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高二?一班风平浪静，而伊娃似乎也无所事事，课间也就听不到有人高声朗读她的大作。就像得到一个不怒自威的暗示，课堂上变得出奇的安静，，就连那种空话连篇，专讲大道理的课，我们都做出了专心致志的样子。于是那上课的老师就得寸进尺，抖出了威风，把阿利正在偷偷翻阅的张柏芝写真集撕了个粉碎。张白痴！那老师一边撕着一边得意洋洋地说，难怪泡中的学生这么喜欢她，白痴，白痴！阿利虎地站了起来，但坐在他后边的陶陶一掌就把他按了下去。在高二?一班，谁都守着一条界限，不要对阿利过分。阿利已经习惯了这条界限，他站起来是因为他不知所措，既愤怒也是很惊恐。老师听到背后风声吃紧，紧走了几步再转过身来，却什么也没有发现。同学们呵呵地笑起来，他想说什么，下课铃已经响了。
后边一节是语文课，踏着铃声进来的却是宋小豆、任主任和蒋副校长。
我们平时都难得看见蒋副校长，因为他的办公室掩藏在校园的最里边，是一幢孤零零的小楼房，楼前楼后都植着肥大的芭蕉，墙上爬满了青色的藤蔓，就像休闲农庄的麻将馆。他矮小、结实，头发长、眉毛也长，而且都已经花白，年龄却才刚刚过了五十，他后背很厉害地驼着，粗短的手指要么夹着一根香烟，要么不停地在梳理着自己的头发。头发上有很多油，这使他的手指也总是油光光的。他看起来总是很倦怠，也就更加有派头，很像从前那个人老心不老的日本首相×××，而不仅仅是我们合格中学的校长，何况还是副校长。不过，是蒋副校长坚持让师生们叫他蒋副校长的，因为自从老校长调到教育局当局长后，他就一直虚位等待着上级派人来。伊娃在一篇题为《副班长》的作文里写到：
“我要是当上了副班长，我就要让同学们叫我伊副班长，而不是伊班长。一个‘副’字叫出了我的谦逊，也叫出了我必欲去之的心头之痛啊。”
我觉得很好笑，这可怜的瘸丫头，装神弄鬼，谁不知道她又在说谁呢？被说的人只有认吃哑巴亏，你难道还能去对号入座吗？
宋小豆站在任主任和蒋副校长的中间，昂着头对同学们说，包京生和语文老师的纠纷已经捅到媒体，晚报、商报和早报的记者都已经来了，电视台的记者正在路上，如果不堵车，半个小时内也会到达。记者提出要采访一些当时正在现场的同学，任主任和蒋副校长全力支持。事情越弄得清楚，越有利于解决问题，也越有利于维护泡中合格学校的声誉。愿意接受记者采访的同学请举手。
我们第一回听到有这种事情，一时又兴奋又不安，鬼鬼祟祟地，你看我、我看你，竟然没有一个人敢接招，教室里安静得真让人害怕。我转头望了一圈，正和阿利的眼睛对了光，我笑着跟他厥了厥嘴巴，可怜的阿利以为我在鼓励他，或者，他也想报复写真集被撕碎的事情吧，要借机跑到记者面前出出气，于是做出心一横的样子，就把手举了起来。但环顾四周，竟没有一个同学响应，吓得阿利赶紧又把手缩了回去。但宋小豆已经微微一笑，点了阿利的名字。阿利的脸都白了，站起来抓耳搔腮，扭扭怩怩了半天，说，报告密斯宋，我肚子痛，要拉屎。
换在平时，早就全班大笑了，但今天是鸦雀无声。宋小豆用英语骂了一句“该死的”，一挥手，阿利就跟一颗子弹似地射了出去。
接着就是令人发窘的冷场。不过，我又想，也可能发窘的只是我一个人吧。站在台上的三个人似乎都很坦然，蒋副校长、任主任、宋小豆，就像在比赛彼此的耐心。台下的同学在打哈欠，悉悉索索地搓手掌，翻书本，老气横秋地长吁短叹。我觉得自己真是无聊，又真是可怜，我最怕尴尬的冷场，总是觉得自己有责任打破冷场，不然，一股气憋在肚皮里难受得不得了。我举起了手，就像战败的士兵终于举起了白旗。你知道，这就是说我投降了，是不是？说实话我真傻，我根本不晓得投降的后果是什么。后来阿利告诉我，那时候全班都在耗内功，结果就数我一个人修为最肤浅。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我吧？
