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长相平庸而粗糙，但是我的内心精致而细腻。我和老流氓孔建国说，别看我长得像个杀猪的，其实我是个写诗的。

    我在中学上语文课，戴着黑边眼镜的语文老师教会我如何使用排比和拟人，说会了排比和拟人，就是诗人了，就可以写诗了。我间或看我姐姐订阅的《少年文艺》和《儿童时代》。有一次《少年文艺》征集诗歌，必须是中学生作者，一个作者最多寄二十首，一个月后评出一二三等奖。因为他们是全国性杂志，得了奖后就是全国级别的小诗人，也算特长，将来高考可以加分，跟你会扔标枪或铁饼一样管用。我一晚上就写了三十首，第二天挑了二十首，用绿格稿纸誊了，寄了出去。我想，我记得的李白杜甫也不过二十首，我的二十首传个千八百年，也知足了。

    那个写诗的晚上，我速读，跳过所有祭祀章节和不认识的文字，明白了“赋比兴”和“郑风淫”，最大的写诗诀窍就是找到心中最不安最痒痒的一个简单侧面，然后反复吟唱。那个写诗的晚上，我写完了我这辈子所有的诗，之后再也没有写过一句，就像我在十六岁到十八岁期间耗尽了我对姑娘的所有细腻美好想像，之后，所有的姑娘在我的眼里都貌美如花。刘京伟说，你丫花痴。张国栋说，你丫没品味，捡到篮子里都是菜，烂梨也解渴。我说，你们土鳖。

    人在不同的时候，对于不同的事物的产能是大不相同的。过去打架泡妞，一天能打三场架，一个月能和四个姑娘臭贫，同时处两个女朋友，一三五、二四六，周日休息，一次三至五毫升。现在写小说，笔顺了，一天五、六千字，一个老婆够我一年到头想念，一次三至五毫升。

    我那二十首诗的第一首是这样的：

    印

    我把月亮印在天上

    天就是我的

    我把片鞋印在地上

    地就是我的

    我把唇印在你的额头

    你就是我的

    我那二十首诗的第二首是这样的：

    空

    没有双脚

    我还可以走近你

    没有双手

    我还可以抚摸你

    没有心脏

    我还可以思念你

    没有下体

    我还可以燃烧你

    一个月后，我得到通知，连三等奖也没有评上，二十首诗都被退回来，稿纸最后有四字评语：“淫荡书卷”，然后画了好几个大叉。我觉得是在夸我。这四个字一直留着，夹在笔记本里，写小说的时候带着，不时看看，当成自己对文章风格的追求，时刻激励自己。

    我给老流氓孔建国看过我的诗。我想他是流氓，懂得姑娘，所以应该懂得诗。老流氓孔建国对我的诗没有评论，但是问了三次诗中的“你”是谁，第三次，我说诗中的“你”是志气，是理想，是北京大学，是双皮面高帮耐克篮球鞋。

    朱裳的皮肤很白，从侧面看去，可以看见颈部和颊部皮肤下青青的脉管。脉管里有一种让我心旌摇动的流动，看久了，心跳会和这种流动同步，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这时，在静静的课堂里，仿佛人人都盯着我看，知道我在看什么。

    在一个楼里住着，我少不了要遇着朱裳妈妈。她让我相信，老流氓孔建国讲述的一切传奇都真实地发生过。

    外国文人夸女人到顶时说，这个女人能让发情的公牛安静下来。我觉得与此相反，朱裳的娘能让从十六到六十岁的男人都充满肉欲，这在中国很少见。虽然朱裳娘已经明显老了，眼角上已经能清楚地看到岁月刻画的丝丝纹理，但是这个迟暮的美人举手投足间却总能透出旧日旖旎的风光，令人仰视。就仿佛老流氓孔建国十年后已经金盆洗手，改行修车，尽管已经完全看不到年轻时一把管叉挑八条壮汉血透绿军装的风采，但是听说自己的侄子被几个小痞子打成了茄子———放下扳手，眼睛一睁，我还是感到秋风肃杀。

