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我叫夏天。二十六岁,作家。此刻,却是冬天。
风起来的时候,我正在路上走着,带了点略微和缓的心情。脚步并不怎么快,但觉得冷,冷到必须把脸埋进一条两米长的围巾里,上面或许还有几颗没来得及风干的眼泪。我很想加速前进,却走得越来越慢。打一个街角的弯,便在风里却步。这条狭长小街的两旁,站满了卖盆竹的小摊贩。盆竹用红丝带扎好,有欣欣向荣的彩头,应了年关的景。他们还搭卖一些玫瑰。当然,今天这些花骨朵的价格和昨天相比,有天壤之别,因为已经是二月十五日,情人节的第二天。
我挑了一大把粉色的珍珠梅,付钱的时候顺便打开了手机。有几条短信,全是未接电话的通知,其中一条是顾姳的。几个小时前,她穿了件烟灰色的羊绒大衣,里面衬一袭浅绿色长羊毛荷叶领开衫,并戴着一副GUCCI的太阳眼镜,站在“时光”咖啡馆门口等我。她头发很长,在尚很灿烂的阳光里显得艳人,从小就习以为常的艳人。
“时光”咖啡馆开在襄阳路的南端,里里外外才二十来平米的地方,一到下午便坐满了人,一半老外,一半文艺男女青年,搭配些轻快调子的古巴音乐,常常显得欢快、杂乱而闹哄哄。平时,我和顾姳都很喜欢它的卡布基诺和布朗尼蛋糕,但今天又觉得这其实并不是个谈私话的好地方,于是转身出门去想寻他处坐下说话,却突然被人叫住了:“夏天!”
我转过身去,粗略地在人堆里扫视,没有发现声音的来源,但知道那是男人的声音。
我捏了捏顾姳的胳膊,脸上还留了点呆滞的痕迹,僵着脸,眼神孱弱涣散,茫然地问道:“谁叫我?”
话音刚落,有个穿黑色西装、花衬衫的男人在角落里举起了手。定睛一看,是英昊。
三年前,英昊是《今日早报》“城市生活”版面的负责人,打扮非常“朋克”,喜欢破旧牛仔裤和浅褐色的有框眼镜,常常是耳朵里塞一副耳机双手抄在口袋里便疲沓沓地来上班了。他也会发出一些尖锐的笑声,那种笑声很像我在北京认识的那些玩摇滚的男人。可今天,英昊不仅身份有所变化,打扮也变了,即便连笑容和笑声也都完全不同。他看上去很干净,一把长发扎在脑后,干净得有些出乎我的意料。要知道,在过去我的概念里,“朋克装”男人是“不修边幅”的代名词。而此刻,换了种打扮的英昊,递给顾姳的名片抬头也换了,上面印着几个油光小字:xx时尚杂志执行主编。
我说:“听说你要结婚了呀。”说这话的时候,话里有好几层意思。我想英昊听懂了。他显得有些无所适从,半天才迸出两个字:“是的。”而后是些寒暄客套的假话,官场得很。今天忽然发现这个男人在语言表达的方式上愈发亲近了他的堂哥英飒,只是显得有那么点不自然和局促,好像这些本不该他用的措辞堂皇地被用了,自己心里也发虚。
走出“时光”的时候,我仔细回想了一下,上一次见到英昊已经是一年前。那时候他还没有留长发,我们在一间五星级酒店的餐厅里遇见。当时他具体穿了些什么,我已无明显记忆,但收拾得肯定不如今天精心,所以这猛然一见才会如此地心生意外。但其实,因为艾贝蒂的缘故,“英昊”这个名字一直都还在我的生活里打转,耳边常常响起,好像很熟络。虽然真遇见了人,隔了那许久之后,又难免心觉生疏。
从“时光”里退出身来,我和顾姳寻得一间相对宽敞安静的酒馆。坐到角落里,她想听我说话,可我只是一味地掉眼泪,叙述得断断续续。而顾姳则坐在对面气得咬牙切齿,恨不得立即出去找几个小混混来把戴方克打一顿。
“他真是个混蛋!”顾姳说。因为情绪激动,声音没有控制好,几个邻桌的老外转过头来看我们,服务生也站在吧台里一边佯装擦杯子,一边时不时地瞟来狐疑的目光。在他们看来,我是一个多羞愤而失意的女人呢?是的,此刻我看上去一定是个失意的、伤心的、恍然大悟的女人。
每次要临到介绍自己的身份、职业时,对于“作家”这两个字,我总有些忌惮,所以会习惯地用“坐家”的解释来替自己解嘲。又生怕别人多问几句,探究下去,比如抛来“你写什么的?言情?武打”,“用身体写作吗”……不知是纠正好,还是干脆笑笑过去。而我的确“不务正业”许久,整整两年里只字未出,薄书未著,却还领着某机构的固定写作工资。有一个小蓝本,标明了作家身份划归于该机构。
这两年的每一天,我都会想到一个决心:明天就要开始写新小说。那时候,我的同居男友戴方克也时常会鼓励我。但他的那些鼓励都是口头上的,实际行动却南辕北辙,因为戴方克对于女朋友的要求是:照顾、陪伴和牵挂,前面还要加一个副词“每时每刻”。除此之外,他更善于制造一些“小插曲”来搅乱我们的生活,那些都和另外的女人们有关。后来我常会问自己,究竟是他太疏忽还是我过于警觉,才使得日子总在风平浪静一小段时间后,又云起澜涌?半年前,最后一次,我忍无可忍,选择将他赶了出去。
可赶出去并不代表一种结束,虽然在形式上来看,我渴望结束。
“戴方克这混蛋到底给你吃了什么药啊!”顾姳伸出一根手指来戳我的额头。手指很白。这种恨其不争的问责两年来我听得太多,全当了耳旁风。有人怒斥我软弱,可对于怒斥的人,我却强硬得很,一转头又接受了戴方克的眼泪、忏悔以及保证。一副我去撞南墙了,谁也别拦我的姿态。
今天清晨,我被一条署名为“戴GF”的短信吵醒,内容很利落,希望我不要再介入她和戴方克的感情生活,因为既然分手了,就请撤得干净些。这时,我才想起昨晚情人节之夜,我和那两个闺中密友毕绿、艾贝蒂在KtV喝酒唱歌时,的确是趁着酒醉发了一条空白短信给戴方克。这样的事在清醒时不会做,但仰赖酒精,很多不会做的事都一一去做了。其实,喝酒也不过是个借口,一切决定支撑得很累时,会想暂时卸下理智松掉防备去肆意妄为一下,即便心里很清楚,到最后总还要回到清醒的早晨。可我没想到,这条空白短信在第二天给我带来了戴方克已经在半年前和这个“戴GF”同居的消息,并且,它还令这位“戴GF”以一种高姿态向我表明了身份。
“你觉得意外吗?”顾姳有点冷笑。
我撇着嘴,低头,轻轻点了一下。
“’s a big surprise!”她气得用调羹猛敲桌面。
就在这时,她的老公乔枫来电话了。我低着头,不响,只是流眼泪。其实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并不是个善于表达情绪的人,而流眼泪仿佛只不过是个习惯性的动作。过去,每当发现戴方克有些风吹草动时,除了流眼泪,我没有其他的表达方式。所以这一整天,我只是重复着发呆和流眼泪。当顾姳给乔枫打电话的时候,忽然之间,我想到了“难过”这两个字。我问自己“你难过吗”这样的问题,又觉得也许并不是很难过,因为令人落泪和呆滞的情绪有很多,比如屈辱、震惊、慌张……细细寻思,这次却唯独少了难过。也许是曾经难过了太多回,消耗完了。也许这结果也算合情合理,毕竟我们是分了手。于是我删去分手后戴方克发来的所有留恋、挽回、忏悔、承诺的短信,一直延续到上一周。他一直都是个惧怕孤独和没有安全感的人,所以总怕自己没有退路。
那么也许,有一段时间里那个女人是戴方克的退路,但后来,慢慢地,我变成了退路。当然,当他发现我不再像过去那般心软,不再理睬他的短信和电话时,我这个退路也就失去了意义。而他早已提着行李箱,从一个女人的身边去了另一个女人身边。
末了,顾姳挂了电话,一字一句加了重音说道:“From one o anot is yle!”
