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没有？”阿书大声叫喊，“一共十块钱，全解决了！”她一旦在公共场合讲中文，嗓门就很放肆。她指指另一堆人说：“那筐里全是皮包，咱们再给你配个皮包，再来点儿首饰，就齐了！保证花不了你五十块钱！”

    试衣间是个大屋，里面无遮无拦地设了一百多面长方形挂镜，镜子之间是一根支出墙壁的挂衣杆。门口站着一支奇长的队伍，两个目光狐疑的女人朝这支队伍不断喊话：“不准超过八件！各人看好自己的号码，出门号码跟衣服的件数要相符！看好你们的钱包、首饰，若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只能是各位自己负责！……”

    我们把东西递给两个女人中的一个。她阴沉地点数，不断抬起昏昏然的眼皮，去望那支不见缩短的队伍。她的目光绝望而疲惫，和边界上的移民局官员相仿：你们受得住，就受吧。她俩每天都在这样的恶劣情绪中，她们的坏脾气、坏情绪、坏命运全是这帮不屈不挠跑到美国境内的五花八门人种弄的。这些五颜六色的皮肤、头发、眼睛怎么这样源源不尽，怎么这样难以抵挡，不可挫败？你对他们拉长脸，明摆着一副找茬儿的架势，他们仍是这样源源不尽。流传几百年的移民信仰——“哪里有面包，哪里就是祖国”使他们拒绝受侮，使他们死乞白赖地顽强。

    我看着各种肤色的身体被一百多面镜子成几何倍数地繁衍。每面镜子前都有三四个人、甚至五六个人，人们语言不通，在沉默的体谅中，迅速建立了秩序。每个人都效率极高，动作经济，毫不迟疑地脱衣，毫不羞怯地展现尺寸各异、色彩不等的乳房和臀，一些人更不要命了，把乳头和阴毛也抛露给这巨大的陌生集体。二十多年前，我们失去了自家的浴室，母亲带我走进公共大澡堂，我就感受过类似的目瞪口呆：一望无际的皮肉多么触目惊心，多么壮观！

    阿书自己也挑了一堆衣服试穿。她手脚忙碌，却方寸不乱。不时抽空往我身上看一眼：“唉，错了，皮带钩钩反了！这副耳环是这么个戴法，你看！……”

    红色的高跟皮鞋之所以只值五块钱，是两只鞋顺拐。阿书和我只得又回大筐边去开荒。二十分钟后找到一双银色皮鞋。我说这可不成，它们比我的脚足足大两号。阿书说：“五块钱你还想美观舒适呢？五块钱能买到‘不难看不受罪’，就凑合算了！”我说：“可这就是受罪啊！”她都没工夫教育我，下巴在空中划个弧度，说：“擦双皮鞋还要三块钱呢！大就大点儿，往鞋尖里塞两团面巾纸不就行了？想想你省下多少钱？省的钱不等于白捡？！”

    我们完成采购已是下午四点，夜色从城市的四周涌起。楼房的阴影渐渐浓重。街上的人群也稠密起来，昏暗地匆匆挪动。我和阿书在地铁站内告别。我刚想上车，她却突然跑回来，说：“不行不行，那些标签儿……”

    我问：“什么标签儿？”

    她顾不上跟我讲清楚，只是动手将新买的衣服、鞋子、首饰上的标价牌一块块摘下来。摘得又快又仔细，一点儿损毁也没有。然后她把标签儿交到我手里，让我千万别丢了它们。

    我说：“好的。”

    她说：“等芭蕾舞看完了，你把它们再挂回去。”

    我说：“挂什么回去？”

    “喏，你看——”阿书示范道，“我特意只撕个小口子，这样，你一挂就挂回去了！”她见我有待进一步开窍，便说：“明天你乘车回来，把所有东西都退掉。明白了吧？”

    “明白了。”

    “明白个屁——你看，你明天把所有东西一退，你等于一分钱不花，就穿了这身衣服，懂了吧？”

    “懂了。”

    “懂个鬼！我告诉你，美国女人的礼服只穿一回；第二回你穿跟上回一样的礼服，人家就觉得你这人寒碜。所以这五十块钱，够你一辈子买了退退了买，至少折腾十件礼服，知不知道？”

    “知道了，知道了。”

    我想马上摆脱阿书，所以赶紧跳上车。阿书说她对我脑子里正想什么一清二楚。她说：“你在想，这个阿书可真能祸害人家的生意……”

