂子、绿军装、塑料底布片鞋,但是他挽起袖口,不系风纪扣,片鞋永远不提上后帮,在不经意的时候,眼睛里亮亮地冒出凶光,和其他人不一样。多年以后,我看时装秀,男模特一个个很有气质地踱出舞台,每个人都故意怒气冲冲的,眼珠子瞪得溜圆儿,好像下定决心,逮谁灭谁。我蓦地想起老流氓孔建国,不由得笑了,仿佛看见一只只便秘的阉猫模拟目露凶光的老虎。
老流氓孔建国和他的哥哥和嫂子同住。哥哥是绝对的本分人,老实,话少,整天穿四个兜的深蓝色工作服,一手机油。嫂子是个厉害角色,小处绝不糊涂。哥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除了一定要给老流氓孔建国弟弟一张床睡觉之外,万事都听嫂子的。嫂子知道老实人讲起原则来,威武不能屈,但是只有一间屋子,不能总三个人混着住。老流氓孔建国什么名声?外面的小屁孩子已经开始乱唱歌谣了,“好吃莫过饺子,好玩莫过嫂子”。由于住在一楼,嫂子逼着哥哥,不顾街道委员会要罚款的扬言,在楼外面接出一间小砖房,给老流氓孔建国睡。小房有个小窗户,夏天漏雨,冬天漏风,从楼里拉了根电线,接了个二十五瓦的电灯,嫂子不拉闸限电,就长久亮着。
方圆好几里像我这么大的半大小子,没见过山洞,没见过隐士,没见过巫师,没见过大盗,没见过少林和尚,没见过蒋匪特务,所以把所有对“怪力乱神”的敬畏景仰都落实到老流氓孔建国和他的小房子身上。我们敲老流氓孔建国的门,听老流氓孔建国讲那过去的故事。我们的议题很广泛:拳法、内功、冷兵器的制造、火药的配制,如何挨打,如何把人打得内脏出血但是外面一点看不出来,如何一战成名两天立万儿,谁又把谁叉了,谁又拍了什么样的婆子,谁又夺了谁的情儿。天气冷的时候,我们鞧在老流氓孔建国的小房里,四壁贴着半年前的《人民日报》和大奶大腿的洋妞挂历,炉子里有蜂窝煤,就在炉膛儿的凹陷处焖几块白薯,在上面再坐一壶热水。天气转暖,几个臭小子挤在一间小屋子里,味道容易馊,就挪到楼群间的槐树底下,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去防空洞。
我们真心感谢毛主席和那些开国的将帅,感谢他们对自己经历过的战争岁月的留恋,号召“深挖洞广积粮”,我们有了防空洞。战争还在天边喘息,还会像潮水一样蔓延过来,还会像蝙蝠一样滑翔过来,还会像蜗牛一样潜行过来。危险还在,暴力还在。我们对防空洞比所有人都熟悉。地上的世界,是属于那些写小说和散文的叔叔大婶们的,黑夜不存在,天总是蓝蓝的,姑娘总是壮壮的。地下的世界是老流氓孔建国和我们的,没有黑夜,没有蓝天,没有健康的壮姑娘,时间稠得像浆糊。
我们仔细看管我们势力范围内的大小防空洞入口。我们不怕片儿警和街道大妈。我们那儿的片儿警赤手空拳没家伙带,都是被吓大的。派出所墙上刷着标语:“抢劫警车是违法的,殴打民警是要坐牢的”、“不准私造枪支,不准私藏弹药”。他们天一擦黑就不敢出门,最多抄抄假新疆人在街边支的烤羊肉串和切糕甜食摊子。真新疆人,汉话都说不利落,骑个无照三轮车,车上是烤肉串的铁架子或是用杏干和果仁摆兑得表面光鲜的切糕。这些人没人敢惹。这些新疆人,一个人身上最少带两把刀,腰里一把弯刀,靴子里一把小刀,汉话说不利落,一着急,就用刀子说话。街道大妈左胳膊上戴个红袖标,用个曲别针别了,照料所有片儿警照料不到的地方。其中最牛的是胡大妈,奶大垂腹,从不戴奶罩。胡大妈裹小脚,但是天生神力,一般质量的门闩一脚就踹开。团结湖地方志上记载,光天化日之下,工厂机关上班时间,胡大妈破门而入,一个月最多将五对奸夫淫妇捉拿在床,和当时地方上著名的猎杀麻雀大王一起上台领奖。有一回,天刚黑,胡大妈顺着烟味儿找过来,几乎一脚进了防空洞,好在偷偷抽烟的几个人里有刘京伟在,临大事有静气,提了虎头牌的大手电,冲到防空洞口,迎了胡大妈,吐出舌头,哈喇子尺长,手电从下往上一照脑袋,舌头红彤彤的,哈喇子银亮亮的,胡大妈当下就瘫了。
我们怕的是爹妈之类的大人,怕我们学坏的理由让他们充满正义感。大洞口常常有老长的铸铁盖子盖着,我们就在铁盖中间码上一溜砖头,当成乒乓球台,常常假装打来打去,大人就不在意了。小洞口没好办法,就在周围堆些乱石头,挖几个一尺深的陷阱,往里面大便小便,倒插些削尖的竹签子或放个大号老鼠夹子,弄得又乱又臭又凶险,一般人不敢靠近。
