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春天快到了,念书的时候,我隐隐地感到心浮气躁,眼睛没看到闪电,耳朵里仿佛已经能听见天边的雷声。
张国栋和桑保疆整天骂天骂地,“为什么他妈的还不停电?为什么供电局对咱们学校这么好?是不是又收供电局的后门生了?为什么他们的课本总念个没够呀?”张国栋觉得,“文革”是一种节日。人可以活在天地间,可以打架,可以泡妞,可以像个好汉,名正言顺。男孩从打架中能学到不少东西:忍让,机智,必要的时候诉诸暴力。仿佛四十万年以前,北京人还住周口店的时候,打架能让你获得猎物,泡妞能让你的姓氏繁衍。现在的混混只能学学港台的小歌星,穿得光鲜亮丽,将来不会有大出息。
桑保疆从我那儿得到的《花花公子》的出租率越来越高,印刷美女们原本光滑的皮肤已被摩挲得毛了许多,手指触摸纸面,有多少人能想像出肉的感觉?我觉得真有点过。
“有什么的?他们不看画,憋不住就要看真人。神农尝百草才能百毒不侵。小和尚下山,想要的还是姑娘。而且也不会出事,我出租不是正当行当,他们看也不是正经事,他们不会告。他们不告,上边就不会知道,不知道就不会有事。”桑保疆说。
星期四,终于,停电了。
原本被日光灯照得白灿灿的四层教学楼突然一片黑暗,稍一停顿,我们缓过神来,便是一片欢呼:终于可以心安理得地不念书了!
开始体会情感的小男孩小女孩们抢占校园里著名的阴暗角落,练习亲吻技巧。懒惰的人聚集在宿舍里,一人一包“日本豆”,躺在床上讨论最近流传的凶杀色情、男盗女娼。“日本豆”就是花生仁裹上面粉,密云产的,据说远销日本,所以叫“日本豆”。张国栋说,因为日本人长得都跟花生豆似的,所以叫“日本豆”。
我、张国栋、刘京伟、桑保疆几个人摸黑胡乱地把课本塞进课桌,然后以百米跑的速度冲出校园,步子直到教学楼从视野里消失后才慢下来。
“再来电就跟我们没关系了!”
“人性是多么堕落呀!”
“我是多么喜欢堕落呀!”
“去‘工人俱乐部’还是‘紫光’?”
“都行。”
“先看一场港台枪战片,再看一场荤素都有的录像。”桑保疆右嘴角有一颗黑痣,黑痣上有两三根毛,他大笑或是兴奋的时候黑痣就会颤,黑痣上的毛就会跟着抖。其中最长的一根的末梢会画圆圈。
“回头再买五十串羊肉串,多放孜然,多放辣椒,一人一瓶啤酒,一边吃喝一边回学校。”
“啊,生活!”
“太资产阶级情调了,小资!”
“那咱们吃‘京东肉饼’去。朝阳门外原来是拉洋车的聚居地,劳动人民停电都吃肉饼,还喝紫米粥。”
“吃饱了回来,躺在床上,再摸着自己做个春梦……”
“啊,人生!”
“桑保疆,你不是不舍得花钱吗?上次一起逛东四中国书店,那么一厚本俄汉词典,才一块五,你别扭半天,不还是放回去了吗?”张国栋问。
“看电影,我乐意花。”
“也对。不是好来的钱,不能好去。”
“你什么意思?”