    朱裳不是她妈妈那样的女人。鼻子不是鼻子，不高；眼睛不是眼睛，不大。五官中无一出众，但合起来就是好看，耐看。好像朱裳从她娘那里没有遗传来美丽的形式，却遗传来了美丽的感觉，就仿佛《爱丽斯漫游奇境记》中的那只猫，笑脸没有了，笑容还在空中荡漾。

    放学回家，我间或能碰见下班回来的朱裳父母，她父亲鼻梁上架了副眼镜，黑色窄边，金属镜架。少言寡语，但举手投足透着一股亲切和善。她母亲也很少说话，却总让我感到一股冷漠淡然，然后想起翠儿的好处。他们偶尔在楼道里遇见同事，朱裳爸爸常寒暄几句，聊一小阵子单位里的大事小情，朱裳的母亲只点点头，在他们聊天的时候检视一下自己剪裁精准的衣服，从上面捡下一两点线头。我也在楼道里听过朱裳父母之间的对话，话题多集中于饮食的调节以及冷暖变化及其对策。我以前总是纳闷，街面上日日在自己面前飘然而过的那些美若天仙的姑娘们回家后都和谁睡觉。观察过朱裳父母之后我清楚了，就是和朱裳爹这种人。这种人坐不出龙椅和马扎的区别，赏受着上等的女人，无知无觉，问心无愧，如得大道。否则的话，对绿帽子的担心，就会让他少二十年阳寿。

    我现在想知道的是，在厨房里浸淫二十年厨艺的朱裳妈妈，再遇上旧日的大流氓们，心里是什么感觉。那些大流氓现在可能都是董事长总裁了，出门都带保镖，至少有人拎包，前呼后拥，坐虎头奔驰。朱裳妈妈会不会想，或是至少想过，男人就不该挣有数的钱，就该如此风光。她如果这么想过，有没有和朱裳爸爸提及，朱裳爸爸如何应对。

    终于有一次听老流氓孔建国交待，朱裳妈妈第一次抱住的那个目光凶狠凌厉的男孩，现在已经是富甲一方的人物了。他的公司什么都做，从介绍婚姻拉国际皮条，到防弹衣军火，也做布料成衣，所以和我搞服装出口的爸爸也算是半熟脸的朋友。我见过那个家伙一次，那是个酒会，自助，有三文鱼，有龙虾，有很甜的葡萄酒，所有参加的人都穿得很正式，端着一杯酒走来走去，和认识的人表示重又相见的惊喜，跟不认识的人露出微笑。我别别扭扭穿了身西服，借五楼邻居大哥的，跟了我爸去白吃。我看见那个大流氓，大背头，大皮鞋，大金链子，亮头油，也是个脑袋巨大的人。他周围的人都看着他，听他滔滔不绝而又从容自得地讲着什么。他的三个保镖在屋子里也戴着墨镜，左右及身后各有一个，三个人同时照应前方，又不挡这个大流氓的光辉形象。我爸爸凑上去搭讪，他目光凌厉地看了我一眼，对我爸夸我狡猾可喜，时代这么好，不出来干而去念书，真是可惜。我说，叔叔，我还小。为什么你的保镖不换成女的？头发到肩膀，油光水滑的那种。

    “听人讲，你妈妈曾经很出名。”我问朱裳。

    “爸爸很少讲，妈妈也很少讲。只是和爸爸上街，爸爸有时会指给我看，对我讲：‘瞧，那个一脸横肉的家伙差点当了你爹。瞧，那个右手少了三个指头的人差点当了你爸。’”

    “咱爹真逗。”

    “我对他讲：‘我才不要那样的人当我爹呢。’”

    我实在听不进数学老师在讲什么。

    屋子里暖气烧得很冲，屋子里的四十八张小脸红乎乎的。如果我睁眼看着数学老师，几分钟以后，我就只能看到老师硕大整齐的牙齿，然后从里面骨碌骨碌滚出一个一个音节，仿佛一个个亮亮的骰子，落在地上，发出清脆但是毫无意义的响动。所以我索性用课本、教参和习题集在课桌上垒起高高的一堵墙，挡住数学老师雄壮而洁白的牙齿，自己翻出一卷《小山集》，有一搭无一搭地念。对于数理化，我每学期都是自己把教科书念完，找一本习题做完，然后就考试，及格问题不大，比及格线高多少，就看老师的心情和我的悟性了。剩下的上课时间，我胡思乱想，看各种杂书。

