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聪聪干了十年新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窝囊过。凡是批评报道，不得擅自采访，更不得擅自发稿，领导说这是为了慎重起见。事情的起因，还是她那篇批评泰华集团野蛮施工毁坏古墓的稿子，当时虽说是从版上撤下了，但事后她多次在编委会上提出，如果广告部门这么做广告，我们编辑部就没法做新闻了。

    梅总监开始脾气还好，她是那种只要把事办了，目的达到，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的人。后来，沈聪聪没完没了，一开会就说这事，一开会就说这事，连带着报社的几个老同事也出来为沈聪聪说话，梅总监就搂不住火了。最后，报社专门为编辑部和广告部开了一次协调会，梅总监带着经营部门的全体主管一上来就说：“你们编辑部要有本事，你们就自己挣稿费、车马费、编辑费、防暑降温费、医疗费。别在这儿教育我们什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好像我们广告部，就庸俗，就低人一等，就不知道什么叫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这是什么时代？资本时代，你们得学会尊重资本意志。你不尊重人家，人家凭什么给你钱？给你广告？”

    沈聪聪说：“照你们这么说，我们还做什么新闻？写一篇报道，还得先打听人家跟咱们报社有没有广告合同，笑话。干脆以后选题会，你们广告部给我们来开得了。”

    梅总监是做记者出身的，也不是不知道选题会是怎么回事，当即说：“沈聪聪，不至于毙你一篇稿子你就说没新闻可做了吧？天下之大事情之多，楼市楼盘涨价了，奥运冠军下海了，母子跳楼自杀了，超女粉丝打架了——选题多了去了，怎么就非得批评政府批评企业才叫选题呢？”

    这事闹到最后，还是社长水平高。他避重就轻，绕开问题核心，即报社是否应该对存在问题的广告客户网开一面。要说社长有水平，水平就在这儿。他倘若正面解决这个问题，势必把自己缠进去。比如，他要是支持广告部，那么肯定被编辑部抓住把柄。沈聪聪这群文人是最不好惹的，不要说告到记协，就是在网上议论议论，说如此社长见钱眼开见利忘义缺乏新闻从业道德之类的他也受不了。而他要是支持编辑部，那基本上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广告客户跑了，收入少了，他这个社长对上对下就都不好交代了。现在都是自负盈亏，一张报纸几毛钱，靠卖报纸能挣几个钱？还是得靠广告。而要靠广告，你就得改改文人脾气，想骂谁就骂谁，能成吗？和气生财和气生财，骂能骂来钱吗？万一人家企业有点背景，或者你哪句话说得有点毛病，人家告了报社，你记者没事，报社可是得担责任。官司输了，报社得赔钱。就算官司最后能打赢，报社不是还得请律师打吗？一年要打那么几场官司，光律师费得多少？但显然这话，是不方便拿到桌面上说的。因为只要说，就会落下口实。报社一大批正直的老记者就会以此攻击社长，质问他作为一个社长，是不是为了点蝇头小利，就可以不讲新闻良心了？

    其实，社长在开协调会之前，就已经想好了解决方案。之所以开会，就是走走过场，等两边都火药味十足的时候，社长出来高屋建瓴一下。社长清楚，他这个方案要是先说出来，肯定两边不讨好，但争执不下的时候说出来，两边就不容易有什么话说了。社长有个外号，叫“两点社长”。这个外号的由来是因为他无论大会小会，只要一开口，就是“我来谈两点意见”。这一次，他照方抓药，还是两点意见。第一点是虚的，核心意思是广告部和编辑部都是报社的重要部门，以后要经常联系，加强合作，要相互尊重，不要相互拆台。第二点是实的，主要针对编辑部，说的是以后编辑部重大选题重大报道，尤其是批评报道负面新闻，一律要经编委会研究通过。这样做，是为了对社会负责任，谨防少数不良记者把报纸版面当成泄私愤的工具；尤其是要防止一些新闻记者打着正义的旗号，勒索敲诈企业，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第二点，说得一点毛病没有，沈聪聪当时没弄明白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后来她才发现，跟自己的关系太大了。只要她报的选题，稍微敏感那么一点，编委会就要研究；而这一研究，一个星期一个月都有可能，研究到最后，即使同意发稿了，也过了新闻时效，成了炒冷饭。