    “你可不祸害人家的生意。”

    “我还不是为你好？再说，即便你买了退退了买，那五十块钱也是帮他们周转。你替他们难受什么？”

    我表示我一点儿也不替这些靠吸移民的血发达的阔佬们难受。阿书这才把我往车门里一推，像是一个长辈终于看见她智力差劲的孩子出现一项突破性成长，累坏了的那一种宽慰。

    剧场的灯暗下来，我旁边的座位仍空着。一张票的票价是一百一十元。十分钟过去，我不禁想到，五块钱没了；到了半小时过去，我几乎没心思看舞台上了，而是不时向黑洞洞的人口处回头。幕间休息时，我看着璀璨的女人们端着琼浆般各色酒液，在一楼大厅游动、飘行，挥起雪白胳膊招呼着彼此，钻石戒指与手链送着晶亮飞吻。全华盛顿百分之十的钻石、红、蓝宝石都聚集在这里，香水气带着杀伤力，压迫人们的呼吸。我看见镜中一个年轻女人，身上是深夜的幽蓝和几星银光，心想，不错啊，一点儿破绽也没有，谁能看出她这身装扮的标价是五十元？那两颗假钻石和假蓝宝石拼镶的耳坠，比任何真货都华丽。

    女人们都很美丽：雪白的脖子、胸脯、肩膀；红色、粉色、桃红的指甲舞蹈出种种雅致优美的手势、姿态。全华盛顿美丽的胸、肩、臂有百分之五聚集在这里。一年不多的几回裸露——以上千元的衣裙、上万元的珠宝装饰烘托的昂贵裸露。

    这些裸露与那间巨大试衣间里的裸露，平行地列在我的意识中：什么样的天大差别？那些杂七杂八的肤色，无形无状的肉体……镜子中年轻的女人露出削薄的胸，黄色皮肤托起一颗足以乱真的珠宝；除了这价值五十元的装扮能马马虎虎使她混在这个人群里，而那伪珠宝之下的肤色和形骸，是绝对蒙混不过去的；那早年的营养不良、曾经的限量粮食、肉与糖，以及如梦的巧克力冰淇淋，所有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所错过的，都被黄色皮肤和细弱形骸记载得一清二楚。

    铃声响起，人们还不舍得停止自己的美丽竞赛。直到场内轰然奏乐，大厅才渐渐冷清。

    我心里替安德烈作痛：一百一十元的半拉已经没了。他跟我约好，开演前一小时在剧场附近的自助餐馆见面。他把黑西服带去了办公室。因此他会直接从办公室到餐馆。整个下半场演出，我在不断为安德烈的失约寻找道理。大幕合上后，我慢慢随着人群退场，却发现一个高个子站在最后一排冲我微笑。

    我说：“你没错过谢幕吧？”

    他说：“嗨，你很漂亮。”

    我说：“可不，好几个人跟我搭讪，非给我留电话。”

    他说：“换了我碰上这么个孤单单的漂亮妞，就马上告诉她，唉，我单身！”

    我说：“我以为你给充军到海湾战争前线去了。”

    他说：“头儿找我谈话。”

    他姿态轻松，笑容潇洒，说我的装束如何有种低调的高贵，令他骄傲。我却感到事情有些疑点。他也明白我极想接近这疑点。他的瞎吹捧证明我的怀疑有根据。

    回家的路上，我们都很沉默。他开车的样子比平常专注得多。

    过了十分钟，他说：“不用害怕。”

    我说：“害怕什么？”

    “没什么，所以你不用怕。”

    他一只手伸过来，抚摸我的头发。然后，他将我搂过去，让我的脑袋靠在他的右肩上。他仅用左手握方向盘，右手轻轻撸着我的肩。他认为我这样的人没有童年。因为童年该有生日蛋糕、圣诞礼物，复活节印有彩色图案的鸡蛋，无数的动画片，以及迪斯尼乐园。他这样认为时，眼中的忧伤非常动人，并使他有种圣者般的淡远广漠的神情。他在这个时候觉得，被动乱和贫困剥夺了做孩子权力的中国孩子们此刻全浓缩在我身上，全人类欠着我们的情分因而浓缩成他对我的爱。他对我的爱远超过了男性对女性的。全人类对我们童年的照料不周或完全失职，都该由他来清算。

    他说：“我不去布伊诺斯艾利斯也没什么。”