    我佩服那些刻苦用功看正经书的学习牲口们。老师经常暗示我们，由于有他们的强势存在，我们这种混混的将来是会很悲惨的。我们班上最著名的牲口是个丰满而俏丽的胖燕，她的脸颊永远桃红。她为了专心听讲，和老师反复央求，调到了第一排，安稳静好地坐着，仿佛一座灯塔。除了上厕所，胖燕一动不动。我问张国栋，胖燕吃什么？张国栋说，她吃智力糖。智力糖是白色的糖块，做成12345的形状，还有加减乘除各种符号。胖燕的吃法是先吃个1再吃个加号，再吃个4再吃个等于号，最后吃个5。即使这样，胖燕还是长肉，她周围的人反而是越来越瘦。最惨的是桑保疆，他和我换了座位，进入了胖燕的辐射范围，三个月之后，被割了阑尾。第四节课快结束的时候，我和张国栋常感觉饥饿难忍，就看看胖燕，她思考或是生气的时候，隔了几排座位，我们还能闻见炖肉的香味。有一阵，张国栋对胖燕产生了某种迷恋，在胖燕离开座位上厕所的极短时间，张国栋一步窜过去，一屁股坐到胖燕的椅子上，闭上眼睛，身体左右蹭蹭。张国栋回来告诉我：“温暖极了。”

    在看杂书的过程中，我常常会沉浸在各种幻想之中，但是，只要是白天，我基本不会性幻想。有时候，我想像老流氓孔建国突然年轻了，重新带了一帮兄弟和白虎庄中学的“虎牙”团伙火并。地点就在窗户外面，就是学校门口的那条街，对面是中国青年报印刷厂和简称“鸡院”的机械工程管理学院。我坐在靠窗户一排，老师背对我的时候，我欠起身子，就能看见。火并使的家伙还是冷兵器，我喜欢冷兵器，更直接，更体现人的价值，板砖、管叉、钉了钉子的大头棒子都好。我听见老流氓孔建国的叫喊，我喜欢他的叫喊，没有任何特殊意义，简单地说就是“我一定要灭了你。”我嗓子不好，我只会用嗓子发音，老流氓孔建国的叫喊是一种从肛门、大肠、小肠，直通胸腔，喷出嗓子的发音。这种声音我听过两次，之后随便什么时候都能想起来。我想，如果这种声音喊多了，可能出现书里说的：肝肠寸断，就是大肠小肠都震断了，屎尿都漏在肚子里。

    有时候，我想像一个大我许多的姐姐来接我。大多少，我并不清楚。我那时分不清二十几岁、三十几岁或是四十几岁。长相一定要好看，但是不能像大车、二车，也不能像女特务，甚至不能像朱裳。头发是黑的，好的，顺的，如果散下来，搭在胸前，将将蹭着乳房，甩在肩后，将将过肩胛上脊。但是，我最喜欢的是无论长短盘起来的头发，别一根墨绿色的中华hB铅笔或是清早期的老白玉簪子，一丝不乱。身材不一定是大奶，但是腿很长。她最好会开车，想到哪去就到哪去。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找我，要带我到哪里去。我喜欢坐美人开的车，我坐在旁边，肆无忌惮，口无遮拦，看窗外的风景和窗内的美人。风景好的时候，美人笑的时候，把左手放在美人的右腿上，问：是不是不征求你同意就把手这样放的人就是流氓？你不开车的时候，发生这种事你一定会大嘴巴抽他？美人在专心开车，不像平日里一样过分专注于自己的美丽，所以格外好看。

    有时候，我想像朱裳。我闭上眼睛，朱裳就在身旁，我闻得见她的味道，那是一种混合的味道，包括她用的香皂、擦脸油、衣服上残留的洗衣粉，露在外面的头发、手臂，还有包裹在衣服里的身体。我听得见她玩纸片的声音，她手上总要玩点什么，比如把一张不大的纸片叠来叠去。很久的后来，她告诫我，一定不要把电影票或者车票交到她手上，一定会在二十分钟之后折叠摩搓得面目全非。我知道，这空气里，有朱裳呼出的气体，我用嘴深吸一口气，我慢慢咀嚼。