婉拒了顾姳提出的一起吃晚饭的邀请,我步行回家。阳光慢慢地收进乌云里,像一个急速消失的漩涡。风从漩涡口透出来,开始夹杂了湿润的雨水,拍打在脸上很阴冷。我将珍珠梅贴牢身体顶风走着,口袋里的手机突然不停地响,便试图腾出一只手去接电话。
是毕绿。她和艾贝蒂正在家里做饭,想盛邀我这个前夜与她们共醉的女人前往共进春节前的“姐妹团圆饭”。我也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是:累了,外面又太冷。心里其实觉得什么东西都不想吃,也不愿让她们在情绪里看出端倪。我往往自以为受伤后最好的恢复疗法是,躲起来。
再看一下手机,还有一个未接电话是楚鸿的。昨晚是他送我回来,在楼下我们又一次借了酒劲拥抱。我好像还哭了,哭得很大声,现在却什么都记不清了。临上楼前,他约我今天一起吃晚饭。当时我好像答应了。
电话打过去,楚鸿正在家里修图。我说有点累,约会取消。
回到家,我养的一只小猫还在阁楼上孜孜不倦地叫春。她快八个月了,名叫coco,和那个住丽兹酒店的名女人同名。可我实在没有任何气力去抱它哄它,缩进被子,鞋一蹬,打了一个冷战就睡着了。头还在痛,但如此迅速而苟且地入眠对于一个严重失眠者来说,未尝不是件好事。我想大约是因为哭得累了。
贰
我坐在一张大圆桌前,司仪还在台上兴奋难耐地喊着。英昊和他的新娘水晓君像两杆木头杵着,脸上带着复杂而分辨不清的笑容。艾贝蒂不屑去看,只管闷头自己吃。她觉得这间酒楼的菜挺好的,一边吃一边数着里面可能的调味料。这个女人天生有一条好舌头,不仅试菜的时候很厉害,接吻和做其他事的时候也很厉害。她是一份销量很高的时尚周刊美食版编辑,联系不同的餐馆去免费吃喝是她的工作,而那些餐馆也都巴巴地期盼着她的到来。
在“时光”遇到英昊后的第三天,我收到了一张他的婚柬。婚柬是浅蓝色的,倒也算是脱了俗。可艾贝蒂对他们的婚礼不以为然,觉得俗气。这是对整场婚姻的评价,因为奉子成婚。
毕绿也在吃,但她是重庆人,吃不惯这本帮的婚宴,便左顾右盼找服务员,想问他们要一碟辣椒酱。这时候台上忽然起了一阵骚动,原来新娘昏倒了。水晓君倒下去的时候还压爆了几只气球,响声和惊叫声交织成一片。艾贝蒂放下筷子,幸灾乐祸地张望着。当英昊抱着新娘走过她身边时,艾贝蒂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唉,我还没接绣球呢!”毕绿说。她要的辣椒酱也没有上来。
水晓君因为怀孕,婚礼时又累着了,有点先兆性流产。她被送进医院时医生要求她住院观察一周,看看胎儿的动向再说。但这几天恰好过春节,水家人都觉得是新婚,在医院里过年不吉利,就竭力说服了英昊带老婆回北京安胎。在MSN上,艾贝蒂戏称英昊如今已沦为“男仆”。她心里有一股气,偶尔还会在上面与之调情一两句。她希望已经是英昊老婆的水晓君看见了才好,看见了天下才热闹,不然为何要她这一路退让下来,要她丢掉了男友、爱情还有新男友?这不公平!
回到家,毕绿和艾贝蒂各自收拾了行李。她们给我打来电话,要我确定不跟她们其中任何一位回家过年。在这个电话来之前,我的爸妈也打来了一个电话,要我确定是否真的不跟他们参加居委会组织的新春家庭旅行团去厦门了。两个电话我都确定了,不。
除了顾姳外,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情人节第二天发生的事,包括毕绿和艾贝蒂。只是我发现这几天来,家务活做起来格外省力,很快就能洗完所有的碗,洗了一遍觉得可能不干净,就再洗一遍。但当把碗洗薄了,地拖烂了后,又觉得很茫然,发呆,脑袋里一片空白。于是我把那条两米长的围巾拆了重打,买来一本编织书学其他的花样。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便喝些啤酒,其实心里清楚地知道即便喝多了也不可能再失控到去找戴方克,但还是不允许自己喝多,怕喝多了胃难受。我已经虐待了自己的胃二十六年,几个月前刚进过医院打点滴,一个人坐在通风并不良好的输液室里,才想明白一件事:人应该对自己好一点,尤其是对自己的身体。
年三十晚,是楚鸿陪我过的。
原本我并不知道他会留在上海过年。我的打算里,是想一个人烧点简单的菜,下一碗“卷纸面”吃,然后把买来的烟花抱去弄堂口放。很多年没有亲手放烟花了,却一直都很喜欢烟火的气味,觉得它刺激神经,很性感也很诱人。小时候,一次表妹小芹放烟花,烟花炸了,炸掉她头上的一枚发卡。那年小芹的哭声和舅妈的尖叫声特别刺耳,也骇人,从此后我便不敢自己亲手放烟花了。
过去看过一部写杰奎琳的片子,叫。看的时候觉得烟花这个比喻真好,因为还有什么能敌得过烟花燃尽后的怅然寂寞?再热闹,再绚烂,到最后,仍不过寂寞尔尔。可又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仍然因为热闹因为绚烂,宁愿选择暂且忽略以后可能到来的寂寞?这个问题若要我来答,我只能说,还是因为寂寞。
在我寂寞的时候,我想只有烟花才能陪衬最好的孤独。它热闹一下,绚烂一下,也许会像我想要的未来。但至于未来能不能如此,我无从知晓。
面已经放进锅里煮的时候,楚鸿在楼下按了门铃。他来之前,没有预先打个电话。我穿过一条长长的公用厨房走廊,鼻子里满是饭菜的香。上海的老房子就是这样,无论哪家烧点什么菜,所有人就都闻到了。以前觉得这气味很烦人,尤其住在二楼的老太太喜欢用牛奶煮东西吃,满楼道都是奶味,有点令人作呕。今天,忽然觉得这种杂陈的气味让人心里湿润,温暖,迫切地想要。
打开门,先递上来的是一瓶红酒,楚鸿的脸跟在后面。
“你没回去啊?”我有点惊讶,原本他说今天上午坐长途车回苏北老家的。
“嗯。那长途车是私营的,突然就说不加这一趟车了,让我们分散着搭另外几趟车。我不乐意,就干脆打了个电话回家说不回了。正好可以来你这儿搭伙,不是白吃哦,我带了瓶酒来。”楚鸿脸上还有明显的路尘气,嗓子也有些干,咳嗽了几下。
我觉得背脊有一道暖流涌上来,很高兴,却又说不出这种暖流里还有没有残留的爱。也许有,也许没有。
我和楚鸿分手已经三年。
因为楚鸿的到来,我们又扎堆去最近的大卖场添菜,买了只乌骨鸡,一些白菜、冻水饺和牛排。我利索地在厨房里做起来。楚鸿想帮忙,我却只交给他看汤火的任务。四年前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还不过是个什么菜都不会做的丫头,而他菜做得好。去他家吃饭的时候,一直都是他在厨房里忙。小时候,我的父亲也是个很能做菜的男人。他说看一个男人爱不爱这个女人,就看他愿不愿意为她做一顿饭。可是长大后,我把这句话记反了,觉得要对一个男人表达爱,表达一辈子的期许,就要亲手为他做一顿饭。所以我一直都不肯学做菜,是怕学会了手痒,忘记了父亲的话。
叁