    我等待那疑点彻底化开。

    “头儿告诉我，我的派遣被推迟了。他们说，暂时冻结我的一切对外派遣，不是很好吗？我用不着远离你。我发现深蓝色非常配你。”

    我知道他对布伊诺斯艾利斯的向往。我伸出右手，抚摸他的脸颊。我冰凉的抚摸让他明白我已知道他的代价，为了我而付出的代价。他的右手在我的肩上拍几下，掌心的温暖透过大衣，渗入我的肌肤。他希望我在他这儿找到一如既往的沉稳、无所谓。

    “怎么样？休了个很好的假期？”便衣福茨声音悦耳。

    “很好。”我就知道你会打电话来。你够准时的——晚上十点。

    我知道理查什么都清楚。他也知道我知道他如何清楚。他和我都不徒劳地假装彼此周旋很有必要。因此我们干脆不玩“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游戏。

    “戴维斯先生怎么样？”

    “很好。”

    “那就好极了。”

    我等着他完成他的礼貌。

    “我也带着我的女儿出去小小度了个假。我告诉过你吗？我和我的女朋友领养了一个韩国小女孩？”

    “噢。”这事不是流行很多年了？

    “是个非常可爱的小姑娘。典型的亚洲娃娃，你该看见她那一头头发，又黑又密！”

    “噢。”

    “她是个非常不幸，非常可爱的小女孩。她已经和我们一同生活了半年。我敢打赌她将来会很有个性，智力的发育也会……”

    “太好了。”

    “可我还没结束我那句话。”

    “很抱歉。”

    “没关系!她现在一岁了。你知道她最爱说的词是什么？”

    “是什么？”

    我翻了一页书。这本书要在明天上课前读完。

    “她最爱说的词是‘不’。”

    “噢。”

    “我们觉得太有趣了，一个一岁的孩子往往最爱说‘我要’——我要这个、我要那个。这个孩子恰恰是不要这个，不要那个。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

    “一个从贫穷中来的弃儿，却会说‘不’。对了，你怎么不问她叫什么名字？”

    “噢。她叫什么名字？”这一页里居然有三个生词。

    “她叫Sunly，阳光灿烂的意思。她不是个一般的孩子。离开孤儿院大部分孩子会哭的，她就是不哭，很可能她心里对孤儿院有看法。她好像对许多问题都有看法。今天早上我给她吃混合奶，我自己去读报。等我读完报，发现她根本没动奶瓶！因为她对我读报纸不理她这事有看法。你看！”

    我不知他说的“你看”是什么意思，要我看什么。看他的国际襟怀？看他如何正常地、有人情味地做人？跟美国大部分中产阶级一样，有着接济全人类的志向？

    “好像美国挺时兴领养韩国小女孩的。”在字典上查到的词意颇模糊，令人难以满意。

    “……”理查说，他的话擦着我的耳朵过去，成了白色噪音。

    “没错。”还是该把生词写在小纸片上，贴到墙上去。

    “……真的非常特别。”

    “是吗？”

    “……我的女朋友出生在美国。你有韩国朋友吗？”

    “真的？！”这屋的墙已不再秃，贴满各色纸片。动词：黄色的；形容词：浅蓝的；副词：淡灰的；名词：绿色的。“对不起，你说到哪儿了？”

    “……像她这样的弃婴都会讨好他们的养父养母，他们没办法，这是弃儿的本能。他们潜意识里的求生本能。所以弃儿总是很会察颜观色，讨你欢心。这是他们建立自我防卫的惟一方式。也是他们表现感激……”

    “没错！”

    “什么没错。”

    “无论你说什么，都没错。”

    “可你打断了我。”

    “我打断了吗？”

    “你是不是不爱听我讲‘阳光灿烂’的事？”

    “很抱歉打断了你。”

    “没事。大概做父母都有这个毛病，吹嘘他们的孩子。不过我并没有吹嘘‘阳光灿烂’。她的确没有那些弃儿的毛病。好像她不怕得罪我们，甚至不感激我们救了她。”

    “你希望她感激吗？”

    “这不是我希望不希望的问题。是她非常、非常独特。你说呢？”