    屋里很热，滋滋的热汽在玻璃窗上熏出一层蒙蒙的水雾。我握了拳头，将拳底按在笼了水雾的窗上，窗上就有了个小足印。周围还是水雾，而足印是透明的，可以看到窗外的冬天。按一下，再按一下，再按一下，就有一串歪歪斜斜的小足印，在蒙蒙的水雾里通向远方。于是一个戴蓝色小尖帽的小妖怪就顺着那串小小的足印，歪斜地走进窗外的冬天。

    窗外的冬天里是几排树。树谢光了叶子，显出一丝丝散开的层次繁复的枝。小妖怪知道这便是冬天的花了。间或有几缕薄薄的云从繁花间流过，那便是天上的河了。耐心些，等一等，小妖怪看到从河的上游漂下来一瓣瓣奇大的花瓣。每个粉色的花瓣上睡着一个粉扑扑的小姑娘。

    我强烈地感觉，有两个世界在。除了屁股下硬硬的椅子所盘踞的这个外，还有另外一个。如果沿着自己的目光走过去，走过隔开两个世界的窗上蒙蒙的水雾，就是精灵蹦跳的奇幻世界。椅子下的这个世界太小了。如果躲进自己的房间，沿着青灯黄卷走过去，跨过千年时光流成的浅浅的河，就是混混被看作正当职业的英雄时代，就是青楼女子代表文化美女的时代。椅子下的这个世界太窄了。

    在我的感觉里，朱裳是惟一一个能在两个世界里出现的女孩。如果走过窗上蒙蒙的水雾，朱裳便是那瓣最大的粉色花瓣上睡得最熟的小姑娘。如果跨过千年时光的浅流，朱裳便是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那句：“落花无言，人淡如菊”。

    后来，我学了心理学，才感觉到，少年时期很多美好想像都是境由心生，没看过猪跑，更没吃过猪肉，把对凤凰的想像都拽到母猪身上了。

    我后来开始玩玉，古玉需要搓来搓去，行话叫“盘”。老玉往往难盘，使劲儿盘也要两三年才能精光毕现，特别是和铁呀铜呀尸体呀埋在一起好几千年的老玉。我收了这种老玉，就给朱裳打电话，她手上从来不愿意闲着，需要玩个东西，正好人尽其才。不出六个月，红山的生坑出土器件一定被蹂躏成北京玉器厂去年的样品，从上到下泛着玻璃光。朱裳要是下辈子转世投胎成男孩，一定是个反革命手淫犯。

    下课铃响了，我发现数学老师大门牙上粘的那片韭菜叶子不见了，桑保疆的脑门上多了一片韭菜叶子，大小一致，形状相同，在阳光下亮晶晶油绿绿的，泛着生坑玻璃光。

    我一觉醒来，大吼一声：“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想起过去创作这首打油诗的诸葛亮，在那个叫南阳卧龙岗的地方，种田、读书，钱多的时候去青楼、钱少的时候思考，觉得自己生不逢时。

    那时候，不用念那么多年的书，尤其不用念数学，只要有派儿，脸皮厚，能臭牛逼，熟读前四史和《战国策》，会说些诸如“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机会和挑战并存”之类着三不着两的屁话，坚持几年，就成了谋士。再加上一两个胳膊粗、嗓门大、逞凶斗狠、敢剁自己手指头、号称不怕死的哥们。再加上一伙对社会充满不满的群众，出来一个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的自大狂，说自己是龙是太阳是上天的儿子，振臂一呼，就是一场起义。万一成事了，得势了，一吉普一吉普的大车、二车、女特务、翠儿就不用提了。就算是朱裳这样的女孩，全国这么多人，总能找着十个八个的，平时养着用，战时，撒出一个就能干掉一个董卓或一个吕布。就算找不着，抓来一批顶尖的科学家，从小爱读《十万个为什么》的那帮人，农贸市场买点猪肉，化工商店买点试管，做几个朱裳，做不出来就砍头。张国栋主持研究工作，刘京伟主持砍头等思想工作。没做出来之前，还能抓几个画家，我来描述，他们来画，总能画出几幅形神俱似的。我已经想出了招募口号：“是孔明就要论天下，是关公就要舞大刀。”刘京伟和张国栋听到，一定会加盟；老流氓孔建国听到，一定会加盟，这就是文字的力量。