“别吵。电影散场,再看一场录像,回来是不是太晚了?大门都锁了。”
“跳墙嘛。多刺激!彻头彻尾的堕落。”
小七点钟了,下班的差不多都回到家里,街上的车不多了。卖报纸的,单车支在旁边,竭力向晚下班的人兜售还剩在手里的几份《北京晚报》。除了朝阳医院门口几处卖水果的还是汽灯贼亮,引诱着探视病人的人,煎饼摊、杂货摊也开始收了。我们并肩走在大街上,我看见,路灯映照着张国栋、刘京伟、桑保疆的脸,他们脸上的粉刺大红大紫,灿若春花。侧头,天上是很好的月亮,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冷冷地瞧着。我们什么都不多想地朝前走,前面是不再刺骨的风。将来是什么都会有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想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武侠小说上说,鲜衣怒马,年少多金。我们兜里各有三五块钱,年轻真好。
而且,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想到姑娘。我们手拉着手,像南北朝时的同性恋一样,在大街上走。
我们是长在这方圆十几里上的植物,和周围的建筑一样,可以生长,可以枯萎,可以抱怨,可以喊叫,可以消失,但是不能离开。
后来,张国栋的DV得奖之后,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去欧洲,在几个古老的大学讲授中国现代电影,无论课程长短,张国栋的结论都是:中国现代电影,没有比张国栋更牛逼的了,如果你只有三个小时的时间了解中国现代电影,看张国栋的作品就够了。张国栋没呆多久就回来了,理由和几十年前毕加索的一样:艺术只有在东方,在中国和日本。张国栋在学校兼教职,他写信告诉我,原来姑娘也像庄稼和瓜果梨桃一样,每年都有新的一拨儿,新的一拨儿不见得比老的一拨儿难吃。
后来,桑保疆被他的乡长父亲硬逼着去了新西兰,说是忘不了中文,学不会英文,就不要回来见他。如果学有余力,可以辅修工商管理。桑保疆在新西兰有个倚山傍海的房子,放闪光雷没有其他活人能够听见。春暖花开,桑保疆的泪水流干,网上订阅了无限制版的《阁楼》杂志,每天吃一块奶酪蛋糕,喝一升都乐橙汁,夜里孤寂难耐只得自慰。桑保疆告诉我,就像他去长城刻下“桑保疆到此一游”,他也在新西兰留下了无数小桑保疆。纸巾里都是蛋白质,大海里的鱼吃了,都会歌唱:thank you,撒泡尿。我用电子邮件给桑保疆发过一首李清照的词,反映他当时的处境,最后一句是:“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桑保疆把“到黄昏点点滴滴”七个字当成他MSN的笔名,勾引了好些不明真相的小姑娘,以为他是个写诗的,在网上和他彻夜聊天。在桑保疆“到黄昏点点滴滴”,真阳丧尽之前,他爸爸在一个新西兰远方亲戚的帮助下,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桑保疆回国之后,就当了他们乡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总经理助理,他爸爸是总经理,手里控制着号称北京三环和四环之间仅存的几块有百万平米建筑潜力的地皮。桑保疆偶尔出现在地产杂志上,开发出来的楼盘,门口都有泥塑的罗马武士和战车,涂金粉,宣传手册上说是秉承大英帝国欧式传统,开创京城改革开放新气象。桑保疆给我打电话,兴奋地告诉我,北京的物价没升还降了,三陪还是二百元,偶尔还能砍价。他们乡主要干道的树木之间,挂着红布横幅,上面写着魏碑体黑字“必须严厉打击卖淫嫖娼的违法犯罪行为”。听别人说,桑保疆性生活正常之后,还是落下了后遗症,和人握手时,他的右手力气奇大无比,于是现在握手只好完全改用左手。
后来,刘京伟为了避风头在洪都拉斯和古巴各呆过半年,晚上和流浪在当地的中国贪官打一百块人民币为底的麻将,白天骑马,偶尔也骑骑南美的美丽姑娘。一年后,刘京伟回到北京之后,在顺义开了个马场。如果熟人介绍同时价钱给足,也可以打很大的麻将,白天骑马,晚上搞北京姑娘。
后来,我们几个再聚,方圆十几里上的建筑像野草一样,砍了一茬又长出更高的一片,我们的中学已经被酒吧包围。中国杂技团的地皮上起了一个粉色的公寓楼,叫“坚果公寓”,后来因为寓意淫秽被迫改成了一个毫无特色的香港名字。假肢厂似乎还在生产假肢。我问刘京伟,要不要翻墙进去,看看他们生产不生产充气或是塑胶娃娃。刘京伟说,街上那么多真娃娃,不是浪费国家资源吗。我们喝完酒,说还是去看个荤素都有的录像。但是走到“永延帝祚”的牌楼,发现“紫光影院”和“朝阳区工人俱乐部”都被拆了,原址上是个洗浴中心,里面一个脏兮兮的小伙计说,冲澡男宾十八块,大厅休息十块,按摩六十,推油一百二十,特服四百,小费和小姐自己商量。我们相视苦笑,心里完全没有了中学时停电逃出学校看录像的快感。
“太下流了!”我们几个人看完录像,一身外面的新鲜空气,一脸的兴奋冲回宿舍。
“讲讲!”呆在宿舍里没出去的人齐声附和。
其实,没人给台阶,我也会讲的:“最下流的镜头,小侠一招‘叶下摘桃’,哪知那个恶僧会缩阳神功,一下子抓了个空。小侠的师妹在一旁高喊:‘打他的凤池穴!’小侠‘叶下摘桃’的一手不动,另一手直打恶僧脑后。恶僧大叫一声,阴囊下落,正落在小侠的手里。小侠用力一捏,只见画面上两个大鸡蛋立时壳破黄流……”
“过了,过了……”
“太下流了!”