    “当然。”从五十年代中期，著名作家赛珍珠开始了这场拯救弃婴的神圣事业。她受不了美国士兵们打扫战场之后在无数韩国姑娘腹内留下种子，然后拍拍屁股回了美国。赛珍珠到处演讲，口干舌燥地动员人们掏腰包，给予千万个“蝴蝶夫人”一些关照。女作家已两鬓斑白，她将美国士兵们造的孽一一补偿，将他们留下的残局慢慢收拾，一直收拾到理查·福茨的小女儿——“阳光灿烂”。白发苍苍的文学女泰斗伸出强壮的双臂，展开老祖母的拥抱，呼唤着：救救孩子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的孩子！救救美国的孩子，救救美国良心……

    “‘阳光灿烂’不喜欢花，但很喜欢树叶、树枝；她也不爱玩具，但特别爱我的钥匙！你说她是不是很逗？”

    “很逗。”

    “我觉得非常幸运，能有这样的孩子，不过‘阳光灿烂’也很幸运，我们真心爱她。我已经开始为她储蓄她的教育经费了。你知道吗？供一个孩子上大学得二十多万！”

    “我知道。”我怎么会知道？我们又没在打扫战场的同时在无数女性体内继续兵力驻扎。

    “我相信‘阳光灿烂’将来一定会让我骄傲，一定会……”

    “我也相信。”

    “真的？”

    “真的。”

    “谢谢你！”

    “哪里的话。”

    便衣福茨变得很动情。他辛辛苦苦寻觅我的行踪，问候我的归来，准时给我打电话，就是要向我抒发他这番激情。我甚至被他的激情感动了，因为我听出他动真格的了。虽然这激情和我无关，但我不忍提醒他。他这样一个整天忙着逮人、忙着审讯的便衣也难得激情激情。我甚至在他的话音中听出了诗意。他说韩国女婴的到来让他想到那个著名的圣经故事，他说世上多少美好善良浪漫的故事就始于这样一个躺在竹篮里的婴儿，顺水漂流，漂到幸运之岸。漂到美国之岸的女婴‘阳光灿烂’当然是幸中之幸者。我心想，真难为他了，整天操持的都是血淋淋的事务，倒还未泯一腔诗意。

    我的现实如此地缺乏诗意。或说诗意对于我的现状毫不切题。我需要多挣一些钱，需要睡足觉，争取不拖欠房租，争取上课不打瞌睡。这时我听理查说：“还有你。”

    我说：“啊？”

    他说：“你也是个顺水漂来的孩子。漂过太平洋，漂到我们的海岸。”

    他这样诗意真要我命。三十来岁的便衣福茨原来也可以满口文艺腔。

    “对不起，我明天有课，今晚必须读完这本书。一千多页。”

    “什么书？”

    “索尔仁尼琴你知道吗？”

    “当然！”

    他不大高兴我这么提问，似乎挺摔兑他。

    “我正在读他的传记。”

    “他也是漂来漂去，终于漂到我们的岸。”

    “你是说索尔仁尼琴？”

    “你不同意我的比喻？”

    “同意，同意。”你那比喻是，偌大个索尔仁尼琴被盛在竹篮里，随波漂流。这个喻象可不怎么样，比较恐怖。而且巨大的婴儿一从竹篮里站起就骂美国的大街。

    “对了，下次我想听听你谈谈你的父亲。”

    “好的。”不过我真想跟人讲的，或写的，是我的母亲。她从家里出逃，去拼打男人们的天下时，还不足十六岁。你怎么一字不问我这了不起的母亲？……

    躺在床上，我一遍遍回忆我上次讲了哪些有关我父亲的话。不能说错一句，错了一句就会被认为是谎言。我看着外面的路灯的灯光从百叶窗缝投射进来，把完整的黑暗拉成一丝一丝。牧师夫妇开始做爱了，他们逐渐调整了方式，为了我好，他们现在闷声不响地作乐，在黑暗中不分你我，仅是地板的微微颤悠传到墙这边来了。黑暗似乎应去了一墙之隔，他们把我容纳到他们健康、年轻的夜晚活动中去了。

    我快要在别人的节奏中睡去时，主卧室的门打开，先是牧师进了浴室，然后，是他年轻的妻子。水声飞溅，如同年轻的笑声。不知我母亲最初热恋我父亲的时候，是否对做爱有过如此的兴趣……

    我母亲从芦苇遮蔽的小路一步登上两丈宽的大路，回过头。伏摇的芦苇已愈合如初，不再有退路可走。除了我之外，母亲村里的人没有一个能找到应家三小姐的下落。十六岁的母亲从来零嘴不断，出村子前还在杂货店买了一包梅子。出了村，又叫住一个卖熟老菱的，用她的绣花手绢兜了一斤老菱。我知道，只要顺着小路上的菱角壳、梅子核寻下去，便能找回秘密出逃的母亲。