年初一下午醒过来的时候,头还有点痛。窗帘里透进来一点昏暗的光线,外面正在下雨。楚鸿在沙发上躺着,身上搭了件羽绒衣,看起来睡得很恬静。他长得比较白皙,性格也温和,很少发脾气。地板上是两只还残了底的红酒杯。我想起昨晚我们好像说了很多,但几乎都是我在说,楚鸿默默地听。这两年来他都是如此,不予评论。有时我哭了,他就伸手摸摸我的头,自己叹一口气。
我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弯腰去收拾地板。酒杯互相碰撞的声音惊醒了他,他显得有点局促,直着腰板坐起来,说:“醒了?我来收——”说到这,手机响了。楚鸿皱着眉头,另一只手去抚自己的脸,用变了调的中文对着话筒说:“等一等。”然后把手机递给我,“他的英文我听不懂。”
来电话的是个意大利男人,某奢侈品牌的策划经理,之前已经通过楚鸿的朋友做过介绍。他想约楚鸿见一面,并拍一套该品牌的时装片放到旗舰店的明信片上。意大利男人用了“interview”这个单词来形容见面,我便很沽名钓誉地替楚鸿说话:“he is famous!”然后把日子往后推了好几天,才敲定了一个约见的日期,地点在泰康路田子坊。挂了电话,我告诉楚鸿是田子坊的时候,两个人都有点不自然地笑了。
楚鸿年初二坐火车去了苏州。他现在的女友维欧拉?黄是苏州人。之所以要用洋名来称呼她,是因为好像没有人知道她的中文名,或者,所有人都忽略了。这就好比艾贝蒂的本名是谢堇,艾贝蒂只是她在杂志上的编辑署名,可叫的人多了,谢堇是谁,大家就不敏感了。艾贝蒂,艾贝蒂,这个名字叫起来也很好记。
两个晚上,楚鸿都没有陪我去放烟花。我不想让他陪着。也许这么灿烂又终将黯淡的事,并不适合我们共同去做。初二晚上天一黑,我一个人抱着烟花去了弄堂口。弄堂口,早已有很多孩子熙熙攘攘地围住一圈“小陀螺”烟花。他们用爸爸们的香烟去刺导火线。刚刺到一点,立即捂着耳朵“咿呀”地跑开。过很久,那些“小陀螺”们窜了起来,转着圈,打了一个又一个弯,变换着七八种颜色。空气里已经弥漫了火药味,我最爱的气味。
我掏出一支中南海5号来点,吸得火星有些明昧时也去燃我的导火线。那是一类很平静的烟花,立定在一处纹丝不动,燃尽了,就黑黑的一张口,冒着烟气。烟气袅腾升空,融进夜里,融进很多其他地方的孤寂热闹中。陆续地,一些高空烟花也升了起来,突突突地刺向一幕墨蓝,然后炸得粉身碎骨,用尸体迎合地面人们的欢呼。
那么,它们会有感觉吗?有灵魂吗?能觉得这么灿烂一次即便粉身碎骨也值得吗?
放完了所有的烟花,我把手插进口袋里,一整盒新拆封的中南海5号少了几支。戒烟有两年了吧。过去最喜欢抽的其实是平装廉价“甲天下”,也抽中南海、红双喜、白万……烤烟型或混合型,都无妨。可后来怎么突然戒了呢?哦,又是因为戴方克,他不喜欢女孩子抽烟。如果我抽,他不拒绝,但也要跟着抽,然后发出剧烈的咳嗽声。总之我抽一支,他也必跟一支,直到我完全戒烟。
以前我和毕绿说,自己对香烟的依赖,更多是心理上的,一旦空落落,抽几口会让心情变得踏实。所以后来不抽了,每天心里都是惶惶地,没有太平过。把戴方克赶出我们家的前一晚,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抽烟。那一夜,平静生活又因为他的一次撒谎而令人心力交瘁。面对他的蛮横,我吞下所有想要爆发出来的愤怒,生生地,一口一口吞了,随着每一记深吸入肺里的烟尘。那晚,月亮很圆,圆得让人觉得实在把夜照得太亮,也用这冷光把我的心晒凉了。
今晚,我不禁抬起头,想再看看月亮,它却深入云层,时而亮一些时而完全就隐没了。也许它也能知道,这心,再经不起任何的晾晒。
“老实交待,在干什么?”毕绿在电话里尖声问道。她总是这样,一惊一乍。像辣椒籽般炸进锅里,噼噼啪啪地,非熏出点眼泪不可。
“刚抽了支烟,现在把coco从阁楼上抱下来。它可能发情完毕了,现在格外安静。”我回答,然后抛过去自己的问题,“汝又在做甚?”这是我们偶尔很喜欢用的文言格式,听起来文绉绉的,却又带了戏谑之心。
“我在北京呢。”她说。说完又胡乱着说些去看故宫长城雍福宫之类的事,完全不着边际。
“你是不是又去找他了?”我问。这个他指的是英飒,英昊的堂哥。
“嗯。”她回答。然后是长长的沉默。
一个热情女子陷入沉默,往往是因为两种情况:一、她累了;二、她受伤了。此刻的毕绿,属于第一种。她和我年龄相仿,而英飒足足大了她十五岁。他的生日在二月底,所以这五年来,她和他保持着两地情婚外恋关系的同时,也雷打不动地准时在这一天飞去北京。有时候,他能找借口抽空陪她,有时候不能,甚至有时,只一张飞机票让快递送来,外加一朵玫瑰。第一年,她是哭着上飞机的。那时候,她刚知道原来在北京英飒有妻子和一双儿女。第二年,她是在英飒的搂抱下上的飞机。那时候,他们的感情刚刚进入稳定阶段还很甜蜜。第三年,英飒因为开会不能送机,但他在会议中间抽空走了出来,给毕绿打电话告别。第四年,他在快递机票的同时加了一朵玫瑰。但毕绿说,看到玫瑰的那刻她有点慌张,因为英飒从来没有送过她任何花。她要求过,可他却说花这种礼物太浮于人事。所以,当那一刻她突然看到玫瑰,就已经觉得很多感觉开始急转直下了。也许,是那朵玫瑰里含了许多英飒的内疚之情。毕竟,四年了。而这个第五年呢?她一个字都没有提。
毕绿回到上海的时候明显消瘦了一大圈,脸色也蜡黄,经常会莫名地发呆。她来我这儿,有时候抱着枕头在沙发上假寐。我唤她,一抬头,是张泪流满面的脸。这个时候我挺想把自己和戴方克最后的事告诉她,所谓以己之痛抚彼之伤。但每次面对面坐着,看着,又不知从何开始。也许,她需要的以及我需要的,都只是沉默。
城市里过年回去的人,在陆陆续续地返城,楼下水果店里的小妹,外卖店里的老板娘,工地上蹲在马路旁端饭盒的民工……而那些外出旅游的人们,也在大包小包地神采奕奕归来。只是因为经过了年关,每个人心里都有种说不出的期待。期待什么呢?一切新的开始。
肆
艾贝蒂也从山西老家回来了。她注意到了毕绿的异样,没敢直接问她,而是给我先打了电话。据说挂完电话,她就拉着毕绿找了间酒吧扔飞镖。也就是在那里,毕绿遇上了华夫先生,一个意大利男人。很多日子后,毕绿说了一句老话:走出一段感情的最好方式,是开始另一段感情。
华夫先生就是那个在田子坊约见楚鸿的人。在他和毕绿遇见之前,我已经作为“著名摄影师”楚鸿的助手,与之打了一个星期的交道。他个子不算高,有点南美血统,鬈发是深褐色的,笑起来脸颊上两道酒窝线,看起来挺迷人的。只可惜他英文不太好,有时候说到关键处,必须要用上肢体语言。最后,楚鸿接到了这个报酬丰厚的活。合同签完后,他约刚到上海的华夫去酒吧小坐。因为黄小姐已经回来了,我觉得自己并不方便跟去。事实上,楚鸿和那个苏州姑娘恋爱后,我和她始终没有正面见过,只从一些朋友的嘴里,听得大约的模样。
就这样,去酒吧喝酒玩闹的艾贝蒂和毕绿遇上了楚鸿、华夫和维欧拉?黄。
在酒吧里,华夫和毕绿已经打得火热。毕绿原本就是一家意大利出版集团驻沪翻译编辑,所以意大利语自然不在话下。艾贝蒂很好奇他们在说什么,可毕绿出了酒吧门,便跟着华夫钻进了他的出租车,还将脑袋伸出窗口对着她说了句意大利语:“再见!”有些喝多了。
艾贝蒂觉得担心,伸手拦住了那辆出租。她打开门问毕绿:“没事吧?”