    沈聪聪心灰意冷，她忽然发现自己需要一个能谈点私事的朋友，但是她竟然没有。不是她人缘差，而是她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她自从二十七岁高龄吹掉最后一任男友后，就把自己锁在工作上了。那时候，是新闻记者的黄金时代，也是沈聪聪最能跑的时候，她就这么跑了四五年，然后斗转星移，她这样的记者一下子就过时了吃不开了。以前她写批评报道，批评官员批评政府批评企业家，人家夸她，说她有正义感有良知；现在她再这样，人家就说她心态不健康，说她仇富，说她缺乏建设性，说她怀有不可告人的私人目的。沈聪聪需要一个理解她的人，一个能跟她聊聊的人。她翻电话本，翻来翻去发现竟然没有一个合适的人，基本都是工作关系，基本都是结婚成家的。结婚成家的女人，基本都是围着老公孩子转；结婚成家的男人，她怎么好意思打个电话就为了说说自己的烦恼？当然，也有没结婚成家的，年岁太小的，肯定没法聊这些事，他们还不懂事儿呢。年岁相当的，就都是男的了，女的三十多岁还没结婚的，在沈聪聪认识的人里，不多。而男的，沈聪聪显然不愿意主动跟人家打电话，现在三十多岁单身男人，自我感觉太好。

    赵通达就是这个时候出现在沈聪聪的视野中。一个中年人，稳重得体，有一定的人生阅历，一定的经济基础，一定的社会地位，而且目前又正处于事业停滞期，有的是时间跟她一起聊聊人生聊聊社会聊聊理想以及聊聊处世哲学。本来，沈聪聪倒也没想着要跟赵通达怎么样，不过就是跟他聊聊魏海烽魏海洋；后来聊得多了，就觉得熟了，生活中的小忙也愿意叫对方帮一下。俩人这么来来往往，边上的人就看出了意思；看出了意思，有热心肠的就帮他们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开始，赵通达还有点顾虑，自己妻子去世不久，担心影响不好。后来他发现，社会价值观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人们不但不觉得他有什么不对，相反还觉得他有本事、有魅力。这让他感觉很愉快，脸上也有了光彩，有什么事也愿意带上沈聪聪。

    沈聪聪是一个稍微有那么点拧巴的女人。每次赵通达带她去什么场合，她都是推三拖四，去了之后，又不苟言笑。对这一点，赵通达心中暗自跟宋雅琴比较了一下：宋雅琴不如沈聪聪漂亮，但比沈聪聪人情练达得多，知道什么时候该沉默，什么时候该说话，知道怎样做是帮男人撑场面；沈聪聪则比较自我，合得来的人，她说说笑笑，合不来的人，她一言不发。有一次，赵通达委婉地跟她提出批评，沈聪聪索性说：“以后你这种事别叫我。你的朋友是你的朋友，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懒得应酬他们，再说你们说的事我也没兴趣。”