我举起手过了一小会儿，宋小豆才咕哝了一声我的名字，用的英语也可能是汉语，反正发音都是相同的，都带着吃惊和疑惑。她说，“何――凤――？”
任主任的眼睛已经炯炯发亮，她肯定认出了我曾经和她顶撞过，也断定我会站在包京生一边对付她的小侄儿。但是她不能阻止我，就大声重复着我的名字，把宋小豆的疑惑变成了严厉的喝斥：“何凤！何风！！”我这两个字被咬牙重读的时候，就特别接近何风或者何锋。我不知为什么，我喜欢这样被人叫着。当时我真的很得意，我终于打破了死一样的沉寂，还把这个可怜的五十岁女人逼急了。
任主任没有想到，她的喝斥让蒋副校长的眼里也冒出了同样的光芒。蒋副校长再次把我的名字接过去，反复地念叨着，“何风，何凤，何凤，何风……”我们都很少听到他说话，正如我们很少和他见面一样。他总是坐在办公室对着麦克风发号施令，他的声音通过扩音器变得又尖又细，还带着嗡嗡的回音，让人听得心头发慌。当他面对面朝我们念出“何风、何凤”的时候，他的嗓音竟然是浑圆的，有磁性的，而且还是慈祥的。他用粗短的手指梳理着花白的头发，嘴里叨唠着，何凤、何风、何风、何凤……解决师生间的纠纷，就该是和风细雨嘛。你去吧，啊？
任主任点不出自己的名单，但她需要表明自己的立场，她就说，叫班长也去。宋小豆伸手指了指朱朱，你去。任主任对朱朱推出微笑来，还走过去摸了摸她的头，她说，好吧，就你们两个去。见见记者，也长长见识。
但蒋副校长也笑笑，把手一拦，说，宋老师，你也提个人选吧。宋小豆看都不看一眼陶陶，就念出两个字：陶陶。
我、朱朱还有陶陶，慢吞吞地站起来，跟着他们三个人走掉了。我回头看了一眼，可怜这丢下的满堂学生，谁再去理会他们呢？
记者们都在任主任办公室等着，几个人的年纪都小得可怜，男的是小白脸，女的结实得像树墩子。我们进去时，记者们正在打情骂俏，明明已经快到夏天了，一个男记者硬把手伸进女记者的后背“吃冰棍”，女的就嘎嘎直笑，回手抓住男的大腿使劲地拧。可怜的蒋副校长，看见了就像没看见，他拿出涵养来，说记者同志们久等了，今天天气凉快，动一动正好热身子。记者们倒是不惊不诧的样子，自己拉了椅子围过来，掏出笔、本子和窃听器一样的录音机，做出很专业的样子来。我注意看着那个吃冰棍的女记者，她拼命把高腰牛仔下的一摞秋衣往里塞，结果弄成了踌躇满志的孕妇肚。
任主任已经用纸杯给他们泡了茶，蒋副校长又再次给他们斟满了纯净水。宋小豆依然昂着头，看看记者又看看我们，严肃地用英语咕哝了一句，自己翻出来，就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她看着记者，你们随便问。再看看我们，你们也随便答。
我们三个学生坐下来，校方的三个大人却站在我们后边，活像那些港台剧里的保镖，背着手立在主人身后，表情又紧张又警觉。记者们推让一阵，那个吃冰棍的女人就像电视台“跨越东方”的女主持×××，耸耸肩膀，再摊开两个巴掌，率先提了问。我这是第一次和记者面对面，觉得这些可怜的记者确实愚蠢得让人鬼冒火，翻来覆去就会问谁先动手？为什么动手？你觉得老师打学生对不对？除此之外，他们似乎就只能做出高深莫测的沉默来。麦麦德说，对付沉默的办法就是沉默。于是我就闭着嘴巴不说话，都让了朱朱和陶陶去回答。
任主任把一只脚放在我椅子下边的横梁上不停地抖，就像麻将桌上苦撑危局的输家。我妈妈搓麻将最讨厌这种人，把他（她）们的颤抖一概痛斥为“鸡爪疯”。我就知道任主任快不行了，但她还想稳住我，稳住我，她就能和蒋副校长打了个平手。我已经看出点苗头了，蒋副校长要重办她的侄儿，敲山震虎。而她在负隅顽抗，退不得，退一步就山崩地裂。我不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狗屁的恩恩怨怨，我坐在那儿只是觉得十二万分的焦躁。我冷眼看着他们，发现朱朱细声细气，陶陶含糊其辞，说到他妈的紧要处，都老奸巨猾地躲躲闪闪。那吃冰棍的女人很不满意，终于使出了一剑封喉的招式，直接拿笔尖子戳着陶陶的面门问：