    母亲从来没走过这么长的路。要不是她准备了充足的零嘴一路给她打岔，光是走这段路的无趣，也会烦得她受不了，到不了路的三分之一，她便会对自己说：算了算了。她这时找了块土包，把原本包菱角的绣花手绢铺上去，这才提一提旗袍，坐了下去。她穿着棉纱长筒袜，没有城里少奶奶的丝袜那样薄，也是精纱细纺的。走了十多里地，母亲感觉袜子从膝盖褪到小腿，又从小腿褪到脚踝，绝大部分的路途，她是把两条长筒袜踩在脚心走过来的。若没有零嘴分她的神，母亲不可能受得住缩成两团，硌得要命的长筒袜。

    母亲把长袜子从脚板下面一路拉上来，拉得平整光润，她心里一阵难以言喻的好受。她眼睛向路西头望着，手把鞋子提起，仔细倒尽里面的沙土、草根。然后她从随身挎来的蓝色印花包袱里，拿出一块光洋。余下的她还有九块光洋，它们都去了之后她靠什么吃饭，她是不去想的。我母亲主意很大，九块光洋之后的日子她肯定过得下去，并过得不差。

    路的西头来了辆汽车。车顶上绑着四五个皮箱，十多个铺盖卷。车子蓬头垢面，四个轮子上肥厚一层泥土因而使它们看上去肿胀、笨拙。我母亲朝它挥一下胳膊，汽车在她面前停下。她回身弯腰，去拾那条垫在土包上的绣花手绢。我知道母亲无论在多么十万火急的情况下，都不会脑子一热丢失一条手绢或一个发卡。她问五十多岁的司机：“老师傅您可是去南京啊？”老师傅说：“是啊，你打票没有？”母亲松开五个手指，下巴一偏，掌心上是一块光洋：“老师傅，这个够不够我打票啊？”司机说：“这么大的钱我到哪里去给你找钱？你没有零钱吗？”母亲摇头笑笑。车上的人个个都在睡觉，这时有两个人醒了，看见有人在钱上作了难，便立刻眼一闭，心想，等他俩扯皮扯完了我再醒吧。

    老师傅说：“那就对不住了，小妹妹，你走到县城去搭车吧！”

    我母亲说：“有多远啊？”

    老师傅说：“三十来里地。”

    他这样讲的时候脸上那点儿不忍马上被母亲抓住。她说：“老师傅，你看太阳都偏西了，你舍得我一个人走三十来里地呀？”

    老师傅看着这个俊秀的女孩，他是舍不得的。他说：“回头到了南京，你补张票吧。”

    我母亲说：“谢谢老师傅！到了南京，我买鼓楼的臭豆腐请你吃！”

    老师傅笑得呵呵的。车就开上路了。他朝一个空座也没有的车厢喊：“大家挤挤睡啦，给这位小妹妹腾点地方坐！”他喊了三遍，谁也不肯醒。他便拿了个铅桶，底朝天搁在凸起的引擎旁，又把自己一个烂棉袄铺到铅桶底上。我母亲坐了下来，把那块光洋仔细塞回包袱。她知道搭这趟车她一文钱不必花了，老司机方才叫她补票的话，是讲给全车人听的，是向他们表白，对这个乖巧漂亮的小姑娘，他毫无偏心眼儿的。

    我母亲并不多话，只是有问必答。

    老司机问：“是在南京读女子中学啊？”

    我母亲说：“是的。”

    我晓得母亲受的全部教育就是四年私塾。她在最初闯荡世界的时候，不讲实话，我完全赞同。我母亲真是个聪明过人的少女，她表现出的大方，沉着，让人相信她慢说熟知南京，就连上海十里洋场都不在她话下。我认为她身上惟一的可疑之处就是那个乡气十足的印花包袱。然而老司机只觉得那小包袱有点塌这女孩的台。

    老司机说：“你是来走亲戚？”

    “是的。”

    老司机从头一眼看见这女孩，心里就在骂她的父母：这样一个女孩，怎么就舍得放她到乡间村野来。碰不上土匪碰上人拐子，那不可惜了她的知书达理、上好家教？她穿一件浅蓝布旗袍，黑布鞋，两根辫子绾成两个圈，城里女学生要是不剪短发，一般都梳这种辫子。