    沈聪聪自从跟赵通达明确了关系以后，虽然脾气秉性还跟以前差不多，但给她笑脸的人则越来越多。至少，在选题会上，她的选题通过率大大提高，而且报社的好稿奖每个月都有几篇是她的。最初她也没当回事，直到有一次，她一篇纯粹的“面子活”得了好稿奖，她才意识到，这个奖里真的是有她的一半有赵通达的一半。按道理说，这样的事情，换个女人肯定心里暗爽得不得了，但沈聪聪却觉得别扭。那篇“面子活”，说的是交通厅廉政建设的事，主要是拍厅长的马屁。她是拗不过赵通达，勉强发稿，没想到弄个好稿奖，搞得她一连好几天，走在报社的走廊里都抬不起头来，总觉得有人议论她，即使别人对她笑，她也心虚，觉得人家笑容里另有深意。沈聪聪忽然觉得，自己正成为她平生最痛恨的一类人——视理想如垃圾视正义如粪土只要价格合适什么都可以交换的那类人。有一次，她在报社院里碰上魏海洋，魏海洋装没事儿人似的跟她打招呼，说本来要找梅总监，既然见到沈主编，就别从梅总那儿过一道手了。说着，给沈聪聪递过去一个信封。沈聪聪眼睛打量了一下信封，没接。魏海洋笑着，说：“一篇新闻稿，您给处理一下。”

    沈聪聪阴着脸问：“什么新闻？”

    魏海洋阴阳怪气地反问：“什么新闻不能发？”

    沈聪聪说：“比如给企业拍马屁的。”

    魏海洋嘿嘿一笑，说：“那给未婚夫单位拍马屁的呢？”

    沈聪聪当即被噎住，后来见到赵通达，把一通邪火发到赵通达身上。当时赵通达有点吃惊，在他看来，女人给自己男人发两篇稿子，这算什么事？至于吗？

    赵通达本质上不是一个浪漫的男人，对女人也并不细心。沈聪聪发了邪火，自己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但转过头又一看，人家赵通达并没有放心上，沈聪聪不免觉得有点失落。她问赵通达：“你怎么不问问我为什么发火？”

    赵通达笑笑，说：“肯定是单位遇到不痛快的事了。”说完，赵通达话锋一转，就开始说自己单位的事。其实，沈聪聪对交通厅哪个领导说了一句什么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并没有那么大兴趣。每次赵通达说，她都是强打精神听，一边听一边在心里琢磨，魏海烽跟陶爱华在家里是不是也尽聊这些事？沈聪聪跟赵通达闲着没事儿的时候，议论过这事。沈聪聪话说得比较含蓄，大概意思是说，魏海烽怎么找这么一个没文化的老婆？他们有共同语言吗？赵通达听了，有点吃醋，立着眼儿问：“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有共同语言？陶爱华是没多少文化，但魏海烽看就看上她这个没文化。没文化正好给他当枪使。”跟着赵通达就把陶爱华给他泼脏水的事儿又提了一遍。赵通达只要一想起陶爱华站在机关大院门口扯着脖子嚷嚷，一口一个“赵通达赵大处长”，就气不打一处来。沈聪聪听着听着，不禁一阵心烦，她强压下心头的不愉快，心说一个大老爷们，在人前也仪表堂堂，站起来也七尺汉子，怎么在自己女人面前，总跟一个“怨妇”似的，不是埋怨这就是埋怨那。赵通达并没有意识到沈聪聪的不愉快，也没有意识到沈聪聪跟他的亡妻宋雅琴不是一类女人。宋雅琴是那种母性很强的女人，在宋雅琴那里，赵通达高兴，她替他高兴，赵通达受了委屈，她比自己受了委屈还难受。但沈聪聪做不到，她不可能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完全与赵通达联系在一起，更何况她对赵通达反复提到的这些勾心斗角鸡零狗碎的事情本来就缺少耐心。从某种角度上说，她总渴望着一种壮怀激烈的生活，她根本无法想象自己能像陶爱华那样，满足于做一个小官太太。她总觉得这样的生活如果她想过，她早就可以过，她为什么不在二十二岁的时候就去过这样的日子，反倒要等到三十二岁？这种念头，常常在她一个人的时候冒出来，冒出来以后又被她自己打消。她甚至狠狠地嘲笑自己，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你沈聪聪凭什么就非得要求点不同寻常？怎么你的生活就得是激动人心的？怎么你爱上的男人就得是英雄盖世的？怎么你写的文章就得是满世界转载引起巨大轰动的？别做梦了，三十二了，该结婚过日子了。一个女人连给自己找个好老公的本事都没有，遑论其他？