刚刚占据防空洞的时候,我们四面勘查过。打乒乓球的洞口被我们称为“大黑洞”,就在楼群一角,周围两棵大槐树,白天很少见光,到晚上更黑。我们几个费力地搬开铸铁盖子,露出水泥台阶,台阶下面是黑黑的洞口,我们的勘察从“大黑洞”开始。刘京伟一手打着虎头牌手电,一手拿了一个塑料指南针,走在最前面。他斜挎一个地质包,帆布的,经磨防水,包的侧面还有两个挂地质锤的袢儿,上面挂了一个一头尖一头平的地质锤,包里面八节手电备用电池。刘京伟的大哥是学地质的,这些行头都是他大哥给刘京伟配备的。十几年后,刘京伟在北京美洲俱乐部事事儿地请我喝下午茶,给我看他恒温保湿的私人雪茄屉里粗细长短不等的COhIBA牌雪茄烟。他把粗大的COhIBA在鼻孔下蹭来蹭去,从来不修剪的鼻毛不自主地轻拂COhIBA的身体。刘京伟的眼神游离于COhIBA和他的鼻毛之外,他飘忽地看着窗外,窗外是污染笼罩下的城市。刘京伟轻柔而漫长地叹了口气,徐徐告诉我,他第一次感觉人生美好,就是我们勘察防空洞,他一身职业装备走在最前面的时候。
当时我们决定,以“大黑洞”为中心,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探一千步,先选一个方向,遇上弯路,就在下一个弯路,按指南针的指示,继续往那个选定的方向扳。往北一千步,就到副食店了,副食店里有小包的酸枣面,四分钱,怪味豆,五分钱,如果防空洞直通副食店,每天晚上酸枣面、怪味豆就可以敞开吃了。往西一千步,就到我们的中学了,如果防空洞直通操场,逃课就方便了。往南一千步,是团结湖公园,不敢多探了,怕拉开一扇门,湖水就倒灌进来。往东一千步,是个小工厂,再走,就是农村了,那里的孩子人人有一把镰刀,日子过得苦,所以不珍惜现世,打架往死里打。当时我们想,如果这方圆千步之内,地底下都归我们,已经足够牛逼了。刘京伟的手电一明一暗,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防空洞里很干燥,地上厚厚的浮尘,踩上去吱吱响,盖住脚面。我眼神好,黑灯瞎火也能看见十几步之外,我走在队伍后面,负责保持队形和记录步数。老流氓孔建国走在我旁边,皮笑肉不笑的,也不出声,跟着队伍走。只有在一个叫张国栋的嫌刘京伟的手电不够亮,划着一根大火柴的时候,老流氓孔建国才窜了过去,一口吹灭火柴,厉声说道:“小命不要了?这里面炸起来,管杀又管埋。”后来不久,西城传来消息,五个半大小子在防空洞里抽烟点野火,捅鼓着了洞里藏的炸药,死了四个,一个炸飞了一条腿,拼命爬出来,拣了一条命。从那儿之后,西城所有显眼的防空洞口都用铁板焊死了。后来,我很偶然地发现,老流氓孔建国在我们之前很久很久就对这些防空洞很熟很熟了,现在想起来,他皮笑肉不笑的表情,简直像个导游。这些防空洞里发生过的事情,隐藏的秘密,也远远超出我当时最夸张的想像。
勘察的结果不太理想,通向副食店方向,走了约莫五百步,就遇到一堵墙,一定是副食店的员工为了保卫酸枣面和怪味豆,从另一面把防空洞封死了。往西倒是通到了学校,几间挺大的屋子,里面堆满了破烂的桌椅板凳,一面墙上还有黑板。我的美好想像破灭了,本来以为,打起仗来,就像放暑假一样,甚至比暑假还美,连暑假作业都没有。但是眼前的这几间防空洞,一定是战时的教室,我们还要上课,准备战时的高考。听说,西山那边的防空洞挖得规模更大,好几个山都挖空了,山上都不长树。战时的大学一定都设在那里面。往南索性没路,往东到了那个小工厂,防空洞的出口是工厂的废料堆,这是我们发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之后好长一段时间,我们零敲碎打,拿到废品收购站卖废铜烂铁,作为我们的烟钱和去小饭馆的饭资。我们走在地洞里,心底里没有一丝负罪感,我们在废物利用,国家不用,我们来用。后来传出消息,这家工厂要被美国人买走,我们更有理了,与其便宜资本家,不如满足社会主义少年的自然生理需要,张国栋找了辆板车,我们连夜把所有铜和铁都拉走了。
防空洞里也没有多少发现,几个吃剩的洋铁皮罐头盒子,几本烂杂志。在距离“大黑洞”口挺近的一个拐弯,刘京伟趟到一小堆浅黄的胶皮,像是撒了气的气球,又像没有手掌部分的橡胶手套。那是我第一次看见避孕套,给我恶心坏了。就像吐痰不恶心,但是把过去两个星期吐的痰都攒在一口蒸锅里就恶心了。也许胡老太的腿法太厉害,怕被捉奸在床的狗男女跑到这儿来了。刘京伟大我们一岁,比我们有经验,号称老早就见过光屁股女人的照片,提出了他自己的疑问:“这儿,妈的也没床,又这么脏,怎么练呀?”老流氓孔建国在后面幽幽地说:“除了人,没其他活物是面对面躺着干的。”当时,我糊里八涂的,后来看多了中央电视台赵忠祥解说的《动物世界》后才渐渐明白,都是公蛤蟆从后面抱住母蛤蟆的腰,公野马从后面抱住母野马的腰,不需要床,只需要一个给母蛤蟆、母野马搭个手的地方。在勘查好久之后,在一个靠近某军队大院的防空洞分叉处,我们发现了一个粮食储备间,里面有堆成小山似的压缩饼干,比石头还硬。之后,不少十几岁的孩子和爹妈打架,离家出走,都聚到这儿来。拿个水壶,带点水进来,就有吃有喝有地方睡,比火车站或是长途汽车站清静。不怕刮风下雨,大小便不用辨认男女厕所,省心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