毕绿又用中文重复了一遍:“再见。”便关上门缩进华夫的怀里,走了。
独自一人回家的艾贝蒂显得很失落。她给我打电话,说要来借宿。我正开了个长篇小说的头,坐在阁楼里很显节奏地打字,一抬头,挂钟已经是凌晨两点。窗口外,恒隆的顶灯已经灭去,只在云层那处显出一围大概的轮廓。我站起来开窗,想把香烟气味散去些。这夜的空气,真好闻。
艾贝蒂在楼下按门铃的时候,还在打手机。我去开门,她冲着手机吼了声:“你去死吧!”然后直接掐断。我闻到她身上一股浅淡的酒味。伸手去拉她,手腕很热。我们脱光了睡在一张床上,说点情事,大部分都是她在说,我在听。她是我们三人里相貌身材最标致的,丰胸细腰和肥臀,个子又很高,所以从小就很得男人的宠。也许就因为这样,她身上常会有些对男人无谓的鄙夷。她的很多次爱情都像“来即来,去也去”的流水,停不住。可惟独和那个英昊,前前后后纠缠至今,已有四年。这四年里,艾贝蒂一直没断过其他男朋友,而英昊也一直有一个相恋并同居了七年的女友。最初,在艾贝蒂看来,她和英昊在一起,是迟早的事。后来,艾贝蒂要求英昊必须分手。到了现在,她说,其实英昊和所有男人一样,假。
自从英昊结婚后,艾贝蒂便再也没见过他。他没有打电话来,她也没有打电话去。方才在楼下,她掏出手机来拨了英昊的手机,服务台小姐说:“你好,联通秘书。”所以,艾贝蒂的那句“你去死吧”本来是想扔给英昊的,却莫名其妙骂了秘书小姐。
现在艾贝蒂暂时单身。她今晚有些失落是因为在飞镖酒吧华夫由头至尾所有的注意力都在毕绿身上。她还是第一次被男人如此忽略。
她闻到我身上的烟味,问:“你又开始抽烟了?”我刚想回答,可她自己却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所有哀伤的气氛并不适合艾贝蒂,因为她总是热烈的。和她,我不容易交心。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声叹息,让我对此刻的艾贝蒂有了点惺惺相惜的意味。一闭眼,我又流泪了。
在黑夜里哭,是很多女人都做过的事,绝大多数都为了男人。这种哭在一个人的时候可以很大声,甚至是撕心裂肺的哭喊。可如果还有别人在,那么安静地落眼泪会让自己觉得更哀伤。而有的时候,哭的目的除了发泄,还有感动自己的意思在里面。当然,爱也是。爱情中的两个人在一起,心甘情愿地为对方做一些傻事。其实更多时候,感动的人,是自己。
第二天一大早,艾贝蒂的电话便响了,先是英昊的。联通秘书是机械人,还是把那一句“你去死吧”转给了英昊。英昊在电话里叹气,叹气声之大,连我在一边睡着也能听见。而艾贝蒂一句话都没有应,片刻后掐断了。第二个电话是毕绿的。她已经回家,见艾贝蒂不在,有些担心。二十分钟后,毕绿来了。她有我家的钥匙,噔噔噔,上楼的脚步很快乐。
能从一段耗尽精力的感情中走出来,是归于平静。而如果能从这段耗尽精力的感情里走出来,并且开始另一段即便是明暗未卜的感情,那么,首先让自己快乐吧。
艾贝蒂对毕绿的昨晚很好奇。我们坐在沙发上喝一九九八年的普洱,聊天。无论在艾贝蒂或者毕绿看来,昨晚的这一段小插曲能不能成为毕绿的新感情,都还只是个疑问,但毕绿对于华夫在床上的细节很有好感。他们做爱到一半的时候,华夫扶着她的腰,用意大利语说了句:“感谢上帝将你带到我的身边。”对此,艾贝蒂却不以为然。她将这种意大利人的浪漫归结于“天生而随性”,因为前后她曾有过两个意大利男友。
我们的聊天通常都是以各种八卦和新闻为开端的。没有人非常不开心的时候,不会说自己的事。也许对于八卦和新闻,我们都能心觉轻松。而这些八卦和新闻,或多或少都还在和《今日早报》有关。四年前,我们相遇在这间报社。这种相遇令人很愉快,也很长久。还有和楚鸿的,英昊的,以及戴方克的,也许那算不上多愉快,却也很痴缠。
说得正开心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四个月前,和戴方克分开后,我换了手机号,并且只告诉了相熟的几个人。这四个月来的大部分时间,新手机都很安静,绝少会有电话或者短信进来。只在这次年关时,有一些祝福的短信。可面对这些短信,我一概都没有回复,这也成为了一种习惯。也许对于人情世故,我经常表现得有些漠然。艾贝蒂正在说她最近去试吃过的一爿云南烧烤店,说:“等下我们洗个澡就去吧。”我低头看手机,又是那个“戴GF”的短信,她要约我见面。
几天来,这个姑娘隔三差五便会发来短信,或者打来电话,目的只有一个,见面,聊天。她想知道更多关于戴方克的事。在那个情人节的第二天,我给戴方克打过一个电话。我问他“戴GF”是否属实。他承认了。至于为何既然他已经和别人同居了还不断往我的旧手机上发一些挽回和忏悔的短信,我没有问。我只是问他还有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那边却传来一声声的叹息和啜泣。我火了,这是两年来第一次,我那么毫无保留地冲他发了一通火。
我说:“你叹息什么,哭什么?我又没有怪你骂你,你凭什么哭?所有残忍的事情,你都在我身上做过一遍,从头到尾。现在你应该笑,应该高兴,应该来点总结陈词!”这一段话很长,我却字字句句流利地蹦出来。只是话说完,自己也哭了。挂断电话后,我呆呆地坐着,望着电视机屏幕里模糊的自己,呆了。
我没有回那个所谓“戴GF”的短信,照旧关掉了手机。洗漱穿戴好后,我和毕绿、艾贝蒂去了天山路的云南烧烤店。去的路上,我想起两个月前去云南旅行的路上,我不停地在回忆这四年来的生活,觉得这些年身边的这纷扰的人与事,常常都还是热烈的,满怀欣喜或者悲伤。
其实,在那之前,生活给我的感觉一直都很浅淡。有时候我回忆过去,会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哦,是这样的吗?当然,偶尔我也会为过去伤怀,可这种伤怀也是浅淡的。但这一次,对于四年来的生活回忆,却浓重得像一幅丙烯画。我很想做一场精彩的生活表白,却又有点力不从心,毫无头绪。该从哪里说起呢?哦,也许应该是《今日早报》。
伍
那是一个夏天,我刚从学校毕业。因为读书时已经写了好几本爱情小说,卖得也不错,所以很快我就领到了某机构发来的入会邀请。那个夏天,我还在不同的城市里做一些签售,在偌大的机场里等每一架飞机带我去不同的城市。除此之外,我照旧延续着给一些杂志和报纸做自由撰稿人的生活,而《今日早报》就在那个夏天创刊。
第一次见到毕绿,是在一次新书研讨会上。那是出版社为我们好几个年轻作家开的研讨会。毕绿是当时《今日早报》文化版的记者。来的时候她一头金黄长发,一把扎在脑后,个子不高,很瘦,面色惨白。后来她说那天其实是例假来了,正痛经痛得要死要活,却因为房租还没有着落,只好为那三百元的车马费来书城签到。那时她刚从重庆来到上海,住在一个石库门房子的底楼,洗手间和厨房都在门外。
毕绿很厌烦那样潮湿的黄梅天。后来她问我:“当天闻到她衣服上经久不散的霉味了吗?”