    早上第一节课就是数学，该讲解析几何了，数学老师要是不瞪起三角眼，把自己当辅助线添到黑板上才是怪事。我感觉无聊异常。

    屋外，汽车轰鸣而过的间歇里，黄鹂的啼叫婉转悠扬。阳光的手伸进窗户，细致而耐心地抚摸我露在被子外边的脸。没有风，国槐、侧柏和提笼架鸟的退休大爷们一起，带着傻呵呵的表情一动不动地接受太阳的抚摸。冬天里这么好的太阳不能拒绝，仿佛朱裳有一天忽然张开双臂，小声说“抱我”，我一定会像标准色狼一样恶狠狠地扑上去的，这个场景我已经练习过好几百遍了。

    我决定逃学。

    像平常去上课一样，我收拾好大书包，到二层父母的房间里胡乱塞了几口早点：豆浆、馒头加芝麻酱白糖。

    “我上学去了。”

    “再吃几口。”老妈说。

    “数学课要迟到了。”

    剩下的豆浆和馒头加芝麻酱白糖，老妈一定逼着老爸都吃光了。老妈这种习惯养成于缺衣少食的六七十年代，当时吃的缺少养分，只能靠量补，所以要多吃再多吃。后来到了二十一世纪，老妈无视饮食结构的变化，继续填塞周围的家人，我老爸是她惟一长期抓得着的人，可怜的瘦老头很快得了高血脂和糖尿病，一泡尿能招来好些蚂蚁。过去住胡同的时候，我爸一上厕所，全胡同的蚂蚁都跟着去，黑压压一片在老爸身后，可壮观了。

    我背着书包漫无目的地沿着中纺街往西走，将脚尖碰到的所有石子和冰棍纸踢开老远。

    饴糖厂的臭味还是浓重。那是一种难以言传、难以忍受的甜臭，刚开始闻的时候，还感觉是甜的，很快就是令人想吐的腻臭，仿佛乾隆到处御题的字。与之相比，我更喜欢管理不善的厕所的味道，剽悍凌厉而真实厚道，仿佛万物生长着的田野。

    我从小喜欢各种半透明的东西：藕粉，浆糊，冰棍，果冻，玉器，文字，皮肤白的姑娘的手和脸蛋，还有高粱饴。但是自从知道饴糖厂能冒出这种臭味之后，我再也不吃高粱饴了。饴糖厂旁边是中国杂技团，不起眼的一栋楼，从来没有看见有演员在楼外的操场上排练，可能演员们也怕饴糖厂的臭味吧。我们上课的时候，总觉得杂技排练应该是充满风险的事情，时不常就该有一两个演员从杂技团的楼里摔出来，打破窗户，一声惨叫，一滩鲜血，一片哭声，然后我们就跑下教学楼去凑热闹，然后救护车呼啸而至。但是，高中三年，这种事情一次都没发生。杂技团北边是假肢厂，做胳膊、腿之类的东西，塑料的、硅胶的都有。刘京伟硬逼着我和张国栋晚上翻墙进入假肢厂的仓库，偷了好几条胳膊和大腿，“积谷防饥。”刘京伟说，“常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今天是你，明天是我，像老流氓孔建国那样苟且善终的能有几个？这些胳膊大腿虽然不太吉利，谁知道哪天你我就用得上。”刘京伟说着话的时候，意色萧然，还用了不少成语，正统的科班教育还是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我和张国栋互相看看，都忙说：“你留着用吧。你全都留着用吧。”回到我的房间一看，发现错拿了两条女人的大腿。以为是大号的男人胳膊，黑灯瞎火的，就拿回来了。刘京伟很大方，说：“秋水，你瘦，你留着用。”我说：“张国栋也瘦，留给他用。要不你以后需要换胳膊的时候，就换上这两个女人大腿。再打架，如果是比你瘦的色狼，以为你一个左勾拳，其实你是一个撩阴腿。百万人里，也就有一两个人能打得过你，西山的大法师也打不过，万一要是遇上你打不过的，你也不急，你四足着地，你就是人头马，人头马一开，好运自然来。你发足狂奔，北京吉普也追不上你。”刘京伟说：“我靠。”张国栋想了想，补充一句：“我靠，也。”