“太不含蓄了!白受教导主任这么多年教育了。我们没去看电影的给你们讲一个新改编的含蓄故事。”宿舍里,“日本豆”的包装纸扔了一地,三四个饭盆胡乱扔在宿舍当中的桌子上,里面盛着吃剩下的晚饭,尖椒土豆。
“快十二点了,别说了,都熄灯一个小时了,还不老实睡觉。睡觉是件多美的事呀!”宿舍管理员听到他们又开始没完没了的臭贫,料定他们今晚讲不出什么好听的新鲜花样来了,就开始猛催他们睡觉。
灯熄了好久,我还是睡不着。
体育老师终于同意我们不出去跑长跑,而留在操场打篮球。
体育老师是个简单而纯朴的人,他挣很少的工资,一天三顿吃学校的食堂,最大的乐趣是帮助女生练习鞍马或是单杠等体操项目,他有一双温暖而肥厚的小手。孔丘说:天下有道,丘不与之易也。意思是,你牛逼,我也牛逼,我不拿我的牛逼和你的牛逼换,我不羡慕你。从小到大,我认真羡慕过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这个体育老师,无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姑娘屁股摸,特别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物质贫乏,冬天惟一的新鲜蔬菜是大白菜。另一个是我的外科教授,他主攻乳腺外科,每天早上出诊,诊室里都是小一百对焦急地等待他触摸的乳房。
讨体育老师开心的诀窍是对他很真诚地说:“我怎么觉得您长得越来越像马拉多纳了?”体育老师长得矮小粗壮,好像马拉多纳。头发自来卷,好像马拉多纳。热爱踢球,好像马拉多纳。马拉多纳穿阿迪达斯的行头,体育老师省吃俭用,到利生体育用品商店买了一条真的阿迪达斯运动短裤。三月十五号,北京的暖气停了,体育老师就迎着料峭的春寒穿上他的名牌短裤,露出大腿和小腿上的毛。十一月十五号,暖气开始供应了,体育老师的腿毛都冻弯了,短裤才收拾起来不穿了。由于没有换洗的,体育老师的名牌短裤常常油光瓦亮。操场上,太阳照下来,他转过身去,教我们新的一套广播体操。他的屁股光洁如镜,我透过这面镜子,看见过桑保疆的影像,提醒过他系紧裤子拉链。球场上,我们一夸他“太像马拉多纳了”,体育老师就扭动着他油光瓦亮的短裤包裹着的屁股,带球优雅前冲,像是过去的武士把护心镜罩在屁股上,杀向敌阵。体育老师实在没钱再买真的阿迪达斯足球鞋,不得已买了一双仿造的。当时的造假技术拙劣,伪造的彪马,那个美洲豹好像怀了个双胞胎,挺着肚子往前跑。他在西直门服装市场挑来的最真的假货,鞋后帮子上印着阿迪达斯,鞋侧面是耐克著名的斜弯钩。高中足球联赛的时候,刘京伟批发来二元一件的浅蓝色圆领衫,当我们的队服。我和张国栋决定把它们变成名牌。我找了块三四厘米见方的青田石,拿张国栋的阿迪达斯运动服当样子,刻了一个阿迪达斯的标志,沾着衣物染料印在圆领衫左胸前,就是阿迪达斯。才印出一件,体育老师就听了风声赶来,看了一眼就笑了,“假的。”他严肃地指出,造假的第一步不是具备造假手段,而是找一件正品真货。真正阿迪达斯标志的三片叶子是相同的,而不是像三瓣的花朵。我一把扯过张国栋,他马上招供,他的裤子是假的,他以前的臭牛逼都是为了满足虚荣心。体育老师慢慢地脱下他的正品真货阿迪达斯短裤,严肃地对我说:“只许测量,不许试穿。只许造好,不许造差。”他把短裤递给我,我严肃地接过来,像是接过一面旗帜,的确沉甸甸的,好像连着体育老师的血肉。第二次雕刻,大获成功,体育老师要了三件,他著名的阿迪达斯裤头终于有非常像真的阿迪达斯上衣配合了,他更像马拉多纳了。