我说:“没有啊。那天下面那么多记者,我只记得你了。你走的时候还顺手拿走了一本我的签名书。”
那场研讨会开得索然无味。和所有无聊的会议一样,有发言、评论、提问、回答,以及总结陈词,然后是鼓掌、拍照、签售,最后是稀拉的读者和图书编辑。我有些累了。因为是初夏,书城外还在下着黄梅雨,滴滴答答,落不干净。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正在心里想,那个黄头发女孩长得挺像徐若瑄的,可惜脸色太惨白了,配这一头金黄发,很像个长年吸毒的女人。想到这儿,主持人突然唤我的名字:“夏天,夏天。”我才反应过来,心里抽自己一下,觉得刚才用的比喻过于恶毒。坐在我身旁的另一位女作家是瞿颖宁。我们在很多场合里都遇见过。这一场研讨会,她几乎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台下,因为她的男友,摄影师顾骜正在台下来回地为我们拍照。所以很久以后,当从毕绿口中得知其实那天楚鸿也在会场时,我有些诧异,因为一丁点都记不得了。
会议结束后,我和瞿颖宁还有顾骜一起在比萨店吃了饭。瞿颖宁是个高个纤瘦的女子,头发很长,直到腰际。顾骜的头发也不短,一把扎在脑后。因为他是东北人,说起话来就像连珠炮似的。
顾骜首先对毕绿发表了意见,他说:“你们注意到了吗?刚才有个女记者白得吓死人。怎么那么白?后来我注意了一下,她的名字还叫‘碧绿’。又白又绿的,要不是走路来的,我还以为遇到了女鬼。”
瞿颖宁从自己的咖啡杯里取出调羹敲他的小碟子:“你给我积点口德!”
我便忍不住地笑。瞿颖宁不是写小说的,她主要写旅行散记,图片则是由顾骜一路跟拍,夫妻搭档得很好。她与我说起最近去曼谷的经历,在考山路,他们凌晨三点找旅店,最后竟然在一间旅店的门口看见一个白衣女人。那是四月份,曼谷已经很热了,可那个女人穿一件白色的长袖小袄,看上去根本不像是泰国人。他们一个转身,女人又不见了。后来听旅店的老板娘说,过去在旅店门口的确有个穿白色长袖小袄的女人经常徘徊,但好几个月前,她已经割腕自杀在考山路的最南端。听到这些,他们都吓得浑身打颤。
顾骜在桌子那面故作恐怖地说:“伊的脸也是这么白!”也许正因为这么一场对话,让我对毕绿有了很深的印象,以至于两周后,在接到《今日早报》的约稿电话去泰康路田子坊采访某艺术家时,一见到毕绿我便马上能叫出她的名字。
向我约稿的人是王股,也是个写小说的,当时去了《今日早报》的艺术版做编辑。我们曾在几次饭局上遇到过。他个子很高,瘦,走起路来仙风道骨,说话有时候半天也说不清几个字。我很好奇,他怎么跑去做了编辑。
他在电话里说:“田子坊啊,xxx号,某某某艺术家的工作室。再给你一个电话,是摄影师的……”
就这样,我去了田子坊。田子坊和这座城市的很多角落一样,在当时最新的设计理念下,围起一个属于小众却面向大众的群落。在某某艺术家的工作室门口,首先,我看见了毕绿。她正靠着墙壁在和楚鸿说话,一边说一边抽着烟。这天她穿了件橘色小白点的短袖衬衫,一条水洗皱牛仔裤,也许还擦了胭脂,看上去脸色很好。我朝他们一边走过去一边给摄影师打电话。就这样,楚鸿的电话响了。
毕绿听得响声,转身来向我招手:“夏天!”
我也如许久不见的朋友般,回答道:“你好,毕绿。”
就是在那一天,我正式对楚鸿有了印象。之前,毕绿恰好和楚鸿搭档采访一对美国来的作家夫妇,完事后发现接下来的采访都在田子坊,便一起来了,在工作室门口说话等作者。
整个采访过程很顺利。艺术家给我们看了最近他去泰国拍的几本画册。他还画油画,工作室的一层是个小型的展览厅,偶尔也会办一些时尚的派对。我问了几个自己感兴趣的话题,由他随便说,然后用随身的MP3录下音来,以备回去采写时有个参照。临走时,他送给我和楚鸿两人各一本画册,是在泰国苏梅岛拍的。我很惊异于那种沙滩的美,和艳丽光芒下的裸体日光浴。热带海滨总能给予人无限的性感想象。
和楚鸿走出田子坊时,我们又遇到了毕绿。她刚结束临街的一个陶器店里的采访,时间已是傍晚。楚鸿提议一起吃饭,三人便去了复兴路的小龙虾店。那是我和他的第一顿饭。
后来,在王股的安排下,我作为自由撰稿人常会去《今日早报》参加一些选题会,然后帮着做一部分采访,攒一些零碎钱交房租。那时候我还在读一个社科院的写作研究生课程。课很松,有时去郊区的一所疗养院封闭写作,但大部分时间,我都住在市区。只是当时的家和现在的相隔大约五十米,是一个开在二楼半的小亭子间。外面看上去有点简陋,因为连门都是塑料的,只用一把大铁锁锁住。而十四平米的卧室里,放一张小双人床,一个小衣柜,一张书桌,一台电视机和一张沙发,就差不多撑满了。但好在浴室是在卧室旁、塑料门内的,因此也算是“一门关死”的居住格局,比较方便。至于厨房灶头,除了烧开水外,只是给我在找不到打火机的时候点烟用的。
那个夏天,我始终都将一个双肩背的蓝色大牛仔包隔搁在地板上,因为一到周末,出版社便会安排各种城市的签售。常常到周五中午,我就从衣橱里取出一些简单的替换衣服,然后就和不同的人走了,有时候是和瞿颖宁,有时候是和出版社的发行,有时候是和策划,也有时候是一个人。对方书店的组织者在机场举一块“接夏天”的牌子,看上去还挺滑稽的。
其实,我出生在秋天,农历八月十二,中秋之前。很多人问过我名字的来历,我也问父母,可他们的回答毫无新意:“好记呗。”
嗯,是挺好记的。
王股是一个很适合用“古道仙风”四个字来形容的人。他本是昆明人,有个远房表叔在上海。后来,这个远方表叔还做了艾贝蒂和毕绿的房东。很多年以后,我再去回想王股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人的身世和背景好像从一开始就是模糊的。大家只知道他从昆明来,有些对“草”的小瘾,常不吃饭,爱听一些佛教音乐。更重要的是,他喜欢燃沉香。这使得每次只要有他出席的饭局,都会弥漫着一阵棋楠香,经久不散。