    杂技团南边是三里屯汽车配件一条街，北京街上被偷的车都在这里变成零件，然后一件一件卖掉。我们和这里的坏哥哥们都很熟，刘京伟的理想就是加个磅，参股开个汽车修理和配件店。刘京伟爱车，特别是一种美军叫做悍马的吉普，像卡车一样大小。我和张国栋一致认为，只有小男人才会爱上那种车，因为用进废退，女孩坐上这种车，没劲的男人也能让她们兴奋来高潮。刘京伟后来盘踞安徽，成为民营企业家造车的先驱。“这个生意太好赚了，四个轱辘，围一圈铁皮就能跑，就有人抢着买。”刘京伟在电话里兴奋地对我说，那之后一两个礼拜，他就被奸杀在自己旗下五星级酒店的浴缸里，浴缸里撒满了玫瑰花瓣。老流氓孔建国的修车摊子就在三里屯北街和南街的交汇处，当时还没有那个巨大的扎啤杯子形状的售货亭。他一点也不上心生意，我去找他玩，他就问我：“你看我这‘修车’两个字写得怎么样？别撇嘴，名家的手笔，行楷，虽然没有启功、舒同有名，但是其实功夫高出很多。我坐着等活儿，挡着‘车’字，旁人只看见这个‘修’字和‘修’字之下的我。有天一个大和尚路过，问我修什么，以为我在修身养性。还有两个学中文的老外，问我想不想和他们一起去做行为艺术。让我什么都不用改变，还是这‘修车’二字，还是我这张脸和工作服，地点改到天安门，他们俩都脱光了，一人装作前车轱辘，一人装作后车轱辘，我用改锥修理他们。”老流氓孔建国要是上心生意，早就招呼我们把图钉从工人体育馆北门一直撒到朝阳公园南门了，而且要路两边都撒。老流氓孔建国有个打气筒，锃亮，打气手柄两端还镶了西汉老玉剑首，玉色青白，红褐色沁，古色古香。平时藏着，谁也不借，只有漂亮的小姑娘来打气，他才拿出来，自己不打，让小姑娘打，自己点一棵“大前门”烟，看小姑娘在阳光中微风中细雨中奶上奶下臀起臀落，然后再把打气筒善而藏之。老流氓孔建国说，他看姑娘如何打气就能断定其人品好坏，是否宜室宜家，我以后有了女朋友一定让她来这里打气，老流氓孔建国答应给免费鉴定。后来骗了翠儿来，老流氓孔建国气筒子都忘了收了，在阳光里微风里细雨里说翠儿是神品，嵌了老玉的气筒子扔在土路上。朱裳眼睛好，离三十米看见他的修车摊，嘟囔了一句：“老流氓。”然后就拉我到别处打气去了。

    朝阳医院门口的水果摊生意兴隆，病人平常吃不着的水果得病之后都吃着了。一两个看摊的发小瞅见我，老远地打招呼：“土鳖，又被老师赶出来了？”

    “老师让我帮你盯摊，让你回去补课，从初一补到高三，然后让你参加高考。”板车上有香蕉、橙子、苹果、厚皮的冬季西瓜，都贴了一个外国字的椭圆标签，冒充巴拿马进口。我从板车上挑了一把品相最好的香蕉，撅了两根，剥了皮吃。

    “你这么撅，剩下的让我怎么卖呀？”

    “不是有那么多善良的群众吗？告诉他们，这把是最新鲜的香蕉，刚从你们家在巴拿马的后花园摘的。不信，撅的痕迹还没老呢。”

    “那你也别在大马路上这么吃香蕉呀。瞧你的吃法，一口嘬下去，小姑娘看见会难为情的。要是真闲，晚上来打麻将吧，赢光你最后一条内裤。”