穿了我们造的阿迪达斯,体育老师还是逼迫我们在天气寒冷的时候长跑。“你们现在骂我的娘,但是你们在将来,以及你们将来的老婆会想到我的好处。耐力很重要。”我们跑过饴糖厂,右转,跑过汽配一条街,再右转,跑过机械工程管理学院和兆龙饭店,接着右转,跑过一个公共厕所,跑过中国青年报印刷厂,跑回学校。很快我们就发现了可以坐公共汽车。在数次实践之后,我们下了四十三路汽车,发现体育老师就等在车站,慈祥地说:“以后咱们改在操场跑圈。”三千米要跑十圈,第七圈的时候,我的舌头像狗一样伸出来。后来在床上,我的老婆说,你的耐力真好,听你同学说,你体育在班上是最后一名。你们中学真是先进集体呀,你中学的体育老师是个好人。我想起了跑圈,总有跑完的时候,一圈圈跑吧,我的舌头像狗一样伸出来。在中学的时候,也只有天气寒冷的时候才跑圈呀,夏天在床上跑圈是不人道的。
长大以后,除了在床上,我不跑圈了,改为游泳,下午如果不做爱,就去二十一世纪饭店的游泳池游泳,他们有标准的五十米池。张国栋因为我学了医,请教我做爱的运动量。我说,一次完整的性爱,包括前戏、后戏和中间过程,大概二三十分钟左右,运动量和游五百米泳或是长跑一千五百米差不多。张国栋问我有没有科学根据,我说当然有,我下午运动通常能游一千米或是跑三千米,如果不运动我可以做两次爱,说明两者疲劳程度类似,一千除二就是五百,三千除二就是一千五,这是科学,由不得你不信。
下了体育课,我一边擦汗一边往教室走,姓肖的班长叫住我:
“班主任叫你去一趟。”
我正在想和朦胧诗人班主任如何探讨诗歌问题,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发现教导主任也在,心里一紧。
“你来了,坐。”班主任说。
“我还是站会儿吧,在教室里老坐着了。”我向四周瞧了瞧,方圆五米没有空椅子。
“刚上完体育课?”
“打篮球来着。”
“没听说你会打篮球啊?只听说过你写诗呀?”
“所以才要学吗。写诗的太多了,不流行了。近年改写小说最流行了,但是小说篇幅长,《北京晚报》登不下。”
“你昨天上午上课了吗?”班主任猛地打断了我的话头。
我一楞。
“我问同学,有的说刚才还看见你,或许去厕所了,我第二节课再来,说你可能吃多了‘老城隍庙’的五香豆,还在厕所面壁反省呢。还有的说你是拥军拥属的对象,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突然病倒,无人照顾,你送她去朝阳医院了。你群众关系不错呀。你昨天到底干什么去了?”
“这些我都干过。不过,昨天我病了。”其实,我正后悔昨天逃课。听张国栋说,昨天英语课,长发垂屁股的女英语老师带他们到电教室,为了培养他们的听力,放了一个没字幕的英文原版录像《苏菲的选择》。“露了好些肉,我只听懂了一个词,那个女的一直高喊‘dear!dear!’其他都没听懂。但是朱裳这些女生,表情木然,眼珠子盯着屏幕一动不动,特严肃。”张国栋告诉我。
“那今天怎么又能高高兴兴上体育课了呢?”终于抓到了我的逻辑破绽,而且是在教导主任面前。班主任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眼镜里的双眼炯炯放光,酒糟鼻流光溢彩,红艳欲滴。教导主任还是面露慈祥的微笑,不动声色地听着。
“我病又好了。”
“怎么好得这么快?”