那一年,他代表《今日早报》的“十一”文化专题组向我约稿。也正是因为这个专题,我和毕绿的生活突然之间有了一次紧密的交集。这种交集虽属偶然,却要比我们各自的爱情更持久。
毕绿在电话里约我去静安寺的屋企汤馆吃饭,想聊一聊怎么分工做这个专题。因为她的那部分任务是采访,所以事先想与我沟通主文中会涉及到哪些人物,以便早日作出安排。于是,在一个夏天即过,秋天未来的日子里,我和毕绿一起吃了饭。这顿饭,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我们俩今后各自的生活。
往往人和人的相遇,你去认真地想,会觉得很奇怪;可不认真回想,又觉过得真是惘然。
那天,毕绿穿了件黑色的中袖t-s,下身是一条棉白裙。她早到了,坐在一个角落的位置里低头看手机。
我走过去,叫她:“毕绿。”
她抬起头,脸上很勉强地给了一个微笑,回答:“来了。”像是延顺着的敷衍。
“今天真热。”我说,试图和缓一下凝结的气氛。
因为从家里步行而来,身体有些发汗。除了清淡的汤和一些粤菜外,我还点了杯红豆冰,用细长的麦管啜着喝,像蚊子吸人血般。
毕绿看着餐桌上的菜,大约是觉得还算爽怡,便说:“这秋天里,菜还是不要过为浓重好。”一边说一边掏出早就准备好的大纲来给我看,条理分明地向我表达这个专题究竟要做什么和怎么做,然后征询我的想法。
我听着,咽下一口红豆冰,瞬间凉到心底,消了火。刚想开口与她说话,她的手机又响了,短信。和刚才一个人坐在座位上一样,毕绿低头去看手机,沉默,肃脸。看完后,脸色更差。她站起来跟我抱歉,说要去洗手间。就这样,一离开就是半小时。
其间,我很想去洗手间看看她是怎么了,却又怕唐突,只好百无聊赖地坐在窗口边等,顺便给楚鸿打了一个电话。他正在拍一个二流明星,化妆师在给明星上妆。他说:“我还能和你说一会儿话。”那是我们刚开始频繁接触的时候,彼此之间保持了恰到好处的距离。
于是我的心境和毕绿的心情,在那天,其实相差得很远。
等到毕绿回座后,她的眼睛明显肿了。因为脸色白,眼眶和鼻子的红看上去过于明显,像两块皮肤过敏的痕迹。我显得有些尴尬,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口发话,也不知道该不该表现出已经看到了眼泪的痕迹,只好杵坐着,用麦管去吸杯子里仅剩的最后一点红豆,除了沉默还是沉默。
许久,毕绿才开口道:“不好意思。”她说不好意思的时候,抬起头来,除了眼睑上还有些红肿外,脸色微微恢复了些。
我摇头,一边说没关系,一边仔细地看她。傍晚过后那最后一点阳光从窗口打进来,笼住了刚哭完的她,好像极力地要给去一点温暖与抚慰。我们继续之前的专题话题,没多久就整理勾画完毕。买单的时候她突然问我,愿不愿意去她家坐会儿。
“我把你的小说读完了,觉得挺好看的。”她又说。
毕绿那时候的家,沿着静安寺往东走,走过大张旗鼓的各种奢侈品牌店后,拐入一条幽深的弄堂。昏暗的弄堂,有些挤,门口还坐着卖香烟的中年男人。他们身上总散发着一股陈年烟气,说起话来嗓门很大,有时候还带着粗话、黑话,偶尔加一声声咽喉不适的咳嗽。
我问毕绿:“你来上海多久了?”
她说:“快一年了。”
我说:“嗯,那你住在这么样的地方,算是能最大程度地贴近上海看一眼,感受一下。其实这才是上海,而那些高楼里的,写字楼里的,不是。”
毕业后,我就不顾家里人的反对一个人搬出来住了。因为从小就住新楼,所以本能地,对于弄堂对于木地板和昏暗楼道,我有一种迷恋。因此即便一开始租住的小屋有多小多简陋,心里总还是觉得那毕竟是自己的家。这让大学刚毕业的我有了深刻的独立感。人总是在还没完全长大的时候,渴望成长和独立,对未来充满好奇心和力量。可真的长大了,才会去感慨,原来长大需要付出很多代价。
我坐在毕绿家中的草绿沙发上。她一个人蹲在天井里干刷拖鞋。因为住的是老房子底楼,很接地气,潮湿,所以毕绿鞋柜里的草编拖鞋上,发了一层小绒毛。
她倒很乐观,说:“我去刷一下,你先坐。”然后把自己的拖鞋换给我,就光着脚丫蹲在天井的水门汀上刷刷刷地刷拖鞋。看着她的背影,我忽然觉得心里有点难过,是心疼这一种的瘦与弱小。可很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毕绿是我所遇见过的女孩中,内心最为坚强的一个。
就在那一天,毕绿将她与英飒的事如悉说给我听。说的时候一旦哽咽,便停下来,努力让自己平静如常。整个叙述中,我没有插嘴也没有打断,只在需要应和的时候点点头或者柔软地看她一眼。
“你一定很奇怪,刚才我为什么会哭。那个给我发短信的人,叫英飒,他是英昊——城市生活版的主任——的堂哥。英飒是一间北京公司驻上海分公司的负责人,我们认识有一年多了。一年前,我还在重庆读书,他恰好来重庆出差,我们遇上。说不清楚是谁先招惹谁的,但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他在北京有老婆和孩子,不然也不会义无反顾地跑来上海。
“来上海后,英飒将我安排进了他堂弟英昊的报社,也就是《今日早报》。可就在报纸筹备阶段,突然有一天他对我说,要回北京办事。因为英飒的生日在二月底,所以那一天我想给英飒一个惊喜,便自己买了飞机票去北京。谁知道在公司的楼下,我看见他身边站着一个女人和两个孩子,他们两人各自手中拉着一个孩子,眉目中早已是老夫老妻的模样。而英飒在马路对面一见着我就愣住了。很快,他拉着老婆和孩子钻进了车,一点犹豫都没有便将车开走了。而我,只能呆呆地愣在原地,傻眼了。过去,英飒说他妻子很早便因为忍受不了他工作忙和长期的两地分居,和他协议离了婚。他们没有孩子,他也始终都没有再婚。对于这些,我没有怀疑过,因为觉得如果他想骗我,大可以不告诉我离婚这件事。直到亲眼见到的那一刻,我才问自己,面前的这些又是什么?是我涉世未深,还是根本太蠢?