说千道万，归根到底一句话，你说，这场斗殴，到底谁对谁错啊？
陶陶涨红了脸和脖子，回头去看宋小豆。宋小豆却不看陶陶，她嘴里飞快地咕哝了一句英语，但并没有译出来。蒋副校长喷出一口烟，对陶陶柔声开导着，斗殴结束以后，——姑且就按记者老师的说法，把它叫做斗殴吧——老师和同学自己是怎么总结的呢？
任主任猛烈地咳了几声嗽，却说不出话来，只是脚上加了劲，在我的椅子下死命地抖。
陶陶就使劲眨了眨眼睛，做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样子，他说，老师说了，包京生再调皮，他还要打。
任主任一脚踢在我的屁股上。隔着一层木板，我也差点被震得跳了起来。不过，我事后想，可怜的我，大概也正想趁此机会跳起来吧，我是快要被他妈的憋爆了。
我说：屁话！
那个吃冰棍的女人吃了一大惊，接着就很老练地点点头，很有耐心地询问我，你认为是谁在说屁话啊？
我不理她，只伸出一跟指头指着陶陶，重复说道，屁话！那个可怜的小任都被打懵了，他说的屁话还能做什么数？
录音机和话筒突然都伸到了我嘴边上，我横手把这些家伙朝边上一荡，我说，包京生肥得像一匹河马，老师撑死了也就是一条野狗，狗急了不过就是跳墙，借给他一百个胆子他也晓得什么东西不敢咬……！我忽然觉得两眼发烫，才看清是强光打在了我的脸上，两台电视摄像机正对着我转呢。我一下子觉得很无聊，就像在草台班子里演了一出破烂戏，我坐下来打死也不再说一句话了。
电视台在当晚就把这条新闻原汁原味地播出了。我没有看到。但才华横溢的伊娃却在她的《大印象》中再现了那个情景，“自从王志文主演《过把瘾》以来，疲倦美就成了女孩子给男人定下的新指针。昨晚何凤的的扮酷，让我们重新找回了王志文本人已经消失的风采。当然，何凤是个女孩，但她不是常常装扮成一个男人么，就像她总想成为何锋一样。她三言两语，颠倒了乾坤，改写了历史，然后对着镜头坐下来，看起来是累垮了，沉默不语，气喘吁吁。其实她心里在笑，她觉得自己的做秀真是帅呆了……”
我真是哭笑不得，我告诉自己，伊娃说的那些屁话我虽然写不出来，倒也在我的预料之中，可我什么时候气喘吁吁了，我怎么又成了王志文了，那是个虚弱得连风都能吹倒的小可怜呢。
更为不妙的是，我在伊娃眼里的“气喘吁吁”，到了宋小豆那儿就成了“气势汹汹”了。第二天朱朱传她的话召我到办公室。朱朱皱紧了小眉头，瞪着我说，事情闹大了。她的样子，是有点怨恨我的。可我想，这有什么办法呢，就连我也常常怨恨自己的啊。我笑笑，我说，小可怜的，帮帮我。我该怎么办呢？
朱朱咬了咬嘴皮，说，这种事情谁敢多嘴多舌。陶陶看起来那么害怕密斯宋，可他也晓得阳奉阴违，遇到关键问题绕道走。只有你多英雄啊……。朱朱说着，脸上浮出冷笑，声音却婆婆妈妈地哽咽起来，她说，我能帮你什么呢？你就把态度放老实些吧。
我记住了朱朱的话。我相信，在我的同学中，朱朱的对我好，是最没有私心的。陶陶对我好，是因为我是他的女朋友；阿利对我好，是因为我常常护着他；陶陶的小兄弟对我好，是因为我把他们当兄弟。只有朱朱的对我好，是不讲条件的，她就是对我好。我想，我是该听听朱朱的话啊。于是我垂着头走进英语老师的办公室，显出有一点悔恨的样子来。
我这是头一回聆听宋小豆的教诲，但奇怪的是，并没有我想象中的声言俱厉，宋小豆甚至表现得比我还要伤感和虚弱。她一边说着话，一边搓着纱巾的下摆。她的纱巾是黑色的，衬托得她的小脸更加的苍白。她看着用石灰水新刷过的墙壁，墙上有一个狗急跳墙的混蛋在上边踏下的脚印。