    赵通达跟沈聪聪谈恋爱的事情，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飞遍交通厅的各个角落。对这件事情，最不解的就是魏海烽，他心里这个纳闷——这俩人谁都不挨着谁，怎么可能走到一块？

    魏海烽平常在家跟陶爱华没什么话，陶爱华跟他说什么，他最多也就是哼一声哈一声。陶爱华看上去好像有点没心没肺，但心里也有个眉眼高低呢。她每次跟魏海烽说事，表面上是抓着什么说什么，没什么目的性，但暗地里也注意观察魏海烽的表情。魏海烽喜欢听的事儿，她就多说；魏海烽没兴趣的事，她就少说。据陶爱华观察，魏海烽对赵通达和沈聪聪的事情还是蛮有兴趣的。所以，她只要得着机会，就在魏海烽面前说这事。

    这天，她在院子里碰上沈聪聪，赶紧跳下自行车跟沈聪聪打招呼，打过招呼，又推着车跟沈聪聪边走边聊。沈聪聪有点不习惯，再说她也知道陶爱华跟他们家赵通达的过节。赵通达不愿意她跟陶爱华走得太近，曾经好几次提醒沈聪聪，离这种人远一点。

    沈聪聪浑身不自在，又找不着借口。她摆明是去赵通达家，陶爱华等于跟她是同路，人家推着自行车陪着她聊天，她怎么也不好意思说，您走您的，我走我的，以后没事儿您少跟我说话。

    陶爱华也不介意沈聪聪的冷淡，滔滔不绝地跟她说起了赵通达。

    “……通达这人我了解。跟你比，除了岁数大点，二婚，有孩子，其他方面没什么毛病。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岁数大，会心疼人。咱女人过日子，图什么？不就图个知冷知热。”见沈聪聪听得有点上心，陶爱华越发说得起劲，“二婚现在也不算什么。就是有孩子，算是个……什么呢？不足吧。后妈不好当，轻了重了都不是。自己的孩子，骂两句打两下，没什么。别人的孩子，能成吗？可是话说回来，孩子哪有不淘的？真淘起来，烦死你。亲妈就可以随便打骂，打过骂过就过去了，孩子照跟你亲，他知道你是为他好。别人的孩子就不行了，别说打骂，重点的话你都不能跟他说。所以说，后妈不好当。……不过好在赵伟也大了，过两年就该上大学出去了，所以呢，这其实也不算什么。不过沈记者，你得对赵伟好，要我说这世界上，没有比没妈的孩子更可怜的了。……”陶爱华边说边观察沈聪聪，沈聪聪刚一露出专心的表情，她马上自告奋勇跟沈聪聪出了好多主意，又问沈聪聪见过赵伟没有。沈聪聪大大方方地说，还没有，今天晚上第一次见。

    陶爱华“哎哟”一声，“哎哟”得又诚恳又夸张，对沈聪聪说：“这第一印象最重要。你给赵伟带什么礼物没有？”接着，死说活拽非把一盘本来给陶陶买的《头文字D》塞给沈聪聪，说这么大的孩子都喜欢这个。这事后来让赵通达知道，赵通达皱着眉头把沈聪聪说了一通。大概意思是，那个陶爱华有心眼儿着呢，没准儿是替魏海烽搞“夫人外交”——两家男人有工作矛盾，面和心不和，两家女人先建交。古人说，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和治国其实道理是差不多的。沈聪聪嫌赵通达想复杂了，她说陶爱华就是那么一个人，本质上还是朴实善良的。赵通达听了大觉逆耳，说了句“幼稚”，俩人你一言我一语呛了起来。开始也没当回事，但沈聪聪伶牙俐齿再加上又习惯采取占据“道德制高点”的战略，比如动不动就说：“通达，没想到你心理还挺阴暗。你就不能简单一点吗？怎么什么事到你那儿就都变得那么复杂？”赵通达最受不了人家攻击他的“道德情操”，他恨恨地对沈聪聪说：“你认识陶爱华多长时间，我认识她多长时间。不是我复杂，是她确实就是一个长舌妇。我给你打个包票，不管你跟她说了什么，她今天晚上就能学给魏海烽，而且还得加上她那庸俗无聊的评论。”沈聪聪居高临下地反问：“你怕她评论你什么？”赵通达不习惯沈聪聪的咄咄逼人，气得说：“我不怕她评论什么，我是不喜欢她议论咱们的事。”