“后来,我疯狂地打英飒的电话。关机,关机,一直都是关机。我给他发短信,没有回音。直到半夜三点,他才到我住的酒店来找我。来的时候,整个人看上去很疲倦。他一句解释的话都没有,只是抱住我,紧紧地,好像要用尽全力。那是第一次我觉得,原来爱,可以令人如此丧失理智。明明知道他已经骗了你,还在骗你,却仍要不顾一切地去爱……”
毕绿将脸埋在一块植绒毛巾里,不想让我看到她的眼泪。
是谁说的,女人之间的友情,其实是用一个又一个秘密去交换的。那时候的毕绿还多年轻,容貌青葱。我想如果我们俩都能有一面镜子,去照一照当时的自己,又会生出多少感概?但毕绿是那样的女子,纤瘦,却在很小的时候就经历了人世无常,所以她坚韧,坚韧得在旁人看来有些顽固和自以为是。她的脾气时而暴烈时而忧伤,却正因为如此,年轻而热烈的身体才会吸引得住英飒整整五年。虽然到最后,英飒还是逃脱不了所有已婚男人对年轻少女的劫,一切黯然收场。
楚鸿平和地叙述着自己。我不响,听着。这是唯一一次,他说,我听。仓库外一直都还在下雨,风大得直震窗框,咯吱咯吱,好像随时要把它们卸下,瞬间吞噬掉这一对男女。说到最后,楚鸿也哭了。他的哭声很奇怪,是呜咽。半长的刘海遮住了自己的眼睛,只低头缩进双手中,想把所有情绪都藏好,却收不住哭声。我伸手去拉他,想安抚他的情绪,可他突然之间在沙发上桎梏住我,俯下头来吻。这一系列动作很迅速,让我连片刻思考的时间都不曾有。我愣住了,由他吻,由他搂,由他褪光我所有的衣服。
我们像是两条干涸的海鱼,饥渴,冷。他打开所有的Jinbei灯,照在我们身体上取暖,世界白花花的一片。仓库北面的天窗终于抵不住狂风,卸落下来,玻璃散了一地。风肆无忌惮地闯进来,想分开我们,可我们谁都没有去理会。我也迷乱了,只感觉得到他嘴里有清醇的毛尖气息。我不停地吮吸,这气息混在唾液里是一种催情激素。
那一晚,我们做了很多次。有时候是他要我,有时候是我要他。这种做爱方式让人觉得绝望,真是绝望。我闻得见Jinbei灯烘照时间过久而散发出的机械味,是金属发热后会有的气味。它们真是最好的取暖工具。如果没有这四盏灯,我想也许我们没有筋疲力尽于爱欲,也会僵死在寒冷里。
那之后好几年,我在新浪上看见过一条新闻,说是意大利考古学家在意大利北部曼图亚(Mantua)工业城瓦达洛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挖出一对至少有五千年的人类骨骸。这两具骨骸发现时呈面对面双手、双腿弯曲交叠拥抱状。躺在左边的是男性,背部脊椎部位刺有一根箭。女的则是在头部侧边被射了一箭。他们相互拥抱的姿态,成为永恒的拥抱。考古学家们分析,这两人之所以呈现这种姿势,一个原因是男的被杀,女的跟着殉情,期许来世做伴。
那么,如果那晚,我和楚鸿死在仓库里,也许来日发现我们的人,会摸到两具尚存体温的尸体,还交叠在一起,也能成为永恒。有时候,我会因为这种遐想而觉得沮丧,觉得也许早日终结,便是更好的开始。可无论是哪一种终结,说起来都很容易,下定决心要去做也容易。可做起来,和做成功,就很困难,很困难。
最后,我和楚鸿都累了。我们开始笑,发疯般地笑。我从没有听见他那么笑过。我们平躺在沙发床上,除了风和细小的雨水,一点遮盖物都没有。Jinbei灯的光线很刺眼,我睁不开眼,只觉得那光芒打在眼皮上还是灼热的。
楚鸿说:“我给你拍照吧。”于是他站起来装相机。我也有些疯了,跟着他一起疯。我们像是最初那两个不谙情事的伊甸主,只凭了好奇与感觉在相互捉摸与试探。那一夜,从凌晨到天亮,我们俩都疯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走了。走的时候楚鸿还在睡。平日里他都是警觉惊醒的人,可这一次,他好像丝毫都没觉察到我的离开。外面还在下雨,比我来的时候更冷。我将另一只手插进口袋里,失落地走。至于是在失落什么,我不知道。也许是失落,经过这一晚,我们终将彻底地结束;也许是失落,为何那许多次的做爱里我能感受到的只是情欲欢涨,而感觉不到丝毫的爱?
也许,我离开的时候楚鸿已经醒了,可他不知道如何把我留下来,也不知道应不应该把我留下来,所以选择了纹丝不动,由我自己离开。走出工厂区的大门时,我哭了,像是一个刚被强暴过的女人般,含着屈辱与绝望。这种绝望从前一夜延续到天亮。现在有时候会想,倘若当时,楚鸿追出来,把我留下,我们的故事会不会从此改写呢?可他没有,所以我也永远不会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生活有时候可以解答你的很多问题,有时候,却一个都解答不了。因为在它解答前,很多人已经自己做了选择。
那一夜后,我开始帮助楚鸿一起筹备他的摄影棚,像一个标准的助手和好友。除了我们没有人知道那晚发生过的事,或许连他自己也不记得了。毕绿和艾贝蒂这时刚刚认识,她们俩为那一对堂兄弟惺惺相惜,成天粘在一起,也罔顾了我这个人的存在。又或者,毕绿是觉得,我拿着楚鸿的地址去找他,就应该会有一个美好的重新开始。
一直到楚鸿的摄影棚兼工作室开张,办了个小型的圈内人酒会,毕绿才知道我和楚鸿算是正式分了手。那晚我穿了条黑色的短款小礼裙,还有八厘米高跟鞋,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毕绿是和艾贝蒂一起来的。她将艾贝蒂介绍给我:“夏天,这是谢堇,艾贝蒂,《时尚周刊》美食版的记者。”那时的艾贝蒂已经是艾贝蒂了。她和小俞分手后没多久便换了工作。虽然在毕绿看来,她的换工作里多少都有点威胁的成分在。
作为工作室的主人,楚鸿穿了一套烟灰色的休闲西装。那是我唯一一次看见他穿西装,平时他最爱穿的是夹克和牛仔裤。今晚的他把半长头发挑一小把扎在脑后,看上去很像年轻时的山口洋介。毕绿咯咯咯地取笑他:“还挺像那么回事。”
英昊、瞿颖宁、顾骜也来了。他们互相都认识。这个圈子其实很小。艾贝蒂看见英昊,转身刚要走,英昊便疾步上来拉住她,把她拖去另一边说话。顾骜和楚鸿站在一起一边喝啤酒一边聊摄影棚的事。他问关于场地、租金、装修和器材的投入资金问题,以及最近在拍些什么。瞿颖宁和毕绿开始攀谈。我则在等顾姳的到来。那时候,顾姳刚从美国回来,在一间文化经纪公司里做艺术总监。从小,我们两家是邻居,所以几乎从我懂事起就跟在顾姳身后走出走进地玩了。这次把她叫来一起参加楚鸿工作室的开幕酒,也是为了介绍她给楚鸿认识。毕竟,顾姳在美国很多年,对于美国一些专门收中国当代艺术品的藏家很熟悉。
顾姳来的时候,手里挽着老公乔枫。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乔枫。他比顾姳大二十岁,是一位画家。顾姳在美国做艺术代理的时候认识了他。很快,乔枫便和楚鸿、顾骜等人打成一片,他是壮族人,热情开放,也很豪爽,笑声总是最大声的,在三号仓库里来回游荡。