    老司机说：“家住哪里呀？”

    我母亲说：“鼓楼。”

    她就知道一个鼓楼，一个夫子庙。夫子庙给日本人烧了，她是晓得的。所以对于她，南京也就只剩了鼓楼。

    老司机说：“家里老人都好吧？”

    “都好。”

    我母亲心想，就因为老人们个个都好，都太硬朗，我才不要这个家了。四代人三十来口，挤在一个姓氏下，困于一座大屋中。一顿饭要从上午八点做到中午十二点，每个人才有希望吃饱。一个老虎灶的烟囱要不断冒烟，每个人才洗得上澡。我母亲的一个姐姐嫁出去了，一个嫂嫂娶进来了。两个不比她年长多少的女子就变得隔了代一样老，接着就挺起了大肚皮，接着就当着一大家子敞开怀拽出长形的奶子，塞到小毛头嘴里。我母亲觉得她们眨眼间变形的长形奶子是她头一个不想要的。好好的奶子说变就变，变得那么丑，连她们大敞着怀也无妨了。我母亲在她的姐姐和嫂嫂又呆又直的目光里，看见她们的满足：那种对自己的未来完全熟知的满足。她们的未来就像通往井台的那条小路，一共两个弯，三个坎，四个台阶，她们闭着眼都走不错。这是令她们踏实的好事，令她们两眼瞪着二尺远的一处空白心里一个心思也没有；偶然有的个把心思，无非是一个成色好的玉镯，一块杭州绸料，一条南京来的云片糕。等她们把孩子从胸前换到背后，她们便再次大起肚皮来。

    我母亲第二个不要的，就是她们的杭州绸缎小褂，她们的玉镯，以及她们的丈夫或她们的相好。她们的丈夫和相好在我母亲眼里都毫无区别：梳着分头，穿着长衫或短衫，聊天的时候总是每隔几分钟往地上啐一口唾沫。他们还是能让女人们有面子的男人，不必做下田的泥腿子，顶多押车到县城去卖卖茶叶或蚕茧或挂面。

    按主次排下去，我母亲对应家大瓦屋中每样东西都摇头撇嘴，实在看不上。惟有一桩东西，是她在半年前打算离家出走才决定不要的。那是五百两黄金，是应家的头一任家长留下的。那位祖爷爷和我母亲隔着四代，据说没任何人知道他从事什么挣下了家业和那五百两黄金。村里的老人们有见过他到来的模样，他一身洋服很像是借别人的，完全不合身。还戴个不伦不类的礼帽。老人们说他来了不久就买下田亩，盖起房子。应家的人都听我母亲的祖父说，祖爷爷一训话就说他的五百两黄金将落到哪个儿孙手里，要看这些儿孙的出息，更要看他们的孝敬程度。直到祖爷爷咽气，儿孙们没有对他回过嘴的。但祖爷爷咽气是他独自咽的，一早起来儿孙们发现老头儿在自己床上谁也没惊动地走了许久了。他从来没告诉任何一个儿孙，五百两黄金存放在何处。因此，孝期一完，大家便悄悄地行动起来。翻箱倒柜，一寸一寸地敲墙，一块一块地撬铺地的青砖。三年后，大家意识到悄悄分头去寻找，是分散智力，不如让聪明搭起伙来。果然进展出现了：在祖爷爷床板的背面，钉着一个木匣，打开，里面有些洋钞票，还有几张照片。照片上的祖爷爷很年轻，和七八个年轻男人站在一起。那些年轻男人都穿着不合体的洋服，全戴不伦不类的礼帽。应家儿孙们把洋钞票拿到县城银行，鉴定下来说是美国钞票，数额小得不够他们一行人的盘缠。

    那以后应家子孙没有往外搬的，女儿们嫁出门，也常常回来，看看五百两黄金是否有了线索。阴阳先生请了四个，按他们的招数抽干过渠和井，应家的大鱼塘也弄了几回底朝天，一两黄金也没找见。

    我母亲是应家头一个想开的人。她在某一天突然看见三十多口人的一家子全是眼神呆滞，心不在焉，满脸的无所事事，她想，他们此生就剩了一件事的盼头了，就是等着五百两黄金被发现的那一天。我知道我母亲从来就看不起这家里的任何一位男女老少，而她从来没像那个瞬间一样感到恶心。