    赵通达猜得一点都没错。陶爱华一进家门，换鞋的工夫，就把遇上沈聪聪，沈聪聪要见赵伟，以及《头文字D》一口气说了一遍，最后还颇带感情色彩地加上一句评论：“……唉，赵伟他妈妈走了才多长时间，这才叫尸骨未寒哪！……”

    魏海烽赶紧把门关严，毕竟住的是交通厅宿舍，让人听见不好。儿子魏陶十六七岁半大小子，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年纪，接过陶爱华的话：“说什么哪，妈！俗话说，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旧衣服没了就得换新的。要不怎么办，让人赵伟他爸光着？”

    魏陶吃过饭写作业去了，陶爱华见魏海烽坐在沙发上看报纸，就凑过去挨着魏海烽坐下，有一搭没一搭地跟魏海烽扯闲话：“你说这沈聪聪和赵通达是谁先主动的？”

    魏海烽闷头看报，不吭声。陶爱华说话的欲望不仅没减，反而愈发蓬勃：“肯定是沈聪聪。她三十二啦，人又要强，这赵通达是丧妻，要是没丧妻，她连赵通达这样的，都不见得轮得上。我们医院，有一个女博士，刚分来的时候，眼睛长在脑袋顶上，谁也看不上，如今三十了，急得呀……我本来想把她介绍给海洋，海洋一听，连面儿都不见，说三十了，还没嫁出去，肯定有毛病。后来又托人给介绍了一个四十的，人家一听她这岁数，说太大了，不干。本来我还惦记等过了些日子，跟赵通达提提，得，也甭提了，这沈聪聪下手也忒快了点。”

    魏海烽猛地把报纸合上，感觉一口气堵在心窝口，上不去下不来的。沈聪聪现在见天往交通厅跑，交通厅一个屁大点事儿，厅长都亲自点将。今天在会上，魏海烽主持会议，传达领导干部要把好“家门关”的纪委文件，正说到领导干部要警惕家属利用干部手中的权力和影响从事非法牟利活动的时候，赵通达“嘿嘿”冷笑了两声。魏海烽黑了脸，知道赵通达这两声“嘿嘿”是冲着他弟弟魏海洋办公司来的。魏海烽咳嗽一声，压住火，继续传达，结果又被厅长没头没脑地打断。厅长笑眯眯地说：“通达，什么时候结婚啊？……海烽，我打断你一下，我怕回头忘了。”接着把话头丢给赵通达：“平兴高速说话就要上马，省里的意思是要我们一手抓廉政，一手抓建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赶紧把婚结了，争取早日把沈记者发展成我们交通厅的家属，多给我们报道报道。”一席话说得又亲切又随和，满屋人都笑起来。在魏海烽看来，厅长这话根本就没什么可乐的，但是一件不算太可乐的事儿，大家都乐，这说明什么？

    魏海洋的公关咨询公司，确实跟丁志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事儿，魏海烽要说自己一点不知道，那是说不过去的，他猜也能猜点眉目出来。可是，就因为自己当了官，就不让做弟弟的下海发财，似乎不但说不过去，而且也说不出口。海洋这么多年，什么什么都不顺，如今这年月，男人要做事，如果一点点背景都没有，不是说做不成，但确实很难。否则，为什么海洋早不下海晚不下海，非得赶在他“副厅”上任之前那么两三天下海呢？