    才早上八点多，透过玻璃窗望去，利康烤鸭店里空无一人。伙计们正忙着将一筐筐的去毛鸭子从小货车上卸下来。街北的工体旱冰场静寂凄冷，没扫干净的煮玉米皮和冰棍纸在没风的冬日里直挺挺地躺着，全然没有节假日小混混、小太妹们吆三喝六呼朋唤友纵横驰骋的欢闹景象。翠儿旱冰滑得可好了，正着滑、倒着滑、侧着滑都会，跳起来转个圈落下来还能微笑。她穿件紧身夹克衫、牛仔裤，显得腿无比悠长，头发用皮筋系起来，在脑后形成马尾巴，前面露出大脑门。翠儿一定要教我滑旱冰，我说没有比我更笨的了。翠儿说，就喜欢教笨人，教聪明人有什么意思。我说，我怕摔，怕摔了之后疼。翠儿说，你可以牵着我的手，你哪儿疼我可以帮你揉。我管姐姐借了她练习排球穿的护膝和护肘，没有护头，我戴了一个老爸的羊剪绒帽子，护耳放下来，带子在下巴上扎紧。我穿戴整齐，傻子一样站在旱冰场里，脚下是带轮子的旱冰鞋，和我常穿的片鞋不一样。这个地面不是我的。翠儿右手牵着我的右手，左手搭着我的腰，教我怎么动腿怎么动脚，周围呼啸而过的小流氓们羡慕得眼珠子鼓出来，像一条条的金鱼，哈喇子流到嘴外边时间长了冻成冰碴儿。几年以后，翠儿报考了电影学院。她功课一般，没力气当运动员，没关系当空姐，所以决定当演员。考演员要考声乐、形体、台词、表演。初试简单，群体表演，题目是火车车站，二十几个人一拨儿，各自搔首弄姿。翠儿在几千人里都能素面朝天，这二十几个人根本不是问题，考官再傻也几眼看出，谁是卖茶鸡蛋的，谁是野鸡，谁是真正的戏坯子。二试要求各用十分钟，表演一种人和一种动物。翠儿说，我还是表演我熟悉的吧。翠儿先表演了一种人：美人。具体形式是，叫最资深的主考官过来给她倒了杯茶，然后慢慢喝了十分钟。翠儿后来又表演了一种动物：色狼。翠儿模拟了她所熟悉的张国栋。翠儿的专业考试得了满分。

    很久以后，翠儿电影学院毕业了一阵，打开电视看长了也能见着。翠儿约我在工体见面，天下着雨，我出了计程车就看见翠儿打着伞站在旱冰场门口。

    翠儿说：“我要走了。”

    我问：“去哪儿？”

    翠儿说：“去非洲。”

    我问：“去演戏？”

    翠儿说：“去嫁人。”

    我说：“我请你吃利康烤鸭吧，就在旁边，非洲没有。”

    翠儿说：“抱我。”

    我两手抱住翠儿，感觉她很小，软得像海绵一样。我两臂一用力，翠儿就缩成小小的一团，仿佛能够装进我的裤兜里。她的头发就在我的鼻子下面，在路灯的照耀下，她的头发上雨珠晶晶亮。我的鼻子刚好架在她的头发分际处，左边和右边是一样的油光水滑，虽然感冒，鼻粘膜充血，大脑发呆，还是闻得见香气。

    翠儿说：“还记得我教你滑旱冰吗？”

    我说：“我还记得什么七零八落，四分五裂，内脏出血之类。”

    翠儿说：“你要我拿你怎么办？我忘不了。”

    我说：“把我也带到非洲去吧，如果没有烤鸭也没有我，你在非洲的日子怎么过呀？”

    从旱冰场向南走走，东岳庙的砖砌牌楼从北边看是“永延帝祚”，从南边看是“秩祀岱宗”，看车老头说是大奸臣严嵩写的。穿过牌楼，再往南走走，就是日坛第一使馆区。街上空荡荡的，树叶都掉光了，还是那几个黑人孩子骑着单车，没牌没铃没技术，横冲直闯，睥睨自雄。我和这几个都挺熟，每次逃学走到这儿，都能碰见他们。他们的单车没有挡泥板没有支子，想动手的时候就把单车扔到路边的枯草地上，然后互相拳打脚踢。他们长着卷毛头，伸出手来，一面漆黑，一面火红。我觉得他们一定听得懂猩猩说话。我教过他们一大串北京骂人的土话，他们当时说得烂熟然后就全部忘掉。我于是借鉴了，编成歌谣，他们背了几次后便记得烂熟，每次见到我就问好似的字正腔圆地骂我一通，兼充复习，同时坏笑着露出雪白的牙齿。我也学了一串他们的脏话，据说东非亚的斯亚贝巴一带很流行，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用上。