“我看病了。”
“去哪家医院了?有证明吗?”
“我在家看的。”
“在家怎么看?”
“在家自己给自己看。”
“自己怎么给自己看?”
“在家对着镜子给自己看。”
教导主任给嘴角‘呲呲’作响呈欲啮人状的班主任一个眼色,面露慈祥地微笑道:“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同学,应该协助老师完成对学校的管理。你觉得学校最近的风气如何?”
“有些浮躁。”
“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同学们读了什么坏书,结识了什么坏人,组成了什么坏团体?”我在想像中给教导主任添上一撇仁丹胡,这样一来就更像诱骗中国乡村淳朴少年的日军少佐了。
“可能是天气原因吧。春天了。”校园里软塌塌的迎春花软塌塌地谢了。金银花、连翘又跟着肆无忌惮地黄了起来。“您的学生还是有抵抗力的。坏书、坏人是不会沾的。不是您说的吗?‘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否则怀不了孟子。”
教导主任是我们的天敌。在当时,他总是和我们作对,骨子里和我们不共戴天,他是我们心目中最大的坏人。
我们常常想像他如何度过他的一天,他的一天常常是这样的:
上午八点钟,准时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办公桌不大,但是木质不错。油漆工惜材,只上了清漆,让木头原有的漂亮纹理显露出来。办公桌上放了一块五毫米厚的大玻璃板,下面压着十几张全班合影,那是他教导过的学生。照片由黑白变到彩色,学生的衣服也从旧军装或是父母的工作服变成花裙子或是彪马、阿迪达斯运动服。但他的位置却没变动。他坐在第一排,坐在他的学生中间,健康而矜持地笑着,仿佛一名业已成名的雕塑家,周围立着的是他的杰作。如果你想和他找话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问他,这些照片上的人现在都在什么地方风光。教导主任会聊上两个钟头,总之两点,第一,他的学生现在绝大多数都在牛逼,都在党政军公检法担任要职。第二,他的学生都非常感谢他,纷纷用各种形式把他们现在的牛逼归结于他在中学时对他们的教育。而且他们都还惦记着他,每年新年,他都收到一麻袋的贺年卡。教导主任总是沿着办公室的窗户拉一根铁丝,然后从那一麻袋贺年卡中挑出最美丽耀眼的,像晾衣服一样搭在铁丝上,一显摆就是一年。
教导主任常说的话是:“自然给孩子以身体,而我们塑造他们的灵魂。”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没有感到可怕,感到的是巨大的责任与成就。
他的椅子和桌子是一样的好质地,老婆为他做了个棉垫,夏天也垫着,他总告诫小女老师应该学习他的榜样。“否则会例假不调的。”他讲。
像往常一样,他打了两壶开水,为自己泡了一杯茶,九点钟玻璃板上会有今天的报纸,可以就着茶学习。那些都是很重要的东西,一个教师需要仔细研究以明确塑造学生灵魂的方向。
坐在椅子上,他透过窗户,可以望见办公楼下的小花坛。青草、蝴蝶花蔓在地上,珍珠梅、榆叶梅、紫薇开在上面。
还有,雕塑。
看到小花坛里的雕塑。教导主任就有一种想使用不文明语言的冲动。半年前两个南方人,说是什么什么美专的,说是学校应该面向科学,面向未来,说一个校园要是没有一处雕塑就像小姑娘没有鼻子一样不能容忍。于是校长批了三千元钱,两个南方人白吃白住了四个月。雕塑出来了:一个女学生马步蹲裆高举氢原子模型,一个男学生弓箭步一手高举航天飞船。老师们说那一男一女,怎么看怎么像天外来客,或是门神。