    魏海烽不是没跟魏海洋谈过，魏海洋根本听不进去，来不来就说：“哥，你放心吧，我害谁能害你吗？一切都在合理合法的程序之中。所有因素包括你们那个关于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的从业规定，我都研究分析过了。你们那规定规定不到我的头上，我一不是你的配偶二不是你的子女，咱俩不是直系是旁系！”

    话说到这份儿上，魏海烽就只好跟魏海洋直截了当把话说破：“你别把别人都当傻子，你跟丁志学走得那么近，别人都看不见吗？丁志学是想通过你拿下平兴高速，你拿人钱财就得替人消灾。人家跟你签广告代理合同，那不是白签的。”

    魏海洋还是不当回事，说：“哥，咱得吸取赵通达的教训——赵通达为什么没升上去？他太爱惜他那身政治羽毛了。鸟太爱惜羽毛就飞不高，人太爱惜羽毛就成不了大事。权力给你是让你用的，你紧紧拿在手里不用，和一个女人长得如花似玉老死深闺有什么两样？冰清玉洁是冰清玉洁了，但资源也浪费了……”

    魏海洋自以为把哥哥魏海烽的心思摸得透透的，他知道魏海烽心里在担心什么。他索性跟魏海烽把话说得再明白一点：“我们是公关公司，不假。我们之所以挣钱，一大部分就是替企业游说政府，要不人家干什么给我们钱啊？但公关与贿赂绝对是两回事。贿赂是什么？是企业通过给予政府官员物质利益，换取官员的某种庇护，属违法行为。公关是通过专业人士与政府官员保持良好关系，促使政府为保护企业的利益做出某种决策。中国到现在没有建立起这种良好机制，除了认识误区，企业与政府之间缺乏规范的信息交换渠道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在美国，公关行业就非常正规，主要业务就是帮助美国各大企业游说国会议员，使他们能提议或通过有益于本企业或本行业的议案。而不少大企业聘请的游说者，正是国会议员的妻子、儿女或者近亲……”

    “别动辄美国美国的！美国是美国，中国是中国！你知道什么美国什么中国，就直接说你要干什么不就完了。”魏海烽不耐烦地打断魏海洋。魏海洋有点心虚，但他今天来，就是为说动魏海烽去参加泰华集团的一个企业年会。他硬着头皮把这个意思说了，果然不出所料，魏海烽一口拒绝。魏海洋有点着急，说：“连林省长在内，一共要来11个政府官员呢，你怕什么？”

    魏海烽再也搂不住火了，差点要说：“我要是林省长，我也去。作为省长，支持一下省里的优秀企业，名正言顺。可我是一个副厅长，交通厅多少个副厅？怎么别的不请，单请你魏海烽？再说厅长还在位呢，让别人怎么想？”但话说出口，变成了：“平兴高速是我具体抓不是林省长，所以林省长可以去我不能去。步马上要进行招标，泰华集团肯定要参加投标，这种时候我不想跟任何投标单位走得太近！”

    “哥，我认为你的思维方法有问题：作为政府官员，不能为了把自己撇干净，就不跟企业接触。那样你们是廉洁了，可是社会还有活力可言吗？现在连国家都召开财富论坛联系有影响的企业家呢！你想想，作为政府官员，如果一个企业家都不认识，或者说没有一个可靠的企业家朋友，他能做出什么好的决策？”魏海洋不甘心，他倒不是为了跟魏海烽争一个口舌上的输赢，而是他今天就是为这事儿来的。丁志学已经让丁小飞明确告诉他，之所以让他魏海洋做泰华的独家代理，百分之百的原因是因为他有这个哥魏海烽，这是一种独特的政府资源。人家泰华现在要办一个企业年会，你连你哥都请不动，以后你魏海洋还在泰华怎么混呢？魏海烽显然也明白弟弟的意思，但在他眼里，魏海洋看上去机灵老道，实际上，就是一个愣头青，属于那种别人把他卖了，他还给人家数钱的那种。魏海烽对魏海洋说：“海洋，我理解你，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但是，你们也得理解我，希望你们能支持一下我的工作，好不好？”魏海洋了解魏海烽的脾气，魏海烽这么说，就是不去了。魏海洋回去琢磨了一个晚上，琢磨出道道儿了：魏海烽之所以不去，是怕影响不好——噢，你弟弟的公关公司承包了一个企业的庆祝活动，你做哥哥的以政府官员的身份去捧场，传出去确实难听。魏海洋想明白这一层，就踏实了，他得给哥哥魏海烽找一个台阶。