宋小豆说，我教了这么多年的书，就没一个学生是成器的。学生多么骄傲，密斯宋再是对的也是错的。学生在课堂上闹翻了天，谁把你们压得下去谁就成了乌龟王八蛋！除了密斯宋，谁还在巴心巴肝地教学生？学生受了气，密斯宋撑着；学生反咬一口，伤口还是在密斯宋的身上……
我听得有些懵了，我觉得宋小豆把所有的事情都搞混了，把所有学生都当成了同一个学生，把真相当成了谎言，把谎言当成了诚实，把诚实的人当成了反咬一口的疯狗。宋小豆说，何凤啊，做事情不要那么气势汹汹。梁晨，哦，就是被你们捧成了伊娃的那个女生，她还是说得在理的，你是气势汹汹啊。现在，高二?一班的面子，泡桐树中学的面子，都被你毁了。我的面子，又算什么呢……。宋小豆的脑袋软软地垂下去，靠在一只撑起的拳头上。她的独辫子跟毒蛇似地爬过她浑圆的背脊，闪着黝黑的光芒。她的背脊在令人难过地起伏，她看起来是马上就要哭了。不过我晓得，她不会哭。她要是会哭那才好了，她会哭她就不是宋小豆了。我觉得她的话一点都没有道理，但是，看着她起伏的背脊，我仍然感到自己很可耻，因为我似乎做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嗫嗫嚅嚅地问，密斯宋，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宋小豆缓过气来，先说了一句英语，接着就拿汉语翻出来，她说，亡羊补牢，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我说，就是羊儿跑了，赶紧把牢房修补好。
可怜的宋小豆慢慢把头抬起来，脸上浮出一丝冷冷的笑，她说，把牢房修补好干什么呢？
我本来是吃准了的，现在一下子全乱了。我揣摩着宋小豆的心思，我说，是啊，干什么，干什么呢，是关押那个偷羊的小偷吧？
宋小豆的单眼皮抖了抖，把脸上的假笑全给抖了下去，她说，难怪，伊娃说你最会做秀呢。
我想跟她辩解，我不是做秀，我是真他妈的只懂那么一点点啊；我也讨厌做秀，才把自己穿得像个大男人啊。可我咬紧了我的嘴巴，什么也没有说，可怜的密斯宋！
宋小豆艰难地，也是悲哀地咕哝了一句英语，但没有把它翻译出来。我知道不是“该死的”就是“滚出去”，我就一声不吭地走掉了。
我走回教室，径直走到伊娃的跟前，我说，请你告诉我，亡羊补牢是什么意思呢？伊娃不动声色地瞅着我，鹰勾鼻子很邪气地抽了抽。我晓得她肚子正在倒腾什么话，我抓起她摊在桌上的《大印象》，盯着她的嘴唇，就像在监督她可疑的唇语。我说，你就是在心里骂我一句作秀，我都把它撕个稀巴烂！
朱朱尖叫了一声，扑过来把我抱住。朱朱的尖叫就跟抽搐似的，她从后边抱住我，她柔软的胸脯压住我的背一起一伏。陶陶站在几步之外，双手抄在裤兜里，很平静地观望着。有许多人慢慢围过来，带着嘲讽的表情看着我。对一个才女加瘸子动粗，当然是不得人心的。
不过伊娃倒是一点没生气，她说，我的千金，一凼浑水，你千万别趟。什么亡羊补牢，就是一句屁话、一个马后炮都由它去了。她顺手操起一本课本，可能就是英语书吧，也可能是语文书，她翻到一页有空白的地方，刷刷几笔画了一只猫头鹰，撕下来双手递给我。我接过来看了，那猫头鹰竟留着板寸头、穿着皮夹克，更妙的是它的两只眼睛，横着睁一只，竖着闭一只。我大笑起来，把《大印象》扔给了她。
后来我把猫头鹰送给了朱朱。朱朱抽搭一声，说，可怜的猫头鹰。
我心里发酸，朱朱也知道，这世上是可怜的家伙太多了。
*第四部分
放学出了校门，我正要从背上把校服扒下来，朱朱把我的手拉住了。朱朱说，你要是不去十三根泡桐树，就到我家吃晚饭吧。朱朱的声音有些扭怩，眼皮耷下来，跟洋娃娃似的又长又浓又卷。我回头望望，没有看见陶陶。如果他就在附近，我是可以一眼看到他的。他和我都已经好久没有相互搭理过了，他上课再没有给我扔过纸团子，下课也没有跟我耳语一声到十三根泡桐树等他。