办公楼对面是教学楼,一幢苏式建筑。从俯视的角度看仿佛一架大肚的飞机:左翅膀是图书馆,右翅膀是实验室,机胸是教室,机腹是兼做礼堂及学生食堂的大厅,机屁股是教工小食堂,机嘴是教学楼的正门。每天,上千个学生从这个机嘴里进进出出,教导主任坐在他木质很好的椅子上都能看得清楚。我们男生他很少看,女生在他眼里可以简单地分成两类:戴乳罩的和不戴乳罩的。不戴乳罩的可以再分成两类:本来就没什么可戴的和本来该戴却不知道该戴的。在教导主任看来,数最后一种女生可恶,她们与学校的不良气氛有直接关系。
“不建学校,就得多建监牢。学校人少,监牢中的人就会多。学校办得差,监牢中就会人满为患。”他在教师会上讲这番话的时候感觉自己像个将军。“中学生,说到底还是孩子。正处于人生观、世界观形成阶段,像一块未琢磨的璞玉,未着色的白纸。不是他们缺少问题,而是我们缺少发现。”有人从新疆回来,送了教导主任一块沁色美丽、晶莹润滑的仔玉。教导主任想起两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觉得应该成为自己教育生涯的座右铭,就让玉工用隶书体将这八个字刻在仔玉上,还打了一个孔儿,穿了一条古铜色丝带,系在裤带上,间或把玩。教导主任上厕所的时候,张国栋仔细观察过。张国栋告诉我们,教导主任的卵袋和他腰上系的仔玉,大小形状都很类似。卵袋不能经常露在外面,不能当众把玩,就用这块仔玉代替了。
在教导主任眼里,怎么可能没问题呢?就像有些花要香,有些雨要下,有些娘要嫁一样,有些人从小注定不安分。
我们几个在很早的时候就和教导主任结下了冤仇。
高中第一个学期伊始,我们几个在操场上等待开学典礼开始,没什么事情干,借口桑保疆嘴上不干不净,把他一顿乱摸。桑保疆急了,抄起一块砖头。我们掉头就往前面跑,桑保疆在后面追。我跑到宣传栏边,冲桑保疆一吐舌头,桑保疆砖头出手,我一低头,宣传栏二平方米的大玻璃应声粉碎,宣传栏里的雷锋、董存瑞、黄继光们横七竖八地散了一地,却依然庄重地横眉立目。在教导主任的调停下,赔偿宣传栏玻璃的钱,由我和桑保疆平摊了。
即使这样,桑保疆还是痛恨教导主任。为了迎接亚运会,每个在北京的中学生都被逼着用一块钱买了一张亚运彩票。刘京伟和张国栋刮开,是“谢谢你”。我刮了一个五等奖,可以兑换两块钱,还没出门,就被班主任语文老师拦住,被逼着又买了两张彩票,再刮,自然是“谢谢你”。桑保疆刮完之后,奇怪地一句话都没说,但是一张大脸都憋紫了,等班主任语文老师走出教室,他吐出一口长气,说:“我,我,我,得了一等奖,五百元钱!全学区就这么一张!”我们一起扑上去看,果然是一等奖。我当时毫不怀疑,我这辈子都挣不到五百元钱。桑保疆接着说:“五百块,我能看几百场录像,买上千串糖葫芦,买呼家楼葫芦王的,五毛钱一串,要掏空山楂、填上豆沙和核桃仁的那种。五百块,如果发给我的是一块一块的票子,我数都要数半天。五百块,我存到银行,每月的利息都够我吃冰激凌的。你们没手气,没你们的份儿。顶多,请你们吃一次门钉肉饼。”我们一起说:“thank you,撒泡尿”。
肖姓班长很快就跑来告诉桑保疆,教导主任叫他去办公室一趟。“肯定是问我是要现金还是一个银行存折。我要银行存折,否则出不了学校就被你们抢跑了。”桑保疆去了一个小时之后,大喇叭广播,召集全体同学到操场集合。我们到了的时候,桑保疆已经站在了领操台上,那是我记忆中他惟一一次站在领操台上,旁边是气定神闲的教导主任。桑保疆低着头,红着脸,像是家里刚着了火或是死了人。人到齐了,操场上黑压压一片。桑保疆接过教导主任递过来的纸条,念:“祖国,是我们的母亲,她有锦绣的河山、悠久的历史、灿烂的古代文化、光荣的革命传统,以及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她经受了苦难的折磨,正在焕发青春,展现新颜,走上中兴的道路。‘我爱社会主义祖国’,‘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是我的心声。崇高的爱国主义,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精神力量,它正激励我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青春和我的一切。我是高二三班的桑保疆,为了祖国,为了亚运,为了我们的学校,为了我的班集体,我自愿将亚运抽奖得到的五百元钱捐献给国家。”领操台下,掌声如雷,桑保疆哭了,然后又笑了。桑保疆在我们的搀扶下回到宿舍,他在那天的剩余时间里一直在说话,说的只有一句:“教导主任,我操你妈。”