我靠在小型吧台边看英昊和艾贝蒂。他们两个人站着,英昊在说些什么,艾贝蒂却不看他。我喝一口手中的香槟,坐到沙发上,想起那一晚我和楚鸿曾在上面发生过的一切,觉得好像隔了很久,像是上一辈子里的记忆,不小心在过生死桥的时候没有喝足孟婆汤而留到了今世。楚鸿再也没有提起那一晚的事,我也没有,好像彼此之前有一种无形的默契在。
那就这样吧。做朋友。
开幕酒会后,艾贝蒂跟着英昊又去了江苏路上的玲珑饭店。据说那是李鸿章侄子当年在上海的官邸,解放后被收归国有,现在开起了一间家庭式旅馆,叫玲珑饭店。因为离报社很远,所以他们每次约在这里开房,都觉得很放心。其实这两个人心里也都明白,报社里很多人已经看出来他们俩之间的关系。有时候艾贝蒂和英昊在MSN上闹不开心了,午饭时英昊招呼大家一起去吃饭,唯独艾贝蒂一脸铁灰装作没听见,自己起身就走了,留下英昊一个人愣在那儿。曾经不止一次,英昊对艾贝蒂说:“好歹我也是个领导啊,你这样影响多不好。”可艾贝蒂只斜他一眼,满脸不屑。
一年前,杭州归来,艾贝蒂和英昊曾有一长段时间里不怎么说话。他们俩都觉得尴尬,艾贝蒂甚至想不起来那晚的细节,也不确定他们是不是有过什么。她照旧做她的美食记者,和大小餐厅、美食以及体重抗争。一日,她参加完某健康食品的发布会后拎了台电子秤回办公室,那是对方送记者的礼物。于是一办公室的男男女女都纷纷来“过磅验货”。艾贝蒂守着自己的秤说:“再这么踩,我要收费啦!”英昊觉得好奇,也跟在大家身后凑热闹。本来他就不比这些刚毕业的记者们大多少岁,再加上原来在北京玩的是摇滚,一直都很随性,没有架子,很多人也爱跟他玩。他上秤,七十五公斤。艾贝蒂低头看看,自言自语地说:“挺标准的啊!”说完抬起头,发现英昊也正好在看自己,就不由得心里一阵慌乱,脸也红了。英昊身后有同事赶急着喊:“来来来,我也称称。”便把他从秤上拉了下来。
英昊隔着人堆看艾贝蒂,觉得心里痒。他自己也承认,最初对于艾贝蒂的冲动是完全出自生理的,可渐渐地这种需要变成了感情。毕竟,男人也不全然是动物。
最后艾贝蒂自己上了秤,一站,就哇哇地叫,说:“惨了惨了,都快过一百二十了。”她噗地从秤上跳下来,一屁股坐到座椅上,开始拨电话,约朋友立即马上下班后去健身!同事们“切”地起哄着从她身边散开,英昊却在座位上笑了。他笑的时候,艾贝蒂恰好去看他。这天,他穿了件格子呢的衬衫,头发新剪过。就在那一瞬间,某种奇妙的情愫开始滋长。艾贝蒂觉得许久都没有过的慌张和心跳,这一刻,又重新回来了。
读大学的时候,艾贝蒂和小俞也算是一见钟情。他们在学生会干事的选拔会上遇见,艾贝蒂恰好坐在小俞身边。他们互相看了看名牌,打了下招呼便算是认识了。很快,这两个人就在众目睽睽之下牵手,成为当时新一届学生会里引人注目的焦点。可也许正是因为读书时曾经那么绚烂过夺目过,所以毕业后,小俞身上的发光点逐渐黯淡,让艾贝蒂开始质疑起自己是否真的有那么爱他。他们就好比是一棵树上的两段枝杈,在底端时靠得很近,甚至融为一体,可生长上去,却离得越来越远。
那一晚,艾贝蒂在家就拒绝了小俞的求欢。她说累了,其实心里很明白,是没兴趣。她瞪着眼睛望天花板,想起隔着人堆英昊的眼神,心里很痒。入睡后,在梦里,她看到了那晚的情形:英昊俯在她身体上啄她,一小口一小口。她有点晕,却也很热烈地回应着。一梦醒来,艾贝蒂觉得很想再和英昊上一次床。
如果一夜情只是纯粹偶然下的生理冲动,那么一夜情后产生的情愫,可能会是一种比单纯生理或者单纯心理还要来得汹涌的爱,更何况这种情愫在艾贝蒂和英昊身上都必须压抑。但越是压抑,他们俩在MSN上的聊天次数越是频繁起来,偶尔彼此之间也会说些调情的话,说过之后又久久不能释怀。
这一年的圣诞派对上,艾贝蒂和英昊都故意喝多了,最后由英昊负责送艾贝蒂回家。他们俩上了车,连想都没想就直接去了玲珑饭店。英昊付房费的时候手都在颤抖,艾贝蒂则靠在大堂的沙发上呆坐。她心噗噗噗直跳,脑袋里什么都还来不及想,只是很想快点进房,结束这一切。
房门一关,他们便以最快的速度直入主题。英昊猛烈冲击她身体的时候,艾贝蒂喊得很大声。她觉得这一刻“谢堇”是谁,已经不再重要。他们甚至连避孕套都忘了戴。
完事后,英昊靠在床沿边抽烟。他伸手去揽艾贝蒂,长舒了一口气。
艾贝蒂用“美妙”来形容他们这第一次偷情。但一回到家,方才的“美妙”就立即变成了沉重的负罪感。她怕见到小俞。
小俞料算到了艾贝蒂会喝多,已经准备了一碗醒酒茶在小火上煨着等她回来,自己则坐在电脑前打游戏。和大学时一样,他最喜欢玩“魔兽”,只是现在空闲时间不比过去了,只能在周末和假期里偶尔操刀试试。玩了好几个小时,已经是凌晨四点。醒酒茶加了无数次的水,艾贝蒂的手机又总是关机,他就有点疑心了。四点半的时候,艾贝蒂回来了,果然有些小醉,说喝多了手机又没电还和同事们去唱了歌。于是小俞没多问下去,端给她醒酒茶喝几口,就睡了。可睡觉的时候,他闻到艾贝蒂头发上的洗发水香气。再仔细地看看,这是明显洗过澡了。第二天,小俞在他们的电脑上登陆了艾贝蒂的MSN,并把聊天记录保存到一个隐藏文件夹里。他知道他们之间一定还有另外一个人。
和英昊去玲珑饭店的次数一多起来,艾贝蒂就觉得他们应该调整一下现在的关系了。她很直接了当地问英昊,接下来准备怎么办。英昊说自己肯定会分手的,因为他和女友在性格上有很大的出入,他也不够喜欢她。和她在一起,感动多于感情。
他又问艾贝蒂:“你呢?”
艾贝蒂说:“我早就想好了要和小俞分开,只等这一期房租结束。”
可是艾贝蒂没想到,还没等到三个月后,小俞就发现了端倪。他在聊天记录里看到了艾贝蒂和英昊说的话,以及约会见面的地址。小俞忍住怒火,给艾贝蒂打了个电话,让她马上回家,他说他有些话要说。
本来艾贝蒂应该是有负罪感的,应该服软,可是小俞暴怒且强悍的态度让她也强硬起来,干脆一古脑地把自己和英昊的事情都说了。说完,小俞愣了片刻,一个巴掌直接甩了过去。当晚他就整理完所有衣物离开了,离开的时候从脖子里扯下一根项链来丢在艾贝蒂脸上,扬长而去。艾贝蒂望着链子。那是他们在一起第一年情人节时她送给小俞的,一块名牌上面写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就这样,她瘫坐在床上,望着空荡荡的衣橱和洗手间,愣住了。她没有想到,分手原来是这样的。
因为小俞离开得过于迅速,艾贝蒂有些猝不及防。她本来想等一段时间的,也可以看看英昊那边有没有动静再说,可谁料想现在一切对她而言,都很被动。其实每个人都有自私的一面,出于本能都会为自己多考虑,替自己留一条退路。
可惜,艾贝蒂的退路被她自己一不留神,截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