    魏海洋开着丁小飞的宝马，去了光达管理学院。他自己那辆捷达，以前在学院当老师的时候，不觉得什么，上哪儿都一脚油门，现在做了生意，就越发觉得开着难为情。他现在开的这辆宝马是小飞淘汰下的，说让他先开着。魏海洋也就没跟丁小飞客气，反正也是为泰华办事；再说，那辆宝马也是丁小飞开剩的，又不是新的。

    魏海洋把车一直开到院长办公楼下，停好，下车，“刷”的一落锁，感觉好得一塌糊涂。什么叫生活？这才叫。

    院长姓王，是一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属于那种典型的身在象牙塔心系名利场的精英派知识分子。所谓精英派知识分子，就是认定自己生来就有特权，就可以主宰芸芸众生的命运。或者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只有精英才配有话语权，才配享受民主；而其他的人，尤其是老百姓，最大的美德就是逆来顺受以及崇拜精英。比如说，精英可以在老百姓买不起房的时候说，房子本来就不是给穷人盖的；再比如说，精英可以在穷人治不起病的时候说，医学是为富人服务的，穷人是为医学服务的。一边说一边还觉得自己很幽默。在见到“精英院长”之前，魏海洋该铺垫的已经都铺垫过了，这次来就是直接敲定细节。“精英院长”在魏海洋面前，需要摆点精英的架子，但这点架子显然不能摆给魏海洋看，魏海洋已经不是他下属了。所以“精英院长”请秘书打电话把李处叫来，李处就是魏海洋以前的系主任。李处显然处于待命状态，院长一招呼，一溜小跑就过来了。

    李处自然是清楚“精英院长”叫他来的意思，他一本正经地当着魏海洋的面说：“邀请咱们学院做泰华二十周年庆的同贺单位，我认为这是好事。现在社会上批评我们，说我们这样的商学院，任课老师自己根本没办过企业没经过商，甚至没有在大公司大机关的任职经验，给人家讲工商管理，讲什么？尽是纸上谈兵！同泰华合办活动，既提高了我院的社会美誉度，又加强了学院同一线经济人物的联系，一举两得！”

    “精英院长”边听边频频点头，最后以一种“精英”的口气吩咐李处：“魏总的意思是，我们学院作为同贺单位，负责出面邀请政府官员，这里是名单，你看有没有难度？”

    李处心里骂了一句，但手却必恭必敬地伸了出去，接过名单，边看边说：“省里头没在我们这里上过课的官员不多；而且咱们学院请，官员也愿意来，尊师重教嘛。”

    谈过事儿，魏海洋请客，一行人直接去“顺风”。李处搭魏海洋的车，一路上感慨万端：“换车啦？你走就对了……还真的是应了那句老话了，舍得舍得舍了才能够得。我这些年来，一直想走，一直没走，一直没走，一直想走，一混就混到了四十大几，如今是，想走也走不动了，也没地走了。……你房子也买了吧？……魏老师，你知道现在学院里有多少人羡慕你！……”

    魏海洋本来对李处是充满厌恶的，想当年在他手下受的那些窝囊气，但现在他开着车，回想刚才李处在“精英院长”面前唯唯诺诺的样儿，不禁一声轻叹——李处也是两鬓斑白的人了，还要如此辛苦地巴结如日中天的新贵。顿时，以前对李处的所有怨恨烟消云散，甚至还生出些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