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义

    我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参加了两年文化大革命，后到太行山的一个仅九户人家的小山村插队五年，又到吕梁山的矿区当了四年乡煤矿工人。“四人帮”垮台后，党又给了我上大学的机会。

    有的同志问我写的时候可曾激动，流泪。我回想了一下，没有。大概是因为这一主题在我心中埋藏得太长久了！泪水早不轻洒，激情也化为冷静的仇恨。有的读者看了来信写道：“绞死‘四人帮’！这群（该）杀千刀的刽子手！”——这正是我写作时强压在心底的愤怒的呼号！

    时代告诉了我写什么，但却没告诉我怎样写。“四人帮”搞乱了全部文艺理论。我没存什么创作经验，也不懂文艺理论，但我总觉得要写点真的，要继承源于的我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

    在构思故事情节及人物性格时，直觉立即把我的思绪引向战斗。因为正是在这血与火的陶冶下，人们的热情、勇气和宗教狂热同时升华为最纯净的冰晶。在这里，两者之间的矛盾达到顶点，这种不可调和的尖锐冲突，就形成了强烈的悲剧性。

    当情节大致有了轮廓时，心中孕育己久的卢丹枫的形象也进一步清晰。她的性格、音容笑貌渐渐活跃起来。有人问卢丹枫的原型，回想起来，开始时并没有一个特定的模特儿，但与她相同的姑娘的形象，在我眼前却有一批。我一闭眼，许多女同学在文化大革命中那种圣洁的殉道者的形象立刻浮现出来，勾起我心底阵阵辛酸。热爱生活，忠于革命，为追求真理不惜抛头洒血，这本是我们这一代最可宝贵的品格，但被林彪、“四人帮”导向新宗教，竟酿成一个时代的悲剧。我决心要写好丹枫，让仇恨的火焰烧毁林彪、“四人帮”封建法西斯殿堂，戳穿他们的骗术！直至动笔之后，在丹枫从一批人变为一个人的过程中，我才感到隐隐绰绰地总有一个熟人在我面前，我自觉不自觉地照这个人写。到最后，我终于看清了，她是我一位小学同学。文化革命中，我们是势不两立的两派，同时又是挚友。

    情节和人物在我心中涌动着，但我仍强忍着没有下笔，因为总感到还缺点什么——还没有寻找到一种合宜的气氛？或是缺一个象征物？或是一个“小道具”？美感？——那种焦躁不安的心理，我至今不知该如何表达。一天黄昏，我在校园里散步。离教室不远，一棵火红的枫树吸引了我。我拾起落叶，又摘下枫叶，细细地端详着。最后，我从枝梢上摘下两片并蒂枫叶。一瞬间，题目有了。女主人公姓名有了，个性的象征有了，贯穿全篇的气息和悲剧的标志有了，“小道具”、美感都有了！我激动地回到教室。几个清晨，一稿出来了。

    那个惊心动魄的时代的一个侧面在中再现了。人们的反映如何呢？我迫不及待地把它拿出来：在一个创作会上让它经受批评的风雨。

    有的同志认为我有诬蔑、丑化文化大革命之嫌。有的同志继而提出了典型化问题：是否反映了本质，主流？于是什么“生活的真实”，“历史的真实”，“艺术的真实”，“自然主义”等等都提出来了。作为一名当年的红卫兵，我曾耳闻目睹武斗的惨状。现在，在激烈的争议声中，我一边记录着不同的意见，一边苦苦地思索着。我总觉得：有些同志所说的“历史的真实”，就是以概念化的历史来套真实的历史，“艺术的真实”就是用理想化的生活来粉饰真实的生活，而“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鲁迅）竟被视为“自然主义”！照这种理论，轻轻一句政治术语“社会主义社会难道会出现这种情况吗？”就可以抹掉林彪、“四人帮”横行时人民用血泪写下的无情事实。无产阶级文艺的典型化原则，本来是指导我们更真实、更深刻地反映生活的理论武器，现在却变成了抹灰工手中的抹子，甚而变成了我们某些同志的紧箍咒、杀手锏。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反正是要写真的，决心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原则。我要对得起人民用血泪铸成的历史。

    有的同志认为中没有光明面，太悲、太压抑，调子太低，看不到必胜的未来，给人以鼓舞奋发的力量不够等等。

    在里是有光明面的。这光明就是年轻一代对共产主义伟大真理的热切追求，就是为革命事业敢于舍身赴义的英雄主义精神。这光明与林彪、“四人帮”所设置的宗教骗局的黑暗，正是小说中最尖锐的矛盾。而卢丹枫、李红钢这明丽的青春之火的混灭，正是对这种骗术的最强烈的控诉！他们被极左路线引入歧途，被扼杀了。但林彪、“四人帮”无法扼杀整整一代！

    我以为，这种光明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加的、挂上去的光明的尾巴。恩格斯说：“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许多读者来信中都谈到卢丹枫、李红钢“如果活下来……”，他们看到了主人公性格中被林彪。“四人帮”毒害的一面，更看到了主人公性格中所闪耀的象征着希望的光明。在一九六六——六八年间，这种矛盾的性格无疑将导致悲剧，而尔后历史的进程却显示了相反的方向。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有的读者在来信中谈到：“读完后有一种沉闷、压抑的感觉，觉得使人产生愤怒的心情。”我想这正好说明小说的成功。悲剧当然要悲，我不回避压抑、痛苦。痛苦使人深思，压抑产生反抗。我们需要的是经过读者沉思，然后发肾心底的力量。悲剧的巨大社会意义，不在于灌输虚劲，给人们以光明的安慰、廉价的精神胜利。恰恰相反，它的作用在于促使人们更深刻地去认识产生悲剧的社会根源，由此而激发巨大而深厚的斗争力量。

    发表后，许多热情的读者来信鼓励，鞭策，有的还提出了修改意见，这使我十分感动。还有许多缺陷，如人物个性化还嫌不够，没有地方色彩，还不美，没有音乐感等等。这些缺点不是偶然的，是工夫不深，还有待于长期努力。

    （原载《文汇报》1979年9月6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