在教导主任眼里,还有另外一些人,从小就注定让别人不安分。比如翠儿,比如朱裳,女孩是好女孩,脸好,腰好,腿好,都好。可是想起校门口那些不三不四晃来晃去的小流氓们,多数都是等翠儿和朱裳这样姑娘的,教导主任不由得叹了口气。
“怎么可能没问题呢?听说校园里流传着一些黄书,不是手抄本便是国外的黄色画刊。还有他们自编的黄曲儿。联系起来,问题就清楚了,先是看了黄书,激发这些臭小子们的创作欲望,于是有了黄曲。还有厕所……”想起厕所,教导主任又有了一种想使用不文明语言的冲动。
“这帮小混蛋!摊开作文纸,好人好事、‘记一次有意义的活动’,打死也写不出八百字。进了厕所,也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话要说。”不仅有中文,还有英语。不仅有普通话,还有方言。不仅有文字,还有插图。不仅墙上有,门上有,水泥地上也有。教导主任刚让工人把一块不平整常常积尿的地面用水泥补平,回来就发现未干的水泥地上多了一条薛蟠填的词:“女儿乐,一根鸡巴往里戳。”不仅有原创,还有改编,再创作,或许好好一部,就是由于这种机制沦落成淫书的。
“明天一定找人用黑漆把大便池的门全部油一遍。”教导主任反复在楼道里和我们班主任说。
下课铃响了。
一二楼的低年级学生从各个教室涌出教学楼,大呼小叫,手里挥舞着乒乓球拍像村民执刀械斗般冲向楼下的水泥乒乓球台。高年级学生在楼上窗口不怀好意地看着,瞧准时机扔下一把粉笔头,等低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仰头准备咒骂列祖列宗的时候,再把自己身后一个无辜的人推向窗口。
我瞥见在这一片嘈杂声中姓肖的班长庄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抻了抻衣襟让运动服上“阿迪达斯”三叶状的商标更加舒展,右手掠了掠头发,向朱裳的座位走去。我们生产出逼真版阿迪达斯圆领衫之后,班长是惟一没向我们要的,他自己去买了一件,他的“阿迪达斯”是绣在左胸口上的,和我们的印刷作品明显不同。
张国栋从骨子里瞧不上他,觉得像他这样一个面白无须,爱打小报告,好色却绝对作风严谨的人,应该生活在那个太监属于正当职业的年代。其实,张国栋也承认班长还是挺出众的,脑子里没有任何出众的地方除了出众的仔细。仔细地做每一件事情,仔细地说每一句话。或许就是这种仔细让他当上了班长。听他小学的同学讲,小学的时候,教室前面挂毛主席的像,他就很认真地看着。到了中学,班长便习惯性地把那种敬爱的目光投给班主任,并且能背出班主任所有发表过的朦胧诗。于是班主任就像指定接班人一样表情严肃地把班长的职务交给了他,并且尽可能地伙同其他老师尽量给他高分。她教的语文自然不用说,她说“拟人和排比用得好,作文满分”,没人和她争。数学老师就不象话了,他给肖班长步骤分:写个相干不相干的方程,给分。写几个步骤不计算,给分。写个单位,给分。实在不行了,就说:“他虽然写错了,但是我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的思想是对头的。”
张国栋跟我讲过,三楼男生厕所第二个蹲坑的门上有两行字:“到哈佛读书,做朱裳老公。”
张国栋说:“咱们班长理想远大。我认得他的字。俗甜。”
“你的理想呢?”我问。
“挣钱。还有……”
“什么?”