    她想到曾经在镇上看见的两个姑娘，她俩是镇上医生的女儿。她们给父亲做帮手，戴雪白的口罩，头上顶个馄饨帽。她们进过县城的卫生学校，所有人都叫她俩“卫生小姐”。她们从来不穿绸缎，不穿绣花鞋。总是一身细布旗袍，冬天阴丹蓝、夏天浅蓝。她们从来不戴玉镯耳环，远远走过，人们闻到一股好闻的药水味。人们都说那是“卫生香”。我母亲看见卫生小姐的时候只有十岁。她开始拒绝艳色衣裳就是那年。在她十五岁半冬天的下午，她想，她得放弃那五百两黄金了。我当然清楚，我母亲这只井底之蛙在做这项人生选择时，只有两个参照，一个是等待发掘黄金的三十多个应姓子女半痴呆半瞌睡的面孔，一个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两个卫生小姐。我母亲认为卫生小姐的魅力大过黄金。

    我母亲坐在铅桶底上，屁股硌得生疼。她却一动不动，两个胳膊肘紧紧压住膝上的印花包袱。包袱里的十块光洋，是以这个转折点到广阔无际的未来的惟一保障，是她十六年积攒的压岁钱。她一分钱也没有乱花过。我母亲可以为一个她自己也不认识的野心克己修性，做到极致。我也不知道什么世面也没见过的母亲，从哪里来的坚定信仰——她一定会有一番宏大的女性事业。我不能要求我母亲超越她的局限：凭她自身去成就自身。她能想到的最了不起的事业，就是通过一个男人来成就自身。我来点穿她吧，我母亲在开往南京的长途汽车上一心一意想的，就是去擒一个有大本事的男人。至少像应家祖爷爷那样的男人。她想她要好好擦亮眼睛，吃苦耐劳，忍辱负重，把那男人找到，抓在手心。

    汽车到达南京的时候，天已黑了。所有旅客下车后，老司机说要把我母亲送到家门口。

    我母亲说：“谢谢老师傅，南京我熟得很，丢不掉的。”

    她轻盈地跳下车，在一盏盏路灯和阔叶梧桐之间，时明时暗，走出了老司机的视野。

    我母亲走过街边一家小食铺，铺里一共六张方桌，张张都满，她正要退出去，靠近门的一桌客人叫住她。叫她的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女子。她笑嘻嘻地问我母亲：“你们南京人都爱吃些什么？”

    我母亲看着她，满脸的莫名其妙。

    她见这女子穿件黑白细格子旗袍，淡淡地化着妆。她身后的桌上，是两个和她差不多大的女子，还有个戴着眼镜的男子，口音都有点儿南腔北调。

    穿黑白细格旗袍的女子问我母亲是不是在找座，我母亲点点头。她便拍拍那条长板凳，叫我母亲同他们一块儿坐，顺便告诉她们南京有哪些东西好吃，味道又不怪。

    我母亲把从她父母、叔婶、姑姑姑父那儿听来的食品特产，一五一十告诉了他们。这当中她发现那个戴眼镜的男人瞅着她，觉得她很好玩似的。她看见男子面前摆了一本簿子，半寸厚，是手工用针线钉成的。

    他们按照我母亲的推荐点了菜，请我母亲一块儿吃。我母亲想，跟着他们不花饭钱，说不定住店钱也能省掉。我对我母亲的直觉十分佩服，她和任何人接触，头五分钟就能确定此人将给她多大益处或害处。她立即确定这四位外省人不会给她太大害处。一边吃着饭，我母亲听他们谈着她不懂的事：文明戏、剧本、角色。她在席间也弄清了几个人的姓名。穿黑白细格旗袍的女子姓魏，戴眼镜的男子姓刘。魏小姐不时讲到的事就是“刻钢板”。她很快弄清，所谓“刻钢板”就是写字。

    我母亲突然说：“我会刻钢板。”

    四个人一块儿扭过脸：一小时不到，他们忘了她的存在。

    刘先生说：“你刻过？”

    “嗯。”

    魏小姐指着刘先生说：“当心，他很会剥削人的！”

    刘先生不搭理她，拿出一枝笔，对我母亲说：“来，写几个字给我看看。”