    走到雅宝路，我上了一辆四十四路汽车。没什么人，我在后排找了个座，一屁股坐下。我喜欢后排，路颠簸的时候，起伏最大，好像在骑马。售票大妈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逃学闲逛累了，肯定要坐四十四路环线兜二环路一圈，常遇见这位售票大妈。大妈身大肉沉，狮鼻豹眼，脸上一脸横肉，线条洗练，刀刀见棱角，不含糊的剽悍，好像“汉八刀”的含蝉。披一头重发，黑多白少，用橡皮筋胡乱扎在脑后，向上斜支，仿佛铁刷子。售票大妈看我的眼神从来白多黑少，想来她一定也和我们街道大妈一样，是个疾恶如仇的人，明白这个时候出来靠一张月票狂坐车的人，不是无业流氓就是逃学的坏学生。路颠的时候，车颠，我颠，大妈的一脸横肉抖着，嘴角微颤，仿佛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等待着下一个吵架机会的来临，心里默念着：来吧，来吧，来吧。不能听广播，不能看书，不能织毛衣，二环路上的街景也早看腻了，骂街是售票大妈惟一的工作乐趣。

    售票大妈和我老妈是我见过的最伟大的语言大师。她们和《史记》、、唐诗、宋词共同构成我的文字师承。

    其实我教黑人兄弟的好些语言都是从这位大妈处采集来的。我亲眼看着售票大妈把一个东北大糙汉子恶心得面红耳赤，毫无还口之力：

    “让你掏票，你就掏。别老跟我斗贫，别老告诉我你有票。你说前几站我卖给你了，你知道我一天要卖出多少张票？一年卖出多少张票？你怎么就那么特殊，就认为我一定能记住你的音容笑貌？你把票掏出来看看。我知道你有票，可你得给我看看呀？就是家伙大也得掏出来比比长短不是？”

    路上车不多，公共汽车欢快地在二环路上开着。吸入鼻子的空气冷而脆，刺激起脑海里沉睡得很深的东西。我厌倦把那些考试后注定会忘掉的东西塞进自己的脑袋，更拒绝像老师希望的那样因为自己的这种想法而感觉耻辱。到了现在这个年代，用课本考试成绩的好坏来评价一个学生，就像根据一顿吃肉包子的多少来选拔英雄一样荒唐。冰岛的首都是雷克雅未克还是别的地方，“安史之乱”是因为税收政策不对还是因为杨贵妃的乱政，这些与自己到底有什么关系？

    因为车迎着日头开，阳光包着身子，人暖洋洋的半睡半醒。儿时的游戏规则写在一张浅蓝的纸上，冬天的空气脆而冷，公共汽车卷起的尘土飘浮在车的周围，车子起伏，像只大船，产生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到了西二环，挤车的人开始增多，让我想起夏天逃学坐车的情景。天气很热，人们都穿的很少。身后是一对大胸脯顶着后背，前面是肥硕的臀部紧紧挤住下体，车不停地摇晃，身前身后不停地摩擦。我咬牙坚持到停车，身后的大胸脯冲我一笑，眉眼仿佛大车；面前肥硕的臀部冲我一笑，眉眼仿佛女特务。我勉强走出车门，脚落地的一瞬间，我第一次感到了那种黯然神伤的战栗。现在的空气脆而清冷，就在这种天气里，一个案件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好人坏人正义邪恶变得混沌不清，各种关系纠缠在一起，不是案件，而是一个阴谋。女孩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个阴谋里起的作用极其重大而微妙，朱裳的意义更加隐涩。朱裳仿佛可以在某种时候改变时空的连续性。转瞬间，这辆公共汽车成为南瓜马车，车上的铜质铃铛叮叮作响。二环路上的楼群像积木一样倒塌，废墟间长出齐腰高的荒草。我感到我和朱裳之间将要发生的事件会帮助我完成对经卷的重新书写，我对这个事件的性质和所有细节充满深深的恐惧。

    “雅宝路到了，闲逛一圈了，你爸妈也该下班了，你该下车回家了！”售票大妈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