“如果我和咱们班长的理想要是都实现了,我就尽全力让他戴绿帽子。开了奔驰600到他家楼下,用手机和朱裳叙旧。不急不躁,慢慢地聊。聊第一次请朱裳跳舞,朱裳夸我乐感好,步子踩得特别顺畅,不会跳的姑娘也能被带着满场跑。我夸朱裳轻,一推就走,手一勾就回到我的怀里来。聊两个人都觉得烦了,不约而同地在晚上十二点来到学校操场,两个人相依而坐,周围一片黑暗,除了熬通宵打麻将的灯光和窥探我们的星星、月亮。大地一片静寂,除了我的呼吸和朱裳的心跳。
肖班长走到朱裳身边,用右手食指轻轻敲了敲朱裳的课桌,等朱裳意识到他的存在,左手一伸,递给朱裳一本《西方美术史》。
“还给你,多谢了。真是挺好看的。现在这样好的装祯已经不多见了。‘三联’版的书就是高别人一等,价钱还特别便宜。是在哪儿买的?”
“三味书屋。”
“怎么走?我也想逛逛,但是对西边不熟。”
“天安门再往西骑。”
“哎呀,我最怕找地方了,明天上完课,陪我去一趟好不好?就算帮助同学了。怎么样?晚饭我请,西单附近我熟。”
“我也忘了怎么走了。”
“是吗,那就算了。这本书里你最喜欢哪幅画?我最喜欢米开朗基罗的那幅壁画,《创世纪》。那么宏大、深邃、有力量,中国人是万万画不出的。除了远古时代的岩画,中国人没画出过什么有男人味的东西。米开朗基罗真是了不起。”
肖班长的“米开朗基罗”五个字发得字正腔圆,发音的时候脸上有股不细看看不出的得意。
我从旁边课桌上爬起来,睁开半睡的眼睛大声问:“你知道米开朗基罗为什么味大吗?”
“他是天才。庸俗的人不能贬低的真正天才。”
“不对。因为他从来没洗过澡。他坚信洗澡会伤元气,所以每当他想洗澡时,就静坐一会儿,然后给自己身上洒一点香水。日久天长,腋窝味,脚泥味,汗碱味和不同种类的香水味混在一起,于是他就味大了。”
朱裳笑了笑,没说话。
虽然周围一片嘈杂,但还是有人在注意这边。肖班长小声嘀咕了一句:“庸俗,无聊。”
我不怕班长给我穿小鞋。我老爹最近升官了,比班长的爹官大两级。刘京伟的爹比班长的爹官大三级,且与班长的妈妈关系暧昧。班长的爸爸在纺织口里管着一堆如花似玉的模特,刘京伟的爸爸提醒过去的相好小心些。班长的妈妈一撇嘴:“就他?”仿佛李隆基不相信高力士能干什么。
“杨贵妃讲,‘香皂我只用力士。’”刘京伟劝他爸爸把这句话说给老相好听,让她不能太松心。
我喜欢看朱裳笑。坐在朱裳旁边,朱裳笑的时候,我总有一种冲动想抱抱她,让她笑进自己的怀里。
“班长,你读了这么多书,我再问你一个难点儿的问题:贝多芬为什么不用这个手指弹琴?”
我伸出右手的食指。
班长毕竟是有身份的人,知道我可能在涮他,又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一笑,很矜持地一笑,走回自己的座位去了。
但是对于我这种天赋好、后天训练又严格的厚脸皮没有多少效果。“猜不出?因为这是我的手指。”
“朱裳,”我小声对朱裳讲,“其实咱们班长也很味大,也很神秘的。过去半年我有几个问题总是搞不懂:一是建筑工地上那些老吊是怎么样一节节升上去的;二是咱们班长的分头怎么会一丝不乱。第二个问题我昨天知道了。”
朱裳看着我。
“因为有一种叫‘摩丝’的东西,抹上去,梳一梳,张飞变美女。头发就一丝不乱了。”我接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