    我母亲从来没见过这种笔，带一个帽子，旋下帽子，笔尖上居然没有毛。但她一点儿也不露她的孤陋寡闻，她不去接笔，对那刘先生说：“你先写几个字，我照着你的字写。”这样一来，我母亲马上看见这杆笔的全部功能：墨原来是装在笔肚里，它自己溢向笔尖，落到纸上。她心里冷冷一笑，原来外面的一切反比家里容易，城里人的事由竟比乡下好混。她一挥而就地写下了几个字。四个人立刻说：“不错不错，蛮像样的行书。”

    刘先生说：“可惜呀，我雇不了你，你要在上海就好了。”

    我母亲说：“你们都是去上海？”

    他们说他们的火车误了点，才给了他们逛南京的机会。

    我母亲说：“好巧啊，我也是去上海。”

    她这个时刻向那位刘先生笑了一下。这种笑很奇怪，只有当事者明白它的真正含义，局外人根本捕捉不住，即便看见它从燃起到熄灭的瞬息，也无法确定它是一个笑。所以我在这儿的意思，就是我母亲对男女间微妙关系的无师自通。假如我现在告诉她：你那是暗送秋波。她一定死不认账：胡说八道，我那时才十六岁，懂什么“暗送秋波”！

    刘先生是这个笑的靶子，当然被击中了。他说：“你去上海做什么？上学？”

    我母亲说：“嗯。”

    “想勤工俭学？”

    我母亲根本不知什么是“勤工俭学”，但刘先生脸上的表情告诉她，它多半不是坏事。她点点头。这样她是留了余地给自己的。

    刘先生说：“真不简单。你多大了？”

    我母亲胆子一乍，说：“我十八岁。”

    魏小姐说：“看上去你只有十三岁！”

    她没看出来，刘先生在听我母亲谎报年龄时，脸色一红，眼睛一亮。我母亲却看见了。她基本上已给刘先生的人格批了分数，他人是不坏的，但本事中等，靠教些课，撰写些文稿、剧本过活，不松也不紧，钱多的时候他爱钱，没钱的时候他爱气节。这样的男人在我母亲的生命中扮些角色，有时还会显得是不可缺少的角色，但不是她的终极目标。她一提当年勇就说：我一个小包袱进大上海，靠过谁呀？她可能主观上并不是存心要靠刘先生，但她一连几十分钟向刘先生发射魅力，刘先生尽管心里有点嘀咕，认为这小姑娘有点来者不善，但他已经死心塌地地要给我母亲舒舒服服靠上来了。

    刘先生为我母亲在上海租了房，领她剪了头发，给她找了大堆的文件来抄写、复写、刻写。即便他明白他上了我母亲一记小当：她在上海根本无学业，他对我母亲的印象毫不受损。那个年代，脱离封建家族，投奔独立自由的女性是受欢迎的，尤其在刘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群落里：独立自由的女性多了，对他们就方便了。要他们去挖那些深宅大院的闺秀出来，第一是费事，第二很可能徒劳。他们对男女关系的新观念，他们向往的新生活方式，建立在社会上飘流的新女性身上。剪了头发，同家里不复来往的我的母亲，很快成了个“密司”，落落大方，同她交往的男士都觉得不费事。她每天天一亮就起床，坐在写字台前一笔一画抄文稿，一坐十二个小时。她的律己，朴素，她的勤劳使刘先生觉得，她是个模范“密司”。

    刘先生和我母亲几乎天天见面。她很清楚他对她怀有希望。我母亲知道，对她怀有希望的男人可不少。但她懂得一个女人在这个时刻一定得好好把握时局，弄得好，所有那些暗怀的希望都可以任她驱使、利用；弄得不好，就会砸锅。包括刘先生在内，所有男士中没有一个完全如她意的。他们都没什么大本事，只能约了去一同看看电影，轧轧马路，使她总有足够的抄写生意。她想，没准哪天这几个男人里就出息出来一个呢。她的方针是，先拿他们将就着，时刻准备发现新目标。

    刘先生写的剧本被拍成了电影，电影打得又很响，一夜间就本事起来，来看我母亲时黄包车也不坐了，坐了部轿车。他告诉我母亲他已经是电影片厂的股东兼副厂长。我母亲随他坐进轿车，脸上虽淡淡的，心里却想：幸亏我没得罪他，帮他维护住了他心里对我的希望。她听他谈笑风生，讲拍片中的荒唐事。我母亲想，原来魏小姐也一夜间成了大明星！她和刘先生工作中往来紧密，只要她同我争，我太不是她的对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